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他们在创业之初并不知道他们会取得如今这般成就，但他们有能够从中赢得成功的胆量。”
“我们所期待的晚餐不能指望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善心；反之，我们要让他们看到，为我们提供食品有利可图。”这种思想对军需生产同样有效；于是，飞机、舰船和炮弹的生产以创纪录的速度行进。
最年迈的国防承包商
当然，美国的战时生产机器也有不那么富于英雄色彩的一面。在社会安全大楼的办公室里，比尔·克努森读到了一封来自宾夕法尼亚州雷丁市的信，它出自一位退休铁路工人之手。这位男士有个想法。他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用于回收利用废弃箱式车的轮子和悬架系统，并将其改造成军需用途。他说他已经有了所需的机床，就放在离家不远处的一间仓库里。他不需要新的钢材或其他优先配给材料。轮子已经被作为废料处理。只要与陆军签订一份合同，他就可以开始生产。
克努森首先将这封信转交给物资和国防合同（Materialsand Defense Contracts Division）的唐纳德·纳尔逊，随后转至陆军。拿到合约后，这名退休铁路工人很快就招来了6名员工为他工作。他们将旧的厢式车轮重新修磨并抛光，然后把它们交给了美国陆军；等待着这些车轮的将是战场赋予它们的新生。
美国在二战初期已经看到航母的作战潜力，因此抓紧转型高速生产航母与各种战舰，国内生产氛围也十分热烈，船厂建造速度接连刷新纪录。美国国会于1942年通过专门法案，将航母生产作为优先制造的战略兵器。美国的可怕产能开始释放。从1942年起，美国共建造147艘各型航母。而同期的英国只建造了10艘各型航母，日本更是仅有6艘。靠着强大的产能美国迅速由疲于防守转为重拳进攻，最终将日本的舰队送入海底。
这位来自雷丁的年近八旬的老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年迈的国防承包商。但他的企业并非其中最小的。这份最小企业的荣誉桂冠应该属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克莱德·沃林（Clyde Walling）。沃林先生是家工作母机公司的总裁，该公司在一间仅能停放两辆车的车库内运营。为了腾出空间，沃林将他的车停在车道上。直到1941年5月，他仅有一支由3名员工组成的雇员队伍。
国防合同的生命线
比尔·克努森深知，像沃林这类分包商是美国自由企业体制的生命线。仅通用汽车一家公司就雇用了将近20000名分包商。克努森的目标是让这些分包商也同样成为国防合同的生命线。分包商的规模大小不一，有的小如克莱德·沃林的车库，也有的如蒂姆肯这类大公司。蒂姆肯公司的总部也设在克利夫兰，但它在底特律和其他城市有多家分公司。它的产品包罗万象，从机床到机轴应有尽有，而且其中相当多的是金属制品和钢制品。解放蒂姆肯公司的生产力是克努森贯穿始终的计划。虽然人们到处都在反复提及巨型公司抢订最大单合同，并在战争期间积累财富的事迹，做出了许多实际工作的却是中小型企业，而且它们还促进了民主兵工厂的运行和成长。
资料显示美国二战期间造了各种战斗机约10万架，并广泛支援其他盟国
例如，哈林顿老爹老妈（Maand Pa Harrington）的“国防工厂”仅为一座有着白色护墙板的农舍。这间农舍位于伊利诺伊州的罗克福德市（Rockford）附近的一个孤零零的十字路口。他们就在那里制造能生产炮弹和坦克炮塔的机床。仅在他们的客厅里，每个月的产值就达到了1000美元，而这座房子的其余空间则作为内务办公室、销售部和制造厂，其产值是客厅的2-3倍。哈林顿夫妇的双胞胎儿子也与他们一起工作。在大萧条中期，双胞胎借了一些钱，成立了一家机械车间，开办了自己的企业。当理查德·哈林顿（Richard Harrington）和罗素·哈林顿（Russell Harrington）意识到，他们需要的主要机床还要另花4000美元的时候，便用一台报废的车床、一台旧洗衣机的发动机，以及一台从一辆1926年的雪佛兰汽车中掏出来的可废物利用油泵自己制造了机床。就连他们母亲的老旧洗衣盆也成了被用来盛接从自制机床底部泄漏的机油的容器。
