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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角谈:“今年特别寒冷……似全世界如此”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七六一则的开头,提到自己1966年的一场小疾:丙午正月十六日,饭后与绛意行至中山公园,归即卧病,盖积瘁而风寒乘之也。

丙午北京寒冬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七六一则的开头,提到自己1966年的一场小疾:

丙午正月十六日,饭后与绛意行至中山公园,归即卧病,盖积瘁而风寒乘之也。嗽喘不已,稍一言动,通身汗如濯,心跃然欲出腔子。《明文授读》卷十五李邺嗣《肺答文》云:“风自外干,涎从内塞。”“未发云云,辄闻喀喀。”“积邪大涌,蕴逆上溢。”“胸椎欲穿,背笞不释。”不啻为我言之。如是者十二日,始胜步武,杖而行于室中。今又一来复矣,仍殗殢无生意,杜门谢事。方疾之剧,如林黛玉临终喘甚,“躺着不受用,扶起来靠着坐坐才好”(《红楼梦》九十七回),每夜劳绛卧起数回,真所谓“煮粥煮饭还是自家田里的米,有病还须亲老婆”也(冯犹龙《山歌》卷□[五])。昔王壬秋八十老翁,终日闷□[睡],自云“有林黛玉意思”(《湘绮楼日记》民国四年九月廿四、廿五日),余今岁五十七,亦自拟颦儿呻吟气绝状,皆笑枋耳。病榻两梦圆女,渠去年八月赴山右四清,未返京度岁。二月初六日书。起床后阅《楚辞》自遣,偶有所得,率笔之于此。……(商务印书馆2003年7月版,下册,2235-2236页)

其后接写心得数页,不录。友人张治先生指出,上引文字是钱锺书读书生涯心境转折点的写照,因为身体原因,他从此不断重温故书,千头万绪汇于其中,《管锥编》的构思即由此开始。

《容安馆札记》第七六一则首页

《容安馆札记》第七六一则首页

钱杨两位先生当时五十多岁,住在北京东城干面胡同的学部宿舍。如果步行去中山公园,要花四五十分钟;稍作逗留再回家,就两三个小时没了。钱先生虽言“积瘁”,此时足力似尚健,发病之因大概要归结到“风寒乘之”,我便感兴趣于这天北京的天气。

“丙午正月十六日”是1966年2月5日。我从时人日记中检得两则气温记载。一是周作人,他住在西城的八道湾,离干面胡同六七公里,是日他记:“晴,另八度。”(《周作人1966年日记》,周吉宜整理,载《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6期,第6页)这是指-8℃,“另”是“零”不规范的简写。二是竺可桢,他当时正在协和医院治病,医院距干面胡同不到一公里,且就在从钱家去中山公园的路上,他的气温记录是:“晨七点窗口-2°,户外-5°.5……。下午一点半-1°,NE风力1-2级。”(《竺可桢全集》第十八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0年12月版,31页)二人所记相差不多,看得出这天虽然已是立春后一日,但还是不太暖和。钱先生大概觉得既已开春,便可以好好走走,结果受寒生病了。

根据气象史料,1966年年初是北京最冷的冬天之一。北京历史上的最低气温-27.4℃就是这年2月22日在北京郊区大兴县东黑垡的中央气象台观象台测得的。因为天寒地冻,所以周作人这个年初在日记里常与前一年的天气作比较,还大发感慨说“今年特别寒冷,闻欧美亦然,似全世界如此”(1月28日,《周作人1966年日记》,第6页)。2月25日周作人又记:“阴,另十四度。如此天气昔所未有。”(同上,第7页)这一天,正是钱锺书病情稍复,“阅《楚辞》自遣”稍作札记的“二月初六日”。

洪业为《闭关吟》所写的题辞

孔夫子旧书网挂有洪业写给邓之诚的题辞墨迹小纸一长条,索值钜万,有“凡尔赛”性质,存图备考可也。这个商品的销售页面时隐时现,名字变来变去,价格忽高忽低,图片的史料价值却弥足珍贵。先录文于下: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恶风白浪何嗟及,拟绝天骄拔汉旌。

文如先生与业以同日被执,同日得释。难中知其有诗百馀首,出后写作一卷相示,且命作序。业不知诗,不能文,然又不敢方命,遂乞醯于少陵,得四句,姑作题辞可耳。  壬午七月廿日洪业拜题。(末钤“洪业”朱文印)

