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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澜:作家的生涯,就是我想过的日子,我要活得有趣

人生如梦,富贵如烟,看遍世事,云淡风轻,悠然如燕。当一个人日日兴致勃勃地生活,内心与世间万物碰撞而有回声,对生命极少倦怠,不因年岁累积而丧失玩心。谁能说,这不够崇高呢?

年轻时,“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澜便懂得:“我们跟整个宇宙相比,只是短短几十年,一刹那的事情,希望自己快乐一点。”于是,他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快乐。游遍四海、友遍天下、品世间美食、阅美女无数、饮酒品茶、写作养性。如今,年逾古稀的蔡澜已是香港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却依然将“吃吃喝喝,快乐有趣”视为生命中之要事。除却电影制片人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之外,作家、旅行家、美食家、书法家、画家、篆刻家、鉴赏家……所有在外人看来光鲜亮丽的身份,都是他追求快乐的方式,是从前奋力打拼得来的成果。每每有外人提及,他便笑着回一句:“没有什么了不起。”过上好的生活,美的生活,爱的生活,是人类古往今来一直追求的幸福之意旨。然而,现代文明却将效率、制度、财富、地位横亘在现实生活与对幸福的追求之间,并以此为价值准绳,将我们对于美和善的想象力框进牢笼。久而久之,人们快要忘记了,自己费力生存、拼命工作、探讨秩序、言说规则的本意,是快乐并自在地生活。在谜一样的快乐面前,在日新月异的斑斓世界与孤独焦灼的内心之间,活得有趣、轻松、简单,并非上进与深刻的对立面,而是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智慧与通达,是一种需要日日勤学慎思方能习得的能力,是“欲而不能、舍而不得”的人生之彼岸。“平稳的人生,一定闷。我受不了闷,我决定活得有趣。”蔡澜最爱宋朝人蔡持正的那句诗:“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人生如梦,富贵如烟,看遍世事,云淡风轻,悠然如燕。当蔡澜提着菜篮,步履清闲地游逛在街角的菜市场,看着新鲜的瓜果梨桃朝自己微笑,心满意足地提上一整篮回家。当一个人日日兴致勃勃地生活,内心与世间万物碰撞而有回声,对生命极少倦怠,不因年岁累积而丧失玩心。谁能说,这不够崇高呢?

蔡澜:作家的生涯,就是我想过的日子,我要活得有趣

蔡澜,1941年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州,现居香港。作家、生活家、美食家、电影人、主持人。《舌尖上的中国》总顾问,《新周刊》年度生活家。与金庸、倪匡、黄霑并称“香港四大才子”。

一次,夜间坐飞机,突遇气流,颠簸不止,身边一位澳洲人死死抓住座椅扶手,蔡澜却一直在喝酒。飞机稳定后,那人不解:“老兄,你死过吗?”蔡澜缓缓放下手中的酒杯,说:“我活过。”

作家、电影制片人、美食家、旅行家、书法家、画家、篆刻家、鉴赏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北京的新书发布会上,主持人念完一连串名头,蔡澜接过话筒,一如既往地笑眯眯:“怎么叫都好,我都很感谢。不过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香港,蔡澜的文字在各大报刊杂志几乎随处可见,简短、轻松、易懂,书籍、电影、旅游、美食、时尚、人生,声色犬马,家长里短,无所不包。香港一些餐厅喜欢在店里悬挂蔡澜所写的食评作为宣传,或菜单上标出“蔡澜推荐”四个字,招徕顾客。做过四十年电影监制,为上世纪香港电影的繁荣付出过诸多心血;写专栏,出了上百本书,主持过多档美食节目,写食评,开餐厅;录制旅游节目,创办“蔡澜旅行团”,带好友世界各地旅游。蔡澜可谓不负“我活过”三个字。

好友金庸评价他:“见识广博,琴棋书画、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什么都懂。他不弹古琴、不下围棋、不作画、不嫖、不赌,但人生中各种玩意儿都懂其门道,于电影、诗词、书法、金石、饮食之道,更可说是第一流的通达。”倪匡则调侃道:“这样一个人,来自哪一个星球?在地球上多久了?看来,是从魏晋开始的吧?”

