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谭伯牛 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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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
咸丰四年末，收复武汉后，湘军水陆并下，在田家镇大败太平军，随即进攻九江、湖口。水师一部冲入鄱阳湖，被太平军封锁湖口，不得重返长江，水师遂被分割成外江、内湖两部分。外江水师多大船，不能近战；内湖水师多小艇，不利补给。太平军坚守九江等处，又分兵攻击武汉、江西，准备活生生把湘军“枯”死在长江中段。从咸丰五年被困到七年二月丁忧回乡，曾国藩一直困守江西，每日都处于愁苦凄凉的境况。军事方面，名将塔齐布、罗泽南递相沦谢，后继无人，攻守俱惫。经济方面，江西省官方吝于给饷，晋、陕、川、浙等处拨饷则多为空头支票，全靠湖南协饷和办捐收厘苦苦支撑。形格势禁，师久无功，朝廷不仅不予谅解，甚至以“顿兵不战，坐耗军需”[ 咸丰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谕。]严词诘责。
“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 《统筹全局折》（咸丰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全集·奏稿》（一）。《曾国藩全集》下文简称为《曾集》。]，这是曾国藩当日向皇上哭诉的哀辞。既是杜鹃泣血似的无奈心声，也是精卫填海似的真实写照。自湘军创办，迄于困守江西，差不多五年时间；这五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五年。
三个湘乡人
咸丰二年八月，太平军围攻长沙，失败。年底，巡抚张亮基随即调令罗泽南、王錱率领一千零八个湘乡农民组成的勇团进驻长沙，帮助防御。恰在此时，在籍丁忧侍郎曾国藩接奉圣旨，命令在乡办理团练，于是实行拿来主义：在兵源上，全面接管这一千多人；在练法上，则借鉴戚继光的营制，开始筹建湘军。
根据罗尔纲的统计，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占到58%的比例，在统领一路乃至多路人马的高级将领中，这个比例更是达到了67%。湘军草创，分别率领中、左、右三营的罗泽南、王錱和邹寿璋，就全由书生起家。较之腐朽溃烂的绿营，文员带勇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以道义相磨砺，稍存知耻、爱民之心，可以切实做到“不怕死、不要钱”。而时人称为“罗山先生”的罗泽南，一生服膺宋儒，与同好此道的曾国藩气味相投，一拍即合，更是在私交层面成全了这次资源整合。
罗山先生的学问志向，根据曾国藩的总结，是“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 《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曾集·诗文》。]。罗泽南家里很穷，穷得每要吃饭，就去当铺。他的命很苦，苦得十年之内，连遭十一次期功之丧。但是，再穷再苦，他也不放在心上，未尝稍减问学求道之志。这么严重的穷苦都能扛过来，以后在军中创造出一种上马杀敌、下马讲学的风范，无疑得益于这种锻炼。他自己把这种心得称为“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临终遗言）。至于一介书生，亲临行阵，而每每克敌制胜的原因，他总结为：“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 《清史稿·列传》卷一百九十四。按，此事最早的出处或在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三：或问公（泽南）读何书，公曰，吾只玩味《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一节，无他兵法也。]左宗棠不佩服罗泽南的理学，但是极为佩服他这种不学而能、触类旁通的军事天赋[ 《致严仙舫》（咸丰四年八月十五日）：“罗山，一老学究耳。与宗棠素尝论学，持论平实稳惬，作事有条理；可见者不过如此。及其将兵，胆略俱壮，随机立应，竟为宿将所不及。”见《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左宗棠全集》下文简称为《左集》。]。塔齐布是湘军名将，咸丰四年七月，曾经在岳阳和罗泽南合作，与太平军展开遭遇战。他本是瞧不起罗泽南这类“儒将”的，但是这次合作改变了他的看法。当日，罗泽南和弟子李续宾率领一千人守护岳州大桥，太平军前来攻夺的军队却有万人之多。罗泽南从容调度，派五百人守营，五百人迎战。前敌五百人又分为三路，每路不过一百多人，但是主攻、旁击、抄尾，井井有条。就凭这种布置，竟然数战数捷，力保大桥不失。此后，塔、罗并称，就再也没人轻视湘军里带兵的书生了。
王錱是曾国藩的老乡，又是罗泽南的弟子。他长相“清癯”，但是“声大而远”，语速极快。师徒们围坐讲学，一旦进入自由讨论时段，就只听到他的大嗓门叽里呱啦，滔滔不绝，别人根本插不上嘴。罗泽南不止一次地对他发脾气：“璞山（錱字）盍少休，让吾侪一开口乎？”王錱这才自笑鲁莽，把“话语霸权”交还给老师。他嗓门大，志向也大，十四岁就提笔刷墙，写下一段豪言：“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用大白话表示，就是崇尚力量，不为人下。这种性格和他老师那种带有腐儒气味的性理之学大不相同，既成就了日后他以一己之力防卫湖南的功绩，也造成了他和曾国藩共事过程中产生矛盾，乃至决裂。
一开始，曾国藩很欣赏王錱这位充满激情的血性男儿，称赞他“真可爱也”[ 《批管带左营湘勇候选县丞王錱禀》（咸丰三年七月）：“以极疲之卒，当极骁之贼，而能尽力苦战，大获全胜，真可爱也。”见《曾集·批牍》。]，引为臂膀。但是，王錱不是“以利为义”、一味愚勇的武夫，而是有点哲学思想的人；他不但有身先士卒的狠劲儿，更有澄清天下的大志向。以湖南为大后方，以湖北为后勤中心，支援江、皖，肃清东南，这是初起兵时曾国藩和王錱都能设想的远大前程。可是，战略上能够取得共识，不代表战术方面能够所见略同，更不代表实际操作的时候也能和衷共济、事权明晰。具体来说，复杂微妙的人事关系决定了曾、王二人在战术上不能达成统一，而针锋相对的性格冲突则为日常操作设置了诸多障碍。
三个性格迥异的湘乡人就这么走到一起，开创了湘军。
作品简介
《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谭伯牛 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7月
《战天京》是清史研究者谭伯牛关于晚清历史的经典之作。在充分掌握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本书围绕晚清中国的政治军事大事件——“战天京”这一清朝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决战来布局谋篇，以严密的逻辑细致厘清了这段历史中的诸多误读，让人有拨云见日之感。
作者对历史人物抱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用深厚的史学功底和小说家般的想象力，描画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慈禧太后等晚清名人在大时局中的选择与行动，还原了历史事件中的“情与理”，也呈现出历史人物的处事智慧与人生进阶之道。本书在娓娓道来的叙事中始终做到字字有依凭、句句有出处，创造了历史写作的独特范本，是一本经典的近代史入门读物。
谭伯牛，近代史学者，1973年生，长沙人。致力于研究清史，尤长于太平天国史、湘军史及曾国藩研究。先后出版《战天京》《天下残局》《湘军崛起》《盛世偏多文字狱》《毕竟战功谁第一》《近代史的明媚与深沉》等作品。2016年于“荔枝FM”开设音频讲史栏目《牛史》，钩沉近世史话，为读者所喜爱，累计收听超过250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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