壬午是1942年。此前一年冬天到这一年的夏天,邓之诚曾为日军逮捕,狱中得腹稿,出狱后写作一卷的诗集,乃是《闭关吟》。

洪业是研究杜甫的专家,这首杜诗集句很是精彩。还须参照他在《我怎样写〈杜甫〉》一文中的回忆:

有一天我向日军狱吏请求:让我家送一部《杜诗引得》或任何本子的杜诗一部入狱,让我阅看。这是因为我记得文天祥不肯投降胡元,在坐监待杀的期间,曾集杜句,作了二百首的诗。我恐怕不能再有任何学术著作了。不如追步文山后尘,也借用杜句,留下一二百首写我生平的诗。可恨的日军,竟不许可我的要求。(原载新加坡《南洋商报》1962年1月1日,第6版;此文印单行本及收书时多讹脱,文题中的书名号多脱漏,今据原出处引用)

《闭关吟》五石斋铅印本卷首的洪业题辞(此册为王锺翰先生旧藏,撷自《邓之诚诗集三种》)

《闭关吟》五石斋铅印本卷首的洪业题辞(此册为王锺翰先生旧藏,撷自《邓之诚诗集三种》)

可见洪业在狱中欲集杜诗而不得,出狱后为邓之诚集了这四句题辞,也算一遂心愿。

邓之诚《闭关吟》稿本、《五石斋吟草》稿本及其清稿本曾在北京泰和嘉成拍卖有限公司2015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现身(为第1227、1228、1229号拍品),拍卖商复由各处商借《槐居唱和》五石斋铅印本等其他各式稿本、印本、照片之类珍贵文献,一并原大影印为《邓之诚诗集三种》二册,共印三百五十部,是富有文献价值的私印本。

《邓之诚诗集三种》

《邓之诚诗集三种》

《闭关吟》稿本及其五石斋铅印本均影印收入了《邓之诚诗集三种》。先检稿本图影,未见此题辞。再检铅印本图影,卷首果收入了排字的洪业题辞,但与手迹相比,字句略有改动。手迹“被执”,铅印本作“为日军所执”;手迹“出后”,铅印本省作“后”;手迹“不敢方命”,铅印本作“不能方命”;手迹“廿日”,铅印本作“二十日”。

翻阅《邓之诚诗集三种》,还发现了更有趣的地方。该书后记有云:

又:据旧藏者言,《闭关吟》手稿本中尚有洪业煨莲先生手书题词一纸,去岁某公司拍卖未果,归书时已遍觅不获。洪氏与邓氏为同入狱者,今佚此纸,不无遗憾,特识于此,以状书稿之原貌。

洪业《我怎样写〈杜甫〉》(原载新加坡《南洋商报》1962年1月1日)

洪业《我怎样写〈杜甫〉》(原载新加坡《南洋商报》1962年1月1日)

看来那个闪烁的销售页面卖的正是这张在拍卖时神秘消失,“归书时已遍觅不获”的题辞。我查到《闭关吟》之前曾登上中国嘉德2014秋季拍卖会(为第2482号拍品),当时流拍,显然题辞恰在那会儿被“不无遗憾”了。更有意思的是,我还查到这张题辞竟然在2021年9月的嘉德四季第五十九期拍卖会上出现了,被胡乱冠了个《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名字(为第2886号拍品),结果也流拍了,难怪现在还挂在孔网。

《闭关吟》稿本现为友人深柳堂主收藏。我问他:为何不砍个价,合成全璧?他回答:“不能惯着小偷,坚决不买。”其正气令我敬服。

《北大师大清华三校同学整理日文图书纪念册》

周运先生的新著,厚达六百馀页的《乘雁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版)后半部分用“开拖拉机的方法”(陈寅恪语)对周作人的买书、读书情况做了初步梳理,还分析了抗战胜利后收缴敌伪图书等连带问题。我为这本书贡献了个别材料和意见,感到非常荣幸。

《乘雁集》第375页提及的敝藏《北大师大清华三校同学整理日文图书纪念册》特别珍罕,在这里补说几句。这本《纪念册》我从孔网买到,是尺寸为一百三十乘以九十毫米的横向小开本,用厚牛皮纸作封面和封底,内文二十页,以丝带系为一册。封面除印有“北大师大清华三校同学整理日文图书纪念册 1949暑期”册名外,右上还有“北平圕日文书库整理图书完成纪念 1949暑期”的徽记。因时日已久,已稍有破损,幸未伤及文字。

