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来源：pixabay）
编者按：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学者-工匠问题是研究近代早期欧洲科学技术史和科学革命无法绕开的史学问题之一，相关研究旨在揭示这一时期学者和工匠如何相互借鉴、吸收、融合，并且解释这一过程如何影响、乃至决定了新科学的产生。
在这篇文章中你将看到齐尔塞尔、潘诺夫斯基、霍尔和帕梅拉·隆四位学者的相关工作，试图揭示出学者-工匠问题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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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尔塞尔看来，近代科学中新兴的科学家群体是学者和工匠融合的标志，二者在此前长期处于分离状态，对工匠的实验、量化方法和因果思维的吸收是新科学得以产生的决定性因素。
潘诺夫斯基强调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最主要的特征体现为科学与艺术的融合，人文主义者和工匠之间广泛的交流合作引发了视觉表现技术方面的革命，成为了近代科学诞生不可或缺的一环。
霍尔认为科学革命本质上是对中世纪自然哲学问题的全新解答，始终没有超出学术思想内部，学者自觉地吸收了部分工匠传统中的问题和方法，但其价值非常有限，在科学革命时期学者和工匠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互动关系。
帕梅拉·隆利用交易地带的概念超越了学者-工匠简单的二元划分，所谓交易地带旨在描述15-16世纪存在于欧洲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不同背景和身份的人群在某个现实或虚拟的空间中进行复杂的知识和技能交换，在这个过程中学者和工匠的身份变得模糊不清，经验研究得到重视，交易地带是近代科学得以产生的土壤。
撰文 | 王哲然（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编 | 程 莉
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艺长期处于分离状态。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有知识（epistemē）、实践知识（praix）和技艺（technē）的区分，在中世纪有自由技艺（artes liberales）和机械技艺（artes mechanicae）的区分。在这些范畴划分中，理论性知识都被看作高级的智力活动，而与生产和制作相关的实用技艺则被认为是低贱的。这种局面在15-17世纪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学者对工匠的偏见逐渐消除，反而将他们的工作方法纳入对理论知识的研究之中；正是在学者和工匠的密切互动中，行动的生活取代了沉思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诞生的新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操作性的知识，而不再是纯粹的静观的知识。对学者和工匠互动关系的研究因此成为理解近代科学起源的重要线索。
然而一旦我们深入科学史研究的细节，就会发现该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甚至对于“学者”和“工匠”两个看似朴素词汇的运用都极具争议，这些争议折射出了科学史家对不同编史纲领的偏好及其对科学革命本质的不同理解。本文将齐尔塞尔（Edgar Zilsel）、潘诺夫斯基（Edwin Panofsky）、霍尔（Alfred Rupert Hall）和帕梅拉·隆（Pamela O. Long）四位学者的相关工作作为考察的主要线索，试图揭示出学者-工匠问题的复杂性。
一 齐尔塞尔：学者-工匠问题的形成
历史学家很早注意到工匠传统和生产实践在近代科学的诞生中所扮演的作用。奥尔什基（Leonardo Olschki）在1920年代出版的三卷本《现代语言的科学文献史》（Geschichte der neusprachlichen wissenschaftlichen Literatur）中，将伽利略对其科学前辈的超越，归根于新出现的一种将数学概念应用于实际技术问题的传统。“透视、采矿、防御工事、弹道学等问题为转向经验世界提供了动力，没有这种转向，科学在17世纪的彻底变革是不可想象的。”（[1]，p. 419）
在1931年伦敦的科学技术史会议上，苏联科学史家赫森（B. M. Hessen）把经济-技术决定论推向极致，他旨在证明，17世纪的技术革新的需求决定了当时的物理学问题，而技术革新的动力来自于新兴的资产阶级的崛起。[2]抛开意识形态及其对史学研究的伤害等问题不谈，赫森依然给后世留下了严肃的史学问题：如何解释科学革命时期技术进步与理论创新之间的关联？奥地利学者齐尔塞尔尝试通过梳理学者和工匠的关系来重新组织和回答这一问题。虽然同为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和赫森不同，他并没有直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教条，以证明其历史观察的正确性，而是始终试图将扎实的历史材料作为唯一可信的论证依据。只有在思想的最核心之处，他和赫森保持一致，即认为“对实践活动的解释不应该是观念作为参考，恰恰相反，观念的形成应该以物质实践为参考加以解释。”（[2]，p. 54）
1齐尔塞尔论题及其困难
齐尔塞尔关于学者与工匠关系的表述，常常被浓缩为所谓的齐尔塞尔论题：随着欧洲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起，到了16世纪，大学学者、人文主义者和高级工匠三大智识阶层之间的藩篱开始瓦解，逐渐融汇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活动，即近代科学[3]。
