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研讨会：辛亥革命与民族复兴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及武昌辛亥革命研究室承办的“辛亥革命与民族复兴——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21年10月26日-27日在湖北武汉东湖宾馆召开。海内外诸多知名学者参与此次学术会议，从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等不同角度入手，在更长远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对辛亥革命所关切的重要历史议题展开讨论。从参会论文主题来看，既有从宏观上对辛亥革命研究方法和视角的整体反思，也有结合时代特征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重新思考，亦不乏具体深入且新见迭出的个案研究。此次会议从整体上体现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前沿水平，以下将本次会议的几个重要议题略作综述。

一、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辛亥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同时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改革开放以后，辛亥革命史研究日益受到海峡两岸及海外学术界的重视，其自身也经历了一段较为辉煌的发展历程。不过随着相关著述的不断增多，部分学者在涉足这一领域时往往感到研究空间不足，研究方法和视角很难进一步拓展。针对这一问题，与会学者在总结过往研究经验的同时，也对新时期如何深化和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马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报告《民族复兴的历史之链——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复兴》强调要在大历史视野下探索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既要注重其推翻专制、建立共和制度中革命性的一面，也要注重其在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观念传播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建设作用，同时指出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桑兵（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的文章《辛亥革命史研究需要走向精细化》总结了目前国内学界对辛亥革命研究趋向及存在不足，认为相较于古代史研究情形，辛亥革命史研究并非无由精进，但若要在既有基础上取得进一步突破，必须摆脱粗放式的研究状态，进入精细化的轨道。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先行者，对于其个人行为、思想、著述一直是学界研究热点，张金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在其《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孙中山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总结二十年来中国大陆地区孙中山研究主要学术成果，指出孙中山研究虽然存在较高起点，但在孙中山的革命事功、政治活动、海外活动等方面都有深化和拓展的空间。王文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党史会与辛亥革命研究》从国民党党史角度出发，回顾国民党党史会对辛亥革命研究的贡献，同时论及近年来台湾史学范式的转换对辛亥革命研究的影响。

二、辛亥革命与清末民初政局

对于清末民初政局，无论是从革命党，抑或是从清政府角度，学界过往都有较为充分的研究。但在此基础上仍有一些聚讼纷纭的议题，例如清帝逊位诏书的形成过程及法理意义，清末新政的实际效果及新政与辛亥革命关系等。与会学者针对这些热点问题纷纷撰文展开讨论，部分学者也对辛亥革命时新军表现、边疆政局及革命党内部分裂等问题进行探讨。

王笛（澳门大学）《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再思考》从清末统治结构的改革角度进行探讨，回应为什么改革并没有给清王朝的统治带来稳定这一问题。该文指出晚清集权造成了王朝缺乏自我纠错机制，政府的力量越强大，个人和社会的能动性就越低，没有让社会更多的人参与到社会之中，反而削弱了中央集权。郑小威（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民权政治与辛亥革命》指出“民权”在清末革命、改良各派的思考及其革命和制宪的实践中长期占据核心地位，对民权概念的意涵进行了解释，并且剖析了其与中国近代转型的关系。

对于清末政局变迁和新政具体措施及成效进行探讨文章主要有：樊学庆（广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载沣摄政与宣初政局》认为亲贵政治存在一个由良政到弊政的转化过程，载沣摄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稳定政权的过渡，但亲贵互争雄长最终造成权力体系分崩离析。李浩（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有实无名：主持丙午改制“机构”考》考证编制馆这个机构的名称及各种名称出现原因，以此管窥制度设计背后的用意及改制过程中的人事纠葛。章博（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清季军机大臣副署制度的实践困境》指出副署制度本身是为仿行西制，但移植到中国后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引发各个部门之间的争端。赵建民（山西师范大学社会学与法学学院）《预备立宪公会与清季政党的发生》从组党的可能、组党的行动、组党的条件与失败三个方面对预备立宪公会具有政党雏形予以论证。提出预备立宪公会不仅具有政党的雏形，更有一定组党的阶级基础。唐论（泰山学院历史学院）《载泽与辛亥袁世凯复出》以载泽为视角，勾勒出清廷在辛亥年对袁策略从阻袁、制袁到失败的过程。彭剑（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辛亥革命中的“共和大请愿”》指出辛亥革命期间的共和请愿是革命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构成除武装斗争和南北议和外的第三条战线，共和请愿期间存在的反对共和的声音预示着这场君主与共和的较量不会随着革命的结束而立即结束，在这场请愿中，袁世凯也扮演了一种微妙的角色， “被动”地结束清廷的统治。李振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宣统三年（1911）江苏谘议局辞职案的是是非非》对两江总督张人骏与江苏谘议局之间因预算案而引发纠纷问题展开研究，对其中细节问题加以考证。汪颖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新政遗产——“未完成的事业”在东三省的继续》以东三省为例，指出清末新政的措施并没有随着辛亥革命结束而终结，新政改革里所包含的对旗制及其它相关改革措施被继续推进，促进东北向现代化转型。

