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载皇都：超越中国都城的中国都城——记夏南悉系列演讲

2021年12月16日至22日，岳麓书院邀请宾夕法尼亚大学夏南悉（Nancy S. Steinhardt）教授以线上腾讯会议形式，进行了“超越中国都城的中国都城”（The Chinese Capitals beyond the Chinese Capital）系列演讲。夏南悉教授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中国艺术策展人，198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1-1982年执教于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 1982年加入宾大并执教至今。出版有《中国建筑：一段历史》(Chinese  Architecture: A History)（2019）、《辽代建筑》(Liao Architecture)（1997）、《中国皇城规划》（Chinese Imperial City Planning）（1990）等著作，发表学术文章逾百篇，参与公开讲座和学术会议达四百余场，在中国乃至东亚建筑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

夏南悉教授

系列讲座围绕“超越中国都城的中国都城”这一主题，在纵向层面上从新石器时代华夏腹地的早期城址一直延伸至元大都暨今日的北京城，跨越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在横向层面上超越中原汉地的都城体系，广泛探讨其对于中国边疆地区，朝鲜半岛、日本等东亚世界乃至蒙古、俄罗斯等北方草原地区和中亚世界的广泛影响，纵横万里山河，体现出宏大气魄和全球视野，吸引了包括海内外高校和社会人士在内的超1000人次线上观众的持续关注，引发较大学术反响。

夏南悉教授系列讲座的第一讲“从城墙到伟大国都”由在先秦城址和空间观念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岳麓书院邓国军副教授主持，于2021年12月16日晚八点在线举行。此次讲座从城墙遗址出发，进而探讨中国都城的发展脉络。首先，夏教授基本依照时间顺序梳理了中国史前至早商时期的主要城墙与遗址，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浙江杭州良渚古城、陕西榆林石茆遗址等，指出其聚落和城市结构由简单到复杂，逐步体现出向心性、秩序性和较为明确之功能分区的发展过程。对其中标志性节点，空间关系和内外秩序、等级秩序的成立，夏南悉教授系统加以分析，尤其注意到城墙或者护城壕这一具有重要区隔属性的建筑在中国古代城市传统中的重要性。其次，夏南悉教授重点讨论了夏商周时期城市尤其是都城的发展情况。在对二里头一号、二号建筑基址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夏教授特别提示了此类建筑基址四边形的结构特征，注意到其两柱并立式的前廊结构特征。而在对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分析中，她特别提示了此类城池中护城河，以及宫殿建筑区中方形回廊和中庭的布局特征，体现出中国早期都城的空间设计理念。第三，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为我们了解商代后期都城王室居住区、贵族居住区和手工业区的功能分区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夏教授并未孤立地分析商代都城布局，而是将其与欧洲、非洲、中美洲以及东南亚等地的其它早期城址进行对比，归纳出中国古代早期城市化的特点。

而在西周、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周朝都城和各诸侯国都城的梳理和分析中，夏教授聚焦于陕西岐山先周遗址、洛阳王城遗址、曲阜鲁国故城遗址、临淄齐都遗址、北京燕下都遗址、河北赵都邯郸遗址、山西侯马遗址等处，以城墙围合情形之殊，将其概括为单城、双城等结构。周代尚礼，夏教授亦十分注意此类都城中宗庙等礼仪建筑的分布格局，还提到了中山国王陵墓规划的平面图——《兆域图》。最后，夏教授分析了秦汉时期咸阳、长安、洛阳等都城的情况，探究了宫城、皇城、市场以及礼仪性建筑等主要城市要素的地理分布。如对于西汉长安的分析，她结合宋敏求《长安志》、杨守敬《水经注图》、李好文《长安志图》、《长安县志》等文献，提出了汉长安城为何没有遵循《周礼·考工记》所拟定的都城规划原则的命题，并对学界关于长安城墙走向的“北斗”“南斗”说提出质疑。随着西汉后期明堂、辟雍、九庙等南郊礼制建筑的建成，长安南延线部分的礼仪轴线逐渐成立。更为重要的是，由长安分别向北、向东延伸，分别对准汉代所谓的朔方（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和地处山东半岛南部的碣石宫。由汉长安这一中心点往西、往南延伸，亦可达传说中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和长江，以此来确定其天子居于中央的核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宫城所占城区比例和都城人口数量方面，西汉长安的数座宫殿占据了城中的绝大部分区域；东汉洛阳则缩减为以复道相连的南、北二宫，都城人口却是西汉长安的两倍。及至此时，以东汉成都为代表的地方中心城市亦逐渐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地方建筑风格。总之，夏南悉教授结合大量考古资料，运用城市规划学领域的相关知识，呈现出先秦至秦汉时期主要城市空间布局的演变趋势，提出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秦汉转型问题。

