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阅见西语系列文学对谈活动”由上海塞万提斯图书馆和文学杂志Chopsuey举办，并通过和思南公馆、哥伦比亚领事馆以及驻上海大使的合作，旨在成为西语国家的作者与其中国的读者之间的桥梁。
本文整理自“阅见西语”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邀请的主讲嘉宾是哥伦比亚作家玛格丽塔·加西亚·罗巴约（Margarita García Robayo）。她出生于卡塔赫纳，现居布宜诺斯艾利斯。她曾出版《直到飓风袭来》《我没学会的》《死去的时间》《性教育》等书籍，其中最突出的一本是《更坏的事》，使她荣获了2014年的“美洲人之家”文学奖；在她的散文中最有名的是《第一个人》。2018年，《鱼汤》（Fish Soup）在英国问世，随后被选入《泰晤士报》的年度佳作；在2020年，小说《假日的心》（Holiday Heart）问世，并被授予el PEN Award。她的第一本故事书《有些事赤脚女人不能做》已被译成中文。
参与本次对谈活动的有哥伦比亚驻上海领事丹尼尔·科鲁兹、上海塞万提斯学院院长易玛、Chopsuey杂志编辑卢西拉和萨尔瓦多，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薛舒，知名作家周嘉宁等。Chopsuey杂志编辑萨尔瓦多·马里纳罗（Salvador Marinaro）拥有全球研究博士学位，创意写作硕士，出版过诗集《头晕目眩的交响乐》《体面的悲伤》，文章多次发表在《?》《安菲比亚》《阿尔泰》《普兰多》《纽约时报》等杂志，荣获“阿根廷西北地区文学奖”，“Sub40哲学奖”等诸多奖项，还担任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与卢西拉共同出版了Top3杂志。
“阅见西语”对谈活动现场
丹尼尔·科鲁兹（哥伦比亚驻上海领事）：非常谢谢各位，大家晚上好。
本次活动隶属于哥伦比亚海外推广计划，向全世界展示我国的艺术，包括：表演、视觉、电影和视听艺术、烹饪、音乐、学术及文学。很高兴能为文化事业做出贡献，尤其是在上海这样重要的大城市，在海外推广我们的传统与经验。
哥伦比亚文学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离不开玛格丽塔·加西亚·罗巴约等一众才华横溢的作家和国内出版业的努力。波哥大国际书展、卡塔赫纳海伊文学节等活动的举办让哥伦比亚成为世界文学界的标杆。哥伦比亚拥有庞大的阅读基础设施，全国有约1600座图书馆，拉近了年轻人与文学的距离。
我们有幸通过文字与中国结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曾到访我国，很多哥伦比亚作品也被译成中文：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此外叙事类、历史和文化类等类型作品也都被译成了中文，包括胡安·加布里埃尔·巴斯克斯、赫克托·阿巴德·法西奥林斯等众多哥伦比亚著名作家；科学、新闻和儿童文学代表先后有50多部哥伦比亚文学经典作品被翻译引进中国，其中包括豪尔赫·艾萨克的《玛丽亚》，何塞·尤斯塔西奥·里维拉的《大漩涡》，曼努埃尔·梅加·瓦列霍的《复仇》《旱季》，爱德华多·卡瓦列罗·卡尔德龙的《没有土地的仆人》，费尔南多·索托·阿帕里西奥的《老鼠的反叛》，古斯塔沃·阿尔瓦雷斯·加德阿萨巴尔的《白痴的集市》，赫尔曼·卡斯特罗·凯塞多的《我把灵魂交给了魔鬼》，哈伊洛·阿尼巴·尼诺的作品，埃尔南多·特耶斯的作品等等；女性也是哥伦比亚文学在华的主角，其中包括作家、科学、环境和探索记者安吉拉·波萨达·斯瓦福德，艾玛·雷耶斯的《通信记忆》，西尔瓦娜·帕特诺斯特罗的《孤独与陪伴》。皮拉尔·昆塔纳的《母狗》正于编辑阶段不久将被翻译并在中国出版。
（这是）我们的客座作家玛格丽塔·加西亚·罗巴约，我们将有幸聆听她的讲话。我对她的印象深刻。她对此次邀请热情十足。她所作出的努力是无价的，使我们得以向中国展示我国的文化。感谢你的积极与开放在两岸交流的漫漫长路上为后人立下一座里程碑，拉进了两国的距离。玛格丽塔在多次采访中表达出扎根哥伦比亚加勒比地区的自豪，相对地缘性，她更看重时间性，我们将有幸了解她关于时间的真实观点。
最后，我代表哥伦比亚驻华大使路易斯·迭戈·蒙萨尔韦先生对您的支持表示感谢。您的团队使这次活动成为现实，诚挚邀请您参与讨论。希望通过文学继续加强哥中友谊。