具体而言，齐尔塞尔的论证奠基于他的三阶层论[4]。在1300-1600年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三种智识阶层，分别是大学学者、人文主义者和工匠。三大阶层相继出现，欧洲大学传统兴起于12世纪，在13世纪以托马斯主义的出现为标志达到高峰；14世纪下半叶，以彼得拉克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开始崛起，他们直接受地方贵族或教廷的资助，第一次在大学之外形成了知识精英群体，成为了批判经院传统的主力；15世纪开始，一部分工匠逐渐脱离行会，构成了新兴的高级工匠阶层。齐尔塞尔进一步指出，虽然大学学者和人文主义者所受的训练是纯理性的，但他们的治学方法本质上不同于近代科学的方法。他们过份强调自由技艺和机械技艺的区分，轻视手工劳动、实验和解剖。相比之下，以艺术家-工程师、外科医生、航海仪器和乐器制造者、测量师、航海家和炮手为代表的高级工匠们，则是因果思维的先锋，是他们在大量的实践活动中率先采用了实验、解剖和量化方法。航海家、测量师和炮手所用的测量工具成为了日后物理仪器的样板。
中世纪绵延下来的社会阶级壁垒将两种构成科学方法的要素隔离开来：上流社会的学者们精通逻辑和理性论辩，而实验、对因果性的兴趣和量化方法则属于平民工匠。随着技术的进步，大约在1600年前后，学者阶层最终克服了对手工劳动的偏见，将实验方法纳入自己的工作范畴，于是近代科学就这样诞生了。经过这一变革，经院主义的论辩方法、人文主义者对个人荣誉的理想，被控制自然的理念、依靠合作取得知识进步的观念所取代。因此在齐尔塞尔看来，在学者和工匠两个阶层之间并未存在实际的合作，他们的融合体现在新出现的科学家群体身上，其代表人物为吉尔伯特和伽利略，他们既有逻辑思辨能力，又接受了新柏拉图主义等新哲学的洗礼，同时注重吸纳工匠传统的研究方法。弗朗西斯·培根由于最先注意到了分工合作在科学中的重要意义，也被齐尔塞尔看作是新科学的代表和发言人。新科学的诞生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为背景，资本主义社会削弱了集体化思维、巫术思想和对权威的笃信，它更倾向于世俗的、因果性的、和量化的思维。
科恩在评论齐尔塞尔论题时认为，齐尔塞尔为“近代早期科学的技术背景”赋予了一种概念上的清晰性，但“不知怎地，一旦沿着这些思路做出的解释超出了某个难以确定的边界，似乎就会令人沮丧地失去刚刚从清晰的概念定义中获得的可信性”。（[1]，p. 438）然而，科恩并没有进一步澄清所谓“清晰性”、“解释边界”、“可信性”的具体含义，令整段评论显得似是而非。我们注意到，职业群体是齐尔塞尔关注的主要对象，这使他能够避免像赫森那样始终空泛地谈论技术与科学，而把焦点集中在学者和工匠这样看似具有鲜明身份的群体之上。不同的职业分工由特殊的经济生产方式所决定，而不同的职业分工又导致了不同的治学方法和思维方式。一旦把握了这一线索，便可以在经济-技术-科学三者间建立合理的解释通道。齐尔塞尔所达到的清晰性正在于此，他第一次将学者与工匠的大体形象勾勒出来，确定了学者与工匠问题的基本语境，从而明确了工匠和技术在近代科学诞生中积极意义。
然而，当齐尔塞尔过份强调社会壁垒导致了学者对手工劳动的轻视，并且认为这种社会壁垒的消解构成了近代科学的诞生条件时，问题便立刻暴露出来。
林恩·怀特是最早接触并了解齐尔塞尔思想的人之一，正是他于1943年邀请齐尔塞尔来到加州奥克兰的米尔斯女子学院（Mills College）执教。齐尔塞尔在那里过得很不如意，于次年3月在办公室服毒自尽。参见[5]。虽然怀特在文章中很少直接提到齐尔塞尔对他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大胆推测，1950年代之后，怀特一系列关于中世纪技术史的研究，部分程度上是在反驳齐尔塞尔对中世纪大学学者的偏见。
林恩·怀特（Lynn White Jr.）指出，知识精英对劳动的轻视几乎存在于所有古代文明，这一点不足为奇，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犹太和基督教文化中对劳动截然不同的态度。犹太人认为除了安息日之外的六天都应该工作，就连拉比也不例外，例如使徒保罗在皈依前是一名犹太拉比，同时也是一名缝制帐篷的工匠。这种精神随后被基督教修道院传统所继承，“做工即崇拜”成为早期基督教抵御异教精英的武器，清教主义的种子早已埋藏在6世纪本笃会“祷告与工作”的口号之中。如果说中世纪大学学者轻视手工劳动，无疑是受到了在翻译运动中刚刚获得的古典作品的影响。[6]历次带有原教旨色彩的改教运动，如13世纪圣方济派的兴起，16世纪路德和加尔文的改革，则一次又一次地向早期基督教传统回归，暗中包含了对工匠地位的重新提升。
一幅1410年的黄道带人（Zodiac Man or homo signorum）插图，这幅图显示出古时的十二星座与人体各部分之间维持联结的关系。来源：wikimedia
怀特的研究揭示出了齐尔塞尔论题的致命缺陷，智识阶层的身份划分固然可以达到某种清晰性，但历史上的任何一类人群都不是铁板一块，无论是大学学者还是人文主义者，其中总存在少数“异类”，而历史往往就是由这些“异类”所推动的。例如，伴随着翻译运动，医疗占星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大学陆续开设占星学教席，而为了获得更为精确的天文观测结果，学者们必须亲自动手研究机械问题，以改进计时工具（[6], pp. 331—336）。事实上，14世纪最精确的天文钟就出自帕多瓦大学占星学教授冬迪（Giovanni de’Dondi）之手[7]。
以两个圆规来测量是14世纪天文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 来源：wikimedia
