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妻多妾的婚姻体制中，为了维持父系家族秩序的稳定，必须有一套安排妻妾身份次序的机制，也就是礼。礼法上，妻妾身份的区别从婚姻缔结之始即已定立，不由个人主观好恶随意更改。《礼记·内则》云：“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朱彬：《礼记训纂》卷一二《内则》，页441）缔结婚姻有一套隆重的仪节，只用于娶妻。郑玄云：“妻之言齐也，以礼见问，则得与夫敌体。”（朱彬：《礼记训纂》卷一二《内则》，页441）认为婚姻的仪节是妻得与夫敌体的关键。《礼记·昏义》阐发婚姻仪节之义：
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父亲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朱彬：《礼记训纂》卷四四《昏义》，页877-878）
婚姻非仅个人的结合，更促成两个异姓家族之友好。而妻于家庭中必须协助丈夫行宗庙祭祀的职责，以及负起诞育子嗣以传宗接代的使命，所以娶妻对于父系家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为婚仪之“六礼”，以如此繁复的程序表示对于缔结婚姻的恭敬慎重。婿将妇亲迎到家之后，有两人共进一顿饭的仪式，夫妇共牲而食，合用一瓠解成的两瓠来饮酒，以表示夫妇结合为一体、尊卑相随以及亲爱之情。妻在家庭中须克尽奉粢盛、养舅姑、育子嗣的妇职，在夫家职责重大；其身份与夫有敌体相随之义，故地位尊贵。
相对的，纳妾的仪节于礼未明，“不以礼为奔”。（朱彬：《礼记训纂》卷一二《内则》，页441）东晋王浑任徐州刺史时，娶琅邪颜氏为后妻，婚礼仪式中应夫妻交拜，而观礼者以为王浑为州将，新妇为州民，王浑的身份无由答拜。王浑之子以父亲不答拜，不成娶妻之礼，便把颜氏看作妾。（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下卷下《尤悔第三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页896）“反映了魏晋以下家族礼法的严格，以及当时人妾不备礼的观念。”（刘增贵：《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妾》，页11-12）妾的身份低贱，不得体君，称“君”不称“夫”。其在家内地位之低，观《仪礼·丧服》之中妾为君（夫）服斩衰三年，为“女君”（嫡妻）服齐衰期，而二者皆为妾无服，（见《仪礼注疏》卷二九《丧服》，页4b；卷三一《丧服》，页10b）以及庶子为生母服丧受到许多身份条件限制，庶生母为子服反而有重于子为庶生母服者，即足以清楚明了。
据学者的研究，自西汉中叶以来，随着士族的发展，儒家礼法逐渐抬头，嫡庶尊卑之辨渐被强调。东汉以来士族重视婚姻门第的匹敌，延续至魏晋南北朝以世家大族为中坚的社会，妻妾嫡庶之辨更为严格。（见刘增贵：《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妾》，页20-21）西晋武帝于泰始十年（274）下诏：
嫡庶之别，所以辨上下，明贵贱，而近世以来，多皆内宠，登后妃之职，乱尊卑之序，自今以后，皆不得登用妾媵，以为嫡正。（《晋书》卷三《武帝纪》，页63）
诏书中的“近世”是指汉末三国而言，当时帝王、权贵多有未遵礼制，嫡庶不分，而导致争乱败亡者，前辈学者已有详论。（刘增贵：《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妾》，页21）事实上，妻妾不分，往往造成诸子嫡庶身份混乱，最易引起继承问题、家族争乱，故晋人深以为鉴。陈寿在《三国志》中讥评吴主孙权，“嫡庶不分，闺庭错乱，遗笑古今，殃流后嗣”。（《三国志·吴书》卷五《妃嫔传》，页1203）以为孙权横废无罪之子是导致孙吴衰亡的原因，（见《三国志·吴书》卷四七《吴主传》，页1149）可见时人对于嫡庶不分的祸害特别警惕，相当强调“嫡庶之辨”的重要。
晋初议定新礼，以“礼无不答”为由，欲改汉魏故事，更制夫人答妾拜之礼。（见《晋书》卷二一《礼志》，页661）在挚虞的主张下，继续沿用夫人不答妾拜之故事。挚虞指出：
