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鼎革之际，立宪派在清政府与革命党之间的态度游移，依违两可，历来存在不小的争议。要点之一，就是立宪派是否投机钻营，攫取各地反清独立的成果，进而与袁世凯里应外合，排挤革命党，趁机窃取全国政权。学界对这一看法尽管也有若干具体情况因人而异，总体而言倾向于认可，所以在学界这一看法较为普遍并居于主导地位。随着时势的变迁，虽然这一看法未必受到直接的挑战，而且如今整体而言学界对立宪派的看法已有明显变化，可是由于学人对辛亥革命研究逐渐敬而远之，评价固然有所不同，但实情究竟如何，却较少认真细致的梳理探究。近年来，一方面材料扩张，一方面视野拓展，出现了若干新的信息，将相关研究置于新旧材料与事实联系的脉络之中，一探究竟，或有成活一片的奇效。本文以汤寿潜在辛亥民元的思想行事为主轴，结合立宪派在国内外的整体表现，作为个案深入考察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以期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再者，汪林茂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汤寿潜卷》出版后，研究汤寿潜，就资料的汇集而言，大体已备，就算还有遗珠，也是可遇而不可求，而且恐怕难以动摇现有资料所支撑的史事。不过，要想恰如其分地认识汤寿潜的言论行事，不能局限于汤寿潜本人的资料及其言行，而要放眼与之相关的一切人事。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历史研究是天然的比较研究，必须通过比较不同的史料才能逐渐近真并得其头绪，这也是辛亥革命研究走向精细化和深入一层的必由之路。
一、前因：从反对专制到拥抱共和
辛亥前，国内立宪派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起国会请愿运动，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之势，甚至撞了南墙也心有不甘。而在呼吁请求的言辞中，又夹杂着不立宪即势将引爆革命以恐吓清廷的意味。一般认为，这表明立宪派士绅一方面对清廷抱有幻想，另一方面对革命心存畏惧。二者均有可以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余地。
辛亥革命前汤寿潜的政治主张，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反对专制，为此他很早就极力劝说其座师、时任军机大臣的瞿鸿禨自上而下地争取立宪，而且不遗余力地参与发起国会请愿运动，面对清廷的再三压制，仍然不肯放弃，甚至不惜辞去所有官职，斩断与清王朝的直接关系，以示决心。立宪派士绅中，不少人有着丰富的官场阅历，见识不凡，有的还是能员干吏，不可能迂腐到识不破清廷的内心和狡计。正如汤寿潜后来解释自己之前不断要求清廷变革的动机目的那样：“潜于前年，曾经痛苦陈书，以冀一悟，而彼昏不知，亵如充耳。曾不期月，势成土崩。妄庸误国，祸贻孺子，亦可恫也。”他之所以“絜诚北行，流涕万言，终望中央改革”，就是因为如此可以“事半功倍”。事不成，“腊杪开缺，复附一疏，预陈现状，为最后之忠告，曾不为动，虽以昌黎，原此不悔，谓臣罪当诛乎！生平与盛毫无私憾，去秋电劾，亦以存亡所关，虑之深故言之切，不幸而中。乃以六七龄之孙子王，为群凶负此重大之责任。天乎人乎！”虽然是事后所言，却可以反映之前的真心。所谓最后之忠告，不过大厦将倾之际聊尽人事而已。
尽管如此，国内立宪派死守国会请愿，仍然留下宁可乞求清廷不肯彻底与之决裂的口实，坚持立宪也因此带有抵销革命的意味。碍于情势，国内的立宪派士绅很少公开坦露其内心的思想和根本的主张，面向朝廷官府和社会各界的种种说辞及其行事，并非全部底牌。以国会请愿为例，虽然由国内立宪派发起实行，动因却与海外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大论战关系紧密，甚至可以说是以具体行动落实大论战的结果。
