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再只有“我们”——法兰西有识之士对国际秩序的思考

本文系吕一民教授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新书《世界不再只有“我们”：关于国际秩序的另类思考》一书所作序言。此书作者伯特兰·巴迪是国际关系“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序言后附书摘节选“短暂的单极幻象”。

伯特兰·巴迪（Bertrand Badie，1950- ）是当今法国颇具影响力的国际问题专家，荣休前长期在巴黎政治学院这所人文社科领域的顶尖名校担任教授，同时也是由巴政主办的法国顶尖智库之一——“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re d'Etudes et de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简称CERI）的研究人员。本人作为史学从业人员，有机会应译者和出版社之邀为巴迪这本显然不属史学范畴的著作撰写若干推介文字，固然备感荣幸，但同时也难免会有点忐忑，从而自然觉得先就自己何以会接受这一涉嫌“越界”的邀约略作说明颇有必要。为此，不妨从本人一度从事的研究以及由此和CERI生发的某种联系开始说起。

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本人对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情有独钟。2005年金秋时节，出于对巴政这一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第一重镇”的景仰， 加之手头研究的需要，本人特意抽出时间以访问教授身份到该校历史研究中心访学。此番访学的邀请人是让-弗朗索瓦·西里纳利教授。这位曾任法国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和《历史评论》主编的史学名家，在法国史坛堪称知识分子史研究“第一人”，当时正担任巴政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当我根据预先约好的时间首次来到左岸拉丁区里的雅各布街56号，踏进该中心所在的那幢大楼时，很快就有两个不无惊喜的“发现”。第一个发现是这幢一看就有年头的老楼乃是极有“故事”的历史建筑：标志着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的重要历史文献，即1783年9月3日签订的《巴黎条约》，就是由富兰克林等美方代表与英方代表在这幢楼里签订的。第二个发现则是历史中心绝非这幢老楼的唯一“主人”，而和它合用的另一个机构竟然就是CERI。

巴政历史研究中心所在历史建筑门口的说明文字

第一个“发现”会给我等搞历史者带来小惊喜，显然不难理解，那么，“发现”CERI又何以也会让我喜出望外呢？为解释这一点，就非得提到在本人研习法国知识分子史过程中始终对我关爱有加、提供诸多帮助的一位法国朋友，他就是巴黎政治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科研究中心首任主任杜明（Jean-Luc Domenach）。杜明教授是曾给法国总理做过“高参”的中国问题专家，自己就有非同寻常的学术经历与外交官生涯。而他的父亲让-玛丽·多梅纳克（Jean-Marie Domenach）则是负责过名刊《精神》（Esprit）杂志编辑，并以和福柯等人一起开展的社会活动在战后法国史中屡被提及的著名知识分子。也就是说，无论是就个人经历还是家世来看，杜明教授均大可被划入见多识广之列。这类人较之常人，一般会表现出更多“见过大世面者”特有的淡定从容。然而，令我始则有点意外，继而颇为好奇的是，21世纪初，当我俩有机会在北京或杭州见面交谈，杜明教授每当谈到他在巴政所属的研究机构是CERI时，都会明显表露出自得之情。这一切，自然就导致本人在国内时就不仅对CERI留有印象，同时亦对它产生足够的好奇心。惟其如此，当我在巴黎与CERI “不期而遇”，看到它竟然和巴政历史研究中心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之际会不无欣喜。

更让我高兴的是，在我来巴政访学后不久，尚在北京任职的杜明教授利用出差机会回到巴黎，并邀请我到拉丁区一家常有法国知识界名流光顾的餐馆共进午餐。因这家餐厅离雅各布街56号不远，杜明先生遂在吃饭前先带我参观CERI的多处办公场所，接着又到他本人在CERI的办公室——一间其独自使用的摆满许多和中国相关书籍的大房间里畅聊。通过听他详细介绍，本人对CERI有了更多了解。 随着对CERI在法国和欧洲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享有的地位有所体认，本人开始持续留意CERI及其研究人员的研究。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同属CERI研究人员的本书作者伯特兰·巴迪逐渐地引起了我的格外关注。