礼，妾事女君如妇之事姑，妾服女君期，女君不报，则敬与妇同而又加贱也。名位不同，本无酬答……（《晋书》卷二一《礼志》，页661）
挚虞引《仪礼·丧服》中妾为女君之服，指出妻妾地位的悬殊比姑媳尊卑差距更大；虽“礼无不答”，但妾地位之卑贱使其成为例外。然而晋武帝的诏书透露了汉末以降，统治阶层多有嫡庶不分的现象，挚虞的上奏亦显示议定新礼的过程中，“嫡庶之辨”曾有松动。事实上，在礼法的规范中，“嫡庶之辨”一直是受到强调的原则，而从史传中所见的情况却没有如此理想，姬妾以色事人，易于得宠，因宠而骄贵者所在多有。然而此类现象被记载的原因或是受到朝廷惩罚，或是导致家庭争乱的结果，或是成为议礼的材料，从父系家族的立场观之，留下的历史教训往往是再次重申“嫡庶之辨”的重要。但从妾的角度观之，竞宠争爱、嫡庶不分，则是女人晋升地位的一个管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门显贵拥有大量姬妾。在门第社会看重家族承续的风气下，广嗣继祖固然为纳妾的原因之一，而学者研究以为，史传所载之多妾者，多以奢侈著称，因此“上层阶级生活奢靡，纵情享乐才是大量妾侍存在的主因”。（刘增贵：《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妾》，页8-9）而妾的来源或出罪犯、或由劫掠、或因买卖，出身皆十分卑微，即使汉魏以降有以礼聘妾之俗，史传中纳妾以嫁娶称者所在多有，但聘妾之礼仍不可僭拟于妻。妾的地位卑微，为社会所贱视，高门之女除非没为罪虏，或战乱流离，少有愿嫁人为妾者。（刘增贵的文章有详细讨论，见氏著《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妾》，页11-16）从许多方面来看，妾的地位有如家主的财产，赠送、嫁卖、殉葬、杀害等对妾的处置，皆显示侍妾地位之低贱，缺乏保障。（刘增贵之文有详细举例讨论，见氏著《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妾》，页17-20）
从庶子为母党服丧的变化，可见证贵嫡贱庶在魏晋时代的强化。《通典》“继君母党服议”载：
贺循问徐邈曰：“礼，嫡母为徒从，嫡母亡则不服其党。今庶子既不自服所生外氏，亦以嫡党为徒从乎？”答曰：“古者庶子自服所生之党，故以嫡母党为徒从，故嫡母亡则不服其党。今庶子既不自服其外氏，而叙嫡母之亲矣，谓宜以名而服，应推重也。古今不同，何可不因事求中。”（《通典》卷九五《礼典五十五》“继君母党服议”条，页2566）
在讨论上面引文之前，有几点疑义必须先澄清。《通典》的体例，同一目次下之议礼皆按时间先后排序，本条定为晋代之议礼，排在车胤与臧焘，臧焘与徐藻问答之后。疑点之一，车、徐二人皆为孝武帝时期之礼官，〔车胤在孝武帝太元中（376—396）官任国子博士（见《晋书》卷八三《车胤传》，页2177）；徐藻在孝武帝宁康中（373—375）官任博士（见《晋书》卷二《礼志》，页624）〕而贺循卒于元帝太兴二年（319），时年六十，（见《晋书》卷六八《贺循传》，页1830）推论其生年应是魏元帝景元元年（260），远早于车胤等人，本条不应排序于其后。疑点之二，魏、晋史传中名徐邈者不止一人，而精于礼学者唯有徐藻之子，亦活跃于孝武帝朝廷。徐邈约卒于隆安元年（397），年五十四，（见《晋书》卷九一《徐邈传》，页2358）推其生年约在康帝咸康元年（342）。贺循与此徐邈并非同时期之人，二人不可能有此问答，《通典》所载显然有误。不过，《通典》本条之后，录有宋庾蔚之的按语，亦重申“今人复（不）服所生之党，则嫡母之党非复徒从，嫡虽没，犹宜服之”。（《通典》所载疑有脱字，“今人复服所生之党”应加一否定词，如此言“嫡母之党非复徒从，嫡虽没，犹宜服之”方可解。《通典》卷九五《礼典卷五十五》“继君母党服议”条，页2566）庾蔚之为刘宋著名之礼学家，《晋书·礼志》、《宋书·礼志》及《通典·礼典》中皆记载许多庾氏针对魏晋礼议抒发己见之文，故推论《通典》所载贺循、徐邈问答之内容应当确为晋代之现象，只是误植其中议礼之人名。贺循为东晋“儒宗”，“博览群书，尤精礼传”。（见《晋书》卷六八《贺循传》，页1830）故问者并非贺循的可能性较大，若然，则此条应为东晋后期徐邈所答之议礼，合于《通典》本目次下之排序。
