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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头发:发廊业是个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产业

身体上的植物头发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吗?它内在于我们的身体还是外在于我们的身体?

身体上的植物

头发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吗?它内在于我们的身体还是外在于我们的身体?头发,这种细丝般的毛茸茸的根状物,这种人体顶端或长或短或密或疏的覆盖物,这种可塑的、易变的而且一直不屈不挠地生长的有机物,它同我们的身体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

这是一种暧昧的关系。头发和身体既非同质一体的,也非纯粹异质性的。头发具备身体性,但只是一种半身体性。头发从身体中生长出来,它的根部埋藏在身体的土壤中,它起源于身体。身体是头发的本体论。从因果关系的问题而言,身体和头发的关系不是松散的关系,二者间牵扯的不是一根松垮的形而上学等级轴线,它也不是可跳跃的、可偷工减料的、可省略的。身体和头发的等级线是具体、实在和牢固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等级线。头发无法脱离身体,身体既是它的起源,又是它的物质载体。头发受到身体的牵制、禁锢、束缚,听命于身体,这种听命是古老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听命。

但是,头发又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身体。如果说,身体具有某种完满的总体性的话,头发则溢出了这种总体性,它不是身体的必要成分。头发在化学上起源于身体,同样在化学上又不完全归属于身体,这就是身体和头发的充满悖论的暧昧关系。身体的标志是动物性,它是感官体,是一台活的敏锐的感官机器,也是一台奔突不息的欲望机器,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体化和有机的能量源泉,它的内部舞蹈着力量和疯狂,这种力量和疯狂为快感而生,也为快感而灭。疯狂、快感和力量对身体是一种完全的吞噬。它们是身体的标志性建筑,是身体的唯一叙事,是身体的终极性的政治无意识。而头发与快感无关,它永远不会疯狂,它甚至没有快感的反面:痛感。头发不是反应物,它没有神经,没有血肉,没有感慨和喘息,没有激动和颤抖。头发是麻木而沉默的,这种沉默是空洞的沉默,是零度沉默,是无意义的沉默,是毫无策略性的沉默,是无机和无能的沉默,是麻木在其中压倒一切的沉默。头发只在风中抖动,但它从不因为自己的激动而抖动,它的抖动是外力引起的,是机械物理式的抖动,而绝非化学式的抖动。头发,是我们身上的植物,也就是说,是动物身上的植物,是栽种在动物身上但又可以与之决裂的植物。

因此,我们可以将头发视作身体的资产而非身体的器官。头发是身体的产品,但不是绝对的身体本身,这正是我们所说的半身体性。而器官正是身体本身,它们无法和身体割裂开来。器官是天赐的,独一无二的,无法替代和再生的,因而具有一种珍贵性;同时,器官是有用的,它们是身体平衡的一个必需的结构要素,是身体机器的齿轮,它们具备一种功能性。器官的珍贵性、功能性,以及身体感性正好是头发所缺乏的。器官正是身体的内涵所在,它们构成了身体的总体性,器官的残缺导致身体的残缺;而头发的残缺,对身体而言则无关宏旨。头发的耗损只是一种资产数量的耗损,是身体经济的耗损,而绝非身体功能上或气质上的耗损,绝非身体本身的耗损。头发的变形、增殖、削减、修改,头发的外在的人工处理,都无损于身体的快感,都不对身体的疯狂欲望施压,都不会从结构上、从本体论的意义上改造身体。而器官,比如鼻子或者手,从本质上来说是无法加以后天的处置的,它们不能被修改、被切割、被打点、被巧饰。它们各司其职,衔接紧凑,互相应和,浑然天成,不可或缺;它们是自然物,是身体素,是身体意指本身。器官和身体不是一种异质性的加减关系,而是一种同构性的代数关系。

