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自印南北监书

赵宋时期的国子监，是官刻书籍最主要的主持机构。书版雕镌完工之后，除了供监中诸生阅览以及由朝廷颁赐各地官学之外，尚且允许士子纳交纸墨钱而获取印本。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宋刻元修本《说文解字》

清末人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六列有“宋监本书许人自印并定价出售”条，一一迻录宋本书中所见相关题记，述云：

宋时国子监板，例许士人纳纸墨钱自印。凡官刻书，亦有定价出售。今北宋本《说文解字》后，有雍熙三年中书门下牒徐铉等新校定《说文解字》，牒文有“其书宜付史馆，仍令国子监雕为印板，依《九经》书例，许人纳纸墨钱收赎”等语。南宋刻林钺《汉隽》，有淳熙十年杨王休记，后云：“象山县学《汉隽》，每部二册，见卖钱六百文足。印造用纸一百六十幅，碧纸二幅，赁板钱一百文足，工墨装背钱一百六十文足。”又题云：“善本锓木，储之县庠，且藉工墨盈余为养士之助。”……又旧钞本宋孔平仲《续世说》十二卷，前有记二则。其一云：“沅州公使库重修整雕补到《续世说》壹部，壹拾贰卷，壹伯伍拾捌板。用纸叁百壹拾陆张。右具如前。”其一云：“今具印造《续世说》一部，计六册，合用工食等钱如后。一印造纸墨工食钱，共五百三十四文足：大纸一百六十五张，计钱三十文足；工墨钱，计二（五？）百四文足。一褾褙青纸物料工食钱，共二百八十一文足：大青白纸共九张，计钱六十六文足；面蜡工钱计二百一十五文足。以上共享钱八百一十五文足。右具在前。”又有绍兴二十七年三月日校勘题名。……明影宋绍兴十七年刻王黄州《小畜集》三十卷，前记一则云：“黄州契勘诸路州军，间有印书籍去处。窃见王黄州《小畜集》文章典雅，有益后学，所在未曾开板。今得旧本计壹拾陆万叁仟捌百肆拾捌字，检准绍兴令，诸私雕印文书，先纳所属中转运司选官详定，有益学者，听印行。除依上条申明施行，今具雕造《小畜集》一部，共捌册，计肆佰叁拾贰版，合用纸墨工价下：印书纸并副板肆佰肆拾捌张，表背碧青纸壹拾壹张，大纸捌张，共钱贰佰陆拾文足。赁板椶墨钱伍百文足，装印工食钱肆佰叁拾文足。除印书纸外，共计壹贯壹伯叁拾陆文足。见成出卖，每部价钱伍贯文省。右具如前。绍兴十七年七月日。”……可见宋时刻印工价之廉，而士大夫便益学者之心，信非俗吏所能企及矣。

上述引文虽颇有省略，但就这里所要论述的国子监及各地官刻书籍的工价成本和售价问题，只是去其重复，并没有略去什么具有特别意义的例证。

叶德辉举述的例证虽然很多，但具体落实下来，每一种书籍的刻印成本（特别是纸张费用），还是没有办法一一梳理清楚，因而也就没法清楚知悉这些书籍的售价与成本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至少按照我的理解，还是可以大致推断：第一，国子监刻本如《说文解字》，收取的只是纸墨等工本钱（案当时牒文作“许人纳纸墨价钱收赎”）。第二，其余官刻书籍，容有微利，但也应该是稍高于成本出售，不然当时就不会像这样在书上一一刻出这些琐碎账目了。按照这样的认识，叶德辉感慨宋时刻书工价之廉，就未必十分贴切了。书坊为营利而刻书，价格自然要高出成本很多。

宋代以后，元朝国子监不再主持刻书，主要由设在杭州的西湖书院继行其事。明代先后在南京和北京设立两所国子监。这南北两监都像宋代的国子监一样主持刊刻书籍，而南监盛于北监。盖南监蓄有元西湖书院保存的南宋国子监旧版以及西湖书院在元朝新刻的许多书版，还从江南地区另集拢来其他一些宋元书版，家底实在雄厚；另外由于依托于江浙文化渊薮，两监相比，“北监固无多书，南监贮书视北颇富”（明陆可教《陆学士遗稿》卷九《申饬监规书》），这也是刻书校书不可或缺的“资源”。

明代南北两监刊刻的书籍如何付诸流通，叶德辉没有做出说明，因偶然读到两条相关的记载，今略述所见如下，以供关注出版印刷史事者参考。

勿庸赘言，国子监既然是中央直属机构，其所刻印的书籍，必然如同赵宋时期一样，会有朝廷颁赐以及监生诵读之用（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二九《礼部》。明何乔远《名山藏》卷八四《儒林记》）。

除此必有之事以外，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七四黄佐撰《南京国子监典籍李崇光传》尝述及相关事宜云：

李崇光，字宗显，陕西高陵人。少为邑学生，贡入太学。正德庚午，授南京国子监典籍。……国朝典籍，书板多在南监，缙绅置籍者印千纸，例输白金五分，于典籍以为常。崇光辞弗受，祭酒司业咸嘉之。

这里所说“缙绅置籍者”应当是指那些已经获取科举功名的学人，而输以纸钱以易取刻本的制度，同宋人“纳纸墨价钱收赎”书籍的做法如出一辙。

宋时尝有名田锡者知睦州，“下车即建孔子祠，教民兴学校，表请入纸国子监，印经籍给诸生。诏赐之，还其纸”（《山堂肆考》卷八六《学校》之“印给经籍”条）。田锡这以纸易书的做法，很好地体现出前文所说宋朝国子监刻本仅收成本而不以牟利的情况，李崇光免费送书之前明南京国子监按照使用纸张多寡以确定需求者支付“白金”亦即银子的数额，这个银钱数额，体现的也正是书籍的印制成本。

民国初次排印本薛寀《薛谐孟笔记》

又明末人薛寀在叙述其家族藏书情况时也谈到了相关情况：

予家先世书籍甚富，自柝箸后，各依卷帙携取，不能以类相从，为一厄。于全库中分为四宗，于先侍御一房中又分为三宗。中间如先尚宝多收四方赠贻，其数倍于旧蓄；叔祖太学公多购自书贾，数亦不减伯祖；太仆从京师印归《十三经》、《二十一史》，及先世所分，虽杂部差俭，而大册略备。（薛寀《薛谐孟笔记》下册）

把薛氏所说“从京师印归”之“《十三经》、《二十一史》”同“购自书贾”的书籍相对比，显而易见，这《十三经》、《二十一史》只能是到北京国子监刷印的新刻监本（这都是北京国子监刻印的重要典籍，稍习古籍版本者皆知），其性质应与南京国子监以成本价给在籍士子刷印书籍的情况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