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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怡芬《离觞》:把舟山一万多个家庭的愁绪写进小说

东武望馀杭。云海天涯两杳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 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

东武望馀杭。云海天涯两杳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 

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今夜送归灯火冷,河塘。堕泪羊公却姓杨。

这是苏轼与友人的惜别之作,“醉笑陪公”“痛饮别有肠”似乎一直是专属于男性世界的豪情,被折叠在历史中的女性常常凄然黯淡。太平年代,“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女性世界是一种安稳和归属;而逢上乱离,男性还有铁马金戈、“当年万里觅封侯”的指望,女性则更加飘萍般了无依傍、漫漶在一种无从提起的怅然愁绪中。

《离觞》故事的地点落在作家杨怡芬故乡舟山,时间则是1949到1950年,彼时舟山地区的军民们看到国民党军队逐渐溃败,处在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庞大动荡感中。一贯是主角的男性群体被置换为女性——作者开篇即将几位女主角“和盘托出”。

这些女性年龄、身份、性格都不同,但无一例外地在艰难处境中小心经营自己的人生——或操持一份事业、或执着于一段感情、或顾全一个家庭,每一位女性都自有其一份独特的坚定。

最近,澎湃新闻专访了作者杨怡芬。

杨怡芬

杨怡芬

澎湃新闻:起初读《离觞》让我想起一个日本电影叫《小小的家》,这个电影呈现的就是二战期间,日本在侵华、在疯狂投入战争时,日本家庭大部分时间仍旧是有条不紊地、和平的状态,很有“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意味。《离觞》写特定历史年代,但是投入更多笔墨在社会和生活。为什么《离觞》选择了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个特定年代对于你、或者对于《离觞》这个文本有怎样的吸引力?

杨怡芬:只要战火没烧到家门口,日常生活就会照常展开。人总是要吃饭穿衣,即便在身处战争中,他一样也有自己的日常生活。严肃的小说,就是努力来展示“生活本来如此”。我想,我写的,也还算是这一类。

在我的小说里,在那段新旧交替时期,战火还没有直接烧到家门口的情况下,人物们的日常生活在如常展开。把战争比作一幢高大建筑的话,我的小说是这建筑的阴影部分。我不是正面写战争的。

《小小的家》剧照

《小小的家》剧照

澎湃新闻:这个特定年代对于你、或者对于《离觞》这个文本的吸引力是怎样的?

杨怡芬:《离觞》写的是1949年春天到1950年春天的事情,这个历史节点,对舟山来说非常特殊。舟山背靠杭州湾,面向太平洋,对陆地来说,它是末端;从海洋眺望陆地,它就是门户。对于“末端”而言,它经常被忽视,而1949年的春天,它被推到了战争的前台。百万雄师过长江之后,从江浙沪败退的十万余海陆空三军都到了舟山,还有一些平民也到了舟山,想以此为跳板去台湾。那时候,舟山就暂时成了对方的一个“安全岛”,因此,舟山迎来了一段畸形的繁荣期,也遭受了非常大的创伤——国民党撤走时,抓走了本地一万多壮丁,多少家庭一夜破碎。我奶奶的弟弟,也在其中。其中之痛,我感同身受。我是舟山土著,这段新旧交替的历史,对我很有吸引力,很自然,我把它给了《离觞》做故事发生的背景。

澎湃新闻:在你的故事中,两军对垒的战争描述比较少,而是转入到对几位女性、几个家庭的写作。这种动荡时局在你的文本中是一个故事背景,是一种飘摇不定的氛围、还是一种宿命的深刻?您怎样处理这种“时代落在个人头上”的离乱或者不安定感?