当战争来临时，哈林顿兄弟强烈要求父母提供帮助。于是，在每天洗手做饭之前，哈林顿老妈便一直操作车床，生产坦克炮塔和枪架的零部件。68岁的哈林顿老爸则一直在操控磨床，并向来访者们表示：“在这里，我简直比一个小孩子还快活。”首批来访者是哈林顿公司各家上层承包商的检查员。这座古雅精致的房子带有斜折线形的屋顶和天窗，而且每个窗台下都摆放着花盆。这些检查员简直无法相信，如此高质量的零部件竟会产自这样的地方。
美国海陆空各种武器装备都是海量制造。美国产能得以几乎不受外界任何干扰的完全释放，显示了惊人的力量
很快就有其他人访问哈林顿兄弟，如战时生产委员会的地方主管，以及一位来自《时代周刊》的记者。“我觉得，他们在创业之初并不知道他们会取得如今这般成就，”这名战时生产委员会的官员对记者说，“但他们有能够从中赢得成功的胆量。”
这句话或许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各大大小小的公司的座右铭。具有这种胆量的公司包括冰箱揽胜公司，他们为军方制造0.30口径的机枪；还有芝加哥的自动点唱机制造商洛克-奥拉公司（Rock-Ola），他们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签约生产M1卡宾枪1。与他们一同生产这种枪械的还有安德伍德打字机公司（Underwood the typewriter company）、全国邮政计量表公司（National PostalMeter）、品质硬件公司（Quality Hardware）、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等。规模较大的公司包括底特律的艾克赛-切娄公司（Ex-Cello），它制造了螺纹磨床，这些磨床为从飞机到坦克和牵引炮的各种军事装备生产了不计其数的螺丝钉；有新泽西州的奥克电缆公司（Okonite），他们生产了数千英里的绝缘电线；还有密苏里谷地桥梁钢铁公司（Missouri Valley Bridgeand Iron）和芝加哥桥梁钢铁公司（Chicago B&I），他们在印第安纳州的埃文斯维尔（Evansville）建造了人们所说的草原船厂，过去的农场工人在这些船厂中制造了数以百计的坦克登陆舰（LST），这些舰船沿着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抵达新奥尔良港口，然后前往海外执行任务。这是美国陆军在1940年左右要求研制的一种替代制式手枪的自卫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M1卡宾枪及其变形枪是相当有效的步兵近战武器。
诺曼底登陆行动计划
规模较小的有弗兰克·伊克斯（Frank Ix）位于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Charlotte sville）的工厂，它为美国各支空降师制作降落伞的伞布，这些空降师参与的战事从缅甸直到诺曼底登陆；还有威斯康星州麦迪逊（Madison）的R.M.R.公司，它生产的是步话机设备电池。后来，陆军决定将电池订货量从每日10万枚增至40万枚。这时，为完成订单，R.M.R.公司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挨家挨户按门铃招募家庭主妇和办公室职员参与生产。到1945年春季，R.M.R.公司已有4000名兼职员工，每天生产50万枚电池。
规模居中的还有另一家威斯康星州的公司，马尼托沃克造船公司（Manitowoc Shipbuilding Company）。虽然它过去只生产在五大湖区从事运输业的小货船，但在1942年年中，格罗顿电动船舶公司（Electric Boat of Groton）找到它，提出了合作建议。格罗顿公司提出：让我们使用你们的厂房、设备和员工，而我们的工程师、工头和生产经理将会培训你们的员工，教他们制造潜艇。马尼托沃克公司的人虽然有些吃惊，但还是决定赌上一场试试看。此后不足两年，马尼托沃克公司就生产了28艘由柴油发动机驱动的海军潜艇；而他们采用的柴油发动机则是由磅秤厂商费尔班克斯-莫尔斯公司（Fairbanks,Morse）在威斯康星州贝洛伊特市（Beloit）的一家崭新的厂房内为海军特别制造的。马尼托沃克的工程师们还建造了巨大的浮坞以载运造好的潜艇，通过一系列内陆浅水航道抵达密西西比河，随后顺流而下，直至新奥尔良，在那里由海军接手。河运途中这些浮坞可能会与密苏里谷地桥梁钢铁公司生产的坦克登陆舰相遇，因为它们走的是同样的路线。