齐尔塞尔为了确定人文主义者的普遍特征，不惜对15-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和他们的工作一一考察，详列清单，据此表明“在人文主义的著作中，绝大部分对当时的技术发明和地理发现沉默不语，这一点着实让人惊讶。文艺复兴是技术革命和地理版图前所未有的扩张时代。对于那些吸引工匠、手工业者和商人的重要历史事件，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中只字未提。这与自由技艺和机械技艺的分离直接相关，换句话说，直接源于对手工劳动的轻蔑”。[8]然而这些并非是人文主义者的偏见，而是源于齐尔塞尔本人的偏见，因为他将一大批人文主义者中的“异类”排除在他的清单之外了。以至于克利斯特勒（P. O. Kristeller）不得不做出反击：“我必须要修正你关于人文主义者和科学的判断。你要怎么评价阿尔贝蒂呢？”[注：“人文主义的方法”（The Methods of Humanism）一文在齐尔塞尔生前并未发表，大约动笔于1941年前后。齐尔塞尔在流亡纽约时和克利斯特勒有交往，后者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在第二节我们将会看到，潘诺夫斯基的研究揭示出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和工匠复杂的互动关系。
2吉尔伯特：一个案例研究
宏观论题仅仅是齐尔塞尔本人的研究大纲，他并不热衷理论构建，而是希望通过对具体历史案例的考察，引申出自己关于学者和工匠的一般结论。齐尔塞尔在这方面的工作集中体现在他对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磁学的研究中[10]。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齐尔塞尔的论证细节，以便进一步理解他眼中的学者、工匠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齐尔塞尔对吉尔伯特思想中的前科学特征丝毫不加隐晦，他承认，试图勾勒出吉尔伯特的思想全貌极为困难，其科学方法本质上是科学的、同时又混有形而上学、经院主义和泛灵论的成份。虽然批驳了大量古代和中世纪关于磁的谬误和迷信，他保持了对占星术的信仰，将地球对锻造中的铁片的磁化作用类比于婴儿出生时星体的影响。尽管猛烈抨击亚里士多德的部分学说（如四元素说），他依然沿用了形式、质料、潜能等概念解释电效应与磁效应的来源。他的自然哲学充满了活力论色彩，将磁石解释为“有灵的石头”，是“有灵的地球母亲的一部分和挚爱的子嗣”，《论磁》（De Magnete）全书中仅有两处采用了机械论（力学）解释。他所做的实验大多是定性的，只对少数的几个实验进行了量化分析。从这些角度看，吉尔伯特的磁学理论似乎与近代科学的基本格调格格不入。然而，齐尔塞尔却认为，吉尔伯特的这些泛灵论的形而上学主张不过反映了其思想的时代背景，对他的经验研究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损害。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吉尔伯特一方面秉持陈旧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又坚持将结论建立在牢靠的、可重复的实验基础之上，这一事实表明实验的观念决不可能从自然哲学内部获得，它必然具有思想之外的社会根源。正是在这一点上，齐尔塞尔采取了和内史分析截然不同的研究进路。
齐尔塞尔指出《论磁》并不是一本典型的理论著作，它的绝大多数问题来自实际的生产实践活动，它更接近一部我们今天的技术著作而非科学著作。全书仅有40%的篇幅解释物理实验，余下10%涉及采矿、冶炼和铁器铸造，25%用来讨论航海仪器和航海问题。这些内容恰恰是齐尔塞尔最为关心的，也是他对吉尔伯特科学方法来源的分析重点。
吉尔伯特对当时的冶金业非常熟悉，在《论磁》中，他多次提到了阿格里科拉（George Agricola）的《论矿冶》（De ReMetallica），并修改了其中的很多错误说法。吉尔伯特在书中如实记录下了不少当时英格兰矿产业的情况。他精通金属锻造技术，在一处实验中详述了如何打造实验所用的工具，有些实验甚至直接照抄了当时铸铁业的操作过程。这些证据都表明，吉尔伯特常常混迹于生产场所，深知其中的细节和工艺，并将工匠们所熟悉的利用实验、反复试错的方法引入科学研究。
航海实践是吉尔伯特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思想来源。他对当时欧洲各国航海家带回的航海报告格外关注，尤其注意在不同地区测量到的磁偏角数据。他还尝试利用磁针偏角的大小解决经度问题。在某些方面，吉尔伯特对航海业的兴趣有时甚至超越了对磁本身的兴趣，在《论磁》中讨论了不少于主题无关的航海细节，还给出一份明亮的恒星名单，附上了每颗星赤经和高度的具体数值，以供海员们使用。齐尔塞尔认为这些内容都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表明了吉尔伯特对学问秉持了一种全新的态度。新科学是本质上一门世俗学问，它对一切有价值的信息来源保持开放态度，并且把服务于实践视为自己的责任。
齐尔塞尔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揭示出吉尔伯特在《论磁》中大量借鉴、甚至剽窃了罗伯特·诺曼（Robert Norman）的工作。诺曼早年是一名海员，退休后开始制作罗盘，1581年出版了《新吸引》（The Newe Attractive）一书。诺曼在这本书中记录了不少自己独特的研究成果，包括磁偏角的发现、倾角计的制作以及磁力重量大小的测量等，这些成果和方法均被吉尔伯特不加修改地照单全收。齐尔塞尔指出，尽管从智识阶层角度上说，两人依然分别属于学者和工匠两个阶层，但从科学角度看，两人之间差距已经非常微弱，或许正是由于少了那些文艺复兴思想余孽，诺曼反倒比吉尔伯特更接近近代自然科学所提倡的那种冷静的客观性。
在编史学意义上，正如托马斯·库恩所评价的那样，齐尔塞尔对吉尔伯特科学方法起源的研究是“先驱性的”（[11], p. 115）。尽管在文中他将技术实践夸大为了产生科学的唯一要素，但他迫使人们注意到工匠传统在培根科学形成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作用（[11], p. 214）（注：库恩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批评柯瓦雷，认为他对培根科学和工匠传统的忽视是其编史方法的局限性所在，继续这种编史进路将对化学、电学、磁学的研究产生灾难性的影响，见[12]）。不过，这里的问题在于，通过对吉尔伯特的研究，齐尔塞尔过高的估计了培根科学及其实验方法在17世纪科学中的重要性。