薛舒（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谢谢大家。很高兴参加今天塞万提斯图书馆组织的“阅见西语系列活动”。这个系列活动与思南读书会紧密联系，构成了上海书展的特别活动。
思南读书会是由上海市作家协会联合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市黄浦区宣传部、永业集团和思南公馆共同推出的上海公共阅读组合的一个活动，从2014年2月15日面世以来，深受上海市民的欢迎，获得了国内广泛的关注。
我注意到在这次云对谈活动当中邀请到了哥伦比亚、阿根廷、智利、墨西哥、西班牙等国的作家，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上海周嘉宁等知名作家。各国作家在云上相聚在塞万提斯图书馆让我想起很多年前我曾经去西班牙在巴萨罗纳的剧院看佛拉门戈歌舞表演，在圣家族教堂抬头眺望，进入天才设计师高迪的米拉之家；在美丽的托莱多古城看到一对恋人在街边忘情地接吻；尤其是在塞万提斯的故乡阿尔卡拉城，我坐在塞万提斯家门口的长椅上，左边是胖胖的桑丘，右边是瘦瘦的，提着一把剑的堂吉诃德——当然他们是两个雕塑。这个场景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今天回忆起来，依然有阅读《堂吉诃德》的感觉，文字、人物、场面历历在目。
今天非常荣幸在塞万提斯图书馆与大家在一起。今天因为文学我们又走进了这里让我不禁感动。虽然我们这次的文学对谈是远程连线，但我们跨越千里在云上相见——这同样是一场面对面的文化交流和文学聚会。各国作家和读者因此得到彼此的了解，彼此的亲近，以及阅读和交流彼此的文化、生活与情感，发表和寻求我们不同的见解。在这里，我谨代表上海作协、司南读书会向西班牙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处，上海塞万提斯图书馆表示感谢，也向参加这次文学对谈的各国作家表示热烈的欢迎！
萨尔瓦多·马里纳罗（《Chopsuey》杂志编辑）：非常感谢您在周五下午来到塞万提斯图书馆与我们一起参加本次线上的采访，感谢玛格丽塔·加西亚·罗巴约的到来。我有幸为大家主持本次活动。我们构思本次对话活动的初衷是让大家近距离了解最具代表性的当代西班牙语作家。玛格丽塔·加西亚·罗巴约特色鲜明，非常适合作为开场嘉宾。她是南美和西班牙文学领域的先锋。
本次对话活动是南美作家与中国作家、翻译家的一次交流。今天我有幸和玛格丽塔·加西亚·罗巴约还有与周嘉宁一起。玛格丽塔出生在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她的著作包括《直到飓风褪去》《我没学到的东西》《性教育》《暂停》《有些事赤脚女人不能做》《更糟糕的事情》，曾获得2014年“美洲之家文学奖”，该奖项是南美洲著名的文学奖项；小说《第一个人》，其作品被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被泰晤士报评为“2018年度书籍”；其小说《假日之心》获得“美国笔会奖”；最新著作《海浪之声》包含了三部短篇小说。
一同出席的还有周嘉宁——作家，编辑，《New Writing》杂志主编，毕业于复旦大学文学系，我们还是校友呢！她出版过7部小说：《夏天在倒塌》《密林中》《天空晴朗晴朗》，小说集《我如何毁了我的生活》……作为英文翻译她翻译过米兰达·朱莉的Juliet Westerson，以及著名作家欧康纳等人的作品，西班牙游记被译成西语《那些永远不会结束的夜晚》。
这次对话有趣的地方在于玛格丽塔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已被译成汉语——《有些事赤脚女人不能做》（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我们就从这部书开始吧。很高兴今晚能与玛格丽塔在zoom上交谈，虽然没有办法面对面，但从去年起这也是一个比较有趣和吸引人的形式。《有些事赤脚女人不能做》，不知道这句话西语原文是什么，但是从书中可知这是一句西班牙语俗语或典故，可以请教一下在西语的语境中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和玛格丽塔年龄相仿，这本书创作于10-15年前，不是很确定具体是哪一年，因为该书是在2009或2010年发行，距今至少有11年过去了。