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得知肖瑜和江艺鹏的用心之作《从蜜月走向对抗：冷战初期的苏联与以色列关系研究（1948-1953）》即将出版。通读全稿，更感觉此项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品味的厚重。
《从蜜月走向对抗：冷战初期的苏联与以色列关系研究（1948-1953）》，社科文献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
巴勒斯坦分治暨以色列复国，是二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不仅颠覆性地再造了中东政治格局，而且永久改变了地区社会生态环境，无论是冷战期间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的多次热战，还是中东政治格局万花筒般的演变。
一战后获得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权的大英帝国，终于在这场博弈中输得干干净净。本书作者通过史料发掘，特别是冷战后新被披露的史料引证，透彻地展示了斯大林在围绕巴勒斯坦前途而展开的复杂诡异的多方博弈中做出的精明决策，并通过清晰的逻辑关系梳理，否定了对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的种种不实猜测，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这部书稿对从事中东研究的学者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了解历史，也对理解当下中东的复杂博弈有所帮助。书中比较详尽地介绍了耶路撒冷俄罗斯不动产问题的生成及其对苏以关系的影响，有助于读者丰富对苏以关系的认识。俄罗斯同耶路撒冷的历史联系和客观存在，是俄罗斯在中东掌握一定话语权的重要资本。缺乏对俄以特殊历史关系和现实关系的了解，特别是缺乏对东正教纽带作用以及东正教文化圈犹太移民影响的了解，很难对某些中东事务做出比较准确的分析。
人们常对美国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大发议论，对俄罗斯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和苏联在阿以冲突中的作用重视不够，这就妨碍了对复杂中东冲突的准确理解。事实再清楚不过了：没有苏联集团的5张赞成票，分治决议不会获得通过，二战后中东的历史还不知道会怎样书写。实际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仅限于政治和法律层面，以色列从美国争取到的资金支持全部来自美国犹太社团，并非美国政府。而且，由于美国严格遵守联合国对巴勒斯坦及其周边国家的武器禁运，没有向以色列提供任何军事支持。根据1947年初犹太武装仅有1万条旧步枪和1挺重机枪的装备水平，犹太人根本无法赢得必将到来的战争。面对阿犹军事实力的绝对失衡，有意支持巴勒斯坦分治的苏联接受了犹太方面的请求，授权捷克向犹太复国组织出售武器，并在战前就制止了捷克同阿拉伯国家的武器交易。苏联对拉近阿犹军事实力差距的操作，为以色列在战争初期抵御阿拉伯联军的进攻提供了切实的军火保障，及时运抵以色列的捷克新型战机则在埃及军队逼近特拉维夫时发挥了关键的阻喝作用，是导致埃及军队撤退的重要因素。显而易见，离开了捷克军火，1949年的停火线不会是现在地图上标示的走向。可以说，以色列得以建国，离不开美国和苏联共同的政治支持，而以色列国得以生存，又离不开苏联在违规出售军火上对以色列的偏袒。
不仅如此，开战6周后美苏联手促成的第一次停火，既为以色列提供了整饬内部扩充兵员的机会，也为其继续补充军火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一个常被人忽视的细节是：在安理会表决进一步武器禁运时，苏联投的是弃权票，摆出了不阻止但不尊重的姿态，致使英国不得不停止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而捷克却对禁运决议置若罔闻，布拉格—以色列武器空运通道继续保持畅通。与此同时，美苏两国在停火期间都宣布同以色列互派使节。美苏的默契配合，不仅仅是对以色列的共同偏袒，实质上是两强左右世界格局意志的展现，阿拉伯方面有苦难言。至于阿拉伯参战国在停火期间的纷争内斗，则是另外的话题。本书对捷克武器交易的相关论述和史料引用，是非常必要和到位的。
需要指出的是，也正是苏联，在1955年转而武装以色列的敌人，安排捷克同埃及签订了大批苏联军火供应协议，助长了纳赛尔的勇气，为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演变为战争做了重要铺垫。战争爆发后，美国和苏联又联手逼迫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撤出进占埃及的军队，进一步挤压了英法在中东存在的空间。
从支持巴勒斯坦分治并安排捷克为以色列的生存提供军事保障，到假手捷克大规模武装埃及， 苏联在中东联手美国排挤英国的战略意图是非常清晰的，苏联的这一意图同美国的意图不谋而合，为日后美苏在中东的大博弈挪开了绊脚石。