本次会议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加强对清末新军问题研究。彭贺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督练公所与清末军事改革风险应对研究》以督练公所为切入点，利用档案、报刊、回忆录等史料考察其应对清末军事改革风险的措施和得失，由此观察清朝地方政府的军事管理能力和水平。李欣荣（中山大学历史系）《庚戌广东新军革命的社会因素与组织特征》从较长时段观察兵源招募、科举存废、满汉之争、军事学堂等社会因素对军心的影响，籍此重新认识新军革命爆发的社会根源。曾祥辉（暨南大学历史学系）《辛亥年清廷平息鄂事的剿抚战略》追踪清廷平息鄂事的战略变化，解释荫昌与袁世凯对平鄂事宜的不同战略，探讨清方在阳夏战争结束前的剿扶方案。段君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馆员）《武昌起义前夕南湖炮队事件再审视》对武昌起义前夕南湖炮队事件的背景、湖北官方的态度与处置措施、涉事士兵的结局、革命党人的应对、事件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革命一方面需要武力作为后盾，另一方面也需要从法理上确立正当性，部分学者对政权鼎革之际涉及统治权转移的一些关键问题展开讨论。骆宝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帝辞位诏书的拟稿与改定》提供从袁世凯内阁及总统府档案流出清帝辞位诏书前后两稿，并对拟稿人和时间进行考辨。尚小明（北京大学历史系）《辛亥南北议和演进与清帝退位诏书拟定及颁布》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诏书种种细节进行考证，认为袁世凯所提倡的“虚君共和”思想影响了整个南北议和的始终。朱文亮（暨南大学历史系）《辛亥〈请速定大计折〉再析》利用日本参谋部相关档案，同时梳理原有史料，认为《请速定大计折》体现的君位共和主张实为清方和谈策略之一，只是国会公决方案无望后的备选，其意义仅在于提前暴露了清方的和谈底线，并不能简单视为袁世凯企图废帝的阴谋。陈明（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中华民国接受北方各省统治权办法案〉的提出及其实践》通过梳理《接收案》的提出及其实践过程的来龙去脉，反映民国政制在北方未光复省份建构过程的复杂性。杨思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辛亥革命与蒙藏管理机构的制度转型》探讨辛亥革命时期蒙藏事务机构的设置和争议，以此折射出民初的国家制度建设由一个矫枉过正到守正创新的过程。张临希（北京大学历史系）《“共和”何以安内蒙——东北亚视角下的辛亥革命与边疆政局》讨论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除却南方强势的汉人革命限度，清代旧制如何积极参与民国建设的问题。承红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总统世袭与民国立君——洪宪帝制运动前期北京政府内部所提出的折衷方案》利用北京外交部档案和日本外务省相关档案，重新梳理洪宪帝制时期“总统世袭”与“民国立君”方案的提出及影响。

部分学者在既有基础上继续加强对南京临时政府和民初革命党人研究，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14 年革命党人对孙中山与黄兴分裂的反应新证——宫崎滔天家藏题字幅释读》利用宫崎滔天家藏两件字幅文物，结合其他资料进行解读，揭示二次革命后革命党人群体对孙、黄分裂的反应情况。华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中国同盟会分裂的表象与内因》指出地域文化、革命宗旨、经费分配以及领导人物分歧是造成同盟会内部分裂的重要原因。高博文（暨南大学历史系）《“总长取名，次长取实”——南京临时政府行政部门组织原则再研究》结合相关史料分析同盟会内部的主观意愿，对南京临时政府行政部门组织原则进行再研究。