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双方都声称自己大获全胜。其实旁观者清，保皇派一方的主张有一个无法绕过的坎，就是清廷是否愿意立宪。如果清廷坚持不肯立宪，则自上而下的立宪就成了一盘死棋，毫无成功的可能。杨度等人正是看到这一死结，提出以开国会作为测试清廷是否愿意立宪的试金石。如果说梁启超游新大陆而梦俄罗斯，从鼓吹共和一步退到开明专制，是因为他亲眼目睹美国华侨社会的状态，觉得中国的国民程度不足，不能马上实行立宪，于是转而希望通过清廷的开明专制提升国民程度，推进君主立宪。那么就学理而言，无论是由革命转向立宪的徐佛苏，还是由立宪退回开明专制的梁启超，都和杨度一样，没有根本否认民主共和，甚至承认民主共和是更高一级的政治体制，只是觉得中国国民程度不足，不能一步到位实行共和。以开国会测试清廷有无立宪的真心，一旦结果是否定的，主张君主立宪就失去了所有固执己见的理据，道理上和事实上就只能接受共和，或者说舍民主共和之外再无其他可行的选择。
国内立宪派士绅没有公开加入海外的论争，并不等于他们不关注海外论争的进展。汤寿潜和张謇等人主张立宪，开始主要是从反对专制出发，与革命与否关系不大。但是实现立宪的途径存在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差异，他们自然是倾向于后者而极不情愿是前者。郑孝胥、张謇等人为在上海设预备立宪公会致民政部禀称：“立宪之恩命必出自宫廷，立宪之实力必望之政府，立宪之智识必责之人民。”要从士农工商四民之中聚集有智识之人，“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之旨，为之提倡”。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就是要成为“中国立宪国民之前导”，否则“无以答宫廷宵旰之忧劳，无以承内外官司之训令”。张謇进而表示：“人以为假，走以为天下之人当咸认为真。认真而后有希望，有希望而后有精神，有精神而后有思虑，有思虑而后有学问，有学问而后知要求，知要求则真真矣。”言下之意，就是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
不过，张謇等人对官府和官员说的话，不无表态的意味，未必将心中所想和盘托出。海外革命派与保皇党的论战，使得自上而下的关节即清廷的好恶凸显出来，要想实行君主立宪，必须清廷心甘情愿，主动为之。如果清廷反对，则自上而下就是此路不通，死路一条。杨度的方案旨在解决至少是明确清廷是否愿意立宪的问题，以便采取相应的行动。国内的立宪派不便参与海外的讨论，或是对不同的意见表明态度，却用行动将事情抬上桌面，连续进行的国会请愿运动目的之一，正是落实杨度的方案。测试的结果，在清廷方面暴露出立宪的真伪，在立宪派方面则是清楚认识到必须改弦易辙。
原来立宪派士绅虽然不赞成革命的手段，却不一定反对革命的目的。按照杨度的看法，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论争，关键在于是否立宪。从反对专制的立场出发，合乎情理的逻辑是，君主立宪不行，就只能民主立宪。坚持要求开国会，是抱持万一之念，用行动促使清廷即刻立宪，以避免革命引起社会动荡，至于对清廷，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幻想可言。在清廷最终堵死立宪的通道后，立宪派士绅不得不接受革命的手段，因为他们心知肚明非此无法实现革命的目的，只是对于自下而上的革命可能造成社会动荡与破坏，仍然心存畏惧，希望尽可能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经过这样煎熬的心路历程，革命风暴的来临仿佛是第二只靴子终于落地，立宪派士绅反倒觉得心安了。