中国中东关系的研究者对本书的兴趣或许更大。在巴勒斯坦分治和阿犹战争的是非问题上，中国朝野意见纷呈。国民政府对分治方案的立场同英国的比较接近，认为分治有可能引发流血，苏联的目的在于染指中东，但犹太人的愿望应得到关切。分治决议表决当日，《中央日报》以“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的方式宣布：“对圣地分治计划，我不拟投反对票”。实际表决时，国民政府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投了弃权票。随后的《中央日报》对愈演愈烈的阿犹冲突做了连续报道，以色列建国前夕又做了整版图文并茂的背景介绍，日后对战争进程的醒目报道则每日不断，立场都是中性的。
相比之下，解放区报纸的报道则同苏联的立场保持一致，对战争起因和进程的报道一边倒支持以色列，对以色列建国的报道冠以“犹太人结束两千年流浪生活，近东成立以色列国”的标题，将战争爆发的原因归结为“英帝国主义策动的结果”，指责英国在宣布放弃对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同时，与“阿拉伯各国反动政府先后订立了各种秘密协定，同意将巴勒斯坦分割给他们，挑动这些国家的反动统治者准备和进行这次反犹战争”。而“犹太方面正在做坚决的正义的抵抗”。以新华社名义发布的报道对美国、英国和苏联的立场则总结为“英美矛盾趋尖锐，苏联同情以色列国遭侵略”。这些以新华社名义发出的报道和评论在时间上往往滞后两周左右，基本摘编自苏联英文外宣刊物《新时代》周刊的文章。国际时政刊物《世界知识》和东北解放区新华书店出版的《巴勒斯坦问题真相》等中文书刊均同苏联的立场保持一致。总体看来，中国各派媒体要么保持中立，要么支持以色列，只有北平出现了民间团体发起的声援阿拉伯国家的游行。
作为中国中东关系的研究者，将上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中国社会各方对阿以冲突的立场做客观比较，并结合作者在本书中的相关论述做进一步思考，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随着中东时局的发展和苏以关系的恶化，新中国的相关立场也出现了调整。本书第五章论述的苏联国内反犹运动也对中国造成了一定影响。1953年1月13日，塔斯社公布了被西方称为“克里姆林宫医生案”的报道和社论，宣称以犹太医生为主的暗杀和间谍集团通过医疗手段谋害苏联领导人。1月16日的《人民日报》予以头版头条转载，中国在本国少数民族认定工作中对犹太问题的态度也逐渐趋于明朗，从1952年国庆三周年邀请河南犹太代表参加少数民族国庆参观团，落实为1953年6月否定将犹太人定为散居少数民族的建议。
但是，中国和以色列的外交接触没有受到直接影响。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谈判返程时在缅甸停留，专门批准邀请以色列驻缅甸公使出席中国使馆的招待会，并同以色列外交代表做了友好交谈，以色列贸易代表团随后访华。尽管1956年苏伊士战争后中国中断了同以色列的外交接触，但在次年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期间，毛泽东主席仍应以色列共产党主席米库尼斯的请求，同赫鲁晓夫交涉苏联压制犹太文化的问题。几个月后，新版犹太祈祷书就出现在莫斯科各个书店，并被转送到以色列。毛泽东的义举感动了以色列首席拉比赫尔佐格。1973年5月，中国驻雅典大使误入以色列使馆，中以关系再次触动了以色列媒体。以色列《最新消息报》用心良苦，不仅追忆了50年代中期中国和以色列在缅甸的外交接触，刊登了以色列前总理艾什科尔1965年致周恩来总理请求发展双边关系的信件影印件，还以《毛主席被要求干预苏联犹太事务》为题，首次披露了上述史料，并刊登了毛泽东主席的大幅照片，一组报道用了整整两个版面。多年后，老赫尔佐格之子哈伊姆·赫尔佐格当上了以色列第6任总统，他在1992年中以建交后立即访华，特意在招待会上同致力于中以早期外交接触的前中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握手致谢。2021年，哈伊姆·赫尔佐格的儿子伊萨克·赫尔佐格又当选以色列第11任总统。对历史真相的追溯就是这样引人入胜，文化纽带也是这样结成的。
尽可能发掘和利用历史档案，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作业。还原真相和解读史实更是史学工作者的基本使命。肖瑜博士在自序中详列了相关档案线索和学界的各种见解及相关著述，并依据史料和逻辑分析对关键争议点直抒己见，继承了他的导师沈志华先生的好传统，在苏联犹太政策研究领域里做出了显著贡献。笔者对他的研究工作有比较多的了解，从15年前他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到论文完成，同他做过多次深入讨论，很赞赏他潜心学问，谦逊而又倔强的学术秉性，这也是沈门弟子应有的学风。
（本文原系《从蜜月走向对抗：冷战初期的苏联与以色列关系研究（1948-1953）》一书序言，作者再度修改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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