头发和身体则可以构成一种加减关系,头发起源于身体,但是身体可以断然地减去它,可以视它为一个多余物或剩余物。头发不构成身体的一个基本功能素,它是无用的,因而也是廉价的;同时,头发还有倔强的绵绵不断的再生力,因而也绝非稀缺的。此外,头发和身体的分离是一种没有苦痛的分离,既没有精神的苦痛,也没有肉体的苦痛。这种分离是安全的、平静的、非伤害性的,因而也是随处可见的、触手可及的和平淡无奇的。头发的起因是严格地依赖于身体的,而它的结局与身体则只有脆弱的若有若无的关联。头发附着在身体上,不过是最脆弱地附着在身体上。

就此,头发和胡须有着类似的品质。但是,决不能将头发和胡须等同。二者最明显的差异是,胡须是性别化的,它只附着在男性身上,而且只附着在成年男性身上,因而,胡须是个雄性记号,它通常记载着力量、刚烈、威猛、暴躁,它是男性的一个基本表意符号。而头发则是中性的,头发不选择性别,它不标记身体的性别沟壑。头发是属于所有人的,而胡须是属于一个特定人群的。胡须通常被剔除掉,而头发则基本上被保留着。头发被完完全全地剔除和胡须被放任肆意地生长,都是一种鲜见而又具有象征性的现象。胡须,只要它不被削减,只要它肆意地生长,只要它醒目地包围双唇,它的表意性就一目了然,它象征着男性的孔武有力。这种表意也是单纯、简单和明确的,它无须破译、勘察、区分、探究。胡须是透彻明亮的能指,而头发的表意则繁杂得多,它具有多重意义。头发的造型也是多样的,这些不同的造型、不同的发式选择、不同的类别,都立体式地扩充着头发的意义。而胡须的形式单调得多,它的空间,它繁殖的地盘,它活动的区域,都是有限的。胡须局限于一小块面积,在数量上也无法与头发媲美,它的长度受到了严格控制,胡须一旦过长,就搅乱了嘴和鼻子的正常活动。最终,胡须的自由度和可塑性是有限的,它没有占据一个能够腾挪施展的空间,它的表现力因而大打折扣。它所受到的关注和呵护,它所激发的灵感,它所蕴含的意义,它所支撑的商业,较之头发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和不足挂齿的。

发廊中的可写性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头发是人身上最具可塑性的东西,也是最具象征性和表现性的东西。如果我们承认身体的符号性,如果我们承认身体的阶级性,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有装饰、改造身体的本能,如果我们承认我们体内有一种自恋性的美学趣味,那么,我们也应承认,对头发的一种拜物教式的关注迷恋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在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迷恋扎根于某种符号崇拜和身体崇拜,身体崇拜将这种迷恋引向头发,符号崇拜则将这种迷恋引向头发的造型。不过,头发确实不等同于身体,它和身体只是共存于同一个自我之中,它是身体的一个模糊能指,却是自我的一个明确所指。对于头发的迷恋,是对于身体的一个替代性迷恋;迷恋身体是迷恋快感,迷恋头发则是迷恋符号的快感、迷恋象征的快感。无论是对于身体的迷恋,还是对于头发的迷恋,都是对于自我及其快感的迷恋,也就是说,都带有早期的弗洛伊德式的自恋影子。

自我对于身体没有绝对的主宰权,但对于头发有绝对的控制权。头发的快速再生性,它的植物性和麻木性,它的柔软性和广阔性,它触手可及的暴露性和便利性,都为自我和他人对它的处置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头发没有羞涩感,它只有微弱的隐私性,它的性意味几近于零,这就使头发可以作为一种中性物而被公开地合法地乃至肆意地摆弄。头发是自我的资产,它不受他者的控制。它既不受国家的控制,也不受本能的控制。它服从自我,只受自我的操纵和控制,这种控制是绝对的控制。对于头发来说,自我永远是它的帝王。

