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我们把现在“斜气”（很）时髦、非常流行的“斜杠”、“跨界”、“跨媒介”等说法来形容其工作与事业而绝无半点违和感的人。
在他活跃的当时，他的“斜杠”，一“杠”又一“杠”得是如此的自然，其“跨界”，又跨得是这样的风生水起，而他“跨媒介”的一招一式又都是那么地道得法，总之，他所付诸实践的一切的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没有任何刻意为之的嫌疑。
此人，名叫丁悚，字慕琴，1891年出生于浙江省金山枫泾（今上海市金山区），1969年在上海去世。
丁悚
丁悚在艺术上活跃的时期，可说与民国时期相始终。举凡民国时代的各种视觉表达与传达样式，他无不与事。他少小先习洋画，再水墨，而后又投身商业美术，画技名震沪上。美术教育方面，他曾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教务。而掌该校者乃与军阀孙传芳就人体模特儿“斗法”的“艺术叛徒”刘海粟。他也曾执教于沪上大学与中学，传播美术美育的种子，作育艺术人才。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月份牌，为民国商业美术中的大宗。他因画技高超而被中外烟草公司“猎头”，成为月份牌绘画的最早纵笔者之一。当时上海纸媒发达，大量见诸报章刊杂志的封面画、插图以及平面广告设计，他多主其事。他亲自操刀的这些图画，画面清新，构思独特，令各报刊版面生辉，读者争睹。而在那个可以放论诡谲多变的时事民情的时代，漫画更是丁悚发表意见，参与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无论是以连续画的方式展开的时事针贬还是独幅漫画的一针见血，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丁悚，因其漫画与平面图像而有功于民国纸媒的发达甚大。上海这个大码头，日日上演各色戏剧。作为票友，他欣然客串，活跃舞台气氛，甚至撰写剧评，道尽其中奥妙。当时跑上海这个“大码头”的名伶名角，丁悚靡不相熟甚至相知。当早年民国的新兴城市中产们流行摄影时，他早已是摄影的行家里手了。民国，是声音与图像借不断进步的技术手段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时代。艺人灌唱片求更多传播，中产市民置备留声机（电唱机）居家听唱片，成为当时一大时髦。丁悚热衷于此，此中掌故于他如数家珍。电影，是当时大众最喜欢的文艺休闲活动，丁慕琴当然是电影院的常客。久而久之，与沪上电影圈极其熟稔的他，也曾经起意拍摄，而且叫得动的大牌明星竟是周璇。更有甚者，他还执笔弄管，写过多篇小说，给上海文坛灌入阵阵清风。
丁悚设计的杂志封面
广告宣传画
插图
丁悚，从来没有畛域观念，且样样来得，无一不精。而他所活跃的大舞台，是上海，是当时远东（此地理名词今已弃用）最具活力也最潮流、最时尚的地方。在战火没有打破上海的安宁与繁荣时，交友开阔的丁悚，常常呼朋引类，“聚啸”于他所居住的“天祥里”（后为恒庆里）这条弄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家客厅，就是当时上海文坛交际的沙龙，丁悚本人则是当年上海艺坛各种信息中转的交通所在。他所亲历亲闻的种种，早年曾经刊发于沪上《东方日报》，名为《四十年艺坛回忆录》。其回忆录里的各个篇章，娓娓道来，风趣幽默，可长可短，道尽民国上海艺坛的各种逸事奇闻。
今天，他的这部回忆录终于结集成书出版，自是可喜。其回忆所具有的一手性质，为我们深入迷宫般幽深的民国都市文化提供了一条别样的路径。他的记忆或可有不确之处，但光是由其回忆所打开的天地与提供的线索，就足以引人入胜了。这个“胜”，就是丁悚本人投身其间的民国文艺界，他所称的“文坛”。这个“文坛”，包括了文学、新闻、电影、戏剧、音乐、美术与摄影等各界。那些后来在另一个时代被称之为“牛鬼蛇神”的并不芸芸的艺坛众生，在丁悚笔下，可说是倾巢而出，精彩、风采目不暇给。