蔡澜:作家的生涯,就是我想过的日子,我要活得有趣

香港四大才子。金庸、倪匡、蔡澜、黄霑(左起)

四十年一觉电影梦:在商业与艺术间徘徊

1941年,蔡澜生于新加坡,父亲蔡文玄早年跟随邵逸夫兄弟渡南洋,负责在东南亚铺排邵氏电影公司的院线。在蔡文玄供职的大华戏院,常能看见幼时的蔡澜半蹲半跪在椅子上,看戏,发呆,一待就是一整天。1959年,18岁的蔡澜赴日本就读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期间被邵逸夫看中,半工半读,担任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负责购买日本电影发行到香港。六年后,蔡澜回香港定居,担任嘉禾电影制片经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港片的影响力向北延伸至大陆,向南辐射整个东南亚。在成龙主演的《龙兄虎弟》《福星高照》《城市猎人》等一系列风靡亚洲的商业大片中,“监制:蔡澜”的字样十分常见。“我只是赶上电影最容易卖的时候,但是作为一个有抱负的电影人,其实那是挺痛苦的。”邵氏公司一年生产四十部电影,蔡澜曾向邵逸夫提议拍三十九部赚钱的,一部“为了艺术为了理想的”,结果却是无解。

蔡澜:作家的生涯,就是我想过的日子,我要活得有趣

蔡澜和成龙

“一生做错了一件花四十年才知道是错的事,不应该一直沉迷在电影行业里面。”爱电影如命的蔡澜在电影行业摸爬滚打四十年后,恍然大悟:“一部电影不可能是你自己的,它是很多人的。我也想说一部电影是‘蔡澜作品’,但在电影行业是做不到的。”自称“个性非常孤独”的蔡澜“在商业与艺术间徘徊”,逐渐感到无味,于是转向写作,写起了专栏,因为不必再考虑宏大的制作费用和剧组几千人的心情,也因为终于可算作是“蔡澜作品”了。

折磨?雅癖?写作能把快乐传给很多人

转向写作后,蔡澜在香港《东方日报》《明报》《壹周刊》上开设专栏,写美食美景、鱼虫花鸟、情感婚姻、人生杂感,创作进入井喷期,每天能写上几篇。他不断旅行,不断“吸收、学习,吞进去的东西都够吐出来的”,所以从来不愁灵感。每天清晨六点,蔡澜起床,看电视、读报纸、给金鱼换水、侍奉花草,“一直不肯坐下来写”,但只要坐下来,就文思如泉。有人质疑三十年出书逾二百本会不会有快销的嫌疑,蔡澜却说自己写作并不快,“800字的文章要改四遍”,写完之后改一次,放起来第二天再改,传真给报馆,编辑改好后传回来,再改。如此反复。念书时,蔡澜写作是为了赚多点稿费,带朋友去玩。他坦言,有幸生逢香港写作的黄金时代,“几十年前单靠写作一年就能赚几百万港币”,然后走进一家书店,指着书架对店员说,“从这边到那边,我都要”。后来,他渐渐发现写作能把一个人的快乐带给很多人:“我是一个天生喜欢让别人快乐的人。总觉得要做点事情,留下点记录。”

蔡澜:作家的生涯,就是我想过的日子,我要活得有趣

蔡澜为读者签名(图片源自网络)

“写作是折磨,还是雅癖,我不清楚,但是我明明白白知道,作家的生涯就是我想过的日子。”如今,年逾古稀的蔡澜每周依然写一篇文章,写作的间隙,他偶尔会去广东道和奶路臣街之间的旺角市集逛逛菜市场。“菜市场就像一面‘照妖镜’,一眼看去就知道当地的文化。”逛菜市场是蔡澜多年养成的习惯,就像“进去一个古董拍卖场,必须从容不迫,悠闲地选择”。在他眼中,新鲜的瓜果蔬菜远远看去,“好像在说:买我买我!”蔡澜会买上整整一袋,心满意足回家去。