《拼实业：美国是怎样赢得二战的》，阿瑟·赫尔曼著，李永学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出版
“最佳状态的美国”
在视察陆军的军需生产厂家的旅途中，比尔·克努森知道了许多这类公司。克努森后来写道，在那些年里，他“目睹了处于最佳状态的美国”，他的意思是，正是那些只有几百至几千名员工的公司，制造了至关重要的组件，对原材料进行了加工，并设计生产了机床和模具。如果没有这些机床和模具，克莱斯勒的坦克兵工厂或是道格拉斯的飞机工厂都无法逃脱关门的厄运。更有不计其数的其他此类公司为凯泽的船厂供货。此外，人们还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切斯特、新泽西州的卡姆登（Camden）和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的船厂中生产战列舰和潜艇。这些中等规模的公司所具有的自由企业精神如同一股回春之力，既能满足战争的全部需求，又保留了自身的特色、创造力和自我更新的能力。
到1945年，美国的工业规模已经发展到可以年产飞机4万架,坦克2万辆的水平，由于大量青壮年和工人参军入伍导致军工劳动力主要是以妇女为主。美国妇女的地位从这个时候提高了很多。图为二战时期位于美国的一家军工厂的炮弹生产流水线车间一位女工将打磨光滑之后的炮弹毛坯集中堆积存放准备进入下一环节的加工。
1942年2月，克努森中将在他的首次视察之旅中访问了克利夫兰的伊顿制造业公司（Eaton Manufacturing）。该公司接到了成堆的订单，要为通用汽车公司生产8×8型机轴（每月1000套），为位于加拿大的福特分公司和克勒斯勒分公司生产双速机轴（每月7500套），为蒂姆肯公司生产6×6型后轴（每月1200套），还要为两家40毫米博福斯式双管高射炮的制造商费尔斯通公司（Firestone）和科佩斯公司（Koppers）生产机轴。伊顿公司与蒂姆肯公司过去是激烈竞争的对手，而如今，军需生产的分包网让他们变成了合作伙伴。他们还共同使用两家拥有的技术人才，为的是同一个目标：让美国陆军以最佳状态投入战争。
克努森还在俄亥俄州的伊利里亚市（Elyria）参观了通用实业公司（General Industries）。这是一家拥有1200名员工的公司，在他于1942年年初参观时只有20%的员工从事战时生产，负责安装M48炮弹的引信。在有了新订单的情况下，该公司认为这一比例将能增加到50%。不过，他们还是把引信主要部分的生产转包给了其他厂家。其他公司的工作则与各式塑料制品有关。克努森还记得，陆军军械署刚刚批准可用三种塑料零件替换迫击炮引信中的对应金属零件。于是他提出：为什么不可以在这里生产那些塑料零件呢？
1943年在伊利诺斯州森林公园的军工厂，两位女士正在给一个鱼雷抛光，在这个长期被遗忘的程序上，每个月有6500名员工在默默的工作着
“有利可图”与“自主更新”
当然，克努森和陆军也有不能做的事，那就是命令通用实业公司或是其他任何公司生产他们所需要的物品。华盛顿政府已经仔细描绘了它对经济控制的指导方针。它将干预影响民用物品的消费，并对其中的某些物资如肉类、汽油和咖啡实行配给；其他民用物资则据其在优先配给体系中的地位酌情生产。政府还对工资和物价进行了控制，对后者的实施程度低于前者。
但即便如此，生产仍旧是个全然自愿的过程。战时生产委员会可以下令禁止（也确曾下令禁止过）公司生产某些产品，如新车、冰箱及其他重型耐用消费品。但它从未告诉任何人要生产什么。这全靠美国企业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这些正是比尔·克努森早期计划的初衷，到现在仍旧是整个战时生产体系的核心。有些人能够看出，他们可从生产某种军需品中获利。一切备战物资都是由这些人生产出来的。因为他们有利可图，于是就在自己承担的任务中倾尽知识、技能和工具。这样做家国两利，何乐而不为？这种情况让新政派人士疯狂。但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亚当·斯密就已认识到，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基石。他写道：“我们所期待的晚餐不能指望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善心；反之，我们要让他们看到，为我们提供食品有利可图。”这种思想对军需生产同样有效；于是，飞机、舰船和炮弹的生产以创纪录的速度行进。