值得一提的是，收入《艺坛回忆录》中的老照片弥足珍贵。这些照片，最珍贵者无疑是丁悚本人所摄。此外还有丁悚本人珍藏的友朋之间相互馈赠的照片，其中有些照片上还有当时馈赠者的亲笔签名。由于战火离乱，丁悚经手的这些照片能够安全存留至今者实在不多。幸亏丁悚后人仍有少许收藏，现在终于可以在书中与读者相见，幸何如之。
丁悚热衷于新事物，而摄影在他当时是一等一的最新成像手段，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丁悚既经常身挎照相机，随时为身边红男绿女朋友们“影相”，也以创作心态拍摄各种事物，涉及题材广泛，包括都市景观、家庭肖像、人体摄影等。尤其是他的这些摄影“创作”，使他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而友朋间相互交换照片，作为一种当时的社交方式，也使得珍重友情的丁慕琴先生得以保存许多珍贵的赠照。幸运的是，这些照片，在经历了历史的大动荡后，穿越历史风云幸存下来，来到我们面前，让我们目睹了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他拍摄的照片还是他珍藏的照片，我们都可从各式人等的身上穿着窥见民国时尚之一斑，也可见当时人物的心气与精神。所有这一切，在在跃如（相）纸上。后人如欲考订当时人物形象，这些照片也成为重要线索（可与其它照片交相印证相貌）与证据（一些在场与相互交游关系的证据）。
更有意思的是，丁悚在《四十年艺坛回忆录》中不时夹杂苏南沪上方言，这些今已弃用的词语，成为了方言的化石。书中丁悚绘声绘色所描述的一些事相，被他以方言描述，更显生动。有些语言表现，比如“急得吊人中”（第47则）读来不禁令人莞尔。
丁悚及其活跃于中的时代，大致可以1937年抗战军兴为界。其纷乱与动荡，以及在文艺各方面的成就之辉煌、耀眼与驳杂，无法不让我想起欧陆同时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1918-1933）。将丁悚身处的民国时代与魏玛时期做比较或许颇可商榷，在可比性方面可能需要更多的陈说与争辩。但至少，我觉得，在民国上海与魏玛柏林（魏玛文化的主要生产地）这两个不同地方，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各个方面的各种力量的博弈之下，迷恋于两地现代气氛的艺术家们，趁势而起，争取一切可能的表现自由这一点上，是有着一致性的。借用美国学者雷勤风（Christopher Rea）的形容，那是一个“大不敬的时代”，尽管有种种审查与压制，但他们头上的政府都受各种制约，在上海，更复杂的是上海还多了殖民地当局这一重管辖与管制。因此，无论柏林还是上海，那些当局者不是那么强势，或者说无法强势是可以想象的。也因此，在这两个地方生存的、天生追求表现自由的艺术家们，无论上海还是柏林的艺术家们，在享受、利用文化自由的特殊的历史条件的同时，也都以各自的卓绝才华，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催生了令后人瞠目结舌的灿烂无比的文艺之花。
柏林的艺术家们由于一战大屠杀所引发的幻灭，他们的“新客观主义”艺术具强烈的批判性。而上海艺术家们或许虽同样沉浸于资本主义消费所带来的享乐，但面对的贫富分化、政治压力与殖民耻辱，所激发的批判性并不弱于他们的德国同行。在回忆录中，丁悚曾忆及在西安事变时，因一幅时事漫画而被国民党中宣部党部老爷叫去南京“问话”的事。当然，所幸结局还好，属有惊无险。从与现实密切相关的视觉表达上说，丁悚他们当时最可活用的表达与传播空间，是大量发行的漫画杂志与报纸副刊。包括他本人的大量创作在内的时事漫画作品，由于其批判性与时事性，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画卷中最为璀灿的篇章。
而且，魏玛德国的一些艺术家，尤其是视觉艺术家如乔治·格罗兹等，作为民国漫画家的同时代人，其工作直接影响到了民国的一些艺术家。比如蔡若虹、陆志庠的有关上海都会生活，尤其是都市庶民的日常的漫画作品，可以明显看到格罗兹的影子。如果考察丁悚的工作，能够稍稍着眼、着力于这样一个比较视角，或许会获得更为有趣的成果。这是我看他的回忆录所获得的、也是很想与读者分享的所感。