折磨?雅癖?写作能把快乐传给很多人

“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宋朝人蔡持正的这句诗是蔡澜的最爱,云淡风轻,悠然自得。清晨或深夜,不入眠时,蔡澜会挥毫走笔,临摹《心经》。家中的墙壁上,挂着弘一法师的真迹:“自性真清净,诸法无去来。”年轻时“个性扭捏”的蔡澜察觉到自己的性格让周围人“不好过”,于是决心“扭转过来,把自己变得开朗”,他暗下决心:“我决定活得有趣。”“人家快的时候,我们慢;人家慢的时候,我们快,要跟人家不同。卖蛋卷,人家都卖甜的,我就卖咸的。这是思考的态度。一般人都是很闷的,他们最坏了,要做这个世界里好玩的人。”蔡澜话音落,掌声起。自诩为“快乐教主”的蔡澜外出时,常背一个亮黄色布袋,上面是朋友设计的绣像,正中间的便是他,在树下打坐,眯着眼朝众生微笑。问起人生观,蔡澜想也没想:“吃吃喝喝咯,快乐咯,自己活得一天比一天更好,希望今天活得比昨天更好,昨天活得比今天更好。”抱着“大吃大喝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的信念,蔡澜的美食地图遍布世界。此次来京,他一口气品尝了36道老北京点心,打算回去写写看。

蔡澜:作家的生涯,就是我想过的日子,我要活得有趣

苏美璐为蔡澜的书所作配图之一,夜宵

除吃喝外,蔡澜还着迷于各地的人情味和艺术品。一次,“蔡澜旅行团”去到日本小千谷,冬天,大雪封山,妇女们用麻搓成绳,织好的布铺在雪地上,布料薄如蝉翼,在雪地里立起来,有了形状,“穿在身上不会碰到你的皮肤,非常舒服”。在电影、写作、美食和旅游等话题外,蔡澜很少对任何人和事做评价,“你一讲,一批评,就要吵了,我很不愿意和人家吵。”停顿片刻,补一句:“他们也不配和我吵。”他看不惯的,是年轻人喜欢自称为“吃货”:“好好的,为什么要把自己讲成‘货’呢?为什么要把自己和自己的心情降低到‘货’这么恶劣呢?不是在作践自己吗?”哪怕崇尚和追求快乐,也难免有不开心的时日,蔡澜的解决办法是:“不去想啊,逃避啊,吃吃喝喝啊。逃避很好呀,兜一圈回来,又很快乐的。”“我爱一切活着的东西,最讨厌的是担心、难过、悲伤、痛苦、忧郁和沮丧这几样,我当它们是敌人。消灭敌人不用和它们去斗争,最好是逃避。”在金庸看来,这是个“真正潇洒的人”,“真正的不萦于怀,一笑置之”。

蔡澜:作家的生涯,就是我想过的日子,我要活得有趣

《没有什么了不起》

作者:蔡澜

插画:苏美璐版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年6月

在新书《没有什么了不起》中,蔡澜写道:“天下总分几种人,有的不肯进取,不肯学习,就那样过一生。有的肯搏,出人头地。”当被问及属于哪种人时,蔡澜并没回答快乐云云,而是一字一顿地说:“我当然是搏命的人。因为我很爱生活,很努力地在学习、吸收。”可是,你又追求快乐、放松和有趣啊。“这是你勤快得来的成果,快乐的秘诀就是,先勤快,先赚钱,然后再讲快乐。”怎么样才能找到生活中的美学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家都很穷,一个苏州男人经过食堂,看到湖里的浮萍,俯身捞回家,放在家里养。”蔡澜将手杖立在桌边,伸出一根手指,“在一个艰难的年代,还能找到这么一点乐趣,就是生活美学了”。“被这个时代推着,你不给我别的机会,那我就从中找到别的乐趣。”后悔过吗?“没有后悔过,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对话蔡澜:要做这个世界好玩的人

金庸曾这样评价蔡澜:“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率真潇洒而能以轻松活泼的心态对待人生,尤其是对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遇处之泰然,若无其事,不但外表如此,而且是真正的不萦于怀,一笑置之。”以“吃吃喝喝,快乐有趣”为人生观的蔡澜却说,自己是“搏命的人”,不过是用早年的勤快换得今天的快乐而已。

以文字为业:“一个作家不写,就死了”

新京报:新书书名叫《决定活得有趣》,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活得有趣?