第二讲“由北而南的中国都城（200—600）”由岳麓书院历史系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蒲宣伊老师主持，于2021年12月19日晚九点在线进行。讲座按照时间顺序以及南北划分具体讲述了中国三国至南北朝各个朝代都城规划的基本原则和视觉特征等等。具体而言，对于三国时期，夏南悉教授较为详细地讲述了曹魏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及洛阳城，并且将邺城三台与洛阳的金墉城做了对比。在相似性方面，邺城三台与金墉城均位于都城的西北角，具有鲜明的防御性特征和军事要塞性质；而在具体区别方面，邺城三台位于邺城的城墙之外，洛阳金墉城则位于城内。曹魏时期邺北城布局的另一项重要特征是宫城和衙署区两条轴线的并列分布格局。此双轴线格局的特点，也延续至曹魏洛阳和西晋洛阳。在此三国纷争之际，与曹魏都城邺城和洛阳并立的还有蜀汉的都城——成都和吴国的都城——武昌和建业（今江苏南京）。在都城布局方面，成都和建业并未跟进曹魏邺城的模式，而是结合其周边环境特征，尤其是水系特征，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都城格局。尤其是吴都建业，在东晋南迁之后继续作为东晋南朝的都城，逐渐由吴国的单重城垣、东晋时期的双重城垣发展为梁代的三重城垣，体现出对北方都城尤其是洛阳的模仿：如以朱雀之名指称御道，部分城门的名称亦与魏晋洛阳相同。从两汉到南北朝，中国都城总的发展趋势是从多宫制、两宫制走向单一宫制。宫城位置也逐渐稳定于都城中央，或是中轴线的北端。

至十六国时期，夏南悉教授敏锐地观察到甘肃、河南、江苏、四川等区域性政权都城中很多相似的布局和结构。后赵石勒、石虎时期重建的邺城和长安城，进一步发展了北方都城宫殿与衙署轴线分列的格局，石勒所重建的邺城竟然形成了五条平行的轴线建筑群。夏国都统万城位于今陕西省靖边县境，为赫连勃勃所建，据说采用了严酷的质量控制手段，坚固非常，至今仍保留有大量城墙、建筑基址等遗存。北魏征服此地后，统万城逐渐荒废，但遗址仍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值得注意的是，在甘肃张掖，还出现了严格按照五方配五行之制建立的都城，青赤白黑分别占据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对应三、六、九、十二月和春夏秋冬四季，体现出高度秩序化和礼仪化的特征，与先秦两汉的明堂制度相类。为了使听众明晰此类都城的外在形态，夏教授利用河西地区墓葬出土陶楼等，更为直观地加以说明。综合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范围内出现了三种类型的都城，一种宫城位于中央，一种宫城位于北面，还有一种则如统万城一类具有要塞性质，大量供城市居民食用的牛羊位于城中。

由此，夏南悉教授又将视点延伸至此一时期活跃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政权，并对位于今吉林、辽宁和朝鲜北部的集安国内城、丸都山城，以及平壤附近的三座山城的空间布局和考古发现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在她看来，集安国内城、丸都山城等都是利用山势、因地制宜的典范，呈现出不规则的城墙形态。位于今朝鲜首都平壤附近之五世纪的高句丽王都，亦可分为内城、中城、外城和北城等不同部分。但此四城并非层层相套的环状结构，而是呈现出由一较小区域沿单向或双向渐次扩展的态势。仅其500米见方的小城形制甚为规整，恐是以中国的宫城作为模范。