夜晚街道上营业的发廊

夜晚街道上营业的发廊

这样,头发就具有无限的可写性。它是人体上唯一可以书写的文本,是自我可以听凭想象固执地施展书写能力的空白文本。自我是头发的具体作者,而理发工业则是头发的普遍作者,个人对于头发的书写是通过美发厅(它还有另一个暧昧的名称:发廊)来完成的。在此,个人是主动的活蹦乱跳的言语项,美发厅则是一个秩序性的而又不失弹性的语法规则,发式正是在个人和美发厅、言语和语法的互动中产生的。也正是在此,头发开始摆脱它的植物性,开始摆脱自我的专横控制,开始摆脱它的(半)身体性,最终进入身体之外的语境,进入生产和交换的工业体系,进入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流程。头发作为一个身体能指不可自制地闯入纷乱的社会中。头发,在其所指的框架里,已是负荷累累。

发廊是社会接纳头发的首要一站,它是围绕头发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的加工业。发廊业是个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产业,是个空心产业,是个符号产业,它不产出、不增值、不累积、不带来质变、不产生效用;它只是一种数量上的修修补补,它遵循的只是一种减法,它是种外在的、美学的和象征交换的生产,是个无用产业。但是,它和美容院并不完全等同,美容院也是美学式的,但它是一种化妆,它是对于身体的一种轻度的包裹,是一种改良式的遮遮掩掩。美容是一种身体骗局,是对身体的一种修辞书写;发廊则不是包裹性的,也不是欺诈性的,它是对于头发的一种逼真改写,是一种事实性的定形,它对头发直接施暴。而美容不是对于身体的实质性改造,它只是对身体进行一种外在装修。发廊可以对头发进行切割,美容院只能对身体进行舞弊;发廊的主要器具是冷漠而又锋利的刀剪,它毅然决然,对头发施行一种减法裁剪。美容院的道具则是化学药品,它轻柔细心,它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呵护,它慢慢地,以无比的谨慎和耐心对身体的缺陷进行试探性的掩盖。

发廊这个无用的形式主义工业沾染上了一种无可推卸的意识形态。对于发廊的选择就是对于意识形态的选择,对于发型的选择也是对于意识形态的选择。发廊是一种美学工业,它具有操纵性,正是在此,个人的选择性和创造性遇到了挫折,或者说,主体性碰上了结构。发廊是一个有序化和结构性的生产组织,它有巨大的消化力和吞噬力。发廊中的裁剪具有双重的结构意义,它既是对头发的裁剪,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组织的裁剪,一种生活结构的裁剪。发廊是模式化和类型化的,发式正是成形于发廊。如果说,一种模式、一种类型代表一种生活结构和一种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发廊最终成为时尚或者反时尚、革命或者反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头发正是在发廊中使身体和社会联结起来,美学和政治在发廊中挂钩了。

染发时代

于是,头发表现出某种暧昧的阶级性。那些有规律性地频繁地走进发廊剪发的人,那些仅仅是去剪发的人,那些剪发是为了让自己保持精神劲儿和体面的人,那些不用理发师费心地琢磨发饰并一看就知道怎样着刀的人,那些剪完头之后从发廊出来很快就同大街上的人浑然一体的人,永远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永远是大众。频繁地剪发是为了稳健和稳定,为了适度。适度的头发是主流趣味,它被赋予一种自然性,一种标准性,一种恰当性。头发被修剪、被整理、被限制长度,如果我们打开历史之书,对历史稍稍地一瞥的话,会发现这些稳健的理性行为在最初却具有一种革命性,但这种革命渐渐失去了对象,这种革命性大规模地成功,最终,它慢慢地积淀为常识和标准。这种革命性荡然无存,它成为稳健和主流的记号,成为秩序、纪律、规范乃至礼仪的记号,它被视为整洁的、模范的和有必要遵循的,它被纳入社会的主流结构之中,最终,它是抑制革命的。头发的百年历史,恰恰是革命性退化为反革命性的历史。一种规范发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主流,也是意识形态主流。这种选择既是有意的,也是无意的。对于某些体面阶层来说,剪发既要遵循自然性,还要遵循修饰性;不仅仅是剪发,还要艺术地剪发;不仅仅要遵循习惯,还要遵循美学。这样一种剪发,是一种明确的有意识的充满革新期待的剪发,因而也是一种有意的剪发。而另一些为数甚众的人,他们被一种盲目的自然性所控制,被一种习惯性的神话学所控制,他们要去掉头发,仅仅是因为头发溢出了习惯的边界,溢出了自然的常识,溢出了周围人的视野承受能力。正是这种习惯性的神话学,决定着他们的发式选择,对于他们来说,剪发是一种规训压迫下的本能,他们的头发主要受制于规范,而不受制于美学。

