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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的神仙朋友:杭州三茅宁寿观与通玄观

学界对于杭州三茅宁寿观与通玄观也有不少专题讨论。两观都在吴山的七宝山上,都与内侍刘敖有密切关系,汪圣铎先生猜测“或是将宁寿观扩建为通玄观”(《宋代政教关系》224页)。

学界对于杭州三茅宁寿观与通玄观也有不少专题讨论。两观都在吴山的七宝山上,都与内侍刘敖有密切关系,汪圣铎先生猜测“或是将宁寿观扩建为通玄观”(《宋代政教关系》224页)。其实三茅宁寿观在七宝山之巅,通玄观在七宝山东麓,今天杭州仍有两观的重要遗迹。为配合吴山景区三期整治工程,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曾于2008年对三茅宁寿观遗址进行考古清理,现今有一院子作为三茅观遗址景点向游客开放,真正的宋代文物“宋三茅宁寿观尚书省牒碑”摩崖就在不远处。通玄观遗址则在太庙巷7号紫阳小学内,著名的通玄观道教造像是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这两座道观的来历,相关的文献记载并不算少,但有些重要问题并没有讨论清楚。现在有关高宗敕建宁寿观的最重要记载是陆游的《行在宁寿观碑》,这篇文献透露的信息十分丰富。陆游称,因为杭州原来有一个三茅堂,高宗为传承北宋真宗以来的道教传统,所以“赐宁寿观为额”,还任命道士蔡大象、蒙守亮与刘敖来管理该道观——这可能只是表面文章。据刘敖的《创建通玄观碑》,通玄观是因刘敖修道志诚,向宋高宗请求弃官出家而修建的——这恐怕也是掩饰之辞。

杭州吴山宋三茅宁寿观尚书省牒碑

杭州吴山宋三茅宁寿观尚书省牒碑


杭州通玄观造像刘敖像

杭州通玄观造像刘敖像

研究者注意到,宁寿观、通玄观的规格与刘敖的地位都极高。宁寿观收藏七宝即“鸿钟大鼎,华盖宝剑,褚遂良、吴道子之遗迹,卓乎秘府之怪珍也”,所在小山因此称七宝山。刘敖的署衔是“左右街大都道录、少师、赐紫衣真人”,汪圣铎认为刘敖封官少师“是令人怀疑的,因为给道士加授少师这样的世俗高官宋代从未见到”。汪圣铎还注意到通玄观题刻中还有宋高宗赐给刘敖的御制诗,但又说“诗中除赞扬刘敖一心向道外,也顺带赞扬了茅君。但却没有更多地涉及道教。所以,宋高宗与刘敖的交往,对政教关系的影响很是有限”。

其实刘敖的“少师”官衔及御制诗足以说明通玄观对于宋高宗意义重大,不应轻易放过。谢一峰的博士论文注意到通玄观与御制诗出现于绍兴三十年前后,时值完颜亮侵宋,因此认为“忆昔长江阻飓风,于今神马又成龙。炎兴指日中原复,剩是茅君翊翼功”的诗句显示出这时宋高宗非同寻常的政治立场:

在高宗赐予刘能真的这首七言绝句中,我们看到的却并非屈己求和之声,而是一种坚定的“战意”。又将此诗与前述之通元观的建成时间相系,则已非常明显地指向高宗末年宋金和战进程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即是金正隆六年、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海陵王完颜亮的南侵。

谢一峰注意到完颜亮侵宋的历史背景其实非常重要,但以此解释御制诗未必准确,至少没有关照到诗中“忆昔”及“茅君翊翼功”的说法。事实上绍兴三十年前后的宋高宗早已丧失了收复中原的雄心,但将宋高宗的三茅真君崇拜与金军南侵联系起来应该是有道理的,因为陆游的《行在宁寿观碑》中也有“扶卫社稷,安镇夷夏”的说法。而高宗赐封宁寿观是在绍兴二十年,此前一年完颜亮金主亶自立,绍兴二十年有施全刺秦桧未成及完颜亮大杀宗室的事件。联系到宁寿、通玄两观都是完颜亮妄言的“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之上,就更有理由把完颜亮南侵与吴山上的奉祀三茅真君的道观联系起来。

但三茅真君与金军南侵如何联系起来呢,这就需要从御制诗提及的时间点去理解了。“忆昔长江阻飓风,于今神马又成龙”,“长江阻飓风”是高宗“忆昔”的情景,应该是年代久远而且高宗亲历的事件,而不是指通玄观兴建时的完颜亮南侵及败亡事件。那么高宗在追忆什么呢?御制诗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似乎是在称赞刘敖诚心修道,但最后一句指出了一个更加具体的时间点——“辛勤三十载,羡尔道心淳”。此语应该是高宗向刘敖感叹自己辛勤三十载所得成就,还不如刘敖弃家修道令人羡慕,这一方面可能联想到高宗在完颜亮侵宋失败后开始考虑退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与刘敖可能已经相识、交往三十年之久。

