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引驰：《庄子》中的庄子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引驰

庄子生活的年代，大约是战国后期，准确的年月无法认定。学者们按照《史记》中记述的“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辞楚威王之聘的线索，以及《庄子》书中涉及的人与事的时间，作出了种种推考，皆不能一致；不过，大抵是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至公元前三世纪前叶。

作为道家的代表人物，早期的老子和庄子，与儒家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不同，他们的生平事迹很不清楚，弟子也没有那么显赫——虽然我们从《庄子》的《山木》《列御寇》等篇知道，至少庄子也是有弟子的。弟子不是那么有名，自然没有编纂《论语》或者退而与弟子著《孟子》那样的事了。老子的事迹，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已经不能很分明；而《史记》记述的庄子，除司马迁的评说之外，真实的生平事件其实就是《庄子》的《列御寇》和《秋水》里面曾记载的“辞相”而已。所以，如果一定要说庄子的生平事迹，其实最重要的资料来源还是《庄子》一书。

不过，《庄子》里的庄子事迹，是否一定就是实录呢？应该说，其中有庄子本人生活的影子，但似乎又不是完全真实的纪事。玩味这些有趣的故事，庄子将自己投入其中，很有寓言的味道。

首先，庄子无疑始终处于贫困之中。有时，他甚至需要向人求贷以维持生计：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耶？’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外物》）

监河侯的推托令庄子很是恼怒，这可想而知，不过他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而是讲了一个故事，生动传达了自己的意思。如果熟悉《庄子》，即刻就可以辨认出这是他一贯的言谈、行文的风格，即所谓“寓言”——“藉外论之”。《逍遥游》以鲲鹏始，《秋水》以河伯遇北海若始，都是这样的“寓言”方式。

据《史记》的记载，庄子担任过漆园吏，不过，在《庄子》中倒记着他倚凭织屦为生：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列御寇》）

织屦显然不算好生计，所以“处穷闾厄巷”而“槁项黄馘”。

因为贫穷、困窘，不仅形象和住处很糟，服饰自然也不会好，庄子穿的是破衣烂衫：

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絜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王独不见夫腾猿乎？其得楠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山木》）

所谓“大布”就是粗布，不仅粗布而且还打了补丁，就这么去见魏王了：这或者是因为庄子实在没有更好的衣服可以多少装饰一下了，或者他根本就不拿见魏王这件事当回事儿，当然更好的理解是两者兼而有之吧。虽然从这些情形，可以清楚地看出庄子过着困窘不堪的生活，然而他未尝丧失自己的生活尊严，而且对有损有辱自己的言行丝毫不假辞色。曹商为宋出使秦国荣归后的得意，受到庄子无情而苛狠的讽刺，他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当时往来各国的士人最高的理想不过就是“说人主”而“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其品质被贬抑得不能再低下了。而对魏王所形容的“惫”，庄子坚持说自己这般形象只是因为“贫”即贫穷，他将“惫”界定为“士有道德不能行”，说处在“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那是不可能的事——细细玩味，似乎庄子有些自相矛盾，先前他一口否定了自己是“惫”，而这里却又说处今日之世难逃于“惫”。不过，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庄子最后一转骂得痛快骂得爽，这是最要紧的：这不仅为自己无论是“贫”还是“惫”作了彻底的辩护，而且毫不客气地将魏王之类都骂进了，“昏上”还不直接刺激吗？最后还提出了一个历史上著名的忠臣比干，剖他心的是人人皆知的昏暴之君商纣！骂国君到这地步还能设想更上层楼吗？

庄子对于他所不屑的人物，绝不宽贷，那是一贯的；即使是他的朋友，比如惠施：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类似的故事还有见于《淮南子·齐俗训》的一个：“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余鱼。”惠施其实不仅善于口辩而已，他在魏国任事还是很有作为的，从世俗的角度不妨说颇为成功，内政方面如《吕氏春秋·淫辞》记：“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至于外交，则《战国策·楚策》载：“五国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然而，即使是朋友，即使他获得了相当的成就，庄子仍然坚持自己的态度，将魏国比拟为“腐鼠”，而将惠子比拟作守护“腐鼠”的“鸱”，也实在是贬抑至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庄子对于魏王、曹商乃至惠子所悠游其中的世俗世界，持强烈的抵拒姿态，甚至可以说是傲慢过度，或曰其傲在骨。但这不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故作姿态的反激表现。庄子本人也曾有机会进入世俗的名利场，但他断然拒绝了：

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列御寇》）

这事在《庄子》中还保存了略有不同的记述，见于《秋水》：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结合这两段记叙，庄子拒绝的理由很明白：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进入世俗的官场、名利世界，从根本上违逆了他的生活信念。他不要那些种种的外在荣饰及身后的显贵，他所希望的只是自由自在的生。在“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世》）的时代里面，“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要求得安然的生都是那么不容易的事，为什么还要投入充满危险的境地呢？说庄子逃遁规避也好，说他高蹈超越也好，关键在于他坚持了自己的生活信念；一切违反这一信念的行为，即使是举世醉心向慕的，也将不顾而放弃。生命中的追求或许可以出自冲动，而放弃一定是理智省思的结果。

庄子辞相算是他全部生活中最有名的一件事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述庄子的传记中，实在的事迹其实只有这一件，而看得出来，司马迁的记述是错综《庄子》中的两处记载而成的：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这里，明确点出聘请庄子的楚国国王是楚威王，从年代上看，大抵相合。不过，即使对这一有多种文献记载的庄子事迹，也有人提出质疑：

楚聘庄周为相，愚按史无其事，而列御寇、子华子凡方外横议之士，多自夸时君聘我为相而逃之。其为寓言未可知。又时君尚攻战权术，未必有礼聘岩穴之事。虽孟子于梁、齐，亦闻其好士而往说之，非聘也。纵其聘之，何至预名为相而聘之？（宋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四）

如果作为严格的史实加以真实性的考究，庄子辞相的事或许确实有许多可以推敲、质疑的地方。不过，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作为寓言，它在事实上的真实性或许不必苛求，重要的是它真切地体现了庄子的精神取向，他是一个在污浊的世间坚持自己生活信念的人，他是能够超越当下的世俗攀求而守护自己本来生命的人。对此，“辞相”不是一个极好的呈现吗？在对这一意义的呈现中，“辞相”还不够真实吗？

最后，应该提出，庄子并非一个仅仅对现实持严厉态度的人，他有自己的生活世界，其中最大的乐趣就是与人们展开情智兼具的论辩，而他最好的辩友应该就是他曾严加讥讽的惠施：《逍遥游》《德充符》《秋水》篇的最后，都记载了庄子和惠子之间的辩说。虽然似乎庄子对惠施的观点很不以为然，批判的时候毫不留情，但庄子对惠施确实抱有深切的情谊：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徐无鬼》）

这里面透着真正的、深刻的同情和悲哀。

本文节选自《庄子讲义》第一章第二节，陈引驰著，中华书局2021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