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投读书会：从街头墙画，述说纽约的死与生

作为北外滩的品牌文化活动，“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已陪伴读者们走过了八季，并出版了《江南纪》一书，秉承了北外滩深厚又亲切的人文底蕴与文化活力。 

为助力北外滩展现“世界会客厅”的崭新文化面貌，由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宣传部、上海市虹口区文化和旅游局、建投书局、澎湃新闻联合推出的“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第九季系列读书会将主题定为“城市之光”，选取了巴黎、纽约、东京、伦敦、圣彼得堡、米兰，这6座国际城市为讨论对象，分别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街头文化、城市精神、滨水空间、文学地标、艺术空间，这6个文化领域为话题切入，与读者们在北外滩一同阅读城市，思考城市，一同看见城市未来。

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第九季“城市之光”系列第二期，建投书局邀请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教授李明洁，为读者们述说东哈莱姆街头墙画背后街坊百姓的生命故事，以及流淌着街头文化的、复杂且顽强的纽约精神。

东哈莱姆：纽约缩影

每一种族、每一肤色和每一信仰的美国人，都曾经是东哈莱姆的居民。  —— Christopher Bell   

我们今天要讲的东哈莱姆街区，位于纽约的曼哈顿岛上。这个街区绝对不是一个安全、干净、高大上的地方，但它的一街之隔，就是全世界最为高贵、奢侈、豪华、优雅的所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上东区，其中有著名的“博物馆一公里”，大都会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等都在其内。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仅一街之隔，贫富分化如此明显。

东哈莱姆这块区域也有一个“绅士化”的过程。绅士化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存在的，通俗地讲，就是对一些贫困的地区进行投资改造，使它变得中产阶级化、小资化；上海的田子坊、老码头等就是在国内的例子。东哈莱姆也是这样，它的老街区有一个往东北缩进的现象，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东哈莱姆墙画，也集中在东哈莱姆这个行政区的东北角。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街区呢？东哈莱姆在很多意义上讲，都是纽约的一个缩影。一个很“贫民窟”的地方，旁边就是很富裕的地方。纽约就是这样，贫富分化是赤裸裸的、鲜明的、不加修饰的。

东哈莱姆名字的变化也很有趣，其本身就是一部微型的纽约史。这一区域在17世纪的时候叫New Harlem（即“新荷兰”），因为那个时候是荷兰人买下了它。18世纪的时候德国人和爱尔兰人到了这里。19世纪意大利移民来了，这时他们把这个地方叫做Italian Harlem。需要注意的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战事频频，有450万意大利人移居到美国，相当于当时意大利本国人口的1/3；而移居到东哈莱姆的大都是南意大利农民，美国的意大利黑手党，也是从东哈莱姆起源的。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东哈莱姆的德国人、犹太人和爱尔兰人通过砖瓦厂或者橡胶厂致富，意大利人则通过“系统性的犯罪”获得了巨大的利润，都搬到了纽约的其他地方。而后，黑人和说西班牙语的人就开始住进了这个街区，所以它后来叫Spanish Harlem（西班牙哈莱姆）。当地人用西班牙语直接把它叫做El Barrio，也就是“街坊、邻里”的意思。当然，如今在美国地图上它叫“东哈莱姆”，因为Spanish Harlem这样的名称是含有歧视的。

通过名字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东哈莱姆的历史其实就是微缩版的纽约移民史，从中可以了解纽约是怎样成为纽约的，什么人来什么人走，他们从哪里来又去到哪里。我这里特别引用一段话，来自摄影师Christopher，他是土生土长的东哈莱姆人，从2003年开始拍摄当地人生活的照片。他在自己的第一本书中说：“东哈莱姆地位显要，它的历史和美国的历史并行，包括后来的南方移民在内的各类移民所追寻的‘美国梦’都在东哈莱姆梦想成真。每一种族、每一肤色和每一信仰的美国人，都曾经是东哈莱姆的居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东哈莱姆不仅是纽约，甚至是美国的缩影。你如果在东哈莱姆走一圈，可以看到各种信仰的教堂和会所，比如意大利人留下的圣卡梅尔山圣母教堂以及犹太人、爱尔兰人留下的痕迹。

