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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逝世十五周年:他把赠书给他的人都记录在书衣上

孙犁本人,在1949年以前,也完全在农村生活,虽然小学高年级、中学是在外地城市上的,高中毕业后又在北平流浪两年,但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他一直在农村打游击,和做文化宣传教育工作。

孙犁逝世十五周年了,我对他的思念与日俱增。

我每捧读他的书,眼前立即浮现出多伦道那间常常透风漏雨的卧室兼书斋的老房子;在学湖里那间比较宽敞的新居室,即他所曰或芸斋或耕堂的房间,不知多少次我们促膝相谈,无拘无束。时而谈读书,时而谈写作,时而谈家长里短、生活琐事,要多愉快有多愉快……可惜,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再复返了。但是,他那恂恂夫子的音容笑貌,却永远活在我的内心深处。 

孙犁逝世十五周年:他把赠书给他的人都记录在书衣上

孙犁先生

1980年代初,百花文艺出版社拟出版《孙犁文集》。该社的编辑与我的挚友张学正是同班同学,她约我们俩编选一本《孙犁评论集》,配合文集出版。这是孙犁从事创作以来,第一本有关他的创作的综合性评论文章选集。

有一天吃过晚饭,我与学正去多伦道孙犁家中拜访他。进门后第一句话,他说我晚上睡得早,你们不要晚上来。话说得很直率,当我们坐下来说明来意之后,他说话的语气却是那样和蔼可亲。他要求我们不光收入正面的评论文章,也要收入有不同意见的文章。

初次见面时间很短,但他给我的印象,真是“与人以实,虽疏必密;与人以虚,虽戚必疏”。短短的十几分钟交谈,我就觉得他好像多年过从的父执一样亲切。这时,我就很后悔为什么二十年前,不早和他相识呢。那时,我在一所中学任教,班上有一个学生与孙犁同住在一个大院,他的同学王英杰与我是同乡,课下聊天很是投契。他曾问我想认识一下孙犁吗,我很费踌躇。从1950年以后,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适,以及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反右倾机会注意等活动,哪次不是把文艺界、教育界推上风口浪尖,饱受折磨、摧残,想想不寒而栗;其后不久,“文革”风暴中,我主动地向团支部书记汇报了喜欢读《燕山夜话》(作者马南邨,即邓拓),于是我就享受了全校大批判的待遇,通栏标题的“三家村小喽啰”。三家村在哪?我怎知他们是何方神圣?结果是打入另册,下放劳动。

“文革”期间,我是绝不想再弄文学了。可是,新时期以来,读了巴金、孙犁的文章,我又“死灰复燃”,旧念复萌了。我深感文学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它对塑造人的灵魂,丰富人的精神世界,甚至改变人的品格、习惯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以至于人的禀赋气质,都能在耳濡目染中发生改变。

在近前有这样一位学识渊博、正气浩然的蔼然长者,怎能再错失良机而不移樽就教呢!我和孙犁的住所距离较近,往返方便。当然关键是我们谈得来。所以,除了家属(在外地的例外),外人之中,二十余年,我是和孙犁见面次数最多的人。

我们交谈的内容太多了,可惜我没有做好记录,非常遗憾。现在回忆起来,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从他的散文《鸡叫》谈起了农村鸡叫的事。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有几章的译文在《世界文学》上发表,我俩都读过了,所以一说起来就兴致盎然,话题不断。孙犁说,肖洛霍夫之所以能成为伟大作家,就是他在农村的根扎得太深了。所以,他能把全村的鸡叫之声,谙熟于心,如数家珍,描写得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各有特色,绝无雷同,令人拍案叫绝。在《谈赵树理》一文中,他说“他要写的人物,就在他的眼前,他要讲的故事,就在本街本巷”,而肖洛霍夫几十年没有离开他的故乡——顿河地区维申斯克镇克鲁齐林村,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他都无比熟稔。在家乡,他参加过征粮队工作,参加了顿河区域的剿匪工作,那一带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曲折复杂的故事和千变万化的生活,他都了然于心,所以写出了史诗《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好像没有写完)等杰出的作品。