在二战期间，香烟很难供应，但是国会要求香烟成为每一名士兵日常口粮的一部分，所以更多的美国人就像这个女士一样，开始抽起了烟斗
一般而言，美国人所能接受的是那种可以被称为“抱有私心的慷慨”。全国制造商协会的领袖J.B.哈特利（J.B.Hartley）断言，“公众信赖利润制度”，换言之，“他们不信赖战争”。这会冒犯一些人，因为他们相信，没有自我牺牲的战争会缺乏某种道德观念。然而，这些人无力改变的是，他们生存所必须依赖的正是此前的许多年间通过自由市场机制铸就的大小企业之间的合作。而自由市场体制如此复杂并持续变革，因此任何政府机构都不可能设计出某种制度对其结果予以监管，更不要说加以设计了。
例如，通用汽车公司的分包商，黄色卡车和长途客车制造公司（Yellow Truckand Coach Company）根据合同从蒂肯姆-底特律机轴公司那里进货；同时，蒂肯姆公司也根据合同从黄色卡车公司那里进货，因为蒂肯姆公司制作机轴所不可缺少的零部件是由黄色卡车公司生产的。但蒂肯姆公司制造的这些机轴又会被送往黄色卡车公司生产机轮组件，后者的成品则进入通用汽车公司的工厂用于军用卡车的生产。如果这种相互关系经过1000倍的放大，然后再经过10000倍的放大，任何人都能很容易地看出，不可能有任何自上而下的指令系统足以有效地追踪所有这些零配件的流动。
美国自由企业激励机制的奇迹
这也并非全属巧合。说到对自由企业激励机制的依赖程度，没有任何战时经济能与美国一决高下。而且无论军用还是民用物资，美国的产品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稳居魁首。
这张海报上绘有一名美军飞行员，背景是大批军用飞机，飞行员的道白是“给我们送来更多的飞机，要快”。显然这是督促战时航空装备生产的海报
1941年春，战争尚未爆发，但战时生产已拉开帷幕。《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一类杂志开始连续刊登文章，论及如何通过转产军需产品取得国防合同。这些文章有助于回答诸如“我想向军队出售一些铲车，但军队的购货量却远超我的承受范围，我该如何处理”或是“我们的罐头厂将会闲置，或许可以用以履行军需合同，你能告诉我如何与有关方面联系吗”之类的疑问。至于到什么地方申请才有可能获得政府发放的转产贷款，则有文章建议可去联系重建金融公司或是生产管理办公室的国防合同部门。此外，该文声称，对主承包商，陆军和海军都将提供最高可达30%的预付款。对于那些在民用生产中难以获得的材料，《商业周刊》免费提供可以用哪些材料替代的建议，比如可以用塑料代替铝生产胶卷卷盘，或用铸铁代替黄铜制作自行车锁。政府规划和配给制度无法处理的问题对于人类的智慧来说却并非难题。
随着战争的来临，对国防合同的争夺促生了一本特别的书。此书由美国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of America）出版，名为“你的企业走向战事”（Your Business Goes to War）。书中的每一页都在向公司传达各种信息，如应与谁联系方可获得政府合同以及如何草拟合同等。书中解释了获取关键物资的方法和途径、如何应对优先配给体制，以及如何处理新战时法下的劳工问题——比如加班——等各方面的问题。此外，该书还专门辟出几页，对公司可提议生产哪些军事产品提出了建议。
例如，若你能够生产吸尘器，那么你或许就可以在制造防毒面具方面取得一席之地。剃须刀生产商或许可以考虑生产炮弹起爆装置；办公家具制作公司没准儿也能制造炸弹盒。鞋业公司可以生产头盔里衬；瓶盖制造商和罐装公司亦有可能生产0.50英寸口径的三脚架座；而割草机公司或许可以提议加工榴霰弹。
书中提供的信息就是，其他公司已经做到了，因此你也能够做到。作者在序言中还加上了另一项选择：“这是纳粹德国无可挑战的元首向我们发出的高声命令，是收音机中传来的最后通牒。”如果真的这样，“今天的公司高管将成为明天的国家仓库办事员”。没有人希望走到这一步。但其中也隐藏着另一个讯息：对于处在新战时条件下的公司来说，适者生存，甚至茁壮成长；不适者将惨遭淘汰。