我回想10年前 2010年的时候，与我同龄的作者都在写什么样的东西，我也回想自己在写什么样的东西，非常有趣，发现我们在写非常相近的题材，特别是在短篇小说领域，我周围的年轻作者在看什么样的书，受到了什么影响。很多人在提到拉美文学的时候会提到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上一代文学作家受到了拉美文学的影响。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到最近的20年当中，整个世界的文化潮流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20年前各国作家的差异是非常大的：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是用西班牙语写作的，他是有拉美文化背景的，他是欧洲作家，他是美国作家，他是日本作家，他是中国作家……其文化差异、文化背景非常剧烈地体现在小说中。但从2000年至今的20年里，特别是这10年里，我所看到很多年轻作家，阅读到的很多欧美、拉美作家彼此间的文化差异在变小，产生的隔阂也在弱化，我可以清晰地在玛格丽塔的这本书中得到共鸣：10年前影响中国作家的英语作家比如雷蒙德·卡洛、理查德·耶茨、爱尔兰作家威廉·彻沃，近10年最影响中国作家的西语作家博拉纽斯，从2010年极大的影响着我们的年轻作家……不知道同样的情况是否也发生在拉美年轻文学作家中，这是我比较好奇的。从2010年到现在，10多年过去了，在我所观察的中国年轻作家当中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从10年前的某处文化差异，到觉得我们都是世界人，全球化给我们造成了剧烈的影响。我们会对很多事件产生共鸣，包括年轻人的孤独、女权主义问题。种种的隔阂曾在一段时间之内被消除，但是在最近两到三年又会有新的文化差异慢慢的建立和形成，我们后面会提到。我没有看过玛格丽塔后面的小说，因为尚未被译成中文，后面也会提到后来的小说是否会有新的变化产生。在这本书里我所感受到的共鸣，全世界的年轻人可能是没有隔阂的，我们有共同的东西。这种共性在后来的10年中，是被发展了还是消逝的过程值得我们随后谈一谈。这是我初读这本书的印象。我不想说作者的性别、国籍或语言。当作品被译成中文拿在手中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所能够产生的最强烈的共鸣。
玛格丽塔，我们谈论你的书的时候，发现在你书中出现的这种冲突可以发生在任何一座现代都市，可以是在上海，在北京，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南美城市。玛格丽塔，你是怎么考虑的？你怎么看待这部著作？
玛格丽塔·加西亚·罗巴约：感谢大家。言归正传，我的第一本书没有提及地理信息，那正是这本书的初衷。我早期的作品都没有地名和人名，读者需要去猜测故事发生的地点。因为当时我就在思考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否重要：我怕把人物置于让人误解的象征性地点，因为与环境的关系往往是费力不讨好的；我认为环境的模糊化很重要：人物身居何处？故事为何会发生？
我想要谈一下当代交流的问题。当今社会，人与人的交流是低效的，我的第一本书的主人公就是如此。虽然几经修改，但是地点的模糊化正是我的用意，其中包含了一系列的关联。这本书由多个故事组成，故事间又存在着微妙的联系，这些联系是动荡而简单的。我想与亲近的人建立真实的联系，与亲人、恋人、邻居，这种关系是持续的。这本书就是这样，暂时舍弃了地理的束缚。后来我的写作有了转变，但是早期的创作风格就是如此。
萨尔瓦多·马里纳罗：有一个问题我认为是一个南美共性问题。在你的第一部书里也可以看到拉美文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场景问题。你的第一部作品刻意去除场景化，把人物的自然背景剔除。这种做法在南美文坛很少见，仿佛是一种声明性的举动。