在第三节我们将会看到霍尔对于17世纪工匠传统对学者影响力的总体评价。
二 潘诺夫斯基：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艺术的融合
1文艺复兴科学的特征
在1952年大都会博物馆举行的文艺复兴研讨会上，潘诺夫斯基发表了题为“艺术家、科学家和天才：对文艺复兴-黎明的注释”（Artist，Scientist, Genius: Notes on the “Renaissance-Dämmerung”）的主题演讲，阐述了其对学者-工匠问题的基本观点。演讲内容经修改后，收入潘氏更为知名的著作《西方艺术中的文艺复兴及历次复兴》（Renaissance and Renaissances in Western Art）中。
1952年文艺复兴研讨会的会议文集于次年出版，并于1962年再版。值得一提的是，文集第二版的唯一变化是潘诺夫斯基为其文章增加了一篇简短的说明。增加这篇说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进一步阐释文章本身的思想，而仅仅是为了回应布朗大学教授、时任科学史协会主席的哈考特·布朗（Harcourt Brown）在“文艺复兴与科学史家”（Renaissance and Historian of Science）一文的讲法。该文援引并引申了乔治·萨顿的观点，认为在科学中“所谓的（文艺）复兴不过是两个极具创造力时代之间的过渡期”（这两个时代分别指14世纪和17世纪）。[13, 14]潘诺夫斯基提醒布朗注意，他引用的是1929年早已过时了的萨顿观点，事实上，就在1952年的大都会研讨会上，萨顿已经修正了自己的观念，重新为文艺复兴科学正名：“在科学领域的创新是极其巨大和富有革命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们不仅仅引入了‘新的看法’，更引入了新的对象。这些创新意义如此之大，以至于很难再称其为一次复兴或再生，它是一次真正的新生，一个全新的开始。” [15]
维拉德的狮子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狮子
引用萨顿并不代表潘诺夫斯基接受其观点与方法，这不过是他辩护手段。作为“文艺复兴”的捍卫者，潘氏不遗余力地回击任何妄图贬损甚至取消这一史学概念的企图。对比公元2世纪古罗马的万神殿、13世纪特里尔的圣母堂和16世纪帕拉迪奥（Palladio）的圆厅别墅（Villa Rotonda），我们便无法忽视帕拉迪奥那种跨越了中世纪而直接从古代寻找灵感与素材的创造性复古风格。再对比13世纪维拉德（Villard de Honnecourt）的象征性狮子形象和16世纪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写实风格的狮子速写，我们便无法否认二者在艺术理论和自然观念上的巨大差异。
潘诺夫斯基从一位艺术史家的角度出发认为，视觉艺术作品以最直观和鲜明的方式的体现出了时代精神的变迁，如果一个时代在艺术上登峰造极，而在科学上乏善可陈，那么我们就必须预先假设这个时代中的艺术和科学彼此隔绝，互无影响。而文艺复兴时期，或更为具体的限定在15-16世纪，情况恰恰相反，这是一个科学与艺术、学者与工匠密切合作、相互融合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思辨科学中逐渐诞生了实验的萌芽，从而开始寻求更多经验性研究的支持；而艺术实践的地位慢慢被提升到自由技艺的高度，从而开始渴求更多系统性理论的帮助。在这一时期，看似低产和平淡的科学在背后默默滋养着艺术，而当新的艺术开花结果后，它又反过来造福科学，为即将到来的科学革命铺平道路。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潘诺夫斯基和萨顿的根本性差异。在潘氏看来，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史研究，问题不在于发现了多少新的史料，归纳出多少貌似进步的成就，进而转而褒扬这一时期科学的价值。文艺复兴科学的创新性并不局限在其理论内部，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它与艺术的互动，二者所共同创造出的新观念和新事物上，诸如在艺术理论、手工劳动、仪器制造、视觉表现手法等方面的创新。
2去隔离化
潘诺夫斯基肯定了齐尔塞尔的基本理念（[13], p. 136 n.13），但他同样意识到“学者”和“工匠”一类的身份概念可能带来的概念陷阱。为此，他使用了一个冗长拗口的术语来刻画学者和工匠的融合——去隔离化（decompartmentalization）。在他看来，文艺复兴打破了中世纪建立起来的种种藩篱：学问被幽闭在大学之中，技艺被行会所垄断，正是这种隔离状态限制了思想和实践的自由交流。而在文艺复兴时期，有学识的人文主义者受教廷和地方贵族的资助，摆脱了大学在精神和体制的束缚；高级工匠的个人地位也在日益提升，越来越不受行会的控制。正是这两类人群的联合创造出了新的文化。
潘诺夫斯基给出的例证是透视法的发明。在14世纪，大学中教授和研究的透视学（perspectiva）仅仅指光学，从未涉及有关绘画透视方面的内容，而当时的艺术大师也只是凭借非科学的经验法则作画。到了15世纪初，布鲁内莱斯基首先从建筑制图方法中总结出了透视建构方法，随后由他的好友、人文主义学者阿尔贝蒂将其理论化。透视法印证了潘氏对科学和艺术关系的基本看法。一方面，透视法的发明使得西方绘画风格焕然一新，另一方面它也使科学受益：“就解剖学及其它观察性和描述性科学而言，如果不能在三维空间中完整而精确地将所观察到事物用图形方式记录下来，那么它就根本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缺乏这种记录手段，再好的观察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人无法再次核验它，无法甄辨其普遍的有效性……毫不夸张地说，在近代科学的历史上，透视法的出现标志了其第一阶段，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标志了其第二阶段，照相术的发现标志了其第三阶段。”（[13], p. 147）