三、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观念与文化传播

相比于疾风骤雨似的革命进程，辛亥前后思想观念的流变与传播则具有渐进性和持久性的特点，新旧思想的交替并非与政权更迭过程亦步亦趋，且很大程度上受到域外与传统文化因素的双重影响。许多学者注意到辛亥前后西学东渐过程所呈现的特殊性，从文化传输、群体接受、历史书写与记忆等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在文化与观念传播及社会思潮方面，俞祖华（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发展》揭示了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对中华民族观念建构的影响，并指出不断加重的外患是中华民族意识形成的催化剂。洪振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清末民初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以清末民初的博览会事业为切入点，探讨博览会背后所反映民族主义之起因、内涵、特征及其困境。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辛亥革命时期俄国民粹主义之传入及其中国反响》聚焦于清末民初俄国民粹主义的传播，认为清末革命党人所介绍的俄国无政府主义，实质上是俄国民粹主义。赵妍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家且不存，国于何有？——辛亥革命后读书人的家国观》提出辛亥前后许多著名革命党人和知识精英既推崇政治革命，又维护伦理道德，这种存伦常于共和时代的努力传递出维护和重建家庭的永恒关怀。赵军（日本千叶商科大学）《从“同床异梦”到“异床异梦”——大亚洲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变异与改造、对抗》探讨了大亚洲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落地生根及本土化进程，同时指出大亚洲主义主张在后期成为各派政治势力包装各自政治理念的理想工具。罗福惠（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辛亥前后的阶级言说》回顾西方阶级观念传入中国之后，如何嵌入中国人的固有思维和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从此开始产生多样化的阶级言说。经盛鸿（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地区反清革命与民主共和思想的源头及其发展》论述了20世纪初在同盟会江苏分会的领导下，江苏地区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与发展。马建标（复旦大学历史系）《“革命依赖人民之心力”：现代中国“国民意志”的表达与“国民革命”运动的落实》认为报刊媒介对政治的介入会对中国民意表达产生深远影响，这在清末民初报界舆论及苏俄的“输出革命”过程中都有体现。彭春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进化之调律：斯宾塞与清末的种群竞争论述》以斯宾塞种群进化理论在中国落地和转化的过程为主线，指出在清末无论趋于渐进改良还是走向激进革命，都可在斯宾塞思想谱系中借鉴到适用理论资源。

在历史记忆与书写研究方面，何广（湖北省博物馆）《革命·革命史·革命学——孙中山论武昌起义刍议》对孙中山武昌起义的言论作知识性整理，并总结其作为革命的参与者、总结者以及领袖的不同身份，对历史叙述产生的影响。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共和”叙事：切近的历史表述——民国前期历史教科书中的辛亥革命与民国建立》探讨民国前期教科书中“共和”叙事表述内容和主要特点，并指出共和作为一个时代主导性叙事，有其价值所在。蔡炯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情感、政治与学术之间：民初清史馆与官修正史的式微》重点研究辛亥之后不同群体和政治势力在撰写清史时史学观念所呈现新旧杂糅和多歧互渗的局面。吕涛宇（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尽书生报国之意：杨铎与〈辛亥建国史纲〉发覆》对杨铎个人的治史风范与《辛亥革命史纲》主要内容与特点进行介绍。兰梁斌（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辛亥革命史书写及其意义》探讨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在马克思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引下，构建辛亥革命及整个中国近代史话语体系和书写范式的过程。朱文哲（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时间与政治：民国时期蒙藏回历书的编印发行》将民国时期的蒙藏历书放置于现代民族国家时间秩序构建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分析蒙藏历书制作与颁行所面临的文字差异及空间距离的挑战，梳理民国政府的因应措施与制度构建。李日（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南宋北徐”述论》分析了宋教仁、徐镜心这两位拥有共同革命理想和相似革命经历的人物在牺牲后所呈现不同历史认知程度，并从政治环境、舆论环境和后世学术研究等不同角度分析其原因。楚秀红（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中山元配夫人卢慕贞的“隐”与“显”——浅谈研究现状、空间、孙卢婚姻及其他》回顾晚清以来一个多世纪中关于卢慕贞的研究状况，分析其在后世历史书写中形象不断变化的原因。高晓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中华报〉对孙中山的纪念》以《新中华报》为中心，通过梳理孙中山纪念相关论文和时事报道，探讨抗战时期中共纪念孙中山的旨趣及诉求。刘贵福（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胡适〈中国的孔教运动〉的写作及思想状态》以1914年胡适所发表在《中国学生月刊》上一篇专门讨论孔教运动英文文章为例，探讨胡适在留美时期对儒教、孔教，乃至于基督教的真实态度，进而揭示留学时期胡适思想发展过程。黄健敏（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从想象到具象：辛亥革命初期孙中山革命者“形象”的建立》重视视觉材料对历史研究重要性，结合辛亥革命初期孙中山留下若干影响和有关文献，探索具体直观革命者“形象”建立。李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伦敦蒙难”后孙中山的英文撰述及其革命者形象的生成》着眼于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期间所发表的英文著述文本内容，并结合当地报纸相关报道，探讨英文著述对孙中山形象生成所发挥作用。