而孙犁本人,在1949年以前,也完全在农村生活,虽然小学高年级、中学是在外地城市上的,高中毕业后又在北平流浪两年,但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他一直在农村打游击,和做文化宣传教育工作。说到《铁木前传》,他说绝不是进城后又去安国农村体验生活才写出来的,而是他毕生积累的生活感受和体悟到的人情世故凝结成的心血结晶。他晚年写的《乡里旧闻》,记述了几十个农村人物的悲惨遭遇,可知他的生活积累是多么深厚瓷实,如果不是两个十年(“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即生病和动乱,二十年间没能踏踏实实地搞创作;不然,说不定他会写出《铁木后传》和“风云”二记、三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是不能和命运抗争的(时代、社会裂变),这些说起来也毫无意义了。

我多年与孙犁交往,深深地感受到,他不像有人说的那样,不好接近。话不投机半句多,但若声应气求,也可以敞开心扉,谈笑风生,高兴时也会捧腹大笑。

曾有传言,说孙犁家里有个小纸条,告诉来访客人谈话时间不超过十五分钟等等。究竟有没有这样的纸条,我不敢断定,但迄今我没见过实物,也没见过谁把小纸条的原文一字不差地写出来。

孙犁在多伦道老房子住时,卧室兼书房(即他的芸斋、耕堂),一进房门就是一张方桌,大玻璃板下的确压着一张小纸条。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坐在桌前,一字不差地抄录下来,全文是:“本人年老多病务请来访亲友体谅谈话时间不宜过长。”言辞恳切,合情合理,并未限定多少分钟。全文没有标点,纸条是从报纸上撕下的一个小条,用红铅笔写的,字体工整。1988年秋,他搬到学湖里住,方桌不用了,纸条也不知去向。

十年动乱,全国人民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和伤害,对于许多作家,这十年正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最佳岁月,没有写作,他们痛心疾首,无比懊恼。“文革”后,他们无不迫切需要一个不受干扰的生活环境,以便埋头笔耕,弥补失去的时光。孙犁未能免俗,但他却从未拒绝亲友来访,他的许多文章和《书衣文录》中记录了来访的人,多时一日三拨,有些远从外地来,其中包括从北京来的丁玲、林默涵、贺敬之等知名诗人、作家和孙犁的老领导。对慕名而来,事先又未约定的,他也不堪其扰。

 

孙犁逝世十五周年:他把赠书给他的人都记录在书衣上

《孙犁文集》,海燕出版社2017版

的确,在劫难过后,能和心仪已久的文学前辈坐下来面对面地亲承謦欢,聆听他的睿智言语,那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1983年,我从《耕堂书衣文录》上发现了孙犁的生日。郭沫若50岁就给他贺寿,这年孙犁已是70周岁,不是更应庆贺一番吗?于是,我联络了室内十多位孙犁作品的研究者(有编辑、大学教师以及文学研究者),专程给他贺寿。进入那逼仄的房间,来客几乎无法全部坐下。他说,自己过生日,就是和儿女们吃碗寿面,别的什么也没有。当他看到我们送上的寿礼:百花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曾秀苍撰联,知名书法家龚望、玄光乃书写和刘止庸画的七条鱼的画,他非常高兴。虽然来人很多,但大家还是很兴奋、很安静地倾听孙犁说话,我们怕影响他的休息,急于告辞,他特意挽留我们多坐一会儿。我们和他合影留念,他拿出刚出版的新书《尺泽集》,一一签名赠送。更令人感动的是,他又拄了手杖亲自把我们一行人送到大门口。这个大院曾是吴鼎昌姨太太的公馆,从他的住室到大门口有将近20米。据我所知,1980年代初,只有丁玲和他的老首长来访,他才送出来,一般读者,他是不送的。

1995年在天津市举办世乒赛。4月30日,山东、北京的朋友托我带他们拜访孙犁。这是他在大病之前接待朋友比较多的一次。那天他的精神很好,我们五六个人与他畅谈了一个多小时。除了谈些有关写作的话题,就是请他签名。山东一位年轻人带了许多本孙犁早期的书,他都一一签上名字,分别与大家合影。山东青年送给他的小小鼻烟壶,他也很高兴地留下了。