达·芬奇的《胚胎研究》（约1510年，来源：wikimedia
阿尔贝蒂和布鲁内莱斯基的合作模式在此后的学者与工匠中间被不断复制。站在莱昂纳多·达芬奇背后是的帕多瓦大学解剖学教授马坎通尼奥（Marcantonio della Torre），如果不是他的英年早逝，他们原本计划合著的解剖学书籍也许会顺利出版，而不是留下达芬奇上百份凌乱的手稿。
达·芬奇手稿中的坦克，来源：wikimedia
维萨留斯要幸运得多，得益于提香（Titian）的高徒、木刻大师斯蒂芬（Stephanof Calcar）的帮助，《论人体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和《解剖六图》（Tabulae anatomicae sex）中的思想在细致插图的辅助下得以充分诠释。类似的例子还有莱昂哈特·福斯（Leonhart Fuchs）和他的插画家朋友斯派克林（Veit Rudolf Specklin）、迈尔（Albrecht Meyer）福美尔（Heinrich Füllmauer），其著作《植物史》（De Historia Stirpium）不仅靠内容，更因其中精美的插画而在当时大获成功，福斯甚至请画家们将他们自己的肖像画在书中。伽利略和画家奇高利（Ludovico Cigoli）交往甚密，我们无法确定《星际讯息》（Siderus Nuncius）中的月面蚀刻画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奇高利的指导（伽利略本人就精通绘画），但可以肯定奇高利受到了伽利略的影响——在其1612年的“圣母升天图”中，月亮表面第一次被画上了环形山，而不再像典型的中世纪绘画那样，被呈现为一个光洁无暇的圆盘。在潘诺夫斯基看来，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类似的合作案例不胜枚举。
潘诺夫斯基这里谈到的案例具有很大共性，齐尔塞尔认为工匠对近代科学的最大帮助是提供了实验方法，而潘诺夫斯基则认为工匠的意义在于为近代科学提供新的表现工具，透视法和科学插图成为了科学知识论证、传播和宣传的新手段。因此可以说，学者和工匠的密切交往首先引发了一场“视觉革命”。
这场革命表现在：第一，透视法首先在绘画中实现了均匀连续的数学空间，这种新的空间观念很快被从虚拟世界带入现实世界；第二，透视法促进了精确的机械、建筑制图的出现，从而使得远距离技术交流和传播成为可能；第三，自然学家不再仅仅通过文字叙述，而且日渐依赖精细的图像记录观察对象，这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具体的自然物，重视个人的经验研究。
潘诺夫斯基强调，“去隔离化”不仅仅表现在学者和工匠的交流合作中，更体现在对个人学养和情操的塑造上，这是文艺复兴独特的时代精神。布克哈特很早就注意到文艺复兴时期对全才品格的追求，像阿尔贝蒂和莱昂纳多·达·芬奇这样的人是无法定义的，他们在太多领域建功立业，以至于当我们在他们的名字前加上许多个“某某家”、“某某学之父”的头衔之后，总还觉得不够。皮科在《论人的尊严》中清晰地表达了这种观念：人天生就是某种未加定型的存在，必须通过日后不断的自我锻造和打磨而成为完人。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从不满足于在已有的社会结构中实现个人价值，他们总是尝试跨越学科和阶级的界限，享受在未知的知识领域从爱好者到行家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学者和工匠的身份变得模糊了。
三 霍尔：对学者-工匠问题的重新限定
在英国，赫森关于技术与科学的粗糙观点获得了贝尔纳、李约瑟、格罗斯曼和默顿等人的同情，“左翼”科学史家同样拥护齐尔塞尔的学说。李约瑟坦言在《中国科学和文明》各卷的编写工作中，齐尔塞尔的思想对他帮助甚大：“他的作品是真正能够照亮黑暗的火把，我们必须要去寻找那些‘社会学的根源’，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思想。”[16]到了1959年，部分是出于冷战时期捍卫意识形态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出于对外史纲领解释能力的严重怀疑（注：对齐尔塞尔外史路线的批判可以追溯到柯瓦雷1943年的论文“伽利略与柏拉图”，在其中的一个脚注中，柯瓦雷首先肯定了齐尔塞尔强调文艺复兴高级工匠在塑造近代科学心灵方面中的重要意义。“他在这一点完全正确。的确，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工程师和建筑师，在对抗亚里士多德传统中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的一些人，如莱昂纳多·达·芬奇和贝内代蒂，试图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动力学”。但他话锋一转，很快指出新的动力学改革源于巴黎唯名论者布里丹和奥雷姆的冲力理论。而作为伽利略最重要的先驱，贝内代蒂对冲力理论的超越“并不是因为他的工程师工作经历，而是因为他对阿基米德的研究，以及将数学哲学纳入了对自然的研究。” 见[17]）。
霍尔在“科学革命时期的学者与工匠”（The scholar and the craftsman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文中，将问题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确定科学思想一以贯之的独立自主性，二是划定科学革命时期工匠对科学的有限影响力。
1科学思想的自主性