辛亥鼎革之际，包括汤寿潜在内的东南或江浙立宪派人士，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影响到何种程度，已有的研究还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或是虽然有了初步意见，疑点尚多，有待于进一步深究。其中关键之一，就是立宪派只是趁机附和革命以便争夺权利，甚至与袁世凯南北呼应，窃取革命成果，还是积极推动共和革命，同时试图掌控革命的局面与走向。二者形似而实不同，值得深究。
机缘巧合，武昌首义爆发时，浙江立宪派领袖汤寿潜和江苏立宪派领袖张謇两人不约而同地置身于武汉，成为名副其实的亲历者。面对惊天动地的突发事件，正在离开的张謇与刚刚抵达的汤寿潜，都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因而不约而同地赶回上海，准备应变。
循着可以接受革命的目的的观念，汤寿潜出任了浙江独立政权的都督一职，明确表示赞成推翻帝制，拥护共和。他在致友人函中一再痛斥专制之恶：“六七龄冲主，乃为内阁三凶、明政四凶代负责任。专制之恶果如此，而尚有灭人道主义，以求逞其帝王思想者，太息何已！”“吾民厄于专制久矣，迫压之甚而号叹，呼吁之穷而抗拒，夫岂得已？”有了国会请愿一再受挫的前缘，“武汉既复，浙亦赓续。虽为众嬲，岂足惑我！”
汤寿潜赞成共和，不仅是私下意见，他致函各省大都督府，明确宣称：“海内苦专制久矣，自武汉义旗一麾，不一月全国响应，应天顺人，具有明证。侧闻各省之主旨，多以后此政体，专采共和，一洗苟且补苴之陋。”1911年11月11日，他以浙江都督名义与江苏都督程德全联名致电上海的沪军都督陈其美：“自武昌事起，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卒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二次会议，均仅以襄助各州议会为宗旨；至第三次会议，始能确定国会，长治久安，是亦历史必经之阶级。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即莅沪集议。”不久，又于11月18日致函袁世凯，表示：“东南人士，咸以政体不可不立，外交不可无主，谓宜亟设共和政府，以收统一之效。”正是由于江浙立宪派异口同声地拥护共和，才使得民军对清廷从一开始就占据了政治上的主动和主导地位，袁世凯千方百计上下其手，也无法改变这一基本趋向。
汤寿潜
二、同声异曲建共和
不过，汤寿潜等立宪派士绅对于革命党的主张并非照单全收，其中之一就是对共和的解读有所不同。共和一词的意涵，为明治日本思想界借用中国古典对应西文，未免存在含糊混淆之处。梁启超在游新大陆之前，正面鼓吹共和。而孙中山开始对此相当谨慎，后因邹容的《革命军》影响很大，“共和”之名不胫而走，形成与帝制的尖锐对立，且激进人士已经将其指为共和的北斗，孙中山才在一般言论中使用“共和”的概念。至于论及严谨的学理，仍然采用民权立宪之说。
立宪派接受共和，虽然与反专制的初衷相一致，但理据主要不是民权民主的转义，而是中国原典当中共和的本义。他们认为调整的重要方面有三，其一，促成各省独立政权的共和，以便尽快组建统一的民国政府，恢复秩序，显示文明，防止外国干涉，争取得到国际承认，避免陷入无国之惨。
在汤寿潜看来，无国之惨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大的不幸，因此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要尽全力避免陷入这种万劫不复的境地。辛亥前他坚持请愿开国会，就是鉴于“连年革潮澎湃，愈遏愈紧。弟恐楚歌四面，革之自下，破坏易，建设不易，吾曹遂为无国之民。”浙江独立后汤寿潜出任都督，也是为了“大昌人道主义，鼓吹运动，或者临时政府易得列强之承认。浙事未见，已与菊生同岁在沪组织联合会，为临时政府之预备，使我得免无国之惨，乃以次更张内部，河山重秀。”“是以甘冒不韪，勉为其难。”他主张民国临时政府一律承认尊重“清国对诸外国所订之条约及各种合同”，而且“虽在战时，仍以尊重人道，维持秩序，保护内外国民私权为责任”，目的也是防止陷入无国状态，进而展现文明形象。他认为只要组建临时政府，能够得到外国承认，“中国便无国而有国”。