蔡澜:不知不觉中,我不晓得,也没有去想。我想大概十几二十岁吧。我是一个个性很扭捏的小孩,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我周围的人、家里和朋友都觉得不好过。我就说,不行,我要扭转过来,把自己变得开朗一点。

新京报:这个过程难吗?

蔡澜:不容易的。但我认为凡事只要决心去做,总有一天你做得到。对我来讲,花费的时间不是很长,大概一年半载就做到了。

新京报:你在书中写:“一生做错了一件花四十年才知道是错的事。”怎么就错了呢?

蔡澜:不应该一直沉迷在电影行业里面。

新京报:做一名普通观众与置身电影产业的最大不同是什么?现在看,两者有和解的可能吗?

蔡澜:非常不一样,没有做过的人就不了解。很难和解,至少我做不到。不是因为是观影人或制片人的关系,而是我发现我的个性非常之孤独,一部电影不可能是你自己的,它是很多人的。好莱坞片子的片尾字幕出来,要出十分钟左右,几千上万人才能拍一部电影。所以如果说“这是某某的作品”,就有一点过分了。我也想说一部作品是“蔡澜作品”,但是在电影行业是做不到的。

蔡澜:作家的生涯,就是我想过的日子,我要活得有趣

《我决定活得有趣》

作者:蔡澜

插画:苏美璐版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年6月

新京报:所以才转向写作?

蔡澜:是,因为写出来的是我的作品。

新京报:和做电影相比,写书的乐趣有什么不一样?

蔡澜:自由多了,因为不必考虑到宏大的制作费用,不必考虑到剧组里好几千人的心情。

新京报:你在书中说自己是“极不负责任的写作人,说几句做人要开朗、豁达,拍拍屁股就走”。30年出版了200本书的动力是什么?既然是“不负责”,为什么而写呢?

蔡澜:是你自己的作品,你对你写的东西、你的书负责嘛。我发现,我写出来能够把我的快乐带给很多人。我是一个天生喜欢让别人快乐的人。

新京报:也有人质疑说,是不是写得太快了?

蔡澜:如果是整天躲在家里的话,你就没办法写得出。我是不断旅行,每天不断吸收、学习,吞进去的东西都够我吐出来的。其实我写作不快,800字的文章要改四遍,这是我爸爸教我的,写完之后改一次,第二天再改,可以看出很多问题。然后用传真传到报馆,他们传回来,再改。

新京报:写作上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难题?

蔡澜:就是一直不肯坐下来写。东摸摸、西摸摸,看看电视,养养金鱼,就是一直不肯坐下来,但是一坐下来,就写。就那么快,不需要灵感,因为文字是我的职业。

新京报: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变成你的职业?

蔡澜:一开始就是。最早我在念书的时候就开始写,我要赚很多稿费带我的朋友去玩。

蔡澜:作家的生涯,就是我想过的日子,我要活得有趣

插图。苏美璐绘

新京报:现在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除了带给人快乐,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

蔡澜:我每天6点起床,看看电视、读读报纸、回邮件,晚上10点睡下,感觉有很多事情要做,时间不够用的。不过写作现在是很轻松的,一个礼拜写一篇。自己觉得要做点事情,留下一点记录。一个作者不写,这个作者就死了。

新京报:回看这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你所写和别人所写有什么不一样?

蔡澜:不要把自己看得很高。你来书店里走一圈,发现自己写的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去大英博物馆看看,更是吓死了。所以写了书,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想着自己的作品会不会流传于世。一百年后,又会有谁认识你呢?所以不要想太多。所有的困难和烦恼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想开了就没什么了不起。

食色性也:“大吃大喝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

新京报:“蔡澜旅行团”是怎么成立的?现在怎么样了?

蔡澜:现在还有。接下去要去日本新潟,一个产米的地方,去吃水蜜桃。我之前的工作都是蛮被动的,我拍了一个节目,到处去吃、旅行。我一些朋友就说,这么好的地方你带我们去吧。我也没办法一个一个带,所以组了个“蔡澜旅行团”,不定期带着大家去玩。我准备好了就通知大家。这个旅行团的好处就是每一分钱都花在旅行团里面,不替人家做广告。

新京报:旅行对你而言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是美食吗?