问者与徐邈的问答，显示子为母党服丧的情形，至迟在晋代后期已有所变化。从丧服制度观之，妾服君党与嫡妻同，而妾的亲人不在五服之内，并非夫家正式的亲属，但庶子犹从生母而服，只在庶子为父后的情况下，才不服庶生母之党。（见《仪礼注疏》卷三四《丧服》，页21a）子为母党服为“属从”，母殁，犹为母党服丧；子为嫡母之党服为“徒从”，嫡母殁，则不服嫡母之党（见第二章第一节）。问者与徐邈皆指称当时的习俗是庶子不服庶生母之党，而从服嫡母之党。两人都清楚礼制原来对子从服母党的规范，但庶子未依礼制从服生母之党，并未受到责难，反而认为“古今不同”可“因事求中”，欲将“属从”之服术移到嫡母之党的服丧，改变制度规范以配合当时之习俗。笔者认为庶子为母党服丧的变化，可能受到当时重视家族门第之风气影响，试推论之。
魏晋以降婚宦是用以维持家族门第兴盛的手段，联姻相当重视门当户对，与外家姻亲往来友好亦为理所当然。妾的出身多半低贱，本家寒微，与其交接恐怕有辱门第。魏裴“所生微贱”，以“无舅氏”称。（见《三国志·魏书》卷二三《裴潜传》，裴松之注引《魏略》，页673）东晋周母李络秀，本家富足而门户低微。络秀嫁周父为妾，谓周等曰：“我所以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若不与吾家作亲者，吾亦不惜余年。”〔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下卷上《贤媛第十九》，页688〕络秀之语反映时人贱视妾的观念；以“不惜余年”威胁其子与本家“作亲”，可见东晋初年高门庶子不与庶生母之本家交接可能已成风气。因此庶子不服庶生母之党，只服嫡母之党，可能亦是受到门第观念的影响；以嫡母外家为舅氏，而不认生母外氏为亲戚。这样的转变显示，礼法中原已存在的“嫡庶之辨”，在时代风气重视门第高低的推波助澜下，表现更加深刻。
贵嫡贱庶是礼法上安排妻妾身份尊卑的主要原则，而母亲的身份尊卑连带影响所生子女的尊卑。《春秋·公羊传》曰：
隐（公）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公）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阮元刻本卷一“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页3b-3c）
正妻之子为嫡子，嫡子中择立年长者为嗣，而不立贤者；媵妾之子为庶子，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需择立庶子为嗣，则以立贵为原则，避免因众妾同时生子带来继承次序的争端。何休注云：“礼，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条，页3b）在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下，妻在家内的地位尊于众媵妾，有“女君”之称，嫡子地位高于庶子，即是源于生身母亲为嫡，地位尊贵。隐公与桓公同为惠公之子，但皆不是嫡妻所生，但是“桓母右媵”，（何休注，见《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条，页3c）为媵妾中地位最尊者，因此桓公贵于隐公。所谓“子以母贵”，正是指子依母亲身份之尊卑排定继承的次序。（见《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条，页3c）因此隐公虽年长于桓公，又有贤能之名，仍以母贱而不得立。所以嫡庶贵贱之辨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妻妾身份地位尊卑的划分，二是子嗣宗法地位高低的区别，前者影响后者，而后者又与家族继承问题密切相连，可见“嫡庶之辨”是一妻多妾家族礼法中相当重要的一环，母与子的身份尊卑有密切的联系。