玛格丽塔·加西亚·罗巴约：确实如此。马孔多以及卡洛斯·富恩特斯的作品深深地影响着整个拉丁美洲。这些作家当然实至名归，但场景问题在南美洲有些泛滥了。南美洲的城市，比如布宜诺斯艾利斯、波哥大、利马、墨西哥城，当这类城市场景出现的时候，很少会出现在我的最初作品中。我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刚刚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属于“新移民”。给我的感觉是：这座城市如此巨大而陌生，仿佛是生活在一个地方。尽管布宜诺斯艾利斯特色鲜明，但对我来说却毫无个性可言。周围的人，有交集的人，从未建立起真实的关系。如今我对它已经很了解了，因为科技发明出很多东西，再加上疫情的蔓延，但是我们很少感到彼此的关联，现在流行“正常化”的线上交流。在写第一部书的时候我想如实地反映南美大城市，因为故事所发生的这个地方能看出它不是一座发达国家的城市，因为从书中人物的行为可以看出这是一座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母亲去洗衣服，有人穿过超市的长队对孩子说你妈妈是坏人，这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不好的琐事，比如南美常见的宰客行为。当我的书在海外出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去年《假日之心》发行了英文版受到了许多英国和欧洲读者的批评，说书里的人物是种族主义者，都很坏。很难让发达国家的人放下有色眼镜，比如认为南美移民肯定对当地人不好，强加的顺从形像更容易让人接受，比如打扫厕所的移民等等。当看到移民看不起雇主行为不端，指责雇主对当地人不好的时候，就赋予了我灵感。他们也是移民，也是南美人，也有强加的烙印。我要刻画的就是这样的来自拉丁美洲的人物。在第一部书中我要描述的就是南美的城市空间——大型的都市，即使不是南美的城市，也是大型的都市。在那里每天上演着这些故事，人们日常的交流冲突不断。
萨尔瓦多·马里纳罗：精彩！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你如何看待加西亚·马尔克斯？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玛格丽塔作为一位哥伦比亚作家难免会受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中国文坛也存在同样的情况，马尔克斯对于中国文坛的意义非常，即使是莫言也不例外，受到了其作品的影响。此外，马尔克斯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他是南美面对中国的一扇窗。
玛格丽塔·加西亚·罗巴约：这个问题问得好。对于南美当代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每个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无论是否从事写作，所有人都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哥伦比亚、对整个南美的影响。没人会否认他改变了我们。凭借作品和普遍性，他创造出一片新天地。他的作品在南美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很小就读他的作品——我在学校就拜读过，作为基础教育的必读部分。完全不受加西亚·马尔克斯文学影响是不可能的。现在当代作家的创作，正如那天咱们聊的，不是这种跨国的交流。我曾有一本小说在西班牙出版，当时就有人批评说“怪了，你书中的描写不像卡塔赫纳”。当然，大部分人对于卡塔赫纳、对于哥伦比亚和加勒比的印象源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描写。应该说每个人的视角是不同的，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我眼中的卡塔赫纳与马孔多不同，很多东西和含义已经改变，所以我的视角已然完全不同。应该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的作家和过去的作家看待同一片土地的视角是不同的，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同。那天我们还在聊哥伦比亚当代作家觉得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为写作强加的一个参照物，有位作家说得好：就像你有一个爷爷，他做过很多好事、了不起的事。