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的文化圈

第四季“三联·新知大会”第四场论坛5月21日在线上举办。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主持，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李峰、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戴向明，五位学人共话“比较视野下的早期中国”。

论坛参会者线上合影

何谓“早期中国”？是一种考古学论证，还是一种历史叙述？其时空范畴和文明内涵如何界定？“最早的中国”是良渚、二里头还是其他？陶寺和石峁可以称为“早期国家”吗？如何理解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过的连续文明体？与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腊罗马等其他世界性文明相比，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呈现出怎样的共通性与独特性？

面对这样的疑问，李零、李峰、许宏、李新伟、戴向明凭借各自前沿性的考古发现和理论思考，从物质遗存、出土文字和传世文献的勘验互证中，共同探讨与“早期中国”相关的若干问题，包括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社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青铜时代礼乐文化的萌芽、春秋战国的社会整合和华夏意识的渐趋成熟，以及秦汉大一统帝制王朝的建立。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早期中国不仅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奠基，亦为世界文明贡献了独特的起源与发展路径。

《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  李峰 著 刘晓霞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2

值得一提的是，今次论坛的核心论题，与三联书店今年三月间出版的李峰教授新作《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正相对应。该书结合历史学与考古学的重要著作，不同于国内学界的断代方法，以“早期中国”的视角，尝试描述和解释从文明起源至公元220年东汉灭亡的历史，并将此段历史放在一个比较的脉络中，思考国家形成、书写的起源、官僚组织、法律和政体、诸子百家、战争性质的演变、帝国的缔造等中国社会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李峰

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终身教授，李峰专长西周历史与考古。 而作为一名地地道道的陕西宝鸡人，他从小生活的地方就是西周历史的中心地区（周原属于宝鸡地区）。1980年代，李峰从西北大学考古系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沣西考古队从事田野发掘，有很好的考古经验。后来，李峰又先后师从中国著名的商周考古专家张长寿、日本东京大学的著名青铜器专家松丸道雄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西周史和青铜器专家夏含夷教授，接受了来自不同学术传统的多重学术训练。

近二十年间，李峰先后出版了两部颇受好评的学术专著：《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剑桥大学，2006年）、《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剑桥大学，2013年）。中文版分别由上海古籍和三联出版。如果说前书侧重的是西周历史由盛而衰的过程分析，后一书则更多地是一种横向的制度研究，两书互为补充。李峰的研究表现出对各方面材料的充分利用，资料翔实，又有理论分析，特点突出。通过这两部书，他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在学界受到较大关注和积极回应。

何谓“早期中国”？东西概念的甄别与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

主持人许宏在开场白中先就论题做了解题。原来“早期中国”一词不是本土词，而是舶来品，是英文Early China的译介，“起先是西方学者先这么命名的，可以追溯到1975年美国著名汉学家基德韦教授主编的《Early China》杂志，创刊词中提到‘时间范畴是史前及商、周、汉时期。’史前可以推至人类出现在东亚这个时间点，大约二百多万年前，这个数字越往前越说不清楚。中国考古学者一般把农耕社会的出现，距今九千多年，一万年也可能，定为早期中国的上限。下限，如果按照西方学界的定义，就是到东汉结束，即公元220年。”

西方学者提出的“早期中国”概念，同中国史学界所讲的先秦史有一定区别——中国考古学界的界定，最典型的可以引中国人民大学韩建业教授的提法，在其主编《早期中国研究》中，早期中国是指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也可以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简单点说就是先秦，中国学者一般把先秦作为早期中国，而西方学界一般下延到汉代。”

“解读早期中国”系列  许宏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4

在《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一书中，与国内“早期中国”作为研究的时间断限，指的是佛教传入以前的中国文明，也就是汉代灭亡以前中国的早期历史。李峰认为这段时间纵使在东亚大陆上有不同的区域文明，但都可以视为这块大陆上的内在发展过程。“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大地虽然也受到外来的影响，特别是外来的技术体系或者是发明的影响，但是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因为自身的原因、按照自身的逻辑进行的一个漫长的、复杂的发展过程：从早期农业社会逐渐发展到早期国家，再从早期国家发展到早期帝国，这是一个自身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

就此，许宏本人曾提出一个观点：“不动产上的大都城时代”。“也就是说庞大的都邑不设防，没有外郭城的时代，下限也是东汉晚期。从战国开始进入后大都城时代，也就是说进入到城郭齐备，纵观全城的大中轴线和严格意义上的里坊制，都是从曹魏开始的，在这之前是本人提炼出来的大都城的时代。我觉得‘早期中国’的下限放到东汉末是合适的。”