适度而稳健的头发神话学一旦获得了社会主导性,另一些发式当然就被视为异端的、反主流的、非道德的,总之,就是不自然的。这些不自然的发式大多是故意的、有目的性的,因此,它们代表着一种策略性的政治选择、美学选择和生活选择。

光头被认为是最不自然的,因为它去除了一切自然生长出来的头发,它是彻头彻尾的反自然。如果说,头发具有生命力的话,光头就是对生命力的扼杀,是连根拔起式的摧残。光头因此具有某种暴力性,某种撕毁一切的狠劲。光头将脑袋和盘托出,使头部无所遮掩,使头部暴露出其实体形象,而头部通常被认为是秘密的发端处,是精神和隐私的策源地,是需要覆盖和掩饰的矿藏。现在,这一隐秘性的精神策源地被公然地曝光,被醒目地张扬,这当然就透露出勇气和霸气,透露出蔑视感和傲慢感,透露出冒险性和气概,最终,这种白晃晃的、球形的、光秃秃的脑袋表现出的是舍身就义的悲剧感。

不过,光头很容易滑向喜剧。如果没有为霸气所支撑,如果没有傲慢与它相辅相成,光头上演的就是滑稽剧了。将大脑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如果不是表达勇气,就只能是表达自嘲式的笑料。霸气凌驾于自然性之上,滑稽则委屈于自然性之下。光头如果不是无畏的狠劲的象征,就是一个受捉弄的被讥笑的玩偶对象。大脑,如果失去了头发,就失去了它的合法性和理性,失去了它的内涵和定义,最终,失去的是它的自然性。就此而言,头发和日常意义上的大脑,和自然性的大脑是无以分割的,头发是大脑的结构要素。剔除了头发的光头,在悲剧和喜剧、崇高和滑稽、英雄和小丑之中,必择其一。

男人的长发处在与光头相对的另一个极点上。它被瞩目同样是因为它的反标准性和反自然性。不过,长发的表意比光头要复杂得多。光头与美、与形式无关,光头只与意义有关。长发既是形式的、美学的,也可能是意识形态的。男人的长发不仅仅遮住了脑袋,还遮住了脸、耳朵和脖子,长发是瀑布式地下垂的,正是这种长度、这种下垂带来的柔软性和飘逸性,这种下垂对于头部的掩盖性,使男性性别变得模糊起来,因为长发通常被视为女人的记号和专利,头发在此标记着性别身份。长发的柔软性和飘逸性,以及它下垂式的低回,最终体现出的是一种默默的母性。对男人来说,长发意味着对男性和女性的自然性的挑战,对性别身份的挑战,最终是对社会惯例的挑战,从哲学上而言,是对分类学和本质主义的挑战。长发实践着的是解构主义式的重复与差异。

长发不像光头那样极端和毅然决然,虽然它也溢出了自然性的限度。这既是由于它所特有的母性,也是因为它过多地承载了形式主义意味。长发还常常是一种饰物,一种剩余的和过量的符号补语,它可能是作为纯粹的饰品,作为一种空洞的形式装束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它有可能剔除了任何政治性和身份性的教义。在此,长发属于修辞学,它等同于化妆,它是身体形式的一个符号增补。光头是对自然性和标准性实施减法,长发则是其加法。减法是一种了断,是一种无退路的凛然抉择;而加法则可以回旋,它有余地,可以伸缩,它慢慢地在时间之流中累积,因此是渐进的、过渡性的和无限延宕的。就此而言,光头是激进和暴躁的,长发则是策略性和深思熟虑的;光头是革命性的,长发是改良式的;光头瞬间而成,它无法立即回到自然状态,而长发则是缓慢而成,它可以瞬间回到自然状态。如果说对自然性的偏离是一种风险的话,光头的赌注超过了长发。