除了“子以母贵”，《春秋·公羊传》中亦提到“母以子贵”。何谓“母以子贵？”何休注云：“礼，妾子立，则母得为夫人。夫人成风是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条，页3c）“夫人成风”是指《春秋经》载：“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风氏薨。”（《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三“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条，页74a）又“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风”。（《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三“文公五年·辛亥三月”条，页74a）风氏为僖公之母，庄公之妾，僖公得立，故尊为夫人。《春秋·左氏传》曰：“传，五年春，王使荣叔来含，且赗，召昭公来会葬，礼也。”（《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阮元刻本卷一九上“文公五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页140c—141a）“含”是古代放在死者嘴里的珠玉等物，（参见王维堤、唐书文撰：《春秋公羊传译注》“文公五年”6.5.1注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268）“赗”则是赠给丧家用以送葬之物。（见王维堤、唐书文撰：《春秋公羊传译注》“隐公元年”1.1.4注1，页7）杜预注曰：“成风，庄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礼赗之，明母以子贵，故曰礼。”（《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九上“文公五年”条，页141a）然而《春秋·文公九年》经曰：“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禭。”《谷梁传》云：“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见正焉。”（《春秋谷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阮元刻本卷一一“文公九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页44b）以为秦人不以成风为夫人，以妾为妻非礼故正之。
《春秋经》记载僖公妾母为夫人，三传对《春秋》记其事的诠释互相矛盾。《公羊传》未针对成风为夫人特别解释，但在《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提出“母以子贵”之说；《左氏传》谓周天子以夫人之礼会葬成风合于礼，承认成风为夫人合礼；《谷梁传》则讥以成风为夫人是以妾为妻。春秋三传对于以成风为夫人是否合于礼见解不同，“母以子贵”在礼法上是否具有原则性的地位，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事实上，“母以子贵”与“嫡庶之辨”，二者存有冲突，妻妾嫡庶之辨原本是由婚姻缔结的仪式而来，嫡庶的身份是固定的，而“母以子贵”却打破这项固定身份尊卑的原则，然而“子以母贵”加上“母以子贵”，却使母子的命运结合更紧密。
“嫡庶之辨”对母子关系的影响主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层面：其一是子随母而贵贱，母子身份地位紧密相连，祸福与共，使其关系更为亲密。事实上，母子荣辱一体、祸福与共，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情形，必须考虑父亲权力的介入，远超越“嫡庶之辨”的礼法框架。嫡生母子与妾生母子各为“一体”，竞宠争爱，加上在礼制中犹有争议之“母以子贵”颇能符合现实人情，使得母子荣辱贵贱相连，成为一个在多方面广泛呈现的现象。因此本书讨论“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现象，将不限于礼法限定的情况，只要母子的处境与地位受对方牵连影响，皆为讨论的范畴。其二是贵嫡的思想和相应家族礼法的存在，使庶子承奉嫡母或甚由嫡贵夺育庶贱之子，产生削弱庶子与生母关系的现象。
本文节选自郑雅如著，《情感与制度：魏晋时代的母子关系》，凤凰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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