至于论题前缀“比较视野下”，许宏笑言从此次论坛参会学者的治学方向和领域就可见一斑。“这种比较一个是横向的，是中国跟其他区域的古文明比；纵向上，我们几位学者也会谈到从‘早期中国’以降，同之后中国历史的对比。”他特意点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向来以前沿性和新锐性为出版宗旨，不仅介绍了前沿性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融合了古文献、美术史、古文字、古地理学等跨学科的成果。

我们的中国（全四册） 李零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6

“在当下的中国，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腾飞向上，在文化上探寻中国是怎么来的，成为国人非常关注的问题，甚至产生了某种整体焦虑。大家看近年来三联书店出版的相关著作书名，李零先生的《我们的中国》，李峰先生的《早期中国》，本人的《最早中国》……可以说一并促成形成了‘早期中国’热。”李零介绍说，美国的《Early China》杂志中文名叫“古代中国”，其实不太合乎中文习惯，“因为中国讲的‘古代’的概念一直要讲到1911年，时间比较长，但实际上这本杂志讲的是早期的，就是先汉。”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

李零在发言中也就三位学者眼中的“早期中国”谈了自己的看法，“考古的专业性很强，三位作者都很热爱各自的专业，干什么吆喝什么，因为在专业的时段上不太一样，所以他们的作品讨论的焦点也不一样：韩建业讲的‘早期中国’主要是史前中国，当然他是上不封顶，可以一直往上追，但毕竟是以新石器为主的，下限写到二里岗。”

“许宏在考古所是挖二里头的，所以他讲的是‘最早的中国’，而且把它当做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往上可以延伸，往下也可以延伸。李峰过去曾在考古所二室任职，他更关注西周，他前面写的几本书都是关于西周的，他的‘早期中国’也是从头说起，下限是秦汉。”

李零根据已有文献和著述，谈了自己之于“早期中国”的印象。“中国远古史，按照传统概念是指三代以前，像五帝本纪，白寿彝甚至把五帝作为远古的标志，是不是可以这样用？从考古角度来讲，主要是研究史前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既然讲史前，完全是靠考古说话；中国上古史，传统是指三代，而且包括春秋战国，这一段也主要应该是靠考古说话。当时所谓的三代都是在黄河流域，古人说三代王都都在黄河流域。”

在李零看来历史形成的“中国”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分成很多步。“古人传统的想法就是唐虞夏，这是三代以前的阶段；夏商周归于周，也是一种三合一的结构，把黄河流域左中右三大地理板块和文化加以整合，形成了一个中心又有文化播散的四溢，也就形成了一个更大的范围；周秦汉归于汉，这三个时期实际上都是势力覆盖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地域国家，李峰称之为‘领土国家’。许宏称之为“广域国家”，这就和以前的不一样，不是由三块合起来，而是基本重叠的，前后相继的。”

领土国家到底怎么形成的？

《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一书出版后，学术界将其特点简要概括为以下三点：

首先，此书表现出一种“贯通”的勇气，强调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与同质性。作者在绪论中明确表示：如果我们把中国历史看作一个整体，那么早期中国是整个历史长河中跨度最长的时期，并且也是社会变化和政治发展最激烈的时期。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区域范围内的原始文化特质被逐步改变，并且融合成为有特色的中国文明。

其次，广泛运用最新材料。欧美学界以往对于中国古代史的写作多以合著的方式， 具体成果展现在《剑桥秦汉史》与《剑桥中国上古史》的出版，然而两本书的不同作者之间不仅观点不同，有时甚至相互矛盾。而李峰是考古学出身，一方面熟稔出土的古文字与物质材料，另一方面也掌握传世文献，同时深入了解西方的考古学理论，故能够在一个宽广的视角中重新检讨中国文明。

最后，《早期中国》的英文版最初撰写时的目标读者是高年级大学生、研究生以及非专业读者，作为非中文世界早期中国研究的一部入门书。作者在前言中表示，要出版一本更好地满足初学中国文明这一关键性时期的学生们所需要的书。与此同时，李峰对早期中国历史的一般性趋势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因此，对历史学专业人士而言，本书可以看作作者参与当前早期中国学术讨论的一部概论，“颇有参考价值，值得学界重视。”