巴迪出生于五十年代之初，早年先后就读于巴政和巴黎一大等法国名校。七十年代中后期，巴迪执教于巴黎一大，相继担任助教和讲师。整个八十年代期间，他主要在外省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始自1990年10月，巴迪回到首都并受聘为巴政教授。在同样长期任教于高校的本人看来，巴迪作为这所法国顶尖名校的大牌教授，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极为称职。概而言之，就教学来说，他不仅做到了讲台“站得住”，还让自己多年开设的《世界空间》（Espace Mondial）等重要课程一直深受欢迎；就科研来说，他也绝对属于“拿得起”的人，成果很多，且普遍质量较高，从而得以被一些同行誉为“法国过去三十年在国际关系领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 “（社会）服务”方面，巴迪同样可圈可点，完全称得上“表现佳”：兼任巴黎政治学院出版社社长工作近十年之久；从2003年起担任法国政治学协会理事会以及国际政治学协会执委会成员，期间还曾任国际政治学协会副会长（2006-2009）；此外还在2002年2月至2006年6月担任扶轮社国际和平与冲突解决研究中心主任。

伯特兰·巴迪

巴迪被誉为“法国过去三十年在国际关系领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当与他多年来笔耕不辍，在这一领域持续推出了诸多引人瞩目的著作大有关系。令本人印象深刻的是，在30年来年的时间里，巴迪非但著述甚丰，涉猎面很广，而且这些著作的选题一个个都相当亮眼，以至于仅凭书名就颇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就此而言，他在法国著名的法亚尔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著作就足可作为例证。它们分别是《两个国家：西方和伊斯兰国的权力与社会》（1987）、《舶来的国家：论政治秩序的西方化》（1992）、《领土的终结》（1995，此书在2012年由国立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社推出新版）、《没有主权的国家》（1998）、《人权外交》（2000）、《强权的失败》（此书在2012年由国立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社推出新版）、《外交官与僭越者》（2008）。除了在法亚尔出版社出版的上述著作，巴迪在其他知名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也同样可做如是观，如《共谋外交》（发现出版社，2011）、《当历史开始的时候》（国立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社，2012）、《屈辱年代》（奥蒂勒·雅各布出版社，2014）、《苦难的世界》（萨瓦托尔出版社，2015）等等，也莫不如此。 

就本人而言，对巴迪教授格外关注乃至日益青眼有加，主要可归因于这样两点。首先是折服于巴迪在众多论著当中不时彰显出非同寻常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其次则是感佩于他总让自己大作散发出一定的“温度”。前者主要体现在他的论著，不仅多有“法兰西式思考”的立意高远，视域阔达，同时还总能凭借别具一格的研究方法，获得并提出深刻的独到见解；至于后者，主要体现在巴迪作为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往往会在所写论著的字里行间，让读者感受到作者对正面临各种威胁和挑战的人类命运的关切与温情，尤其是对身处困境或弱势的国家、地区及其人民表示同情与担忧。

本人以为，在巴迪于较为晚近的时候，即2016年推出的这本《世界不再只有“我们”：关于国际秩序的另类思考》当中，上述不妨概括为四个度的特点，可谓得到了非常集中的反映和生动的体现。

从其立意来讲，本书旨在围绕人们近乎每天都用的表述 “国际秩序”（L'ordre international）作既深入全面，又别具一格的思考，同时力图通过构建一种全新的阐释框架，就此得出与众不同的深刻结论，展现发人深思的独到见解。基于这一考虑，巴迪在本书导论中劈头就先对人们当今总在使用的“国际秩序”一词提出质疑， 宣称无论是战争、各种层级的暴力，还是不断成立和解散的联盟以及曲折复杂的对外政策，“似乎都显示不出任何一种国际秩序开始出现的迹象”, 认为“那些发生在叙利亚、马里或也门的冲突已与我们记忆中的战争全然不同，从科索沃到基辅，冷战再度回归，但已超脱于两极格局之外，那些深入我们社会内部的致命袭击，以及中东那令人费解的血腥游戏”，既让一个更为古老的表述——“国际无政府状态”（anarchie internationale）从未像今天这样有吸引力，同时又让“国际社会”（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之类的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嘲讽。 那么，人们又该如何来描述当今国际体系呢？为此，巴迪尖锐地指出：在柏林墙倒塌已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后，若仍将自己视为“后两极体系（système post-bipolaire）中微不足道的行为体”，亦即依旧满足于“以一个已经失效的秩序为参照基准”，纯属“惊人的智识懒惰”。他甚至还进一步认为，由于多种国际现象在当今世界的不断出现及其造成的后果，这种“智识懒惰”已日益令人难以容忍。

