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石对周边形势的战略洞察力

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华诞。一千年来，围绕王安石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伟人”还是招致“靖康之祸”的祸首？他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千年王安石”专题，邀请多位宋史学者从政治、文学、哲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王荆公的面貌，以飨读者。

洞察力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具有的基本能力之一，是指一个人透过现象看本质、见微知著并预判未来的能力。对于身负国家兴衰存亡巨责大任的政治家来说，深远的战略洞察力尤其重要，“为天下决非所见浅近之人能致安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八，以下简称《长编》）王安石（1021-1086）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有深刻见解和主张，显示了他的战略洞察力。本文拟对其对周边形势方面的洞察力做些探讨。

在王安石生活和执政的北宋中期，北宋政府面临的周边形势，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契丹辽国，二是西夏，三是熙河少数民族地区，四是交趾（又作交阯）。

第一，对周边形势的基本判断。熙宁五年（1072）四月，王安石与宋神宗有如下对话：

王安石又为上言：“边事寻当帖息，正宜讨论大计。如疆场尺寸之地，不足校计。要当有以兼制夷狄，乃称天所以畀付陛下之意。今中国地广民众，无纤芥之患，四夷皆衰弱。陛下聪明齐圣，忧勤恭俭，欲调一天下、兼制夷狄，极不难，要讨论大计而已。”上曰：“诚如此。夷狄非难兼制，但朝廷事未成次第，今欲收功于夷狄，即粮不足，兵亦不足，又无将帅。”安石曰：“此皆非方论王安石对周边形势的战略洞察力今之患也。陛下诚思柴世宗及太祖时，边鄙兵孰多于今？粮孰多于今？今粮不足，但以未急故耳。若急须粮，多转钱帛厚价收籴，何患粮不足。募兵既多，百姓又极众，如何却患兵少？自古兴王，皆起于穷困寡弱之中而能为富强众大，若待富强众大后可以有为，即古无兴王矣。方今之患，非兵粮少，亦非无将帅也。若陛下能考核事情，使君子甘自竭力，小人革面不敢为欺，即陛下无为而不成，调一天下、兼制夷狄，何难之有！”上大悦。（《长编》卷二三二）

三个月后，王安石对宋神宗说：“臣窃观方今四夷，南方事不足计议，惟西方宜悉意经略。方其国弱主幼，又无纪律，时不可失。经略西方则当善遇北方，勿使其有疑心，缘四夷中强大未易兼制者，惟北方而已。臣愿陛下于薄物细故，勿与之校，务厚加恩礼，谨守誓约而已……粮不足，非所恤也，要在陛下。陛下内不知群臣情伪，故将帅莫肯一心趋陛下所欲为，而敌国情伪亦为异论所蔽，如此则虽粮多，岂能胜敌？”（《长编》卷二三六）同年九月，王安石又对宋神宗说：“秦、汉以来，中国人众、地垦辟未有如今日。四夷皆衰弱，数百年来，未有如今日。天其或者以中国久为夷狄所侮，方授陛下以兼制遐荒、安强中国之事。天锡陛下聪明非不过人，但陛下用之于丛脞，而不用于帝王大略，此所以未能济大功业也。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小人所知浅近必不能，济国家须君子。臣以谓陛下待君子当使之无所嫌疑，得自竭尽，乃能济国事。”（《长编》卷二三八）

综合各种史料来看，上述谈话，代表了王安石对当时周边形势的基本判断和主张。其要点有五。其一，“四夷皆衰弱”，周围的各个政权与宋朝相比、与过去相比，都处于衰弱状态。因此，他多次指出不必害怕契丹，不必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更不必害怕西部、南部的政权。其二，宋朝皇帝英明，地大物博、人众民多，有条件大有作为统一天下。其三，要谋划大计，不必费心劳神去计较小事。他认为：“且胜夷狄，只在闲暇时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虚辞伪事，不足为也。”（《长编》卷二二〇）他多次批评宋神宗忙碌于小事小节而忽略大事大计。其四，当务之急是对付西方的熙河与西夏，先暂时稳住北方的契丹。等解决西方后，再对付北方契丹。其五，根本问题在于皇帝陛下要考辨真伪，激励君子、抑制小人。对于这个根本问题，他后来还多次加以强调和劝勉。

需要在此说明的是，北宋中期有上述看法和主张的官员不止王安石一个，但谈论较多、坚决贯彻的则首推王安石。这五个看法和主张，是一个紧密连结、不可分割的整体，也可以说是一种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张。王安石特别强调顾大局，谋大计；特别强调君主的根本作用。