在李峰看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一直认为，研究中国文明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放在一个比较的框架中，把中国文明作为人类共同经验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不仅如此，过去一百多年的这些重大考古发现也可以让我们采用和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研究所共通的一些方法来进行研究。” 由于时代和研究资料上的共同性，既可以借鉴其他地区早期文明比如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研究经验，从而得出对早期中国文明更为可靠、更为广泛的一些结论；反过来亦可为世界文明研究贡献独特的起源与发展路径。

在今次论坛的发言中，李峰具体阐释了自己对“早期中国”的认识脉络，“东西方对照来看，有以苏美尔和希腊为代表的城市国家（城邦），也有以中国的商和周为典型代表的邑制国家。在我的理论中，领土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新型的国家，是邑制国家和城市国家发展的下游的国家形态，最后都发展为领土国家。到了领土国家以后，基本上就到了帝国的前身——从领土国家发展到帝国，可以说是一步之遥，也可以说是必然的趋势。”

而在李峰看来，要了解这一发展的关键，是对西周国家的认识。“西周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接点，对西周国家的重新认识是了解早期国家的关键，也是我们理解后面一系列发展的出发点，比如东周时期发展，怎么样从东周的多国体系当中产生国家，如果不了解西周的话，那么对东周一系列的发展基本上说不清楚。它的重要性不仅是对中国历史，对世界史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此，李峰提出要区分领土控制与领土行政。“西周时期并不是没有领土概念，但它所讲的领土实际上是一种领土控制，而不是领土行政，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上的区别。领土国家到底怎么形成的？西周国家原来的存在状况是国和国之间相互交叉、交错的状态，这在西周王权还强大的时候没有问题，但在西周上层王权被打掉以后，王这些国家就进入了一种自由竞争的状态，彼此要打仗。最后，列国斗争的结果是国和国之间形成了清楚的边界。”

“更重要的是，各国开始在领土边缘地区把新征服的领土变成县，西周不久就出现了县，主要出现在楚国或秦国。当领土国家本身空间是通过县的建立，一片一片控制起来，这就和邑制国家非常不一样，新的发展通过战争和兼并来的。”

李峰特地提到了长城的出现，“当年修建了这么多城墙，城墙是让这些国家变得更安全，还是变得更危险？大家一般都会讲城墙是保护国家的，让国家变得更安全。其实并不是这样，古人修城墙不会像现在一样修两道墙——大家可能看到过现在‘三八线’，其实是有两道墙，中间是过渡缓冲地带。但古人不会修两道墙，从考古学发现的所有城墙都是一道，没有两道墙。对于控制城墙一方来说这是对他的保护，但是对于城墙以外的国家，城墙永远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到了战国公元前四世纪以后，几乎每年都有一场大战，有的甚至有两场大战，城墙是很重要的原因。”

由此，李峰也就“领土国家”做一总结：

领土国家有非常强大的中央行政，中央政令是要绝对服从的，从早期帝国也看到一些资料，一些地方官员所看不清的行政事件最后都要到中央朝廷，由他们去做决断。中央政府在不断地运行各种各样的行政指令，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系统化的“领土行政”便是县。

清晰的国界——城墙；边防军；统一的法令、赋税制度。

领土国家的使命是保护领土，并征服更多的领土——要形成军事的缓冲地带才能保险，这在当代国际政治上也是经常强调的事情。领土扩张意味着领土行政系统的扩张，即设立更多的县和郡。

“帝国的形成通过增加和复制已有的行政单位——县，来完成的。领土国家实际上是帝国的前身，而且我认为出现了领土国家以后，帝国基本上是一定会来的。”

中华文明何以延绵不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

李新伟在发言中提及中国考古界都会提及“最早的中国”这一概念，“苏秉琦先生很早就提出过，我们考古学的任务就是回答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如何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什么时候能看到这样一个文化体，可以被称作中国的雏形，很多考古学家都是在这个角度上认识‘最初的中国’这一概念的。”

“最明确提出这一概念、这个词的是张光直先生，他提出著名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概念，认为在距今六千年开始，各地的文化密切交流，形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范围跟后来历史时期国家的核心地区重合，这是地理的重合。它们互相交流共享的因素又是后来很多重要的文明因素的开端，这是文化上的重合。张先生还接着说了一句，它就是‘最初的中国’。其实对“最初的中国”这一概念，考古学界是有共识的，但对这个雏形的追寻，大家意见不太一样，一种意见认为这个雏形很早就出现了，而且最初出现时就有一个核心，就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甚至是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被称为‘中原中心’的模式。”李新伟说。