《北大师大清华三校同学整理日文图书纪念册》

《北大师大清华三校同学整理日文图书纪念册》

《纪念册》开头有王重民写于1949年9月14日、贾芳写于同年9月15日的两篇序言,已为《乘雁集》具引。总结两篇序言的意思,是说随着抗战的胜利,虏获了四十多万册颇具参考价值的日文图书,存于太庙,需要清理出一套正副本来由北平图书馆公开阅览,再将复本分配给其他文化机关。于是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和北平图书馆制定计划,前后两次共聘请北大、清华、师大三校同学六十九人,临时职员八人,全部工作人员计前后九十五人,利用暑假自7月15日至9月15日连续编制卡片,如期完成。

“国立北平圕日本书库职员通讯录”中的一页

“国立北平圕日本书库职员通讯录”中的一页

序言之后为“国立北平圕日本书库职员通讯录”,具体记明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别、出身和通讯处。这里按原排序将姓名抄录于下:王立达、李书琴、姜书文、陈霖生、黄希饶、郑颖达、鲍景慧(以上临时职员)、李燕来(助理员)、周丰一(采访员)、袁荣礼(编目员)、张自励(编目生)、张增耀(助理员)、贾芳(主任管理员)、苏瑞成(编目员)、张可贤(助理员)。

之后是“同学通讯录”,亦记明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校别系别年级和通讯处。仍然抄录姓名:丁瑜、于志恒、王述五、王荫先、方平权、吴一飞、邵孋、林元芳、宫森岩、马行汉、孙廷焕、张修梅、张维藩、张竞敏、张鹤龄、陈兆龙、汤人俊、黄厚培、喻喜春、杨虎山、杨季雨、杨振芝、万希芬、万瑞兰、董葆珊、赵相印、赵新月、郑绪昌、蒋维屏、刘中丽、魏宗文、庞宝光(以上北大)、于本墀、王家彦、王爱昆、王淑彤、宋文珊、杜怡斌、李淑芳、李铁藩、武尚清、周启宇、高竞一、许炳川、张玉芝、梅树民、常梦九、冯家驯、曾祥发、贺士元、傅铁麟、陈安国、贾惠君、贾懋谦、董春泉、端木慧、赵芳兰、郑云英、郑慧斌、蔡世霖(以上师大)、王宾、宋万里、李基天、施永锡、敖平、夏传瑞、赵龙、刘诚权(以上清华)、许宗海、何士恒、孙仲明、孙文亮、苏惠、王振升、杨仲仁、赵启元、蔡文彬、路恒发。末尾这十人很特殊,没有所属学校,年龄也不像学生那样年轻,籍贯却都是北平市,或许是平馆职员以外的其他工作人员。

综上,此册共记录职员十五人(内临时职员七人),有明确校别的同学六十八人,及末尾特殊的十人。数字与序言所说小有出入。

不厌其烦地抄录人名,是因为其中也隐含着许多沧桑人事。平馆日本书库的职员中,周丰一之名最为大家熟知,我却更关心就读北大东文系日文专业时高他一级的编目员苏瑞成。这个专业抗战前仅毕业七人,苏瑞成和周丰一是其中之二,分别毕业于1936年和1937年。苏瑞成后在伪北大任教,1943年且曾陪同知堂老人南游,再后来与周丰一一样到北京图书馆工作。

临时职员郑颖达也引起我的注意,他籍贯填的是福建闽县,出身填的是“庆应”,一看就不一般。一查,果然是郑孝胥的文孙,多年后到北大东语系工作。他的父亲郑禹曾任伪满的奉天市市长,抗战胜利后一度隐匿行踪,1954年被逮捕处决。友人孟繁之先生见告,郑颖达还是历史学家邵循正的内弟。

再如学生中有位林元芳,性别男,时年二十六岁,就读“北大政四”,籍贯台湾台北,很惹人注目。细检资料,方知此人后于1950年离开北京,在香港滞留半年后回到台湾(参见郭培明《250年头一回——台湾林元芳先生回泉寻根记》,载其著《访在世纪边上》,远方出版社1999年10月版,178页),这种经历在参与此次整理日文图书的成员中应是绝无仅有的。

纪念册同人签名中的一页

纪念册同人签名中的一页

《纪念册》最后留有好几张白页,当时参与整理的不少同人在上面留下了手迹。二十几个签名中,苏瑞成、郑颖达、林元芳等人的名字赫然皆在,实在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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