第二，对契丹辽国及其双边外交的判断和主张。自916年契丹建国后，辽国就是北方最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对周围的包括五代和北宋的各个地区形成巨大威胁。宋太宗两次北伐惨败后，宋朝处于被动挨打的明显劣势。1004年“澶渊之盟”，双方停战，约为兄弟之国，但前提是宋朝每年向辽提供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趁西夏崛起、西北吃紧之机，契丹向北宋进行战争恫吓、敲诈勒索，北宋被迫再每年增加岁币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王安石认为：“此乃臣之所耻。”（《长编》卷二三七）早在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他就在《万言书》中说宋朝“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换言之，宋朝惧怕契丹。宋神宗登基后，起用王安石主持国政，两人都想通过改革变法以富国强兵，收复失地，恢复汉唐旧疆。但在具体的对待契丹问题上，宋神宗一直怀有畏惧心理，王安石则展现出了超过宋神宗和一般官员的深刻洞察力。在王安石执政时，辽宋双方发生过两次纠纷，第一次是1072-1073年的河北“界河”纠纷，第二次是1074-1076年的河东“划界”纠纷。关于王安石的对辽看法和主张、特别是对这两次纠纷的看法和主张，陶晋生先生在《王安石的对辽外交政策》中已做专门研究论述。（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在此，从战略洞察力角度再做探讨。

（熙宁七年三月）辽主遣林牙兴复军节度使萧禧来致书，见于崇政殿。…王安石曰：“敌情诚难知。然契丹果如此，非得计，恐不至此。此不过以我用兵于他夷，或渐见轻侮，故生事遣使，示存旧态而已。既示存旧态而已，则必不敢大段非理干求，亦虑激成我怒，别致衅隙也。”禧书未拆，上犹以为疑，安石谓必无它，或是争河东疆界耳。及拆书果然……”（《长编》卷二五一）

在契丹特使来到之前，宋朝上下、包括宋神宗等人就开始高度紧张惊慌起来。“上谓安石曰：‘契丹若坚要两属地，奈何？’安石曰：‘若如此，即不可许。’上曰：‘不已奈何？’安石曰：‘不已亦未须力争，但遣使徐以道理与之辩而已。’上曰：‘若遽交兵奈何？’安石曰：‘必不至如此。’上曰：‘然则奈何？’安石曰：‘以人情计之，不宜便至如此，契丹亦人尔。’冯京以为我理未尝不直，上曰：‘江南李氏何尝理曲，为太祖所灭。’安石曰：‘今地非不广，人非不众，财谷非少，若与柴世宗、太宗（祖）同道，即何至为李氏？若独与李氏同忧，即必是计议国事犹有未尽尔，不然即以今日土地、人民、财力，无畏契丹之理。’”（《长编》卷二五〇）从中可以看到，宋神宗对契丹畏惧、忧虑到何等程度，而王安石却相当自信。不仅宋神宗，“契丹才有泛使，士大夫已汹汹”。“上召对辅臣于天章阁，以谍报契丹欲复求关南地也。王安石曰：‘此事恐无，纵有之亦不足深致圣虑。’上曰：‘今河北都无备，奈何？’安石曰：‘其使来果出此，徐遣使以理应之；若又不已，亦勿深拒，但再遣使议，要须一年以上，足可为备。’”（《长编》卷二五〇）辽使萧禧来到宋朝拿出国书后，果然如王安石所料，并非为了再次争取关南地，只是想厘清河东路边境有争议之地等小事。这次事件，比较充分地显示出王安石对宋辽外交关系演变的卓越洞察力。

第三，对西夏、熙河及其双边关系的认识和主张。西夏地区原本隶属于北宋。但因宋朝处置失误，该地区从宋太宗时期逐渐走上独立之路，在宋仁宗时期多次打败宋军，给北宋的西北地区造成巨大威胁和压力。到宋神宗在位时期，西夏已经处于相对的弱势、守势。（参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王安石对西夏及其双边关系的基本看法和主张是，西夏可以平定，但宋朝需要做好两方面的装备。一方面，开拓熙河，首先占领西夏南部的吐蕃地区，“断匈奴右臂”；（邵伯温著，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卷一三，中华书局，1983）另一方面，也是更加重要的方面，在内部加紧改革、富国强兵、做全方位准备。当然，有这种认识和主张者，并非王安石一人，许多北宋官员都有，但认识上深刻全面、行动上坚决有力者，还是首推王安石。就开拓熙河、“断匈奴右臂”来说，人们普遍承认，王安石支持力度最大；没有王安石的鼎力支持，运筹帷幄于朝廷之内，王韶不可能成功。宋神宗对王安石说：“非卿主谋于内，无以成此。”“群疑方作，朕亦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长编》卷二四三、卷二四七）对千里之外的具体战争，王安石虽然没有到过前线，自己也承认“边事难遥度”，（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与王子醇书三》）虽没有带过兵、打过仗，但也展示出准确的洞察力。例如：