四、辛亥前后历史人物研究

人物研究是辛亥革命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梁启超、康有为、蔡锷等政治精英人物作为历来研究热点仍然得到广泛讨论。贾小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破坏、革命与立宪——再论梁启超的革命思想（1899—1903）》系统叙述了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的革命思想及其与革命派革命的差异。邓华莹（浙江大学历史系）《文本改写与言说真意：辛亥康有为虚君共和论的来龙去脉》指出辛亥革命之后康有为虚君共和的论断并非深思熟虑的政制设计，相当程度上只是被动因应政局变化的表达技巧和舆论策略。马忠文《台北近史所藏辛亥前后梁启超函札考释》对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梁启超亲笔书信进行考释，有助于丰富对康梁政治活动认识。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系）《论孙中山的世界眼光》论述了孙中山在政治、外交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所具有世界眼光的丰富内涵和超越前人与同时代人的特点。廖大伟（上海大学文学院）《孙中山对中国实现现代化道路的思考与选择》提出尽管孙中山一生从未用“现代化”一词，但却有着与之相符的言与行事实存在，因此用现代化坐标研究孙中山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安东强（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提出五权学说的时间节点及政治指向》依据新史料重新梳理和考证孙中山首次提出五权学说的时间节点，重在揭示五权学说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脉络与历史内涵。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双视野人”与辛亥革命——以容闳、伍廷芳与唐绍仪为分析对象》运用“双视野人”概念，选取容闳、伍廷芳及唐绍仪作为典型案例，分析他们走向革命、赞成共和的心路历程及各自特点。曾业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蔡锷因何而过早逝世在日本？》聚焦于蔡锷逝世原因问题，经过详实考证，驳斥蔡锷为日人谋害与因花柳病致死两种不实传言。袁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宋教仁与“调和南北”》通过对宋教仁从武昌起义后到国民党成立及以后的活动进行分析，总结宋教仁对调和南北的态度转变。

也有部分学者从区域史角度出发，探讨政权鼎革之际各地军政要员及不同群体的反应与抉择。张华腾（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革命与建设：辛亥革命陕西首任都督张凤翙与民初陕西社会发展》重点论述陕西首任都督张凤翙在革命后建设陕西过程中的主要贡献。李皓（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辛壬之际赵尔巽的出处抉择》结合辛亥鼎革之际东北边疆的内外局势及各方斗争，揭示奉天都督赵尔巽应对变局的心路历程。刘大胜（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钱基博政治参与意识的燃起与破灭——以江西司法改革、无锡辛亥革命为中心的考察》论述钱基博在革命时代政治参与意识和心路历程。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系）《虞洽卿与辛亥革命在江南》重点阐述上海工商界名流虞洽卿为上海和江南辛亥革命成功所做重大贡献。高航（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二次革命后的谭延闿与“阻郭入湘”事件研究》利用1913年谭延闿与熊希龄二人往来电报，深入研究二次革命后包括谭延闿在内的各方关于“阻郭入湘”的谋划与博弈。茅海建（澳门大学）《直隶总督陈夔龙宣统元年（1909）“炭敬”册》通过对《云贵同乡京官录》的“炭敬”册进行考察，以此个案反映出清末十年外官的别敬、节敬成为京官重要生活来源，而这一庞大开支大都依靠民间搜刮，自然加剧民意不满。