霍尔首先反对将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的工匠与学者做一刀切式的二元划分。这种划分主张，科学知识被一种明确的社会阶层所阻隔，双方必须跨越这种边界向对方学习，互通有无；这一时期的科学成就主要来自实践和操作，而非来自思考和概念分析；工匠主要追求实践上的成功，而学者主要追求思想上的理解；工匠的科学知识从实际生产生活中获得，而学者则从大学或类似的教育机构中学到科学知识。这一批判很大程度上指向齐尔塞尔。霍尔提醒我们注意当时从事科学活动复杂的人员构成：既有专业人士（数学、天文学、医学的研究者集中在传统大学，而应用数学的专家则在大学之外）、也有专业实践者（医生、测量员、海员、工程师等）、还包括更为底层的技术工匠（仪器制造者、镜片打磨师、外科手术师和其他手工艺人等等），他们无疑都在科学分工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那时科学的专业化进程尚处于萌芽，没有判断科学家的公认标准，学术壁垒还未形成，学术刊物的发表权和学会的会员权利对所有人开放。因此还存在一大批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最典型的例子是荷兰的列文虎克，他从未接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当过染料铺的学徒、男装店的小老板、测量师和公务员，但由于显微镜的发明，他开始和皇家学会保持密切的通信，通报了一系列观察发现。显然，我们无法把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与个人经历和他是否从事科研活动联系起来，这其中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科学的社会学根源无法解释个人纯粹的科学爱好的来源。
霍尔反对“一刀切”，反对用静态的眼光去审视历史，反对用静止的概念去刻画处于变化中的历史对象。例如，在1300-1700年间，学者的含义和大学的地位都在发生变化。如果我们提到一位中世纪的“学者”，那么他几乎只能在大学从事教学研究活动。但如果提到一位近代早期的“学者”，则他很有可能接受过大学教育，毕业后能在大学之外找到与科学相关的工作，或许还会成为大学体制的激烈批评者。霍尔统计了皇家学会早期会员的教育背景，115人中有65人肯定接受过大学教育，依然占到大半。不可否认在16、17世纪，大学和科学活动的关联变得微弱了，观察和实验方法依旧不受重视，天文学、物理学和解剖学的巨大突破都是在大学之外取得的，相比之下，大学教材和课程显得日渐陈腐。然而，哥白尼、伽利略和维萨留斯所攻击的对手，依然是那些大学中保守份子，是那些托勒密主义者、亚里士多德主义和盖伦主义者。大学的没落不代表学院思想的没落，近代早期的思想革命依然属于大学学术思想中的内部斗争。
霍尔进一步将科学思想的独立自主性建立在其发展演进的连续性之上。他说自己不惜冒着过份简化的风险也必须声明：“中世纪哲学家发展出来的对自然现象研究的理论，从根本上促成了科学革命的成功……或许可以这样说，科学革命是一场哲学革命的直接结果。”[18]这一论断面临的两个风险。一是如何解释文艺复兴时期（15世纪及其后），重新发现的一批新的古典文本——包括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和阿基米德著作——对中世纪经院思想的冲击。对此，霍尔强调这些例证的片面性，单单考察力学思想的演进，就会发现中世纪科学中并不存在明显的“古典传统”的复兴。将艺术史中的文艺复兴概念照搬到科学史是有害的，艺术家通过模仿古人而回归古典，但科学家从不单纯的模仿，而总是把新的思想纳入到原有的思想框架之中。第二个风险是如何解释近代早期学者对经院思想的批判态度，这种批判及其后果都指向了一种思想上的断裂。然而，霍尔却认为，这种批判始终存在于经院传统内部，并且成为了中世纪科学的一部分。他援引克隆比的研究，强调以格罗斯泰德（Grosseteste）为代表的13世纪哲学家已经发展出一种至少是定性的实验方法。该实验方法的产生来源于对经院方法的不满，它不是消极的批判，而是具有创造性的建设。此外，对亚里士多德运动力学的修正和改造一直持续着，柯瓦雷的研究表明，伽利略个人的思想挣扎正是这一长期的理论改造运动的延续和巅峰。
2工匠的有限影响力
霍尔认为齐尔塞尔等学者过份夸大了工匠在塑造近代科学中的重要性，在他们的论证中至少存在两处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首先，工匠传统或者说技术传统有其发展的自身逻辑，即通过反复试错、在偶然的发现中不断探索前进，这种朴素的实验方法古已有之，并不是近代早期的新鲜产物。17世纪枪炮工程师和古代弓弩设计师面临相同的弹道学和其它技术难题，因此难很说前者比后者具备更多的因果思维。其次，工匠对技艺的改进是以应用价值为取向的，但17世纪理论科学对技术的帮助依然非常微弱，因此工匠缺乏关注理论研究的动力和理由。17世纪的枪炮工程师确实根据抛物线理论，计算出了火炮倾角与目标范围关系的图表，但当时的弹道学对空气阻力的处理尚不成熟，火炮自身的稳定性很差，这些弱点都使图表丧失了实用价值。丹麦天文学家罗默（Ole Römer）和法国科学院的学者对完美齿轮的形状做了大量研究，不过工程技师对这些研究毫无兴趣，因为以当时的材料和工艺水平根本无法加工出理论中设想的齿轮，制约技术前进的障碍是“质料”而非“形式”[19]。因此把技术背景当作科学产生的唯一原因，和把理论支持看作技术革新的唯一动力，不过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完全忽略了科学思想的自主性和技术发展的复杂性。
霍尔并不否认科学革命前巨大的技术进步及其对学者思想和方法上冲击，但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学者的自觉而非工匠的自觉，是学者在工匠的实践中发现了理论研究关心的问题和素材，而非工匠在学者的理论研究中发现了有价值的东西。学者之自觉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近代早期的科学家（既想又做）并不像齐尔塞尔所理解的那样，是传统学者（只想不做）和工匠（只做不想）的简单杂合体，“哥白尼、维萨留斯和笛卡尔并不比托勒密、盖伦和亚里士多德更像一个工匠”（[18], p. 17）。工匠对近代科学的有限帮助仅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提供了需要理性和系统分析才能解决的迫切问题；