（熙宁六年七月）熙河经略使王韶言：“奉旨令臣躬将士卒，往视河州修城。臣欲令景思立管勾泾原兵马，而委臣就本路择禁卒、蕃兵、弓箭手五千，及秦凤路先差下策应强壮三千，尽以付臣，为思立后继。若有警急，即专留思立修城，臣不妨退军应接。”上善韶策，遂如所奏行之。王安石曰：“韶策诚善，若声言应接河州，遂自洮西，由洮、岷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乃用兵之至计。”既而韶果以兵穿露骨山破贼，如安石所料。（《长编》卷二四六）

王安石影视剧中的形象

熙宁七年三月，“边奏木征、鬼章大兵转入岷州。上以为忧，安石与王珪皆言：‘彼师已老，必难涉险远攻，岷州保亡虑。’冯京独不谓然。已而奏至，果如安石等所料。”（《长编》卷二五一）“先是，上言韶入熙州坚守为得计。安石曰：‘恐韶不得坚守，必择要害地据而扼之，候其师老人饥，然后讨击，乃为得计。’已而韶报安石书，所计悉与安石同。”（《长编》卷二五一）这种对遥远的前线军事的洞察力，来源于王安石对兵法的熟悉、对前线将领王韶的熟悉。

第四，对交趾。王安石执政前期，双方关系大体稳定，没有重大冲突。从为数不多的史料记载来看，王安石等北宋高层统治者对交趾国情比较了解，对处理双方关系比较慎重。熙宁六年十月，“（桂州知州）沈起言：‘交趾刘纪欲归明，不纳，必恐如侬智高。’上问执政交趾事，佥以为未可许刘纪，许刘纪，交趾必争。王安石曰：‘闻温杲已来，乞候温杲到，商量取旨。’上曰：‘交趾可论王安石对周边形势的战略洞察力了，但恐沈起了不得。’安石曰：‘起自以为易了，然兵事至难，诚恐起未易了。’冯京曰：‘交趾安能一心，但恐其人相与之固，不如羌人尔。’安石曰：‘交趾所任，乃多是闽人，必其土人无足倚仗故也。’”（《长编》卷二四七）但到熙宁八年十一月，交趾出兵攻宋，占领钦州（治今广西灵山县）、廉州（治今广西合浦县），并包围邕州（治今广西南宁市）。据司马光记载：“交趾之围邕州也，介甫（王安石）言于上曰：‘邕州城坚，必不可破。’上以为然。既而城陷……”（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卷一六，中华书局，1989）由此可见，王安石也有预判失误的时候。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在《万言书》中认为宋朝惧怕“夷狄”，这是准确无误的。在他执政后，认为“忘战必危，好战必亡”，（《长编》卷二三四）既力主政治经济改革，也力主军事改革。经过几年的变法改革，国力明显改善，他也改变了看法，认为宋朝不必惧怕“夷狄”，应该大有作为，“兼制”夷狄。尤其是多次讲过，目前的周边形势是“四夷皆衰弱”。从数百年来的东亚历史来看，从当时的综合国力来看，他的这些判断都是准确的。那么，为什么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宋军大举进攻西夏以失败告终？西夏似乎并没有衰弱嘛。王安石对西夏的判断和主张不是存在重大失误吗？其实，全面深入地看问题就很容易看到，宋军元丰伐夏失败，并不是因为西夏坚不可摧，而是宋朝内部的指挥协调、后勤供应、将领素质存在严重缺陷。（参李华瑞《宋夏关系史》）而王安石之前曾多次指出，欲对外“兼制”夷狄，恢复汉唐旧疆，必须首先讲明帝王大略，革新内政。（《长编》卷二一七、卷二三〇）对交趾的潜在威胁，他确实没有预料到。更没有认识到、预料到的是，火药和热兵器技术既已被北宋政府率先掌握，就应该集中精力快速发展。而欧洲掌握这一技术后，很快就后来居上，称霸世界，宋朝却痛失良机。

（本文首刊于《文史知识》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