1911年11月中旬，汤寿潜致函惜阴主人赵凤昌：“旧政府已倾，新政府未建，则吾曹同为无国之民”，如此岌岌可危的大局，必须力挽狂澜，“冀力与杭旗和平解决，凡旗城各处，均望风而下，是得免流血，又不止杭地。将大发挥人道主义，以震襮东西人之耳目。”而更为重要的则是组建新的共和政权。“惟兹事体大，宜早熟图。今日天下汹汹，虽同激于义愤，而起事各不相谋，容或多立名目，头绪纷繁，此一都督，彼一司令，今虽势力较厚，后则观听将淆。为久远计，不能不虑。用是谬拟结合之前提，以国民开大会为组织之起点。寿潜等敬谨专函，并呈集会办法数条，伏乞派员莅会，诲示闳谟。亿兆之福，岂惟寿潜等所祷肆求之而已。”他之所以“八月廿日到鄂，廿二日即归，过金陵，约季直到沪，与三数同志组织临时会，为临时政府之预备会，于九月朔成立”，正是因为“逆料旧政府将倾，新政府未立，吾曹遂为无国之民。此定势，非先见也。……近方以南京为临时政地，一得列强承认，中国庶无国而有国，则洁身去耳”。他出任浙江都督，目的主要就是设法度过混乱，在共和政权名义下尽快恢复秩序。
其时驻京外交团长英国公使致电上海领袖领事比利时总领事，照会中华民国外交总长伍廷芳，声言杀戮无辜的举动已经蔓延中国各境，“不论出自官军民军，皆大背人道，为文明世界所共愤”。向中国政府严词陈说责备，上海方面设有不测，彼此皆有重大责任。列强来华，其实就是殖民扩张的强盗行径，本来并不体面，用文明强分文野，不仅自我粉饰，而且占据道德高地，取得话语主导。为了展现人道主义的文明形象，民军方面自律极严，即使不可避免地有所牺牲，在世界革命史上也属于代价较少的成功案例。尽管如此，在列强的干涉之下，临时政府还是担心有所波及，通令格外注意，以保生灵，而免交涉。
12月7日，汤寿潜又致函江苏都督程德全，提出：“各国政治更新之始，往往有重大宣言，所以定内外之志，树政策之基，功效至伟。今大局亟待统一，列强疑虑尚滋，应请由元帅会商各省代表，以元帅（或临时政府）名义，宣示政治大纲，俾舆论有所率循，列国易邀承认。清誓十九条，更当相形见绌。”始料不及的是，“程度所限，诸多障害。我以为大劫方始，人以为幸福在前”，因此始终不安于位，“两申去议，一俟有机可乘，必当洁身以退也”。
其二，提倡五族共和，化解民族矛盾，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
中国虽然幅员辽阔，可是相当广大的国土与满、蒙、回、藏等人群有关，若民族分裂则国家势必不能维持完整统一。汤寿潜出任都督，目的之一，就是争取和平解决杭州旗营问题，进而以人道化解满汉乃至汉与非汉人群的矛盾。就职后所发檄告，指出：“我民苦专制之毒，不止二三百年矣，特此二三百年中为尤甚。……不第苦我汉人已也。为禁杂居，禁生产，名托优恤，实则羁累满人，其同族也，且被其苦而不自觉，倘一觉矣，即满人之倒戈，岂俟今日乎？”既然满人同样也受专制之苦，所以复汉而不排满，在推翻清廷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容纳和保护满人。“妄以杭有旗城，种族相争，不免流血，力主和平解决，冀杭旗下而凡有旗城皆下，于是大昌人道主义，鼓吹运动。”在他的沟通主持和以礼优待下，“满营订约缴械，为徐筹生活之计。壮丁老幼未妄伤一人，可见义军所至，决无仇视种族之心。”他为新政权所拟备采择实行的纲要，第一条就是“中华民国以汉、满、蒙、回、藏各地为领土”，第二条即“汉、满、蒙、回、藏人皆为中华国民”，第四条则规定“中华国民法律上地位一律平等”。在结束帝制实行共和的同时，维护了各族团结，避免了国家分裂，辛亥革命在近代世界革命史上堪称典范，与几年后奥匈帝国的分崩离析相比较，更显得难能可贵。