至于北魏，夏南悉教授在对其旧都盛乐作简要交待之后，主要论及平城（今山西大同）的都城建设以及附近石窟和出土墓葬发现等，对孝文帝迁都之洛阳也有涉及。就代都盛乐的空间格局而论，其与高句丽王城之间存在较大的相似性；盛乐附近出土的拓跋贵族墓葬，也多描绘其骑马射猎的场景。由盛乐至平城，北魏王朝逐渐由一个草原游牧政权转变为一个中原型的帝国。平城之中也开始兴建更多具有中原政治文化特征的明堂等儒家礼制建筑。与前代都城相较，北魏都城中最为重要的新景观便是佛塔的兴建，位于洛阳的永宁寺塔即是其例。而在都城之外，位于平城东北的方山思远浮图、平城西面的云冈石窟，以及北魏洛阳西南的龙门石窟等，均展现出佛教在当时的重要地位。从北魏平城时代起，宫城在整个都城中占地面积的比例更为缩小。内城与外郭城垣之间，出现了大量整齐划一的里坊。这一棋盘式的都城布局模式，亦为隋唐长安和洛阳所承续，成为中国所谓“中世纪都城”的主要特点之一。讲座最后，夏教授还简要谈及了北魏分裂后东魏、北齐的都城邺城（邺南城）和西魏、北周的都城长安，并对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建筑、考古和艺术遗存加以梳理，如响堂山石窟、邺城赵彭城佛寺遗址、河北义慈惠柱、太原北齐娄睿墓、徐显秀墓等。总的来说，夏教授的这场讲座虽然叫做“由北而南的中国都城”，但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北方的都城之上，对南方则涉及较少。她广泛应用都城、墓葬的考古材料，参用《考工记》等传世史料的记载，通过大量直观、生动之地图、照片与平面图的呈现，增强了听众对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即所谓“中国中世纪都城”特点和演变趋势的认识和把握。

第三讲“唐代模式与复都制”由最近对中古时期都城规划和建筑空间多有关注和相关研究成果的谢一峰副教授主持，于2021年12月20日晚九点在线举行。夏南悉教授此次讲座重点分析了唐代都城的发展模式，并围绕复都制进行了深入探讨，进而将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东亚世界同类模式的都城纳入讨论之中。她首先回顾了唐以前较具代表性之都城（平城、邺城、洛阳等）的发展历程，遂将讨论的中心聚焦于隋唐长安。有唐一代，朝鲜半岛、日本、粟特和波斯商人纷至沓来，长安、洛阳、扬州和广州等成为胡商云集的国际化大都市。就隋唐长安的都城形制而言，大体呈方形，但在东南、东北方向分别被曲江池和大明宫打破，形成不规则的折线。城内里坊犹如棋盘，将巨大的都城划分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空间，特定人群居住于特定的里坊之中。宫城位于北面的特点依旧延续了北朝的传统；皇城内的衙署区则居于宫城的正南面，延续了北魏洛阳的布局特征，并未形成双轴线的格局。太极宫地势较低，不利于皇帝的健康，故唐太宗、高宗之后，遂在长安城东北角的龙首原兴建大明宫。数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大明宫遗址区发掘了含元殿、麟德殿、三清殿、丹凤门等重要建筑基址。含元殿作为大明宫的正殿，坐落于高耸的台基之上，体现出大唐王朝的恢弘气象；三清殿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道教宫观性质，承担着道教礼仪功能，体现出唐廷崇道尚老的倾向。唐玄宗即位后，又将其潜邸之所增广为兴庆宫，中央为龙池。位于长安外围的华清宫、仁寿（九成）宫等，亦体现出皇权在长安周边的延伸。与长安不同的是，洛阳的宫城并未居于中路，而是位于都城的西北面。隋唐洛阳之整个城市空间，亦分据于洛水两侧，不似北魏洛阳一般全部位于洛水北面。由此而论，隋唐长安、洛阳的都城规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于北朝的延续，亦展现出自身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北朝都城的固有范式。除此之外，她还对拥有子城和罗城的唐代扬州进行了简要分析，凸显其重要地位和商贾云集之特色。