选择光头和长发的人群并不一定是某个抵抗类型的人群,光头和长发本身具有一种少数性和他者性,但是,剃光头者或留长发者并不一定具有危险性,就像那些保持自然性发型的人并不一定是安全的一样。光头和长发,以及其他所有的发式最终都可能是一种艺术道具,它们都可能是一种欺骗式的神话学,都可能是身份假象和性情诈骗,因为头发毕竟没有心跳,而只有物质、形式,以及嬉戏。如果说光头和长发是一种可能的骗局,那么,染发则是一种公然的骗局。

染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瘟疫,它以一种快速繁殖的形式在都市中爆炸般地传播开来。光头和长发如果带有某种激进性的话,染发则是纯粹的时尚;光头和长发如果说有一种悲剧式的凝重感,染发则带有一种滑稽式的轻浮感;光头和长发如果体现了某种决意和固执,染发则更多是一种模仿盲从;光头和长发如果是内在世界的表征,染发则主要是外在形象的改观。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汪民安 著,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1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汪民安 著,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1


长发奠基于稳定的神话学,染发则屈从于变化的神话学。长发似乎是固定的、充满惰性的形象,染发则是突变的、无常性的、不稳定的形象。正是这样,染发失去了其严肃性,而获得了好奇性和新鲜性。就头发而言,长发作用于其内在结构,染发则作用于其外在形式。染发不改变形状,只改变颜色,染发遵循的是表面哲学,它不探及深度,不探及冲突,不探及政治。长发具有焦虑性、冲突性、暴力性和决裂性,最终带有历史感和深度性,染发则充斥着戏剧性和嬉戏感。长发盛行于某种具有成熟价值观的群体中,它与嚎叫、摇滚、麻醉及革命相伴;染发则流行于少年群体之中,街头的流行乐是它恰如其分的伴奏。如果说长发是现代主义的,染发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头发颜色有种族学和生物学基础,它是种族记号,因而也是文化和历史记号。如果说我们曾经为我们的黑发而抒情,而歌唱,而倍感骄傲的话,那么染发则是对这种抒情的无声嘲笑,它无所顾忌地怠慢了我们的历史情怀,它是对这些记号的轻浮甩弃,是对文化和历史的甩弃。如果说长发和现实有潜在的冲突的话,染发则和历史有着决然的断裂。染发同现实没有冲突,相反,它是我们的现实、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我们的时代正是在满街的黄头发中,表达出它的飘逸、它的瞬间性、它的能指快感和它的盲目的群众心理学。染发,洋溢着现时代的欢乐,它是现时代五颜六色的协奏曲。它回荡着起伏不定、来路不明的各种嘈杂声音。染发时代,不是一个激进的狂欢的时代,而是轻浮的嬉戏的时代。染发充斥着混杂性,这既是日常生活的混杂,是没有目标和焦点的混杂,也是一种种族想象式的混杂,是发色和肤色的一种拼贴式的混杂。正是染发的这种混杂性,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西方想象,表达了我们的时代的全球化想象。

同光头和长发一样,染发也具有一种反自然性,它试图改变头发的原初色彩,但是,有真正的自然状态的头发吗?不错,确实存在一种头发的自然性,但这种自然性不是存在于那些稳健而理性的普通民众中,不是存在于匆匆忙忙的人群中,也不存在于少数派的另类中,不存在于高楼大厦的温馨家庭中。这种自然性只存在于任何发廊、任何符号工业之外,存在于任何剪刀、肥皂和护发素之外,它只存在于城市的灰暗角落、地下通道,以及垃圾堆旁。正是这些都市的流浪汉,这些无家可归的乞丐和精神分裂者,保持了头发的本性,在此,头发和器官一样从不进行外在修改。自然而然的蓬头垢面却成为这个时代的倒影。

(本文选摘自《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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