因此我们今天讲东哈莱姆，是希望通过它来讲纽约的城市史，甚至是美国何以成为美国的。

活动现场

街坊邻里的“原真性”

老城市看来缺乏秩序，其实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秩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这是一种复杂的秩序。——JaneJacobs

我主要研究的是东哈莱姆的墙画。所谓墙画，它带有叙事的性质，里面往往有人或者有拟人性的事项。比如说大家看到街心公园里的这幅画，上面画着墨西哥的女画家弗里达，画中还有波多黎各的国旗，那大概就是“墨西哥人民和波多黎各人民心连心”的意思。也就是说，墙画是叙事性的，要通过一幅画来表达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我读得出来，就属于我的研究范围。墙画有容易被毁弃或被覆盖的特点，所以在学术界很少人去研究墙画，因为很难获得一个稳定和完整的研究对象。

131 E, 104thSt.

稍做分析和归纳的话，东哈莱姆的墙画大概有这样四类：

第一类是街区地标类。它会告诉你“我们这里是西班牙哈莱姆”，一般出现在两个街道的交错路口或者是街心公园里。这类画也分两种，一种是有作者的——比如这位Jeremy，他说他就画了“我们这个街区特别要记住的事情”，像2014年的时候，116街和公园路附近发生了一次煤气管道爆炸，2幢居民楼坍塌，大概有9人死亡。

E 103 St. +Park Ave,  2014-2017, Jeremy Ve Ga

第二种就是下边这张，是很多人在一个街心公园一起作画，所以我没有问清楚到底是谁画的。在这些画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符号的重复出现。它是一面旗帜，波多黎各自治邦的邦旗，也就表明了这个地区主要的居民是波多黎各人。波多黎各在南美，是一个岛链，是美国的一个自治邦。

E 103 St. +Park Ave.

第二类是纪念人像类。拉丁裔的南美人有一种文化传统，会给逝者画一张“安息画”，希望逝者能够rest in peace，有一点类似于中国人的墓碑。纪念人像类的墙画一般都是在他的故居或者去世的地方旁边。这一类画在拉美人群中接受度非常高，也非常被尊重，一般不会被涂抹或者覆盖。安息画有自己的规范，会标有逝者的名字、生卒年月及其贡献等。从形式上来讲，墙画有多种的材质，除了直接在墙上画的之外，还有用马赛克、布或纸等材料拼贴出来的。比如社会活动家潘多加的安息画就是请知名匠人曼纽尔用马赛克做的。当地有非盈利组织会通过募集资金来改善老旧的贫困社区。为了鼓励这个社区的人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他们会出钱请一些有当地生活经历的艺术家来画一些社区中名人的安息画。

E 117 St. +2nd Ave., Manuel Vega, 2002

当然，还有当地人自行画的安息画。比如这张画给一个诨名叫Booga的人，他2012年在药房抢劫300美金和致瘾药品时，被街对面加油站的退休警察在混乱中打死了。当地人告诉我这名杂货铺老板是Booga的亲戚，所以在墙上给他画了安息画。这位Booga事实上有11次被捕记录，还被怀疑涉嫌多起枪击谋杀。

E 105 St. +1st Ave., 2012

这就是东哈莱姆的逻辑，斗争冲突就这样时刻发生着。但哪怕是这样的人，也有人给他画安息画，他也有亲人和朋友，包括他在黑帮的兄弟。有人在他的画像旁边写了几个字：“停止暴力”。他的生日时，还会有不少人在那里点蜡烛祭奠他。