近期，国内学界有关民国时期的视觉文化的研究渐成热潮。对于过往不入主流美术史的摄影、漫画、平面设计与商业美术的大家巨匠们的实践的研究逐渐展开。比如张光宇、陈之佛等人的工作开始受到较大关注。这一趋势或可视为一种美术史向视觉文化的“转向”。就丁悚在视觉文化实践方面的整体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张氏上一代的丁悚，由于其工作需多摸索而更具开拓性，所遇困难似更大，所求理解也更难。尤其是他的商业美术实践，如何在“美”与“商”之间取得平衡的经验与宽容是当时所缺，因此他要面对的不解、误解甚至是轻视往往要比张氏当时更甚。但丁悚通过自己的出色工作，让当时的人们意识到，商业美术作为生活之必需，也是生活本身之一部分。尤其是其所反映的时代趣味，更为后世了解当时提供了重要的视觉参数。与此同时，更有一个重大难关需要他以及后人、同人们去努力达成的目标是，来自欧美的商业美术形式与传播要求，无论是在语言风格上还是在传播方式上如何转化为中国人乐见的形式令国人接受，所谓在地化，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深加探索的。所幸有包括了丁悚在内的诸多先辈的开拓与摸索，使得包括张光宇在内的后来人才得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克绍箕裘，展开更为深入的探索，终至形成民国时期视觉文化有声有色的壮观局面。
丁悚活跃其中的时代，正好是商业美术（月份牌）、漫画、默片/有声电影以及摄影等开始成为信息传播的新形式，并且日益与都市大众发生密切关系，逐渐成为大众娱乐与消费的主要形式的时代。这些新兴的“低”视觉样式，与当时占据优势地位的“高”精英艺术如水墨与油画等并存于世，并迅速涌入大众日常生活，形成一种视觉生产与消费的新趋势与新现象。在丁悚的回忆录中，既有江新这样的掌握雕塑这种“高艺术”样式的海归高手，也有如沈泊尘这样的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漫画先驱，但他都一视同仁，以幽默的文笔兼收并蓄于自己的亲切回忆中。这些“高”“低”之间的边界、壁垒、门户，在他这里早就烟消云散，不成问题。
丁悚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的全面开花的视觉文化实践，给当时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发展以及趣味转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为都市大众打开了眼界。从根本上说，他所活跃的时代，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都会开始生成、都会文化开始发育发达的时代。在民国上海以自己的三头六臂打开一片新天地的丁悚，为都会文化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才华，而丁悚本人也成为了都会文化的一部分。丁悚的包括了社交在内的所有文化活动，都在为上海这个当时的东方“巴黎”的都会文化的形成做贡献。可惜的是，至今对于他的工作的研究还不深入，因此人们也比较难于把握他的历史贡献与影响为何。而他的这本回忆录，则是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他的这种贡献与影响的重要材料与证据，相信也会为重新评价他的工作带来新的契机。凯文·林奇曾经说过：“狄更斯和伦敦的建城者同样帮助我们认识了伦敦。”我们今天看丁悚的贡献，或可将林奇此话稍作更改敬献于他：丁悚和上海的建城者同样帮助我们认识了上海。
本文为《四十年艺坛回忆录（1902-1945）》的推荐序。
《四十年艺坛回忆录（1902-1945）》，丁悚/著 丁夏/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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