你尊敬他，爱戴他，但是没人想成为他，走他走的老路，发现他的审美，按他的方式说他说的话，这是费力不讨好的。我认为这种影响力正在减弱。这种传统的影响虽然不会消失，但是在当代文坛关于魔幻现实主义的讨论逐渐式微。影响还是存在的，只是作家不得已而为之，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从这个角度看，影响是存在的，不是说主观上想去做。即便现代作家想去做，我们也更倾向寻找属于自己的叙事方式，探寻自己的风格，找到自己作品风格与看待事物的独特视角。此外，文学的确具备传承性，如果写作传统是铁板一块，那也就无法去探索，而只能刻意的模仿一种风格。那么哥伦比亚文学只能是死水一潭，不会有自己的特色。
正如领事丹尼尔先生刚刚提到的众多杰出的特立独行的哥伦比亚作家，他们跳出了魔幻现实主义的传统，就是这样的。
萨尔瓦多·马里纳罗：好极了！《直到飓风褪去》里有一段：“住在海边有好处也是坏处。世界在海平面消失，世界没有尽头，但不会一直等待。一开始等着一艘船的出现，当意识到船永远都不会来，我决定去寻找。我爱我的城市，因为它美极了，也丑极了，处在正中间。在糟糕的城市中心，几乎没人从中心离开，这里住着无可救药的人。”小说的开头相当精彩。我发现与你第一部小说不同，出现了对环境清晰的描述，对社会联系明显的表达。
玛格丽塔·加西亚·罗巴约：对，完全正确。我常说我的写作有内驱力——当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别的东西。这种内驱力是真实的，有机的，有形的，就像自我排毒的过程：高度的专注、走心的一瞬。我相信文学就是我的媒介，当然叙事结果可以同化为一种宣泄。我喜欢写作的边缘地带，我不喜欢把它看作一个结果，所以它可以成为很好的介质。正如之前所说，在写《有些事赤脚女人不能做》时我刚刚搬家不久，不得不面对各种联系的中断。那是一座非常大的城市，我与世隔绝，对周围一无所知，作为一个移民，缺乏归属感。第二本书的动机出现了根本改变，这是我写作中唯一的一次。有一次假期我回到卡塔赫纳参加兄弟的婚礼，那个冬天特别恐怖，热带的冬天总是多雨，整个城市在风雨中飘摇，大部分人都遭了灾：洪水泛滥，房屋倒塌，河水冲走宠物……非常惨——魔幻现实主义的说法就是哀鸿遍野。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感觉，反差让我产生的不适。家里的喜庆气氛感染着我：兄弟要结婚了，繁忙的加勒比婚礼，庆祝活动，准备活动，食物等等。但是屋外的城市正在被淹没，到处都是灾祸的消息。这种内外的反差给我一种暴力的感觉。如果我在更早的时间写这本书或者我更早地住在那里，如果我早些启程去参加婚礼，停留时间变了，我的观点也就变了。假如我兄弟早一年结婚，我就不会察觉到世界的改变——婚礼依旧，庆祝依旧——也许我的看法就不会有所改变。创作《直到飓风褪去》这本书的时候，记得开始有一种不爽的感觉，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我需要去弄清楚，于是坐稳就开始写作。这是我仅有的一次，这本书一鼓作气就完成了，整日枯坐，奋笔疾书，凭直觉就完成了这本书：我要把它写出来，我要找到宣泄的窗口。这不是一部自传类作品，是有一个婚礼，但不是我兄弟的婚礼。我需要借助一个故事，把我当时的不适表达出来。《直到飓风褪去》这部作品虽然经过了长达一年的修改和出版，但的确是这么写出来的。我坐下来写作，等我站起来的时候，已经写完了。所以我说我的写作是有内驱力的，当内心的冲动非常强烈的时候，想不写都不可能。我的著作都是在特定时刻写成的，顺从当时的心境而写。一开始，我还不是特别明确，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创作的主题，只是信马由缰地写，涉及了很多主题，主要描写了社会的不公。这种迫切想要发声的归属感，好像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你。
萨尔瓦多·马里纳罗：在把话筒交给周嘉宁之前，我提一个关于你的第二部小说《我永远学不会的东西》的问题。故事发生在1991年，以引渡巴布罗·科瓦罗，故事以90年代初新宪法大讨论为背景。故事就像双面镜：一方面，孩子试图寻找事情的真相，探寻父亲从事的工作；另一方面，在小说的第二部分，用另外的方式重述这个故事。这是一个记忆两元性的问题：家庭记忆和国家记忆。你怎么看待这两种并存记忆的关系？