我认为名人的画像很重要，它鼓励这个社区，树立榜样的力量；但是像Booga这样底层草根的安息画像，也是街头文化的重要部分。

第三类，就是社区问题类。它有两种形式，一种就是“直接控诉”，比如我们看到的这一幅墙画来自James De La Vega，1996年的时候他被邀请来美化东哈莱姆社区的墙，他最终呈现出来的作品和毕加索关于战争的作品《帕尔尼卡》非常像，但他画的不是战争，而是贫穷和毒品。他画出了属于拉丁裔的黑发，加重了画面的压抑感，同时还标出NY字样的纽约洋基棒球队红色帽子，所以很明显这就是在讲纽约的东哈莱姆的故事。

E 150, 111St. , 1996,  James De La Vega

另外一类则是属于“间接讽劝”类的。比如这张“一个女孩靠在好几本书上”的墙画。这幅画中的三本书是真实存在的，有《奥巴马：承诺之子、希望之子》以及教辅书《帮助儿童学数学》等。这类画一般会出现在社区中心、学校和警署的门口，就是它所讽劝的事情的主管单位旁边。在东哈莱姆，失学率、少女怀孕率都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有22个国家救济项目、4个无家可归者安置点，由此可见这个地方的社会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E 112 St. +2nd Ave., 2017

第四类就是风俗民情。这张画引用的就是There is a rose in Spanish Harlem这首歌。这幅画是两个女性艺术家完成的，它精准地再现了这个区域族裔的主体构成：一半是拉丁裔，30%的人口是黑人。画中有拉丁文化的亡灵节标志，这在墨西哥或整个南美都是非常重要的民俗。东哈莱姆街头，孕育了很多流行文化的产生——比如说流行音乐。有很多的青年艺术家、音乐人，从这里获得他们的灵感，获得他们对生命很复杂的感触，这里的街头文化养育了甚至是催熟了这些年轻的艺术家。

E 115 St. +1st Ave., Lexi Belle, Daniella Mastrian

我在这里想用1961年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针对东哈莱姆所写的话来为上述关于东哈莱姆墙画的分析和归纳做一个小结：“有一种东西比公开的丑陋和混乱还要恶劣，那就是藏着一副虚伪面具，假装秩序井然，其实质是视而不见或压抑正在挣扎中的并要求给予关注的真实的秩序。……老城市看来缺乏秩序，其实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秩序在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这是一种复杂的秩序。”

El barrio（街坊邻里）的概念其实就是一个老的城区，街坊们互相扶持，大家有机地生活在一起。在人类学或民俗学里，我们经常提到一个概念叫做Authenticity，我们中文翻译叫做“真实性”，但和real、 true不太一样。这个“真实性”更像一种自然生长——我看着这个人长大，看着这个事物发展，我知道这个东西是真的，也知道它有一个作者，它不是被包装出来或者打造出来的，它是自然生长的社区。我更愿将Authenticity译作“原真性”，而El Barrio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原真性的社区。

墙上的城市史

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去看去听的，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义。——HannahArendt

我们处在一个现代化急剧发展的时代，如果它是自己慢慢发展成这样的而不是被打造出来的，那么它是非常有生命力的，是很强大而不可被摧毁和篡改的，这就是原真性。这样的原真性的社区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想讲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墙上的城市史。这样一种自然生长出来的社区，它本身就是一部活的历史，而且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不可篡改的历史标本，每一个时代都会在墙画里面得以呈现。

60年代对于美国和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运动的革命年代。这个社区60年代留下来的墙画已经很少了。东哈莱姆当时是“新波多黎各运动”的根据地，他们寻求民族独立和劳工权利，所以你看到第三世界共产运动的两位重要领袖都在这幅画里。

E 105th St.+2nd Ave.,1960s Reconstruction Networksand Puerto Rico Collective，1999

另一张人像佩德罗，也是一位东哈莱姆人，他是一个诗人，剧作家。在他三岁的时候从波多黎各移民到纽约这个社区，每周都会去第一西班牙公理会教堂做礼拜、唱诗、演戏。1969年他参加了一个激进的学生社团，占领了这个教堂之后把它改名为“第一人民教堂”。2004年在这个教堂举行了他的葬礼弥撒，此时这个教堂的名字又改回“第一西班牙公理会教堂”。他去世以后，James De La Vega就给他画了安息画，他是这个社区“革命史”的极好标本。