除上述角度外，李金强（香港浸会大学）《妇女与辛亥革命——以石美玉（1873-1954）为例》从辛亥前后女权运动角度，以近代中国著名女医师石美玉为例，阐释辛亥革命时期妇女之觉醒及参与革命之贡献。王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华侨与辛亥革命关系研究的覃思——以民元伊始黄三德“讨债”为例》以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为背景，对华侨黄三德与孙中山关于“义·利”公案引发恩怨作一剖析。

五、辛亥革命时期的财政经济

在此次会议上，部分学者围绕辛亥前后借款、货币变革、企业改制及商会活动等问题展开讨论。从宏观层面讨论辛亥鼎革之际财政问题主要有魏文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革命财政中的地方主义-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再讨论》结合学界现有研究，探讨革命财政地方主义的表现形态。钟钦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南京临时政府货币本位变革的制度导向与实践困局》主要探讨南京临时政府对本位币制变革的尝试。

除此之外，黄婧（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中华民国南京军用钞票发行研究》聚焦于临时政府成立后南京军钞的发行情况，揭示出南京临时政府在特殊历史时期面临经济困局。王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预算过程中的政治：民国首次国家预算案编订研究》梳理各省预算案编送中所呈现央地财政关系，并由此反映预算过程中的政治发展脉络。陈争平（清华大学历史系）《盛宣怀“非常之变”与汉冶萍巨变》探讨汉冶萍巨变与盛宣怀“非常之变”的因果联系，认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坎坷，官僚资本的强势及其伴生的企业作风恶化是一个重要内因。左世元（湖北理工学院）《叶景葵与民初汉冶萍公司的改制风波》则将叶景葵个人境遇浮沉与汉冶萍公司国有化改制问题联系在一起，探析汉冶萍公司官商合办失败的原因。崔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自救与纷争：辛亥革命时期杭州绅商两界的筹办团防》重点研究杭州绅商两界筹办“民团”和“商团”的经历以及期间双方的纷争，揭示辛亥革命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在社会大变动来临时反应方式及社会动员方式的差异。孙毓斐（复旦大学历史系）《孙中山与桂系关系之研究——以第一次护法运动的财权博弈为中心》通过梳理桂系与孙中山在财政方面互动、博弈的史实，总结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深层经济原因。张荣杰（南京审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辛亥鼎革之际的邮政中立》对辛亥鼎革之际的“邮政中立”进行探讨，剖析辛亥鼎革之际，各方势力为掌控邮政所产生矛盾与纷争。

六、辛亥前后的中外关系

辛亥革命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不仅深刻改变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轨迹，在整个民主革命史上也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一时期中外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联系日益紧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走向一方面是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相互博弈的结果，同时也受列强对华外交政策深刻影响。除此之外，大量外国来华医师、传教士、革命者或以旁观者、或以亲历者身份与辛亥革命产生联系。本次会议除沿袭过往，继续加强对辛亥前后政府层面外交关系研究，还注重将眼光下移，分析来华外人群体对辛亥革命的参与和认识，力图从他者视角对辛亥革命意义进行全面评价。