在着力阐明“破旧立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之际，作者强调：“看清并描述当今国际体系”是可能的，但其前提是“要将其置于历史进程之中而不是将其固化、描述历史的断裂而非否认它们，理解世界的真正问题而不是满足于一些假象。变化、断裂、问题是启发本书分析的母体，主要假设源自一个惊人的反差：昔日的列强在国际舞台上独处的时间太久，以致于今天并不真正懂得该如何面对全球化。他们还眷恋着两个世纪前终结了拿破仑帝国的1815年维也纳和会，还半醉半醒地梦想着能以著名的‘特殊责任’的名义独自管理世界。”作者就此不仅断然宣称将以本书说明，“这个想法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有，也非常危险。”同时还明确表示本书将“试图反驳电台广播与外交部门中的主流分析”，以期“为一种更加公正、更加有效的对外政策开辟新路径”。

这本力图昭示“世界不再只有‘我们’”的著作，在具有非同一般的“高度”同时，在成功地拓展、显现“广度”上，同样能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概而言之，本书的“视域阔达”不仅体现于“空间”，亦即作者在谋篇布局中细致、全面地兼顾到世界上的不同国家与地区，同时还引人瞩目地体现于作者通过聚焦“国际秩序”对“世界空间”的演变进行深入思考时，在相关空间的“实际内容”上也较为周全地考虑到了与之相连的各种现象和导致这些现象出现的种种因素。需要强调一点，为了更好更清楚地阐明上述问题起见，作者在探析过程当中，尤其引人瞩目地使用了诸多历史学方法和社会学方法。在我个人看来，如果说有过上佳史学训练，早年曾对法共组织和领导罢工活动的历史，特别是其奉行的策略进行过系统研究的巴迪，在撰写本书过程当中通过充分使用史学方法，使得这本主要属于国际政治领域的著作与同类著作相比，在探讨当今国际局势重大问题时显然可少一些“扁平化”，并在就此深入剖析时还往往能多一些“纵深感”。那么，从事相关研究中在很大程度上奉雷蒙·阿隆为楷模的巴迪，在引入社会学方法方面的表现及其取得的成效，则更为值得关注与肯定。

兼具“高度”和“广度”，加之还采取了别具一格的研究方法与路径，令巴迪为撰写这一著作，就“国际秩序”进行的“另类思考”得以获得不少既独特又有足够“深度”的洞见。其中，巴迪希冀建构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社会学的努力和提出的观点，极为值得提醒读者高度关注。巴迪主张，“我们不能仅凭地缘政治的古典地图，也不能仅从战略性思考中理解当今国际关系的性质。应该学会跨越一步，把社会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涌现纳入考量”。他认为：“直到目前为此，国际关系仅为外交界所专属，的领域。从这个角度看，1980年代随着信息通讯技术进步而出现的通信革命将在社会行为的变革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通信革命影响了全世界，从最强大的国家到南方世界贫民窟里的赤贫群众。它构成了一个重大的创新因素，一个深刻变革的世界空间的主要缔造者。”为此，他强调说：“国际关系从未因一场技术革命而发生如此深刻的变革。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一转折在重要性上已经超过了原子弹的发明，只是在方式上更为渐进、而且通常不是那么明显。”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书中“社会与民族国家的悄然变革”那一节中，巴迪还明确宣称：“悄无声息的通信革命还产生了一种比解构距离效应更为深远的影响。它通过建构一整套网络式的‘社会间’关系（relations intersociales），超越了传统的国际关系，后者其实应该被准确地称为“国家间关系”（relations interétatiques）。随着市民社会从国家约束的滞重压力下解放出来，而且社会行为体逐渐自主化，包括相对于其国家共同体而言，世界政治就变得越发具有社会间性（intersocialité）胜于国家间性（internationalité）的特征。”本人以为，巴迪的上述独到分析和论断极为深刻，对时人更好地理解当今国际政治领域出现的新现象当甚有启发。此外，巴迪在第六章就法国“面对他异性挑战而受挫的抱负”所作的独特探讨，尤其是法式新保守主义何以相继在法国知识界和更大的范围产生影响进行的深层剖析，也极为令人折服。