131 E,104th St., James De La Vega, 2004

70年代经过革命以后有一个平息的阶段，市民精神就被大大地培养起来。这幅画叫《西班牙哈莱姆的精神》，是1973年艺术家汉克受雇来这个社区画的，他当时拿了一个相机在社区里采风，拍了很多邻居的照片，最后他把53名街坊的形象画在了这个墙上。其中，有一个人，他屁股后面别了一个三截棍，这个人是李小龙的粉丝；还有面包房的老板、拉丁语摇滚歌手“闪电”，还有好几个街坊围在街角打多米诺骨牌。这幅画中，我们能看到不同的族裔：拉丁族裔、意大利族裔，荷兰族裔，甚至还有亚裔都在一起生活。

E104 St. + Lexington, Hank Prussing/Manuel Vega,1973-1978/1999

Elwyn Brooks White在《这就是纽约》中说道：“纽约公民的宽容，不仅是天性，而且是必须。这座城市必须保持宽容，否则就会在仇恨、怨恨和偏执的辐射云中爆炸。纽约郁积了各类种族问题，但引人注目的不是这些问题，而是大家相安无事。”这是纽约非常重要的一个风格，多元文化相互融合，和谐共处，这正是从70年代纽约的市民精神中发展起来的。

到了80年代——我们说60年代的运动，它的结果可能到80年代才会显露出来。我们在这里特别讲到这样一副画《白粉是魔鬼》，这幅画在纽约的墙画里面地位可能是最高的——Keith Haring的“Crack Is Wack”。

E128th St. + Harlem River Drive,1986/2018-,Keith Haring

Haring在1986年出于非常私人的原因画了这幅画，他有一个天才的助理叫丹尼，因为吸毒染上了艾滋病，但因为没有医保而不能看病，不能报销药品，也没有办法进任何一个救助机构，生命垂危。Haring对此非常气愤，他在进入纽约的一个必经高架路口旁边一个公共运动场上的壁球墙上完成了这幅画。Crack Is Wack是一句俚语，可以粗略翻译成“白粉是魔鬼”。而后，Haring被逮捕，但因舆论压力又被释放，被象征性地罚了100美元，并受邀重画了一幅。最终，这一事件也促进了纽约市将无家可归人员和吸毒人员的艾滋病防治纳入医保系统当中。

为什么我们认为这是60年代运动的回响呢？因为60年代的运动除了宏观的政治运动之外，还有一些是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相关的。比如同性恋平权运动，以及其他为所有少数群体、少数意识形态和生活形态的群体争取他们的权利的运动。60年代同性恋运动到80年代，受到了艾滋病流行的打击，这为80年代带来了整体性的省思，并为80年代纽约最大的同性恋救助机构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90年代经济开始复苏。我在地铁110出口看到的四幅墙画都出自我的向导曼纽尔之手，他说画中的人有他的朋友、街坊邻居，他还画了波多黎各人崇拜的海神。比如这个是贩卖刨冰的小商贩，表现的是从个体户经济开始慢慢复苏的东哈莱姆，人们开始逐步脱离贫困的过程。

Metro#6, 110 St., Manuel Vega,1997

到了2000年代，东哈莱姆出现了他们的文化自觉，他们为自己是东哈莱姆人而感到骄傲。比如铁托·普恩特（Tito Puente），他是拉丁舞曲之王，1996年还登上了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演出的舞台，110街也由此被命名为“铁托·普恩特街”。2000年代这个社区的居民已经不再因自己的出身而难为情，他们认为自己在美国的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如果我们沿着这些街走一遍，几乎就能明白美国的拉丁文化，明白拉丁人在美国历史上写下的浓重一笔。