二、积累了可供科学研究的技术信息；
三、曾经以生产为目的的工艺和设备，现在被用作科学研究；
四、为科学提供所需的仪器和设备。
此外，霍尔提醒我们注意学院科学和非学院科学的差别，前者包括天文学、解剖学、力学和医学，这些学科在中世纪大学中已得到充分发展，具有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较少受到工匠的直接影响。而实验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和冶金学等非学院科学，在古典和中世纪的分科体系中没有位置，尚处于收集事实和理论发展的萌芽阶段，则更多地依赖工匠的经验研究成果。事实上，对学科采取分别处理的态度，也模模糊糊地出现在齐尔塞尔的表述中，不过他更倾向于将学科划分为“可以通过社会学解释的”（如吉尔伯特的磁学研究）和“不容易通过社会学解释的”（如哥白尼的天文学）。这种做法的危险在于，正如前文提到的，齐尔塞尔将18、19世纪才充分理论化的培根科学（或霍尔意义上的非学院科学）视为科学革命时期的主流，反而将天文学的突破视为旁支。可以说，他用一种偏狭的编史学纲领扭曲了对历史事实的正常理解，而这正是霍尔所试图纠正的。
四 帕梅拉·隆：15—16世纪的交易地带
在霍尔之后，科学史家对学者-工匠问题的宏观叙述不再感兴趣。根据霍尔的建议，必须把工匠的实际影响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对不同学科、不同科学成果要分别处理，任何普遍化的结论都可能出现偏差。因此我们一方面看到就学者和工匠的关系涌现了一批丰富的案例研究，但另一方面却又感到遗憾，清晰的历史图景一去不返，为了保持历史研究的严谨性，我们必须将自己置身于细节的汪洋大海之中。
2011年出版的帕梅拉·隆（Pamela Long）的《工匠/实践者和新科学的兴起，1400—1600》（Artisan/Practitioners and the Rise of theNew Sciences, 1400-1600）[23]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在本书的开篇和结尾部分，隆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处于巨大的编史学传统的阴影之下，齐尔塞尔对工匠阶层的正面评价仍然具有价值，但进一步的讨论必须清除其论题中暧昧不明、甚至错误的地方，同时必须考虑到霍尔所限定的边界。
隆的工作在以下三个方面达到了新的清晰性。
首先是断代问题。霍尔的文章在一开始就把自己严格限定在17世纪，这使他可以突出新科学的成果和工匠经验之间的巨大鸿沟，巧妙地避开了情况更为复杂的15、16世纪。潘诺夫斯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将“去隔离化”的终结限定在17世纪的开端，新科学理论的出现再次阻断了学者和工匠的平等交流。潘诺夫斯基暗示了在15—16世纪存在一种文艺复兴科学，这一观念被隆强化了。她在标题处着重突出了1400—1600年这个时间范围，在文中强调这一时期可以被纳入中世纪晚期或“前现代”的范畴，是通向现代社会一段重要的过渡期。
第二，具有不同知识/技术背景的群体之间广泛的交流合作，可以看作是这段过渡时期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与此同时，“学者”和“工匠”粗糙的二元划分必须被废除。和传统的中世纪工匠不同，从15世纪开始，一部分高级工匠们开始书写技术著作，甚至整理、编辑古代科学文献，而人文主义学者也开始学习、掌握手工技能，在著作中强调技艺的重要性。隆特别关注了文艺复兴时期维特鲁威（Vitruvius）《论建筑》（De Architectura）的翻译、注疏和出版情况，她表明当时人们在编辑和评论《论建筑》的过程，也在讨论技艺、几何学和机械学等实际问题，参与到这项工作中的人数众多，但没有哪个人可以被简单地归为工匠或学者。因此在全书中，隆处理这类词语体现出了异常的小心谨慎，她更倾向于使用“作坊出身的”（workshop-trained）、“掌握技能的”（skilled）来指称工匠，用“有学识的”（learned）指称学者，并不厌其烦地提醒读者这些身份标签的局限性。
第三，取代学者和工匠的更适宜的说法是“交易者”，15—16世纪出现了大量的“交易地带”（Trading Zones），不同背景和出身的“交易者”在其中交换知识和技能。“交易地带”是贯穿隆全书最重要的概念。这个术语最初来自人类学，后来被彼得·加里森（Peter Galison）用到了对粒子物理学的史学研究，说明不同专业背景出身的理论科学家和工程师，如何在大科学的分工体系下进行交流合作。隆将类似的“交易地带”的概念引入在15—16世纪，虽然那时科学的专业化尚未形成。她将资助和礼物交换排除在“交易”的范围之外，在交易地带中交换的是实际的知识和技能，而不是金钱和物质。交易地带可以是现实中的某个地方，如建筑工地、印刷作坊、仪器制造厂等等，也可以是虚拟的，如上面提到的维特鲁威编译传统，人文主义者、建筑师、工程师、数学家通过对一个文本的共同关注而被联系在一起，不同版本的《论建筑》及其评注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虚拟的知识交易场。
初看上去，隆所突出强调的“交易地带”似乎并不是什么激动人心的史学概念，人类的知识和经验交流无处不在的发生着，为什么要刻意强调一段时期内交流的特殊性呢？但当我们综合考虑上述的编史学传统，就会发现这一概念的引入实在大有益处。林恩·怀特的研究表明中世纪学者也从事了不少机械技艺方面的研究，但这些案例总是以某个人物、某种单一的技术改进为中心，在其中看不到不同层次的人群的参与和互动，已有的发明无法传播和继承，也就无法催生新的知识和理论创新。