其次，夏教授将目光投向与唐朝交往密切的日本，对其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都城展开细致分析。此时的日本发生了颇为戏剧性的变化，即是从多都制逐渐转向单一都城制，形成了以藤原京、平城京、长冈京和平安京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都城。在飞鸟时代的都城藤原京之中，宫城并未如北朝和唐代的宫城一般位于都城的北面，而是居于中央。及至奈良时代的都城奈良，遂形成更为标准的方形区域，但尚未有完整的城墙。此时的日本都城，仍旧存在宫城和衙署两条独立的平行轴线，而非如北魏洛阳和大唐长安一般形成宫城和衙署贯通的单一轴线。这使人不禁感叹，日本的飞鸟、奈良时代虽与唐朝前期大约同时，效法的却是更早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都城。上述观察和分析同我们想当然的认识——即日本都城理当完全效法唐制的观点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而在其都城内部的唐式建筑方面，位于日本的法隆寺、东大寺等，为我们了解唐代建筑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最后，夏教授对东亚范围内的复都现象进行了分析，并逐一对渤海五京、辽五京、金六京等多都城系统的城市形制及相关问题作出说明，强调了唐代都城对周边地区和后世王朝的持续性影响。在她看来，渤海五京不能简单追溯为中原汉地的传统，高句丽亦拥有多都系统。考古发掘的渤海国上京佛寺遗址，在其柱网结构上与唐代之佛光寺东大殿相类，均为内外槽结构，体现出渤海国在建筑风格上对于唐朝规制的承续。随后，夏教授将视点转向唐朝北面和西面的蒙古高原和西域地区，对西突厥汗国、东突厥汗国、回鹘汗国和吐蕃帝国的历史进行系统性回顾，尤其是对考古发掘成果较为丰富的庭州城址进行了细致解析，以其阙门的形态来看，该城使用了汉式建筑的风格（三出阙）彰显其城门的特征。又回鹘汗国的中国式屋顶、瓦当等建筑构件遗存和墓葬内部的壁画图样，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其对于中原汉式建筑的模仿，折射出唐式都城和建筑风格在蒙古高原和所谓“内亚”地区的辐射和影响力。而在辽代的上京、东京、南京、中京和西京中，上京临潢府最早建立，分为北面的皇城和南面的汉城，体现出双城并立的布局形态；辽南京则位于今天的北京城中，宫城位于都城的西南部，尚未有很好的解释。今日北京西城区的天宁寺塔等，仍是辽南京时代延续至今的建筑遗存。有辽一代，佛教昌隆，有“辽以释废”之说，清代重装、基本保持辽代形制的中京大塔，和位于西京（今山西大同）的华严寺和善化寺，展现出辽式佛教建筑的风韵，及其与唐式建筑间的承续关系。至于金朝的上京黄龙府，亦为双城形式，体现出对辽上京的模仿；金中都则在辽南京基础上扩建而成。

总体而伦，夏南悉教授在讲座过程中结合文献和大量考古资料对城市的空间布局进行论证，充分注意到文献记载同考古资料间的相互印证和紧张性。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在整个第三讲的讲座过程中，夏教授并未将重心全部置于隋唐时代最显赫的都城——长安和洛阳之上，加以浓墨重彩的详细介绍和深入解析，反倒是对唐朝周边区域的汉式城址以及唐代之所谓复都制在渤海、辽、金时期的延续和发展予以长时段、大空间地梳理，体现出其“超越中国都城的中国都城”研究的深刻意蕴。

第四讲“1220-1360年代的中国城市”由研治宋元史，尤其是宋元佛教史的王菲菲副教授主持，于12月22日晚九点在线进行。该讲的主题是蒙元时期的中国城市。夏南悉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蒙古帝国的扩张过程，对喀拉浩特等城址进行了简要介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还引用了元代类书《事林广记》中的地图，对时人关于蒙古帝国疆域的认识加以分析，注意到图中对于长城略显夸张的描绘。这种对于长城的描绘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承继了宋代的传统；但此时的长城内外已经不再是对立政权的尔疆我界，而是统一之蒙古帝国的不同区域了。蒙古帝国从草原扩张，在较短的时间内经过成吉思汗、窝阔台汗和蒙哥汗三代君主的努力，发展为占亚洲大陆二分之一疆域的巨大帝国，后又分立为所谓的四大汗国，哈喇和林（或简称和林）即是蒙古帝国早期的都城之所在。