杨怡芬:我写的是战争的阴影。飘摇不定是离人的情绪底色。《离觞》这小说里,几乎每一页都有战争,在闲聊当中,在收音机里,在街上的士兵身上,在东岳宫的伤兵那里。抬头看天上有战斗机,码头上停着战舰,战争如尘埃一样,实实在在落进日常生活,个人仍在努力进行正常的生活,但生活已经很难正常,米贵得惊人,日常生活已经日益艰难,普通人仍想挣扎着在不安定中求一份安定。

澎湃新闻:《离觞》中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女性主体和女性意识,但是每个人也有各自独特的人生轨迹。有一个疑问是,你写作时为什么将开篇那个干练的、总是着男装、有一些觉醒意识的宋安华委身于宋以文,感觉是“娜拉出走以后”又走了古代中国一夫多妻的老路,倒是原配秦怡莲显示出一些现代女性的落落大方和精明能干。

杨怡芬:宋安华的选择,好多读者会感到疑惑,也有读者说,她最后的选择还是在她的人设里。这里,我想扯开去,说一下小说的完成度。简略说,就是作者将小说写到能逻辑自洽,人物情感已有自在自为的发展,整体结构也足够承托住整个故事,这小说和小说里的人物,就算完成了。怎么解读,那时读者的事情,和作者,没有很大关系。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把对人物的解读这样的事情,交给读者吧。

但我同时也是自己小说的读者,宋安华是个有经济基础撑腰的富家女子,她骄傲到只认自己内心的感觉。但对世俗的看法,她不在乎,她是任性的,她所拥有的,是她的社会基础给她的。但只要她的金钥匙还含在嘴里,她就可以这样做,她在小说中并没有接受姨太太的身份。对于社会规则,宋安华是俯视的。

宋以文的妻子秦怡莲所拥有的,都是她自己争取来的,除了婚姻是大人给的,这是当时的时代局限,其余的,都是她自己努力为这个“家”在争取。她起初是依附于家庭的,直到她自己独立去开个米店——其实这在当时是个壮举,她开始了半独立之路,等她确定能靠自己,她才敢带着女儿走,主动拆了这个她为之奋斗的完整的家——这一点,也是壮举。她是个勇敢的女人,她从传统走来,却又是反传统的,也就是说,具有现代性。秦怡莲是温州女人,她以一女子之身,从温州到重庆,再到杭州,到舟山,她接着到台湾,到香港。我想,某一天,她又会回来。我认识的很多温州女人,大抵都比较传统,落落大方又精明能干,无论到哪里,她们都能让自己扎根。我很佩服她们这一点,所以,秦怡莲就承载了我的这些感佩。

澎湃新闻:在塑造故事中的几位重要的女性:宋安华、李丽云、潘绮珍、秦怡莲,几乎是“全女班”,为什么会更加关注特殊时代的这样一个女性群体?

杨怡芬:虽然说小说中的男性人物,首先是来完成他身负的叙述功能——他们要来侧面呈现旧秩序是如何崩塌的。在小说里,宋以文负责叙述海军的战斗力是如何崩塌的,王天锡和刘仲瑞负责叙述空军如何轰炸宁波和上海等长三角地区,郑景润负责叙述金融改革的步步失败。但我也尽量给他们血肉之躯,他们如果站立不起来,我的女人们就没法和他们演对手戏了。

我重点想要说的是女人,如何在自己的时代局限里,挣扎着走出一条独立之路,这独立包括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独立。女性独立主题是永恒的,这个特殊的时代,只不过是她们活动的一个舞台。在这样的时刻,逼迫她们做出更清醒和决绝的选择,只有最大程度上地靠自己。完全的独立,她们那个时候,很难做到。因为社会给她们提供的舞台太小了。

澎湃新闻:其实刚一看到空军刘仲瑞,就很容易想到他的结局,这个群体在各种题材中经常被描述,比如白先勇后来被改编成电视剧的《一把青》,还有之前一些纪录片,你怎样看待刘仲瑞这样一个青年空军群体的命运及这个群体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杨怡芬:这个刘仲瑞身负的叙述功能,他是来展示战争之残酷的。每个人物都有前传,刘仲瑞带的光芒多一些。《一把青》,我读过小说,也看过电视剧,很感动,但这些都是在抗战背景中的。在抗战中,他们是一群为国捐躯的飞在蓝天上的英雄,在内战中,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在内战中所受的精神煎熬,可以想见。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飞行员驾驶飞机回归大陆。我塑造的刘仲瑞,他承载着我对于“家”和“国”的思考,对于战争的思考,还有对和平的渴望。并不是所有的在战争中的人都会思考,更多的人是服从,是随波逐流。