这张海报显然是在利用悲情渲染方式。上面绘有一名倒伏在救生筏上的美军水兵，显然他的军舰被敌人击沉了。海报上写着“（这一幕的出现是因为我们提供了）太少的装备，而且太晚。”
因此，战时条件也重新展现了和平时期市场条件的重要特征。陆军和海军如同传统的顾客：要求颇高，甚至挑剔，而且不愿意为特殊服务支付额外费用。谁的生产利率最具竞争力，合同就会流向谁。1943年后，如果对利润不满，或是认为成本太高，陆军和海军就会迫使生产者重谈合约。在美国，不存在纳粹德国和日本那里的那种受到国家青睐的国有企业，国家补助金也不会被用来挽救这些能力有限、经营不善的企业；但另一方面，大量且及时的政府贷款将越过守旧的竞争者，交到企业新星手中。战时如平时，新兴企业对老字号企业提出了挑战，这在亨利·凯泽和其他十多位企业家身上都得到了证实。在小而灵巧者与大而迟缓者的竞争中，前者居于优势地位。
从战前经济到战后经济
这项规则并不仅仅适用于现存企业。战争促生了50多万家新企业，它们成了战前经济向战后经济转变的枢纽。
以弗兰克·霍布斯（FrankHobbs）及其合伙人乔治·科姆斯托克（George Comstock）为例。在加州长大的霍布斯刚20岁就搬至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并在那儿开了家费尔斯通轮胎经销店。随后，霍布斯不顾大萧条的风险，开始让自己的公司生产美森耐特墙板（Masonite wallboard），该墙板使用超硬的罩面漆涂料，可以代替贵得多的瓷砖。很快，霍布斯便完善了一种工艺及其产品，他把两者叫做克罗瓷砖（Colotyle）。相比于瓷砖，它的成本更为低廉；于是成了西海岸各地厨房和浴室里的瓷砖的低价替代品。亨利·凯泽甚至将它用于制作自由轮的顶部。
对于霍布斯来说，即将到来的战争只不过是另一个商业契机。1942年春，有人向霍布斯展示了一种笨重的钢肋拱顶活动房。这种活动房从美国陆军罗得岛的匡西特运出，供部队在阿拉斯加天寒地冻的旷野中使用。霍布斯大为震惊。这种活动房不仅运送起来沉重不便，还浪费了战时极为重要的关键物资——钢。霍布斯同其合伙人乔治·科姆斯托克想出一个点子，用硬涂层木料制作了一种轻量版的胶合板屋，该小屋重量虽轻，但极坚固。三周后，他们向西雅图地区的陆军工兵团（Army Corps of Engineers）展示了小屋的模型。后者立即订购小屋进行测试，数量超过85间。很快，由霍布斯担任总裁，科姆斯托克担任副总裁的太平洋活动房公司（Pacific Huts）就得到了1000间活动房的订购合同。
这张海报强调的是战时的武器装备生产与生产工具制造同等重要，下方是一名操作机枪的美军士兵，上方则是一名操作碾铆设备的产业工人，海报上的宣传词是“给他们枪管和铆头”
霍布斯和科姆斯托克现在需要的是一家工厂。他们在福克斯大道南6901号发现了一个破败的工业区。此处距离西雅图波音工厂仅半英里远。霍布斯和科姆斯托克从当地银行筹集了10万美元，60天后，这座破旧的船厂便被改造成了他们的活动房装配生产线。500名员工用美森耐特纤维板、云杉或铁杉的肋材、胶合板地板制作16×13英尺的小屋，其中包括电路连接。每间小屋的高度（中心处有9英尺）足以容纳一名站立的男子，而且只需5名士兵便可在8小时内组装完成。很快，霍布斯的员工每15分钟就能生产出一间活动房，而且包装停当，可以装船发运。1943年9月，霍布斯在西雅图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夸耀他的小屋是怎样因员工们提出的增产建议而提前两月完工的，并向这些员工致谢。27名对简化生产流程作出贡献的员工的名字和脸庞也出现在了广告中，每人还获得了战争债券作为奖励。
这张海报号召所有人为战时生产创造条件。上面的宣传词是“让战时生产顺利运转，为了胜利，请协助战时生产。”
战争结束前，霍布斯的福克斯大道工厂生产了12000多间太平洋活动房。当陆军部队从阿拉斯加撤离的时候，数千所竖立在那里的活动房被留了下来。这些被人遗忘和抛弃的活动房在阿拉斯加经历了40年的雨雪和冰暴，直到20世纪90年代，五角大楼制订发布了《国防环境恢复计划》（Defense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Program），调查要拆除的遗址时才重新被人们发现。有趣的是，霍布斯的活动房不仅比钢制活动小屋更能经受自然气候的侵袭，而且它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完好无损，可以供人居住。