“但张光直先生的‘交互作用圈’就没有中心，他认为各个地区是一种平等互动的交流，没有中心的引领，通过互动的交流可以凝结成一个整体，共享很多重要的因素。这也是我支持的一种观点，我觉得这都是可以通过考古资料证明的，我个人认为这个共同体可能是距今三千五百年前后真正开始形成的，这时候各地区的文化，大概整个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地带是仰韶的中心庙底沟，辽河有红山，海岱地区淮河下游有大汶口，长江有大溪，下游有凌家滩和崧泽，大概是这样考古学的文化。”

“由此，我们还看到了密切的交流，这些交流很多都是所谓社会上层的交流，远距离的交流——凌家滩和红山相隔一千公里，但玉器造型有高度的相似性，很难相信他们没有见过面、没有交流，怎么会产生这么相似的玉器？我相信他们之间社会上层有直接的交流，很多玉器所表达的思想，使用这些玉器涉及的一些仪式都是需要亲自面传身授才能够传达的。”李新伟就此总结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张光直先生所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

“这个作用圈也可以叫做‘最初的中国’，它首先基于地理范围和很多重要文化因素都是延续下去的；其次是这个作用圈形成以后，后来圈中的发展其实都是密切相连的，在交互作用圈形成过程中，社会上层可能要亲身旅行来完成很多重要的交流，这样的旅行虽然现在在考古发现中没有切实的证据，但能够做出这么精美的玉器，在自己墓里放上百件玉器的这些社会上层、能够组织人建240平方米大房的这些人，他们经过旅行肯定会有记录，山川、地理、人文会记录下来，形成像早期《山海经》这样的记录，并交给后代，传承下去……在这样的交流出现以后，其后的发展，距今五千年以后所有的发展都应该以‘最初的中国’这样的视角来观察它。在一个地方投下一个石头，有点响动，周围都会掀起一片的涟漪。”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戴向明

戴向明在发言中谈及自己对早期中国的认识，“应该从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更是作为一个文明共同体的形成过程的角度来观察。首先要回归到苏秉琦老先生，他给出了迄今看来很有启示性的解说，就是“中国”的概念形成是中华文明多支祖先不断组合与重组的过程，五帝时代共识的中国到夏商周理想的中国，再到西汉时现实的中国，这么一个‘三部曲’的发展。”

最后，他通过中、西文明比较的视角阐释了中原文明连绵不断的原因，“从古至今世界两大文明体系：从万年前农业起源，到五千年前孕育出人类最早的文明，再经历史时期复杂而连续的演进，一直发展进入到近现代社会，世界上只有中华文明和环地中海-西方文明这两大文明。”

“其中，环地中海地区的核心区域，这个地理形势是条块分割，互不同属，有很多半岛、岛屿，加上欧洲更是如此。这个文明首先在西亚两河流域，文明中心不断向西迁移，一开始是西亚两河，然后是所谓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还有古埃及文明在这个地方。后来不断的中心西移，出现希腊古文明的兴起，然后是古罗马文明的兴起，到中世纪以后就漂移到了西欧，是各个文明彼此征服替代，每一个单一文明体都被后来者所冲断，只是其中文明要素被传承。不断征服替代是它的主要特点。”

“而东亚中国文明不是如此，在农业发达的核心文化区有八大文化区在这个区域，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在这里此起彼伏的生长，最后形成了一个核心，随着夏商周的崛起，中原为中心凸显出来。中国文明经过史前的发展，龙山时代的巨变，到夏商周时期青铜文明在中原的崛起，就开始形成了一个中心。此后，中原文明不断向周围扩展，周围的族群文化不断向中心融合，这个文化圈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逐渐向外扩展，最后波及到整个东亚，这是它的影响范围。”戴向明说。

他接着分解道，整个中国的文明是在这一形态生长起来的，有中心、有外围的圈层结构。“在中国这一地理环境里，实际上也存在大两河流域，黄河和长江，这两大流域再淮河流域，有300万平方公里，西亚小两河流域超过100万平方公里，中国大两河幅员更辽阔，而且生态多样，在史前形成多个区域文化，后来逐步融合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多元一体的格局，这一结构也就为文明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地理格局。”

而在形而上的层面，在春秋战国时期，所谓的“轴心时代”，一些主要文化区都出现了一些思想的突破。“中国以儒道为代表的，特别是儒家思想，使整个文明形态达到了一个高峰，实现了思想上的突破。中国文明此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连续不断发展，至此就有了文化中心。不管后来政治地理中心怎么变化，比如早期周秦汉唐在大中原地区，后来有所变动，但是文化核心从来没有失去过，由此承载得天下也就没有失落过，所以中华文明延绵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