不过，巴迪以及他写的这本书在笔者看来，更为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不时伴随着其“识见”在字里行间散发出来的“温度”。这实际上也是多年从事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的本人不揣浅陋，竟敢“越界”就此书略称管见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在读巴迪这本书的时候，每当我读到他写的这样一些句子，如“所有人都有平等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利：国际寡头的铁律应该被抛弃了，因为它只适用于过去国家间关系的层次”，“要变革全球性的社会秩序，这一秩序正受困于日益显著、难以容忍，因而也越来越危险的社会经济差距。世界范围内的再分配应该成为支撑新的全球政策的首要任务和最紧迫任务，因为这是关系到集体安全的头等大事”等等的时候，在我的脑海里，每每会不由得浮现出一些法国知识分子史上著名人物的形象。当然，这些知识分子更多的不是左拉、萨特之类稍早一些的代表人物，而是像皮埃尔·布尔迪厄或伊格纳西奥·拉莫内等活跃于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初的著名知识分子的形象。其中，布尔迪厄不仅在1993年出版了当时在法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的《世界的苦难》，并且还在其后几年里通过大张旗鼓地反对新自由主义，继续支持各种社会弱势群体要求社会平等和公正的斗争；而拉莫内则通过在其编辑的《外交世界》（Le Monde diplomatique）发表社论文章，倡导组建法国反全球化运动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组织——“征收金融交易税以援助公民协会”（ATTAC）。

以上，拉拉杂杂地从本人特别感兴趣和欣赏的角度简单谈了一些初读巴迪这本著作后的一些印象与想法。在此，要特别感谢同为北大校友，且在21世纪初我在巴政访学时正好在巴政读研的本书译者宗华伟女士给我提供了“先睹为快”的机会，得以提前拜读中文版译稿，受益匪浅，进一步感到身处既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和挑战，同时也蕴含诸多新愿景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需要在继续留意美国学者相关研究及其成果同时，及时在国际关系学界突破“美国重心”的理论范式束缚，适当更多更充分地听听包括法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有识之士发出的声音。从这一角度来讲，力求像雷蒙·阿隆那样充当“介入的旁观者”的巴迪这本对国际秩序富有“法兰西式的”独特思考、洞见迭出的著作在中国的迻译、出版，实在可以说是恰逢其时。不过，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加之于国际政治领域毕竟是“门外汉”，本篇推介文稿欠妥之处在所难免。在此，敬祈国政领域的专家和相关读者不吝赐教。

附书摘节选：

短暂的单极幻象

冷战刚刚结束时，西方国家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以为“战胜者”将开启一个单边地主导国际体系的时代。它们充分信赖算数法则，认为二元体系中一个玩家的失败将机械地导向一个单极世界：算数是一门值得无限敬重的学问，但并不适用于国际关系。

1947年建立的两极格局建立在保护与被保护的思想上：必须臣服于两大联盟阵营之一才能保护自己免于对方的威胁。但是，这种威胁一旦消失，追随结盟的逻辑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理由能够证明美国霸权永续化的正当性？在这一“算数”错误之上，还要加上一个对背景形势理解的错误：1989年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于1947年的世界了。去殖民化业已完成，战争场域由北方世界转移到了南方世界，而南方世界不同的组成单元，无论是国家、人民、社会群体、宗教或文化共同体，都获得了极大的自主性。柏林墙的倒塌甚至为它们提供了更多理由，反过来进一步增强它们对解放、抗议甚至反叛的追求。

此外，全球化已经完全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不同社会之间开始进行直接的彼此接触，其交往密度挑战了人们对于国家能力的传统看法。“社会间”交往变得比国家间交往更加快速而高效。这一“社会间性”当然涵盖了经济交流，但还包括移民、宗教间关系、以及族裔或部落性质的互助，最后一类交流随着“预制国家”和“舶来国家”到处开始崩塌而日益增强，这些国家主要产生于去殖民化进程，也有一些源自苏联阵营的解体。

大错特错之处在于，以为我们能够像管理旧世界那样地管理这个新世界，诉诸同样的霸权格局，还带着一种被苏联消失带来的真空所强化的得意情绪。克林顿政府越来越像是这种“延续主义”的象征：“后两极时代”的首位美国总统毫不犹豫地于1997年1月任命了玛德莱娜·奥尔布赖特担任国务院的首席长官，她的身世和家族史如此深刻地体现着冷战精神：捷克外交官之女，在布拉克政变后离开母国，曾就职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作为最优秀的苏联专家之一。