E110th St. + 2nd Ave., Jeremy Vega, 2000

而2010年代开始出现质疑的声音。2015年，东哈莱姆举办了一次国际性的墙画大赛，邀请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到东哈莱姆作画，但他们的作品都是在回应当时的社会问题。比如墨西哥的画家Sego，他把自由女神原本的面皮撕掉，把原本桂冠上的剑芒改成了印第安人的羽毛。这其实属于控诉类的墙画作品。作者通过这幅画，他想问：纽约还是那个欢迎移民的纽约吗？纽约还是那个谁都可以在此创造自己命运的自由之港吗？到底谁才是纽约真正的原住民，纽约人还是印第安人？自由还可以引导人民吗？

E104-105 St. + Madison Ave., SEGO, 2015

第二张是我亲眼看到作画过程的一张画，上面写着you loot we shoot，这也是一个俚语，画上的人戴着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胸牌，隐喻的是当时的金融危机， “你们论抢，咱就使枪”。后来我了解到这是当地一个叫“拉丁王”的黑帮画的。虽然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员或投资者未必会认可他们这样的想法，但他们共处在这样一个公共空间里，得以了解不同的声音。

E110 St. + 2nd Ave., 2018

最后我们来到了2020年，我特别放了两张不是东哈莱姆的墙画来总结，我想说明的是墙画并不是东哈莱姆特有的现象，比如这上下两幅画都来自纽约的史泰登岛。我们要了解，墙画都是处于公共空间的，所以它一定是有感而发而不是无缘无故地画一画，一定是特定的事件触发了作者的情绪的表达。2020年我们遭遇了新冠疫情，以劳工阶层为主体居民的史泰登岛就出现了很多的抗疫画，比如上面有一位护士，表示要勇敢面对新冠；后面画这个彩虹，是说我们经历风雨一定会见到彩虹。

StatenIsland, 2020

所以我想表达的是，墙画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情绪表达，同时它也是针对一个特殊事件的有感而发，所以它一定是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的，也一定能够记录一个城市的发展史。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去理解墙画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在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

交往记忆、文化记忆与城市精神遗产

El Barrio means history (老街坊就是历史本身).——EastHarlem Business Capital Corporation

最后我想做一个总结。首先我们认为墙画是一个群体的表达。单独一张画可能是个人的态度表达，但是当很多的态度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个人的表达而是一个群体的表达。此时个人的表达就不再是主观、抽象的感受，而是变成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民众实实在在的的态度、愿望和意志。

墙画都是在特定的时间、由特定的人画的。但是什么样的东西会留下来成为这个地区、这个民族或者这个国家的文化记忆呢？比如说103街的这53位邻居，他们可能都慢慢地走进了历史的长河；但是如果我们持续地去维护这张画，我们就还会意识到，这才是充满了人间烟火的、人心向往的社区。再比如我刚刚讲的Keith Haring的故事，他所表达的这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文化会流传下来，成为纽约甚至美国精神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ByKeith Haring

在全球性的现代化突进里，这样熟悉景观的消失，是会给民众带来一种焦虑的，因为它可以维护虽然脆弱但仍然存在的一种社会结构和我们朴素的情感。

最后我想给大家看这样一张照片，这是当地的社区政府和民间团体共同出资在东哈莱姆的路灯上挂的一面旗子，写着El Barrio means history（老街坊就是历史本身）。FrancoisWeil在《纽约史》一书中说：“纽约城的多元化滋养并刺激了城市文化的发展；有时它带来剧烈的冲突，但它为纽约物质土壤之上城市文化方面的自我意识成长做出了很大贡献。而多元化也让纽约拥有了重要的象征意义——成为传说中的自由之港。”我想透过东哈莱姆这样一个例子，去理解纽约是什么，美国是什么。在很多书当中会反复出现这些形容纽约的词语，比如“冲突、自我意识、多元、自由之港、争执、共识”等等，东哈莱姆的墙画帮助我们理解了这些词语的真正内涵，它们承载着纽约的城市史，也代表着纽约的城市精神。

Photo by Mingji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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