蔡澜:很大部分是的,还有就是当地的人情味和艺术品。我们去过一个叫小千谷的地方,冬天给雪封住了,不能出去,妇女们用麻搓成绳织布,织完之后把布铺在雪地上,一铺布就竖起来,变得有形状了,薄得透明,像蝉翼一样,穿在身上不会碰到你的皮肤,非常舒服。一块布做一件衣服大概要七八万块钱。

新京报:你也爱酒?

蔡澜:当然。不过喝酒,快乐就好,微醺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不需要喝太多,喝多了就不好了。全世界有两种东西最重,一种是书,一种是醉倒的女人。

新京报:从美食评论家,到开美食坊的过程是怎样的?开美食坊,从文人到生意人,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蔡澜:看开了也没什么,没什么艺术家和商人的分别。

蔡澜:作家的生涯,就是我想过的日子,我要活得有趣

插图。苏美璐绘

新京报:和日本相比,中国人对美食的态度似乎仅仅停留在感官的享受,缺少精致感和敬畏心。

蔡澜:我从来不评论的,一讲就要打架了,大家都以为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是对的,从来不去检讨,你一讲,一批评,就要吵了,我很不愿意和人家吵。而且他们也不配和我吵。

新京报:大陆流行“吃货”文化,年轻人喜欢自嘲为“吃货”。你怎么看?

蔡澜:我的理解是作践自己咯。好好的,为什么要把自己讲成“货”呢?这是非常之不好听的名字。为什么要把自己和自己的心情降低到“货”这么低,这么恶劣呢?

新京报:你的人生观如何?

蔡澜:吃吃喝喝咯,快乐咯,自己活得一天比一天更好,希望今天活得比昨天更好,希望明天活得比今天更好。

新京报:有过不开心的时候吗?

蔡澜:有过。

新京报:很长一段时间?

蔡澜:也有过。

新京报:怎么熬过来呢?

蔡澜:不去想啊,逃避啊,吃吃喝喝啊。解决不了的,我马上逃避。逃避很好呀,兜一圈回来,又很快乐的。

搏命的人:“一刹那的光辉,总比一辈子平庸好”

新京报:你在书中写:“天下总分几种人,有的不肯进取,不肯学习,就那样过一生。有的肯搏,出人头地。”蔡先生属于哪种人?

蔡澜:我当然是搏命的人。因为我很爱生活,很努力地学习。我是非常之努力、勤快的人。

新京报:但同时你又喜欢让自己放松,爱快乐,怕安稳。

蔡澜:因为这是你勤快得来的成果,先勤快,先赚钱,然后再讲快乐。

插图。苏美璐绘。

新京报:快乐的秘诀就是要勤快?那怎么样才能做个有趣的人呢?

蔡澜:每天大笑三百声。要去找有趣的人,有的人讲话无聊,你就离开他;有的人有正能量,就要去接近,感染一下。有烦恼,就逃之夭夭。解决不了的,就逃避吧。

新京报:《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写:“一直觉得时间不够用,只能在某一段时间,做某件事。”你现在主要在做哪件事?

蔡澜:我一段时间一定要做好几件事,从来没有只做过一件事。我做电影的时候开始学书法。这是我母亲教的,人要多一点求生本领,一件事你做到不想做了,就可以做别的。求生本领越高,你的自信心越强。因为人总是怕又老、又穷、又病,但是你有很多求生本领的话你不怕的。

新京报:你的求生本领是什么?

蔡澜:我可以在街边替人家写挥春(春联)啊。

新京报:你说自己到了年纪,“天不怕地不怕”了,现在还有什么是让你害怕的?

蔡澜:没有。

新京报:不怕质疑?

蔡澜:不了解我的人总觉得糟老头喜欢讲一些不好的事,我也鼓励年轻人多学点东西,遵守诺言。

新京报:如果要给年轻人几句忠告,你会说什么?

蔡澜:我给年轻人的忠告从来都和我妈妈爸爸教我的一样:守时,守诺言,尽量对比自己年纪大的人好一些,孝顺。第一,要比别人做得好,就要比别人少睡一点,看书学习,年轻人不要睡太多,老了自有棺材给你睡;第二,要有个方向,让自己活得好一些;第三,你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年代,任何人都可以出人头地。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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