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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城》:一个农民造城的故事

中国城建史上有两大奇迹,分别为广东深圳与浙江龙港。1979年,深圳设市前,广东省宝安县人口30万。

中国城建史上有两大奇迹,分别为广东深圳与浙江龙港。

1979年,深圳设市前,广东省宝安县人口30万。四十年后,深圳成为常住人口1343.88万的副省级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2017年以来,深圳的GDP连续四年超越省城广州,稳居全国第三。而浙江龙港是名副其实的“由渔村发展而来的城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位于温州平阳县鳌江镇南岸的方岩下不过是几片“灯不亮,水不清,地不平”的渔村,人口不足六千,没有电,没有自来水,连一寸公路都没有。

最近出版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国农民城》就聚焦于龙港这座城市,讲述龙港由小渔村发展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历史。

龙港的崛起不同于举国之力建成的深圳,“在基层首创和改革推动、市场先发与政策红利等混合动力驱动下的龙港,率先推出户籍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三大改革,在经济社会发展、行政体制改革、城市治理创新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为中国小城镇综合改革提供了样板。”《中国农民城》的作者、浙江理工大学教授朱晓军认为,龙港最了不起之处是在没列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的情况下,仍旧独辟蹊径,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城建史上的奇迹——农民集资建城,一群浙江温州龙港的农民,在短短四十年,不但实现了农民进城的梦想,而且创造了农民造城的奇迹。

值《中国农民城》新书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浙江人民出版社联合举办了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们进行了分享。

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现场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回忆了《中国农民城》选题的策划历程:“2019年,几位编辑从龙港回来向我汇报选题时,我直觉这会是一个很棒的选题,2019年龙港刚刚撤镇设市,这个年轻的城市让人震惊,也让无数人好奇,这个四十年前还是小渔村、人人吃不饱饭的地方何以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而龙港的未来是否也能禁得起城市发展的考验?”这也是作者朱晓军的疑问,带着这个疑问,他进入龙港。

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阎晓宏注意到《中国农民城》中的改革实践,他认为,龙港当地的管理很科学,我们一般采用的是一套链条很长的管理,但他们是很朴素、很扁平的管理,他们有现代企业的管理意识,所以效能、效率很高,这也是很有启示的。另外,书中贯穿着讲了一群人,特别是陈定模,他像是这本书里的灵魂式人物。

《中国农民城》

《中国农民城》

梁鸿鹰也关注到书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镇党委书记陈定模这个人物,“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个另类的有争议的人物,但是他大刀阔斧,凡是有利于事业发展的、凡是有利于农民建城的事他就干,敢于先行先试。另外一些普通人,像陈智慧、陈瑞星、陈长许等等,在他们的人生历程中,没有思维禁区,许多事他们都愿意去试。如陈长许用粮票赚差价换食物,用废料换钞票,这些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也创造了新鲜的经验。这也反映出,在八十年代整体氛围当中,中国的城乡、农村、社会思潮对各项事业的发展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龙港走的是一条从乡村到城市化的道路,而城市化的目标、城市化的建设,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从原来的一个小渔村,到现在拥有“中国印刷城”“中国礼品城”“中国印刷材料交易中心”“中国台挂历集散中心”四张“国字号”金名片。中国出版集团原副总裁潘凯雄总结说,“虽然在今天来看,这四张国字化的名片又面临在数字化大潮下的转型问题,但朱晓军所描写的龙港改革历史是与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建设同步的,甚至在某些方向上是起引领作用的。这些都蕴藏在他的叙事当中。”

回到对“农民造城”这个话题的讨论,李炳银认为,龙港发展的最大特色就是农民自愿自发,自己掏钱建城,而且当地人有许多独特的智慧,比如要建城,土地不能随便用,他们就想办法,走沼泽,用变动的方式推进。

《中国农民城》即将被制作为一部36集的电视剧,叫《造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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