付海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布教中国：1908 年日本在华领事馆“本邦布教者及布教状态”调查研究》聚焦日本外务省调查在华布教者问题，从日本在华传教效果、民教冲突以及布教权争夺三个方面展开研究。霍耀林（井冈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辛亥革命后日本对华“民间外交”的展开》分析和考察辛亥革命后日本“民间外交”展开的历史进程，从中窥探民初日本右翼势力参与外交的历史面相。李育民（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来华外国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以外人来华外文著作为主要史料，对辛亥前后外人来华对革命认识展开探析。朱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从抵制美货看辛亥革命前民众运动发展新趋向》从民众运动发展新趋向对抵制美货运动重新加以探讨，揭示这一时期民众运动特点及不足。袁哲（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再探辛亥鼎革孙中山赴欧借款——以海外史料为中心的考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综合利用英国、法国外交档案，从细节层面梳理武昌起义后英法拒绝孙中山借款请求的过程。许龙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辛亥革命所致外国人损失赔偿问题初探（1911-1915）》以日本亚洲公文书馆所藏日本外交文书为主要资料，从革命中受损最严重的日本角度分析其行动背后的政策应对。王刚（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日本参谋本部与辛亥革命——以〈宇都宫太郎日记〉为线索》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宇都宫太郎炮制《对支那私见》为切入点，分析“私见”的性质及危害，同时展现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对华二元外交的特征。叶磊（中山大学历史系）《大仓组与洪宪帝制时期日本的倒袁动员》阐释日本在洪宪帝制时期日商势力在日本倒袁政策整体布局中所扮演角色。石晓宁（加拿大约克大学）《加拿大国民党中华革命党时期的活动考》结合加拿大、日本、中国方面的报刊及档案资料，对中华革命党时期加拿大国民党活动及后期取缔事件进行详细研究。左松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民初革命党人在上海进行国际宣传史事真相》对与民初革命党人关联密切的《共和西报》与《民国西报》创刊与发行各种问题进行考证，厘清过去学界对革命党人宣传策略中一些含混不清的认识。吴义雄（中山大学历史系）《他者的辛亥：美国人荷马李的反清活动与地缘战略》利用英美两国材料，注重分析兼具反清革命者和地缘战略家双重身份的美国人荷马李的心路历程。裴京汉（韩国新罗大学）《东亚史上的辛亥革命——从韩人志士金秉万在河南的活动来看辛亥革命的国际性》详细追踪辛亥前后韩人志士金秉万流亡中国，与革命派人士进行交流等行迹，以此来阐明辛亥革命对韩国独立运动史的重大影响。

七、辛亥革命与社会发展演变

本次会议共有五篇文章讨论辛亥革命后的社会发展演变情况。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带来各种社会势力分化重组，社会风气和观念也随之产生变化，从革命转向建设需要和谐社会秩序。但秩序重建并非一蹴而就，往往需要经历一段较长阵痛期。

严昌洪（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辛亥革命后十年间的武汉社会》重在讨论辛亥革命后武汉十年间的社会发展状况，从较长时段考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背景。指出辛亥革命后湖北并没有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相反，革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给武汉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新式教育给广大群众的思想带来了洗礼，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社会基础。涂文学（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武昌起义后汉口重建中的国家与社会》聚焦于武汉首义后城市重建问题，汉口重建是在国家和政府主导下全体市民尤其是商界广泛参与下进行的，突出反映了辛亥革命后汉口市民社会与国家分享政治权利主要是城市自治权利的政治诉求和现代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的觉醒。谯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辛亥革命与四川袍哥江湖社会的形成》主要探究民国时期四川袍哥江湖社会的形成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侧重于革命前后四川政局巨变对袍哥命运的影响。出于寻找革命力量的需要，革命党人联合秘密会党参与到辛亥革命当中来，袍哥的身份经此发生了变化，从社会下层的秘密团体变为社会中坚，但袍哥进入革命队伍并非成为革命力量，而是转而为匪，使四川社会秩序全面失控，这正是辛亥革命所未能预料的结果。莫世祥（香港树仁大学）《中山革命在香港的社会基础演进》探讨孙中山在香港推进内地革命的社会基础问题，从港商、知识分子、基层工人和学生入手展开分析，梳理中山革命在香港社会基础演进脉络。赵立彬（中山大学历史系）《翠亨孙中山故居未刊档案所见辛亥革命社会面向》重点展示宫崎家藏民国人物书信和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中文档案，特别是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中文档案，并举例了其中几项事例，如请孙中山当皇帝等言论所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思想与社会面向。

八、会议小结

此次会议受疫情影响，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但与会学者仍然表现出极大热情。从参会人员年龄结构上看，部分硕博青年学者积极投稿，在拥有优良学术传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中开始崭露头角。许多学者已在此领域深耕多年，仍然笔耕不辍，提出新的学术见解，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群体不断扩充，为未来此领域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从研究视角上来看，更多学者开始从长时段、大视野角度来审视辛亥年间深刻社会变革，更加理性和客观评价相关历史人物是非功过，并开始思考辛亥革命在世界历史中的坐标意义。除已有的思想史、政治史、经济史外，全球史和心灵史相关概念和理论方法也被引入辛亥革命研究领域，过往研究中学科畛域逐渐被打破，也扩充辛亥革命发展空间，引发人们对未来无限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