而在15世纪形成的交易地带中，情况则大为不同。隆也将阿尔贝蒂和布鲁内莱斯基的在透视法上的合作看作交易地带出现的标志。我们注意到，透视法著作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交易地带。工匠出身的吉贝尔蒂（Ghiberti）在其《回忆录》（Commentari）第三卷中整理了大量阿拉伯光学和中世纪透视学的内容，旨在弥补阿尔贝蒂《论绘画》（De Pictura）中理论方面的缺憾。画坊出身且精通数学的佛兰切斯卡·德拉·皮埃罗（Piero della Francesca）在其《论绘画透视》（De Prospectiva Pingendi）中，一方面对阿尔贝蒂的透视方法进行了简化，同时提供了画家进行透视建构更具操作性的法则。斐拉莱特（Filarete）、佛兰切斯科·迪·乔尔乔·马尔蒂尼（Francescodi Giorgo Martini）和塞巴斯蒂阿诺·赛尔里奥（Sebastiano Serlio）等建筑师分别在他们的建筑学著作中讨论了透视法。外交官让·佩勒昂（Jean Pèlerin）最先将透视法带出意大利，他的《论人工透视》（De Artificiali Perspectiva）出版后非常畅销，屡遭盗版，丢勒就拥有其中一本。这位绘画大师先后两次到意大利学艺，回到纽伦堡后出版了《测量指导》（Underweysung der Messung），其中也探讨了透视法问题。到了16世纪，越来越多的专业数学家开始关注透视法，包括但提（Ignazio Danti），康曼迪诺（Federico Commandino）、贝内代蒂（Giambattista Benedetti）等等。正是因为不同职业的人群同时参与到透视法的研究之中，才使透视法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绘画技术。在繁多的透视学著作中，一方面自然是讨论各种不同的透视建构方案，另一方面，光学、几何学、比例论、人体测量学、大地测量学、建筑和机械制图技术也一同被纳入进来，从而促进了更大范围内的知识交换，这就是交易地带的含义。进入17世纪，以圭德巴尔多（Guidobaldo del Monte）和笛沙格（Girard Desargues）的著作为代表，透视法研究逐渐发展为一门严肃的几何学分支，数学外行越来越难以参与其中，透视法著作作为交易地带的意义因此而消失了。
交易地带构成了复杂的知识交流网络，运用这一概念，可以使我们避免将现行的学科划分生搬硬套到文艺复兴时期，而是能够在具体而鲜活的历史情境中理解当时科学与技术的关系。除了维特鲁威传统之外，隆在书中给出了交易地带的另外三个实例，分别兵工厂、采矿挖掘以及城市营建。15、16世纪的兵工厂往往设有码头和船坞，因此成为了交流筑炮技术、弹道学、造堡术、造船术和航海知识的交易地带。采矿业中则囊括了挖掘、冶炼、合金加工、矿石鉴定、火药制备、泵与水车的机械技术等知识的交换。16世纪新的城市概念开始兴起，不仅促进了水利工程、城防工程和大型工程机械等方面的发展，也使人文主义者有机会实现他们关于建筑和城市规划的新理念。
对不同的历史概念的运用往往决定了历史叙事的方式与角度，这可以看作史学研究中的“范式”和“范式转换”。不妨回到齐尔塞尔对吉尔伯特的案例分析。一旦理解了兵工厂和采矿业作为交易地带的意义，就不难理解《论磁》中的那些技术内容的来源，对吉尔伯特离开磁学的主题而讨论实用的航海技术也不必感到奇怪，他的写作对象是交易地带中其他潜在的、不同身份的“交易者”，为了获得“市场”认可，他必须“有货”，必须提供有价值的知识和技术。齐尔塞尔执着于学者和工匠的区分，从而刻意突出了吉尔伯特和诺曼两人的形象。事实上，《论磁》中不仅借鉴了诺曼，还批判了卡尔达诺（Girolamo Cardano）、魔法师德拉·波塔（Giambattista della Porta）、地理学者萨努托（Livio Sanuto）和贝内代蒂等人的学说，肯定了斯台文（Simon Stevin）的研究，参考了海员伯勒（William Borough）的仪器制造方法，这表明当时围绕着磁学研究俨然形成了一个交易地带，《论磁》不过是其中众多的“交易品”之一。沿着这一思路重新叙述16世纪的磁学研究，或许能够更好地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
五 结语
帕梅拉·隆的交易地带概念可以看作是对学者-工匠问题的继承和超越：它首先肯定了齐尔塞尔对工匠的正面评价，工匠是交易地带中提供技术信息和专业技能的主要力量，但在他们和学者日益频繁的交往过程中，二者能力和身份的区分不再明显。交易地带是潘诺夫斯基“去隔离化”概念的反话正说，二者同时描述了15-16世纪欧洲不同背景人群之间形成的、在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种知识交流方式。多种多样的交易地带的存在反映了近代科学得以产生的复杂的社会背景，它不是近代科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因此并未触碰霍尔所设置的底线。此外，霍尔定义的非学院科学只有放置在某个交易地带的语境中才能被充分理解。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看到，随着科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诸如“学者”和“工匠”这样简单的词汇都经历了粗糙使用、意义修正直至废除的命运。不可否认，对概念的深化和解构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但同时也会使研究者感到如履薄冰、顾虑重重。这导致了科学史家越来越倾向于研究孤立的人物、事件或著作，在其中小心翼翼地界定每一个术语的含义，逐渐丧失了对长时段历史进行叙述和概括的勇气。如此看来，帕梅拉·隆“交易地带”这样的概念创新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一个看似平常的术语，实则凝结了对历史的深刻观察和对编史学传统的细致把握，同时也为断代史和通史写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原文首载于《科学文化评论》13卷（2016）1期，《知识分子》获授权转载，略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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