其三，政体变革一步到位，采用最高形式，以免后续为了改变政体到更高层级而不断引发革命。
就任都督后，汤寿潜致函云南等各省，鉴于海内苦专制久矣，武汉义旗一麾，全国响应，而各省多以后此政体，专采共和，认为“臻人道之极致，跻治理于大同。惟此为将来世界公理，一举而致之，不至革命之祸，有一再尝试之惨，万世一时，谅同胞无不表同情者”。采取最高政体形式以避免革命一再发生的意思，革命党人在与立宪派论战时也曾表达过，其用意主要并非防止革命，而是不必逐级递进，可以躐等而上，一劳永逸地根本解决问题。不过，不必经常性地以革命的方式推动政体变革的用意，双方大同小异。
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是汤寿潜的同乡同年，又同样担任过预备立宪公会的副会长，汤寿潜与之联系紧密。辛亥应变过程中，汤寿潜几度致函张元济，报告自己的动向以及心中想法，11月11日函谓：“在沪闻杭已公布，多数人谓公布而不应，必有哗噪暴之患，是大局坏于下走，且有旗防取涂炭。匆促而别，不及函致。叠奉手教，爱潜实爱浙，公谊私情，两志铭感！此间歧云，党中有党，变幻之数，巧历不能算，殆为革命时代所必经之阶级。潜一身不足惜，深恐破坏之后，再加破坏，不敢一怒迳去。海云：我不地狱，谁当地狱。兹心不求人谅也，委蛇以济之。军政属之司令部，民政属之民政部，一省之内，颇似脑胸之双头政体，公亦可以鉴其进行濡滞之故矣。十一属均来电，已大半树汉帜，居民尚安堵。近两大条件，选劲旅以援金陵，筹饷源以济金融，粗耐廑注，一俟人心稍定，苟有可引避之机，奉身退走海上，从公作逍遥游，幸矣！”
所谓破坏之后，再加破坏，当然首先指向党中有党的政治纷争，至于防范之策，一方面是成立各省都督联合会以救急，另一方面则是变通合众共和办法以争取长治久安。而且两方面都要顾及实情，参用法理。汤寿潜推许张元济出任联合会浙江代表为“浙有人”，进而建议道：“求外人承认，必令其信我有保护之能力。会在联合，不过一谈话机关，会员不过一都督之代表。所谓都督者，方处于风波中，未必全体拥戴。会议虽决，如该省不尽保护之力，该会无武装迫令如约，外人肯以身命财产托我乎？黎公能莅会，则为盟主，即可提议专件。此会在要求各国承认，各省有不尽保护我人之责者，各省联兵共讨之，似乎面子上较为好看，可望外人之就范。万一黎不能莅，不能不就近推一人以执牛耳。西林有威望而无领土，余则惟有苏督，而威望不逮。公其与诸公统盘筹之。”更为重要的是，“此次大会，自必议及政体，合众共和，参用美国、瑞士之制，似无疑义。然查美国一换总统，并委任各员而亦一体更动，新旧未治，即人民受亏。拟请议定换总统时，敕任官自随之而换；奏任者换不过半；委任各员，如无过误，意可不必更易，以期浃洽。美国多专家，若中国更无如许政党，足备换任。区区之愚，未必当于法理。第从事实推衍出之，惟明教焉。”也就是说，一步到位是大势所趋，酌情变通是程度未及，无论如何实事求是，要旨都在避免长期纷乱。
汤寿潜等立宪派士绅转向共和的考量，显然包含消除动乱、恢复秩序以及防止革命不断发生的因素，他们对于共和的解读，与革命党人之前的言说宣传多少有些出入。不过革命党人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及自身地位的改变，也在言论和行事方面做出调整变化，双方的变更具有相当程度的吻合，至少在大方向上大体一致。尤其是在五族共和以确保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等关键的方面，包括主张民族主义的孙中山和提倡排满的章太炎等人在内，都积极努力地设法实现民族和解。尽管他们很早就明确表示排满的方针主要是针对统治者而不是一般满人，仍然要在各种场合反复表明态度，打消各族民众的疑虑。而组建民国政府，恢复秩序，争取国际承认，防止社会动荡蔓延，也是革命党人追求的政治目标。
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在汉口租界巡逻。