玛格丽塔·加西亚·罗巴约：你读得很仔细。这正是我写这部书的动力。我十分重视塑造记忆：塑造一个立体的记忆，共同的记忆；构思一个社会、政治、家庭的记忆。可以建立多个版本的记忆，比如家庭成员的记忆，每位成员的记忆都是不同的。故事里正是讲述一个11岁女孩，假期她对很多事物都十分好奇，她尝试弄清父亲的工作。父亲的研究非常神秘，她一无所知，所以女孩努力去调查。这正是发生在哥伦比亚，我所试图建立的国家记忆、社会记忆却如此容易出错，正如11岁女孩的记忆是不可靠的。与此同时，小说的第二段——我常说第一段是第二段的引子——对我而言，小说的第二段才是正题。当女孩长大成人重返故乡，她的父亲已经过世了。父亲是第一部分的主人公，在第二部分已经去世。她回来以后却发现她的记忆与兄长与母亲的记忆在关于父亲方面出现了偏差。于是女孩决定写一本小说，她不能接受他人的观点。小说中的一些人物是真实的：哥伦比亚保守党政客阿尔瓦罗·戈麦斯在当时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出现贯穿全书，女孩认为父亲不可能与他有瓜葛。女孩发现了父亲的另一面，与自己以往的认识截然不同。通过这部小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既然记忆容易出现偏差，创造记忆、塑造记忆如同写小说。创造记忆就如同写小说，这就是我得出来的结论。挑选元素和故事，得到让你舒服的结果。一旦这个结果让你满意，你就会对这段记忆信以为真。正如小说中母亲所做的一样，试图把自己的记忆变成整个家庭的记忆。
周嘉宁：短篇小说集中的9部小说讲述的都是女性的故事，但是在多年前的一次采访中你说不喜欢被人贴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10年过去了，不知道你是否有所改变。对我而言，我跟10年前的你一样，我也不喜欢被人贴上这个标签。在最近的10年，最近的五六年，全世界的女权主义运动彻底改变了我对生活的观点。
玛格丽塔·加西亚·罗巴约：对，我明白。不是说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不是反对女权主义，我不喜欢被“贴标签”。周嘉宁刚提到的“贴标签”，我会感觉是好多结论性的东西。当有人给你贴上独特的标签，往往会带有极端的目的，带有贬低性的。比如你是女性，女性作家只能是女权主义作家，除了女权主义作家什么都不能是，诸如此类。我觉得这是一种脸谱化。作为作家，作为女性，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你的一生都是女性作家，女权主义者。我觉得这不公平，所以我会跟记者抗争，跟这些不利情况抗争。人们把你称作女权主义者、年轻人——我现在已不再年轻——但在那一时期，我唯一拥有的标签就是“年轻”，或者被称为“南美作家”。我不喜欢这种脸谱化。此外，我改变了关于女权主义的定义。过去我一直不知道女权主义是什么，但我深知女性在文学中的作用。我的书房里有很多女性作家的作品，所以我大可不必在社交媒体里去晒如何读女性作品。当有人要我这么做的时候我认为这没有必要，这对我是一种冒犯：好像这是一种创新、一次发现，“啊！有一位女作家！”女作家一直都有好吧！你们只是没有发现，没必要大惊小怪，相反我倒是觉得有些吃惊、很奇怪。此外，我觉得这种媒体关注也不错。
周嘉宁：在你最新的一部小说《暂停》里恰好有一段一个研究南美性问题的女孩。她回忆了一段致力于重申男女平等讨论的美国往事，到头来既没有讨论也没有被通过。后来一位共和党女性站出来反对，她认为这太过分了，她想制订一部男女平等法案。
玛格丽塔·加西亚·罗巴约：是的，过去甚至没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认为女权主义的这些东西很好，但是我希望能更深刻，不要只宣扬自己的感受，自己多重要。但是我想讲述的是之前提到了这部书，《第一个人》，描写了女性的现状。我讲述了一位女作家一位美国非裔女教师研究黑人女权主义，她发现了一个少有人注意的问题：人们对以往运动的忽视。仿佛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突然发现了女权主义运动，人们对抗争的历史缺乏了解，很早就有女性参加女权运动，这种对女性的忽视，让人感到不公平和悲伤。我认为现在的女权主义运动不要忘记历史。提诉求、要发声都没有错，但是也不要忘记过去。我清楚记得她对我说：“我奶奶在美国南方摘棉花，我现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一路就是这样走来的。”我认为应该记住历史，女权运动应该更深层更多元，现在太流于表面，有些过了。