1940年，特德·纳尔逊（Ted Nelson）成为马雷岛海军造船厂（MareIsland Navy Yard）的一名焊接工，每日工资11美元。他负责的是标准的烦琐焊接工作，其中包括将10000枚直穿螺栓钉入一艘普通大小的海军舰船。这个过程很是费劲，而且每钉入一枚螺栓之前，他还必须熔化适量的助焊剂。下班后纳尔逊躲进他的车库试验出了一种设备，可以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他称他的发明为“火箭枪”（rocket gun），并将其展示给上司看，后者对此感到惊奇。用老式的传统方式，一名动作敏捷的焊接工人只能在1小时内钉好40枚螺栓，而纳尔逊的“火箭枪”则能在完全相同的时间内钉好1000枚。
可口可乐作为一个成功经营的典型，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可口可乐的市场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本土，加拿大，德国和古巴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后来说服、打动军方人员，将其作为部队配给，配发美军部队，伴随美军士兵征战世界。而可口可乐公司也借此机会被塑造成爱国的企业，名声大噪。真正让可口可乐闻名世界的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特德·纳尔逊开始以每支500美元的价格将他的车库版本火箭枪卖给造船厂。随后，纳尔逊向杰西·琼斯和重建金融公司借贷了95000美元，成立了纳尔逊专业焊接设备公司（Nelson Specialty Welding Equipment Corporation），并在圣莱安德罗（San Leandro）附近的玉米地里建立了一家工厂。到战争结束时，他已经向西海岸各地的100多家造船厂销售了他的火箭枪和其他焊接工具。这些船厂包括凯泽在里士满和波特兰的造船厂，以及贝克特尔-麦克恩的加州造船厂中的船坞。
如果说，像霍布斯、纳尔逊、弗兰克·伊克斯以及马尼托沃克造船公司的经理这样的商人是战时生产鲜活跳动的心脏，那么战时生产中的新劳工则是保证生产运转及增长的新鲜血液。
（本文摘选自《拼实业：美国是怎样赢得二战的》，阿瑟·赫尔曼著，李永学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编辑：豆姑娘，文章标题、图片均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作者：〔美〕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作家，他的著作风靡欧美，在传统精英社会有广泛的影响。很多在政界、军界、实业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他忠实的读者，舆论认为他的著作对美国国策有相当的影响。主要作品有《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甘地与丘吉尔》（入围普利策奖）、《麦克阿瑟传》等。启蒙编译所已获得以上作品的授权，将陆续付梓，敬请关注。
译者：李永学，启蒙编译所签约译者，利物浦大学博士，科学家、翻译家。已出版译著《旅程：布莱尔回忆录》《无言的宇宙》《大雾霾：中世纪以来的伦敦空气污染史》《民主的胜利：西班牙政治变革的进程》等。
出版社介绍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成立于1982年9月，为社会科学类综合性出版社。本社以出版“严肃的思想，典雅的学术”为己任，致力于为广大读者提供优良的精神产品。在长期的出版实践中，我社形成了高端学术著作、历史文化、心理学、方志年鉴、教育理论、魔幻文学等出版特色，并多次荣获国家和上海市的各类图书奖项，在学术界有较高的声誉，在图书市场也有一定的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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