三、真心反袁与坚决北伐
毋庸讳言，东南的立宪派士绅掌控政权，与各地的革命党人的确产生了不少矛盾，甚至爆发过冲突。不过正如革命党内不同派系同样存在分歧一样，其中有的未必是由政治立场或主张不同所引发。不仅如此，在两个关键问题上，汤寿潜的态度甚至与孙中山等人基本一致，即主张北伐和反对袁世凯。两件事相互关联，关键则是对袁世凯保持高度警觉。这样明确的态度立场，即使在革命党内部也不多见。
诚然，从恢复秩序、统一全国、获得国际承认的角度考量，江浙立宪派士绅对于袁世凯有所寄望。1911年
11月18日，汤寿潜致函袁世凯，除了声言应亟设共和政府，以收统一之效外，还特意表示：“元首之选，属之与公，万众喁喁，延颈以俟，此非所谓千载之一时乎！”并且从不同角度加以劝说，如元代扩阔帖木儿以百胜之师不能挽亡元之运，自己还落得个“沦身沙漠，取讥前史”的历史教训，尤其是袁世凯本人与清朝素有过节，“公起自猜废，遂□师徒，一任狼狈，兵出屡挫，财匮民贰，根本已摇，诸镇离心，北都濒陷，准之扩廓，抑已不伦。今昔异势，公即据有河北，亦不足号令天下，况拥残破之余，当沛然之旅，欲为清廷假息旦暮，是公亦知其不可，徒苦吾民耳！”所以，惟有“翻然变计，恭行天罚，举戈一挥，中国遂定，故后冲主，予之汤沐，列在虞宾，亦足示大公，……百世之下，与华盛顿争烈，亦惟公之自择之。得失之数，不蓍可决”。尽管汤寿潜曾以“当代人杰”相期许，却坦言如果“虑不及此，祸福之枢，功罪之的，在公一身”。
推重之余，明确告诫其不要行差踏错，看似对袁世凯寄予厚望，其实也是公然警告。汤寿潜对袁世凯的看法从来正少负多，即使在劝进之际说好话，忆及“曩者庚子之役，妖贼肆扰，公首不奉诏，而互保之约，卒赖以全。惟时寿潜亦奔走南洋以赞，其后知公可与图大计也”，也没有忘怀彼此的过节，“及浙人争路事起，于公不无纤芥之疑。今日之事待公，而理所当捐弃瑕衅，共襄大业”，并正告袁世凯：“若犹外示服从，内怀犹豫，去万世之功，就灭亡之熸，公即不自惜，如天下何！”
汤寿潜对于袁世凯的认识，可谓入木三分，而且由来已久。早在1909年11月20日，摄政王载沣召见之时，让他“尽所欲言”，汤寿潜的重要建言是“愿朝廷勿再用袁世凯”。有难言之隐的载沣闻听默然。
对于袁世凯的秉性，江浙立宪派士绅大概有一定的共识，至少是不约而同地抱有类似认识。清廷重新启用袁世凯，预备立宪公会的机关报《时事新报》不以为然，公开发表文章批驳外国报纸宣称袁世凯能够挽救大局，认为必须拥护共和之人才能收摄众望。南北和议期间，又指袁世凯阴险反复，以议和狡计欺骗同胞。这与汤寿潜的看法完全一致。汤在致各方函电中，多次指斥“袁悍愎多诈”，面对乡前辈有人不解他声讨袁世凯所持的立场，汤寿潜表示：“亡满清者项城，所以留项城者奕劻，而南皮亦不能无责矣。其为操、莽，天下人知之。引虎以卫，安有幸哉！声其罪而讨之，为大义不为满清。”要说他们暗中联手袁世凯绞杀革命，多少有些言过其实。接受袁世凯，是革命党人在战场和谈判桌上实力对比之下情非得已的选择，目的是争取少流血免动荡又能一举推翻清朝的统治，一劳永逸地结束帝制。惜阴堂和江苏教育会在南北和谈时期的作用，并没有后来回忆所指称的那样显著。革命党人尤其是孙中山，始终掌握着主导权，与北方的袁世凯斗法，见招拆招。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既有实力不足被袁世凯趁虚的前因，也有局势不断演变导致的后果。
出于对袁世凯的警觉，汤寿潜坚决主张对清宣战，实行北伐，以免清廷将政权私相授受，或是袁世凯从清朝窃取政权，使得民军推翻旧政府的作用不明，新兴的民国政权来源出现法理混乱。这是南北和谈期间孙中山与袁世凯双方你来我往相互论争的关键所在，即使在革命党人当中，具有这样的政治洞察力和预见性的，也只有孙中山等少数人士，甚至孙中山周围的亲近者都认为孙的担忧及其防患于未然未免多虑。而汤寿潜的态度与孙中山基本一致。早在1911年11月，他就向张謇表达了对袁世凯反复无常引发局势波谲云诡的担忧：“南京下而未下，汉阳又挫。深恐临时政府越急切越有变更，中国将无幸焉，公路可胜诛哉！政体已无可议，特利用以脱羿彀，则公从沪地发起，假一绝大存亡问题，非各都督莅商不可，而后下走尚有可借箸。”