首先来看和林。今日的和林遗址已经淹没于茫茫草原之上，昔日的大殿遗址上建起了藏传佛教的寺院。根据西方传教士的描述，当时的和林宫殿之中有一座“树”状的装置，不同种类的饮料从“树”的分支中向不同方向流出。这一设计，恐出自欧洲的手工艺人之手。大殿内的布局，又使人想起欧洲的圣蒂尼教堂。此时的蒙古帝国都城和林，成为了东西方建筑风格的交汇之地。在此时的蒙古高原之上，中国式的建筑风格亦留下诸多痕迹，现藏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国家博物馆的大量中国式瓦当和钱币，非常明确地体现出中原汉地风格对于这一地区的影响。而在和林城中，一座面阔七间、进深七间的大型建筑亦吸引了夏南悉教授的注意。据她推断，这极有可能是一座与河北正定隆兴寺大悲阁相类的“阁”。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如今日藏传佛教寺院中颇为常见的方形大殿（措钦大殿）。

其次所要分析的则是元上都。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便有关于上都的记载；而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笔下，上都则是他心中神秘美丽的“仙那度”。从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绘制的元上都考古平面图来看，上都亦分为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宫城四周有角楼，外城七门，贯通的东西向主街和通向都城中央的南北向大街呈九十度交叉，构成T字形骨架。位于都城正中央大街交汇之处的显赫建筑，则是一座多层的汉式楼阁——大安阁。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还描述了水晶殿等元上都的神秘建筑；周伯奇则将关注点置于一座具有神奇气味的香殿。城外的佛教寺院和其他宗教的建筑景观，展现出蒙古帝国对于多元宗教的包容。汉人官僚刘秉忠则试图使用中华传统经典文献（如《易经》）中的重要概念来设计这座帝国的神圣之都，将中原汉地的文化元素融入具有北方草原性格的蒙古都城之中。在其出土文物遗存的细节方面，装饰有鳌头和五爪龙的建筑构件，亦彰显出中原汉地的典型特征。

接下来所要论及的是大都，即今天的北京城。大都东、南、西面各开三门，北面二门，亦有三重城垣，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元上都的空间布局。与之不同的是，上都宫城与辽南京相类，偏居都城一隅；而大都之宫城则居于都城的中央偏南位置，体现出天子择中而居的倾向。忽必烈接受刘秉忠的建议，在大都兴建了一座太庙。由此而论，他已经决心成为一位中国式的君主。甚为有趣的是，元大都中保留了金朝所兴建的离宫别苑，即今日北京之西苑三海（北海、中海和南海）。位于其中的琼华岛、万寿山等，被认为与北宋开封的艮岳相类，体现出与道教和神仙信仰之间的关联。又所谓元中都，位于今日河北张家口之张北县境，亦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大都的空间布局形态。

而在上述蒙古（元）帝国的四大都城之外，夏南悉教授熟练运用多种语言文献，结合碑刻、文献和考古材料，生动解析了蒙元帝国多样的建筑风格，对内蒙古敖伦苏木古城遗址，以及蒙古国境内的沙赞浩特城址等蒙古帝国时期考古遗址进行了摘要介绍，通过其中国式鳌首和瓦当等建筑构件的证据，揭示出汉式建筑经由蒙古帝国对蒙古高原乃至南俄草原地区产生影响的事实。又其对于黑龙江黑山头城址、内蒙古应昌古城遗址、集宁路城址等重要遗存的揭示，则体现出汉式建筑与都城规划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深入影响。总而言之，汉式城址此时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华夏文明的范围之内，而是随着元朝疆域的扩展远及东北亚、中亚等地，并与当地的文化特征相融合，折射出中原文化在元代这一特殊历史环境下对于这个东部亚洲的辐射性影响。

综上所述，夏南悉教授的系列演讲既紧密围绕中国都城这一核心，又不仅局限于经典意义上之中国都城的范畴之内，而是将朝鲜半岛、日本、中国东北地区、蒙古高原和中亚，乃至南俄草原地区纳入视野。如果说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都城的演变更多是一种内向的变革，较多体现出内部的多元性和南、北分立的特征；隋唐和元代的中国都城则更多体现为外向的延伸，即所谓汉式都城形制在边疆地区乃至中国政权控制范围之外的显著影响和辐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