周嘉宁：近五六年全球的女权主义运动对女性的影响会非常大，对女作家的影响也会非常大。对我而言，我也会不断反省作为一个女性的身份是怎样的，女性的社会责任是怎样的。我其实想问的是：10年的时间过去了，回首《有些事赤脚女人不能做》这部短篇小说集以你现在的观点重看这个小说集，是否依然如此安排里面女性的命运？你会在哪些方面做出调整？这是我比较好奇的。
玛格丽塔·加西亚·罗巴约：不，我不会这样写。当小说完成、出版以后，就仿佛结束了一段感情，我不再对它太过迷恋。过去的就过去了，覆水难收，我不会回头。事实上我不会重读这本书。我喜欢成书造成的影响。如果是阅读他人的作品，我喜欢琢磨它是如何构思、发展书中的意思和话题，如何以作者的视角推进故事本身，但也不总是如此，我也不知道我会如何做。但我不想重新审视、重写。创作初期我的作品都是按照特定的需求而写的，都是在特定时刻写出来的，所以我也不能重写……
对不起，门开了，孩子进来了。
周嘉宁：太有趣了。这个问题被母爱中断。为使采访免于家务、琐事、孩子干扰，我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想用下面的问题结束今天的访谈。《第一个人》这本书融合了史实和文章，融合了19世纪风格的口水小说，试图在虚构与非虚构作品中建立联系。你是怎么考虑的？
玛格丽塔·加西亚·罗巴约：这部小说见证了连载10年的漫长岁月。我按照要求供稿，都是定制的题材，我围绕一个主题逐渐展开。我很喜欢这类题材，就像是一次人生的彩排，但并非是完全虚构的，我更愿意把故事建立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之上，但是在继续发展的时候我会使用多种虚构的方式。当写到一个真实人物的时候我会创造一个人或者分成两个人。我为它下了一个定义：虚构建立在真实之上，每一步都是真实发生过的。我为每个人物创造真实身份是为了更高效的讲述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故事，便于故事的创建。我真的很喜欢这种题材，我也喜欢该题材的作家。也许会被肤浅的称为自传，但是这种标签让人感到不快，所以我不会使用这种称呼。我认为它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相对正式题材，它赋予我更大的探索空间，我很喜欢。口水小说就是为了开心。我曾为一家巴西杂志撰稿，他们向我求稿，我要求连载。他们建议我写口水小说，这是19世纪常见的小说形式，常以连载的形式按章节出版，每次连载一章。那是一部关于性关系的小说，我以自己为原型，因为是用葡萄牙语出版，所以毫无保留的都写了。我从未想到会以西语出版，所以当《第一个人》出版的时候，我挺吃惊的：得到读者的认可，在学校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伴。总之涉及了极富争议的性观念。
周嘉宁：我还有最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作为一位写作者我很好奇，现阶段写作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玛格丽塔·加西亚·罗巴约：最大的困难是缺乏时间，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这样的困扰。没有孩子的时候，创作的时间会更加灵活。我所说的时间问题的意思是，需要去购买写作时间。我们很难靠写书养家，所以需要身兼数职，比如授课，写文章，甚至从事与写作无关的工作，比如打扫泳池来赚钱，所以我们的写作时间是买来的。这是一对矛盾，打扫泳池这类工作会挤掉写作时间，你在出卖时间——这是一对很大的矛盾：这样的工作能赚到钱，能生存下去，才能继续写作，但留给写作的时间所剩无几。现在我有了小孩，又赶上疫情，还得去学校，如此往复，没完没了，留给我写作的时间是如此可怜。我目前的解决之道就是只要有连续的写作时间我就写下很多很多的笔记。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笔记会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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