汤寿潜认为，“袁以满清内阁而踣满清，民国虽假其手，而正可声其罪，为大义非为满清”，所以南北议和，“必多要挟，不妨与之决裂”，力主由黎元洪带头发动，“因合词以布其罪于海内外，而遂以联军讨之”，“袁虽悍，必难倾巢南下。一举而振大汉之天声，去中原之民贼，非公谁任之者”。同日他又致函陈仪、陈时夏、黄群、汤尔和等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浙江都督府代表，对于“鄂援已北，停战半月，又为袁所算。民军本以推翻旧政府为职志，任其内阁而推翻之”的局面颇为不甘，主张“应申明大义，以彰天讨，为大义不为满洲”。尽管自己手无寸铁，不能“剑及履及”，他仍然认为“河南已辞［？］，辽沈亦变，袁虽有王保保之能力，亦当不服，倾巢南下，正可于和议时与之决裂，声明其为民贼，与之宣战，尚未晚矣”。两相比较，对袁世凯的喊话不无策略考虑，对黎元洪的呼吁则是情真意切。此后，他又希望“但得临时政府早日成立，庶可望谋定后战，以靖余孽耳”，并痛斥袁世凯的“旧政府之新内阁，可谓引虎自卫，彼不能翻然改图，乃效莽、卓所为，盗人国柄于儿女子之手，惜无明正其罪者”。
为此，汤寿潜曾经电请议和作罢，后来又反对一再示弱迁就，希望孙中山回国带来北伐之计，合南军以谋江北，而固金陵，壮大军威，并积极筹备和推动北伐。他还与张謇计议，函告程德全：“临时政府计不久可以成立，公能以领袖赞成，弟之幸，亦民国之幸也。”同时对孙中山到沪后能否有总统之资格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坛风云表示关切，尤其对袁世凯的动向高度警惕：“公路逢此敌手，恐益坚其诱约进犯之志矣。悍愎多诈，必料我援师麇集鄂中，分以小枝牵缀武昌，以两大枝：一由清、徐，一由颖、寿，以趋重于南京。”汤寿潜还告知旅日侨商吴锦堂：“方今南北媾和，尚无端倪，袁性多诈，易堕术中，抚我皖北，显违约章，浙惟预备北伐，以待诸公能战胜于坛坫之上。”
南北和谈因为袁世凯的阻挠一波三折，1912年1月中旬，袁世凯再度续请停战14日。接到伍廷芳的来电，汤寿潜通电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各部长、武昌副总统、上海伍总长、各省各都督、各总司令和各军统，表示：“虽即勉转浙军，限内幸勿衅自我开，心实不能无惑。袁某有英雄资望，而乐做奸雄，谲诈以为能，信义素非所尚，狡变以为奇，人言向所不恤，中外共知，无待赘述。”汤寿潜进而历数袁世凯此次议和备战的14条“不信”，诸如“遣使议和，清廷已明认民军之国家，默许共和为政体，其亲贵之明达者亦知国民实行优待，密请退位，袁必强待国民会之议决，在斗满汉为鹬蚌，彼将收渔人之利”，揭穿袁氏的伎俩，主张“不应续认，迅与决一行战，庶不再受其愚”。通电犹如一道讨袁檄文，对袁世凯认识之深刻，即使与革命党内的明白人士相比也堪称透彻。
总体而言，独立后立宪派的革命转向，既不是政治投机，也不是浑水摸鱼，他们甚至有意制造革命舆论，“辛亥革命”的概念，就是由与汤寿潜关系密切的浙籍人士张元济等人在武昌起事不久就公开提出（另文详论），并积极传播。他们的转向，与革命党的调整相向而行，虽然有所差异，并无尖锐冲突，这也使得国内立宪派与革命党迅速合流，而海外的立宪派则与革命党人较为疏离。当然，上层的握手言欢并不能消弭基层的利益冲突，双方在江浙一带时有纠纷，有时还不免演变为流血事件。这些冲突的副作用随着南北统一后局势的变化而日益凸显，造成解读即时本相的扭曲变形。
（本文首刊于《民国档案》2021年第4期，原题《辛亥汤寿潜的革命转向》，作者桑兵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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