那么三十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三十年前其实是建炎三年高宗从扬州仓皇渡江逃往镇江的时候。从这个时间点来理解“忆昔长江阻飓风,于今神马又成龙”,就是指当年金人抵达扬州后无以渡江,“炎兴指日中原复,剩是茅君翊翼功”当指这一年高宗还曾驻跸江宁做出北伐的姿态。

杭州“吴山第一峰”摩崖

杭州“吴山第一峰”摩崖

问题“忆昔长江阻飓风”能与刘敖、通玄观、三茅真君发生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答案其实就写在陆游的《行在宁寿观碑》中:

鸿钟大鼎,华盖宝剑,褚遂良、吴道子之遗迹,卓乎秘府之怪珍也。荣光异气,夜烛天半,所以扶卫社稷,安镇夷夏者,于是乎在,非他宫馆坛宇可得而比。永惟我高宗皇帝,实与三茅君,自浑沌溟涬开辟之初,赤明龙汉浩劫之前,俱以愿力,应世济民。虽时有古今,迹有显晦,其受命上帝以福天下,则合若符券。及夫风御上宾,威神在天,与三十六帝翱翔太虚,三茅君亦与焉。时临熙坛,顾享明荐,用敷佑于我圣子神孙,降福发祥,时万时亿,呜呼休哉!某既述观之所由兴,且系之以铭,曰:

炎祚中否开真人,以大誓愿济下民,左右虚皇友三真,坐令化国风俗淳。乃营斯宫示宿因,丹碧岌嶪天与邻,神君龙虎呵重闉,鲸钟横撞震无垠,锦旛宝盖高嶙峋,天华龙烛昼夜陈。历载九九符尧仁,超然脱屣侍帝晨,遗泽渗漉万宇均,岁丰兵偃无吟呻。咨尔众士严冠巾,以道之真治子身,服膺圣训常如新,冲霄往从龙车尘。

陆游说宁寿观中藏有“鸿钟大鼎,华盖宝剑,褚遂良、吴道子之遗迹,卓乎秘府之怪珍也”,是因为这座宫观可以“扶卫社稷,安镇夷夏”,“非他宫馆坛宇可得而比”。但为什么宁寿观会有此奇功呢?陆游下一句就给出了非常惊人的解释,他说宋高宗“左右虚皇友三真”,与三茅真君其实是仙侣道友的关系,他们在宇宙初开时就已经立下了“应世济民”的宏愿,宋高宗未下凡时在天界一同“翱翔太虚”的“三十六帝”中就有三茅真君。铭文中还有“乃营斯宫示宿因”一句,意思是宁寿观或通玄观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宣示高宗与三茅真君作为仙侣道友的前世因缘。

如果高宗的三茅真君崇拜与建炎三年的扬州渡江有关,那么合理的解释就是他渡江后又从镇江行至常州,途中理应经过茅山并向三茅真君祈祷。联想到杭州的半山娘娘庙、崔府君庙都与高宗逃亡有关,可以想象高宗曾在杭州为佑护他逃亡的神明与凡人系统建庙以感恩祈祷,这就为宁寿观与通玄观的来历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至于内侍刘敖,很可能是建炎三年在茅山附近遇见从镇江逃亡常州的高宗,因在战乱中走投无路而选择净身入宫。

杭州通玄观造像三茅真君像

杭州通玄观造像三茅真君像

以上的一系列猜想,似乎可以解释杭州三茅宁寿观与通玄观的来历以及高宗的御制诗、刘敖的飞黄腾达、陆游的碑记。同样重要的是,虽然经过了靖康之难,在复杂的政局演变中高宗也已宣称“最爱元祐”而彻底否定了徽宗朝的政治路线,但陆游的《行在宁寿观碑》显示高宗并没有放弃其父徽宗的神仙皇帝的思想。只是由于政治文化的变迁,高宗不敢将这种思想大肆宣扬,只能通过一位内侍来构建自己的神仙身份。

另一个应该引起特别注意的是,陆游的《行在宁寿观碑》并非一篇游记,而是受“知观事冲素大师邵君道俊始砻石来请某为文”。陆游当时并不在杭州,他与宁寿观、通玄观似乎没有特别的关系。只是因为陆游是高宗朝的进士,有责任为高宗撰写这篇观碑,“某实绍兴朝士,屡得对行殿,同时廷臣,零落殆尽,某适后死,获以草野之文,登载盛事,顾不幸欤”。问题是冲素大师绍道俊请陆游撰写碑文的时间点非常特殊,那是绍熙五年六月——这时孝宗刚刚去世,朝中正在经历光宗拒绝为孝宗主丧的重大政治危机,同时也是宗室大臣赵汝愚策划绍熙政变的前夕。

茅山崇禧万寿宫

茅山崇禧万寿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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