《一把青》剧照

《一把青》剧照

澎湃新闻:因为你本身就是舟山人,《离觞》这个题在你心里酝酿了很久,是你一直关注的选题。这段历史对于舟山人、对于你、并在塑造后来的舟山人地域性格是否有特别的意义?

杨怡芬:那段历史直接造成了舟山本土一万多个家庭的破碎。1987年11月2日,台湾红十字会开始受理回大陆探亲的人员登记,这一万多人中,还幸运活着的就开始陆续回来探亲,有些人叶落归根,在舟山定居下来。我奶奶只要听闻有老兵回来,她都要跑去打听她的弟弟,他叫柴连忠,十多岁被抓壮丁走的,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我亲眼看过奶奶的失落和心疼,我无能为力,成为我的一个心结。不久,奶奶去世了。舟山人对那段抓壮丁的历史念念不忘,但此类文学作品并不多。那段历史,太短了,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次强台风,它不能对舟山人的地域性格起塑造作用,它只是改变了一万多个家庭的人生走向。

澎湃新闻:《离觞》中很多关于真实历史背景,比如你着墨很多的历史细节银元券、金银和美金的兑换,为什么你多次提及这个细节?

杨怡芬:《离觞》有扎实的历史背景,从市政、民生到学校所在、军队驻地,甚至学校里学什么功课,我都做过考证。在这个有关金融的叙述线,是郑景润负责的。在小说中,他和李丽云来谈恋爱倒是其次,他最重要的功能是展示国民党政府金融改革溃败,以及当时有钱阶层怎样把钱曲线汇出国去。如果撇开那些恋爱故事,你会看到另一个潜藏的文本。这也许跟我从事经济工作有关。金融仗,比战场上的战争,更和普通民众有关。经济败,民心失,国民党金融大败,民心尽失,在战场上就兵败如山倒了。

澎湃新闻:你在后记中写到“史料是一个大坑”,《离觞》的写作主要需要参考哪些史料?

杨怡芬:我需要知道当时的战局,从全世界到全中国到江浙沪,我得心里有数;我需要知道当时定海城里、城外人们的日常生活,怎么去上海和宁波。小的方面,我需要知道四时节气,当时某个战争节点的天气,知道城中都有些什么生意,学校里教什么功课唱什么歌;我还需要知道郑景润的专业金融知识,知道宋舰长的舰艇生活,知道岛内的战备工作。这些资料,一部分从公开出版的书中来,一部分从网络上搜索得来,一部分是当地的文史资料。这个过程,很痛苦,但也许值得。我的《离觞》是一本背景扎实的书,其中提到的哪怕某个小细节,我都尽力查证了。

澎湃新闻:《离觞》被讨论较多的是你写作时那种洗练紧凑的语言,之前你关注过哪些作家作品,怎样培养自己这种语言感觉?

杨怡芬:其实我是个写作二十年的“老”作家了。这二十年,我一直在《人民文学》《十月》《花城》等文学期刊上发表中短篇小说,我写得不多,但我一直在文学现场。长篇小说更具大众传播性,这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因此,我显得更像个新手。在长篇的结构和节奏方面,我是新手,但对于语言的磨练,我已经进行了二十年,说不清关注过哪些作家了。说到语言的感觉,《离觞》使用的,是和它的文本相适应的“语言”,我写别的题材小说,会尝试用更匹配的语调。我是个老作家,我有自己的“语言库”了。持续写作,会让作家拥有对使用叙述语言的自信。

杨怡芬为浙江舟山人。2002年开始小说创作,200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人民文学》《十月》《花城》等期刊发表近百万字,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披肩》《追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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