玛德莱娜·奥尔布赖特

然而，在这一新时代之初，克林顿的前任乔治·H.布什已开始宣扬一个“国际新秩序”了，而且布什总统通过拒绝在解放科威特之后、为推翻萨达姆·侯赛因而进军巴格达，表现出美国对使用武力的克制：不知是出于对南方世界复杂性的直觉，抑或是因为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达成了秘密交易，后者已经十分害怕看到美国四处扩张了？同样，他没有巩固以色列对其严重削弱的邻国和对手们的全面主导，而是有意利用海湾战争的胜利来尝试重启中东和平谈判，他召集的马德里会议虽然无疾而终，但至少成功地让有关各方坐在了一起。更加值得褒奖的是，他通过“沙漠风暴”行动取得了一项重大成功，领导了一个真正受各方支持的联盟，包括莫斯科、哈菲兹·阿萨德的叙利亚和在安理会投弃权票的中国。然而，同样也是乔治·H.布什做出了维持北约继续存在的致命决定，这是一种退步性地,而且是畏缩不前地进入即将到来的新世界的姿态。

美国的霸权保守主义被缺少其前任所具有的国际经验的克林顿深化了，他的数次失败很快说明，单极格局不过是一个幻象。首先是在索马里实施“重建希望”（Restore Hope）干涉行动的大溃败，致使美国海军陆战队最终在羞辱中撤出了非洲之角，这反映出，理论上“不堪一击”的游击队与一个受困于自身庞大体量的大国之间“不对称冲突”的全新特性。之后，华盛顿面对南斯拉夫的冲突完全不知该如何自处，采取了一种与其此前一贯有意摆脱欧洲负担的外交传统截然相反的立场。比尔·克林顿不理解俄罗斯帝国解体的新症候，也没有对此给予应有的重视。同样地，华盛顿也没有跟进关于巴以问题的《奥斯陆协议》的后续落实，它只是带着一份该受谴责的天真和轻率欢迎这一协议，从而导致了协议后续的一系列挫折与倒退，直到2000年7月著名的第二次戴维营会谈（Camp David II），美国总统表明，无论他如何全身心投入与交战双方的谈判中，依然既无法有效地开展斡旋，也做不到向其被保护者以色列施压。最后，让我们回忆一下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所代表的外交失败，数十万人丧生，国际社会迟钝被动，特别令人惊愕的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竟也无动于衷，其在安理会的代表不得不提醒道，没有办法对卢旺达进行干涉，因为它是一个“主权国家”。

这么多的“检验”（tests）证明，新的国际体系根本不是单极的。因此，从柏林墙倒塌到北约轰炸塞尔维亚，中间不过间隔了五年多一点的时间，后者标志着俄罗斯与西方敌对关系的逐渐回归。随着莫斯科日益感受到对其盟友塞尔维亚的侵犯，俄罗斯重新回到了国际舞台上。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这段插曲中，也就是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俄罗斯强势回归的动力达到了极致。作为对北约向塞尔维亚开展行动的回应，俄罗斯自1999年3月24日起中止了与北约的合作，而6月12日，莫斯科把军队派到了普里什蒂那机场表明立场：这是一场真正的冷战行动……但是发生在冷战之后！这说明国际舞台上不是只有一位支配者，西方的单边行动再也无可接受，凡是涉及俄罗斯重大利益的事情，都需要与莫斯科协商。

普里什蒂那机场的一幕只是一种行为模式的早期例证，这类行为在2013年11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中再度重现，在今天的叙利亚危机中也不断上演。这里体现的始终是同一种逻辑，也是俄罗斯为反抗被边缘化而暗示的同一个信息。这同样也一直是建立在排斥性中的霸权的病理机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北约的维系以及向前苏联阵营国家的扩张构成了一个重大风险。据说，当北约续存问题在1991年该组织的峰会上被提上日程时，乔治·H.布什肯定地说，绝不会解散北大西洋联盟，尽管华沙条约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了。弗朗索瓦·密特朗回应道：“您向我们宣布了神圣同盟（Saint-Alliance）的重生。”当一个联盟存在的合法性不再由敌对集团的现实威胁来证明，这样的联盟也不过是为了完成无限制的霸权使命而已。这恰恰就是俄罗斯沙皇亚历沙大一世想要通过神圣同盟所达到的效果。霸权要求其他伙伴中的多数赞同，至少是它们的服从，才能形成认同：当霸权在反对一个或一些他者的过程中实现时，它同时孕育了一种常在性的对抗，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霸权的实现。真正的“霸主”应该能够不依赖于联盟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