这一年的秋天,我又随同林默涵、贺敬之、陈涌、程代熙等孙犁延安时期的老战友,去看望孙犁。他们一边畅谈战争年代的故事,一边吃着西瓜。其中有一个场面非常感人,那就是孙犁拄着手杖与林默涵握手表示感谢。上世纪50年代,市作协派孙犁去北京参加一个批判所谓反党集团的大会。会上,主持人林默涵说孙犁身体不好,就不要发言了。孙犁一生没有写过一篇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无限上纲上线的批判文章。他从不为自己写过的文章脸红而拒绝收入集子。他也从未在大批判会上声色俱厉、恶言恶语、置人死地地发言。唯有这么一次,情势迫人,林默涵还替他解了围。孙犁的感激之情永铭于心,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

我对孙犁的“书衣文录”情有独钟,许多内容我都耳熟能详。这真是一本讲真话的书。

我曾两次将其编选成书,出版了单行本。后来看到《书衣文录》手迹本,我很想把已出过两次的《书衣文录》,据“手迹”补充、订正,以期给读者一个全新的版本。刚好“星汉文章”约我再编《书衣文录》,可谓正中下怀。根据手迹本校订,又根据我自己所留存的资料等增补的《书衣文录》作为《孙犁集》的一种,已经由海燕出版社出版。

上世纪80年代伊始,常常就有本市或外地的年轻人给孙犁寄书。一者,他们想到孙犁年迈,不能亲自到书店选购图书(的确,他早年逛过旧书店和市街冷巷的小书摊;后来绝大多数是按图书目录邮购,或托人代购),就随时选了孙犁可能喜欢的书给他寄去。二者,有些年轻人自己喜欢的书,也希望孙犁能喜欢,例如《菜根谭》他就列了两本,一本是一个在校学生寄的。孙犁说:“青年人之所以喜欢它,也是因为人际之间,感到困惑,好像找到了法宝,其实是不可靠的。”这是经验之谈。 

孙犁逝世十五周年:他把赠书给他的人都记录在书衣上

《书衣文录》

而孙犁把这些赠书给他的人,都一一记录在书衣上。他生前发表《耕堂书衣文录》时,我就注意到了,而在《书衣文录》手迹本中,书衣上仅有书名和包装日期,他也不忘是谁赠的。我粗略地数了数,赠书将近20人次(包括三个出版单位),所赠书将近40种。最多的是山东自牧(邓基平),有11本;其次是刘宗武,5本;金梅4本;吴泰昌3本;其他人大都是一本或两本。从这个记载中,我觉得还不是一个细心的问题,细微处可见精神。古人云“记人之善”“物轻情意重”,此之谓也。孙犁一生极重友情,晚年写了很多怀念战友的文章,也可见一斑。

说起送书,孙犁所送出的书就不知有多少了。就我本人来说,从1978年4月,他又开始出书,到1995年他生病这十几年间,共出版了将近70本书(包括文集,一次5本,一次8本),除了再版的重复的,凡是新出的书都送过我。从《晚华集》《耕堂杂录》到《如云集》(《曲终集》出版时,他病了,谁也没送),将近20本。其他人,据我所知,韩映山、冉怀舟、自牧、金梅、吴泰昌、姜德明、郭志刚、宋曙光、宋安娜、孙秀华、李屏锦、段华、杨栋等,或多或少都得到过孙犁的赠书。

作家赠书与人,是作家与读者沟通的一种方式,增进了彼此的感情,自古有之。一者,让大家都分享作家辛苦劳动获得成果的喜悦;二者,这是主要的,作家真心实意地期盼读者的宝贵意见。孙犁在树上写得往往极简单:××同志指正。这不是虚文浮礼,而是发自内心的愿望。就上述我列出的名单,其中主要是报刊、出版社的编辑和文学研究者。他们对孙犁作品的发表、出版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许多研究者对孙犁的生活、创作,也写出过中肯、实事求是,令孙犁满意的评论。孙犁的赠书,也算是一种表达谢意的方式吧。(文/刘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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