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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燕丹子〉研究》:小说史研究中的创新之作

《〈燕丹子〉研究》,叶岗著,中华书局2021年11月出版,308页,98.00元《燕丹子》一书,《汉书艺文志》无目,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小说类,一卷,不著撰人,注云:“丹,燕王喜太子。”


《〈燕丹子〉研究》,叶岗著,中华书局2021年11月出版,308页,98.00元

《〈燕丹子〉研究》,叶岗著,中华书局2021年11月出版,308页,98.00元

《燕丹子》一书,《汉书·艺文志》无目,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小说类,一卷,不著撰人,注云:“丹,燕王喜太子。”《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同,注“燕太子”。《旧唐书·经籍志》小说家类题燕太子撰,大误,卷数作三卷,当是一卷之分。唐马总所编《意林》卷二摘录《燕丹子》四节,注明原书三卷,可证唐世确有三卷本行世。

《燕丹子》流传不广,宋人书目如《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均无著录,《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三卷,盖据宋代官修书目。《文献通考·经籍考》小说家亦著录三卷,引录《中兴艺文志》《周氏涉笔》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今本脱载)。元末陶宗仪《说郛》未有摘录。明人书目罕见著录,唯陈第《世善堂书目》卷上有目,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九称:“则当明之中叶,犹未佚也。”

今本是编修《四库全书》的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馆臣因“多鄙诞不可信,殊无足采”,故而未收入《四库全书》,只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三小说家类存目一。原为一卷,而实作三篇,馆臣著录作三卷。孙星衍从纪昀处得抄本,亦以三篇为三卷,先后刻入《岱南阁丛书》《问经堂丛书》《平津馆丛书》,《平津馆丛书》本有详细校勘,乃与洪颐煊共校(见孙星衍《燕丹子叙》)。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程毅中点校《燕丹子》(与《西京杂记》合编),亦据《平津馆丛书》,但以《永乐大典》本覆校,改正了孙校本的一些讹误。

《燕丹子》是继《穆天子传》之后出现的又一部杂传小说,具有重要的小说史价值,明人胡应麟称其为“当是古今小说杂传之祖”(《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二《四部正讹下》),清人谭献说它“文古而丽密,非由伪造,小说家之初祖”(《复堂日记》卷五),都肯定了它在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

这一事实使得《燕丹子》引起研究者一定关注。经文献检索,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迄今,期刊论文有二十五篇,收在论文集中的尚不计算在内,我十多年前亦发表过《〈燕丹子〉考论》。《燕丹子》是重要作品,但问题相当复杂,涉及史学、主题学、古小说史等,实需要下大功夫予以深入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还远远不够。叶岗教授的《〈燕丹子〉研究》是第一部专著,是《燕丹子》研究的最新重要成果,论述老到而透彻,应予以充分关注。

燕丹子故事有多种记载,除《燕丹子》,主要还有《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传。《战国策》所记,有学者认为是抄自《史记》,姑且不论,《燕丹子》和《史记》的关系乃是大关键,学者多从此入手自在情理之中。我曾粗浅地分析说,《燕丹子》所记,基本情节与《史记》大体相同,但记事有许多差别,而在文字上除极少数地方如“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与《史记》相同外,再难找到多少相同的文句,可以说是事文皆异。记事的不同比比皆是,最显著的如:太子丹自秦逃归的一段描写,《史记》只有“故丹怨而亡归”的简略记述;太子丹与麹武(《史记》作鞠武,《战国策》作鞫武)书及麹武的报书,《史记》无,麹武和太子丹的对话也完全不同;田光与太子相见的描写远比《史记》为详,文句无一相合,田光是“吞舌而死”,而《史记》是“自刎而死”;太子优待荆轲之事描写极为夸饰详赡,诸如黄金投龟、进千里马肝、断美人手等描写《史记》亦无,只是几句概括性的记述;易水之别,有宋意之人,《史记》无此人;荆轲和武阳(《史记》作秦舞阳,《战国策》作秦武阳)过阳翟一段,《史记》未置一词;荆轲刺秦王一段,与《史记》迥异,没有侍医夏无且援救秦王之事,而有秦王召姬人鼓琴的情节。总之《燕丹子》许多重要情节为《史记》所无,或记述完全不同;而《史记》的一些记述,如荆轲入燕前的经历,太子得徐夫人匕首,则为《燕丹子》所无。由此可见,《燕丹子》和《史记》明显不是相互因袭的关系,它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作品。过去有人认为《史记》是对《燕丹子》的删削,其实都是误解。如《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周氏涉笔》云:“今观《燕丹子》三篇,与《史记》所载皆相合,似是《史记》事本也。然乌头白、马生角,机桥不发,《史记》则以怪诞削之;进金掷鼃、脍千里马肝、截美人手,《史记》则以过当削之;听琴姬得隐语,《史记》则以征所闻削之。”明人宋濂《诸子辨》赞同其说,以为“周氏谓迁削而去之,理或然也”。孙星衍《燕丹子叙》亦云:“《国策》《史记》取此为文,削其乌白头马生角及乞听琴声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无且药囊,足证此书作在史迁、刘向之前。或以为后人割裂诸书,杂缀成之,未必然矣。”这些误断显然没有认真对照二者差别,纯为想当然之词。叶岗《〈燕丹子〉研究》一书,正是从考辨论证这三者关系入手,不过要比其他研究者论述精到翔实得多。第一章《〈燕丹子〉与〈战国策〉〈史记〉关系之考论》、第二章《〈燕丹子〉与历史文本的对读比较》,分别从史料关系和文本差异方面,各用三节文字作了详备周全的讨论。作者通过对《史记》材料来源和修史方法的论证,对《荆轲传》编纂情况的分析,对《战国策》与《史记》关系的讨论,以及文本的细致比对——通过列表、对读和分析,详细说明三个文本的差异。结论是三者不存在互为因袭的关系,只是因为“源材料”相同或相近,故而存在某些共同性。此间,叶岗还驰骋思绪,特别举出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对之作了精细分析,从而为这三者关系提供新的证据和视角。——顺便说,叶岗此书精于此道,总是由此及彼,放纵而不失主脑,此为一例焉。

第三章研究《燕丹子》的成书问题,包括成书时间和过程。关于成书时间,作者详细罗列了从战国、秦汉到唐前种种说法。我曾主秦汉说,叶岗则主汉初说,认为其成书过程经历了官方记载、故事传播、文本编作三个阶段。这大体是符合一般规律的。就早期小说形成过程看,往往不是成于一手或一时,如《山海经》《穆天子传》就是如此。

汉初说不是泛泛而言,叶岗将编作者考为邹阳。这绝非凭空臆想,而是列出种种证据,显得相当周密充分。叶岗举证说明邹阳《狱中上梁王书》的人物及细节几乎贯通了《燕丹子》的整体结构,而且邹阳作品与《燕丹子》在文意和形式上亦多有暗合相通。除此,进而从邹阳所处时代状况及其性格品质方面,从邹阳游仕吴国和梁国的经历,论证邹阳编作《燕丹子》的可能性,等等。应当说这是叶岗《〈燕丹子〉研究》的重要成果,发前人之所未发。自然如叶岗所说“所作的结论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但无疑可备一说,足以引起研究者的高度注意。

依一般文献研究通例,叶岗还对《燕丹子》的历代著录及流传情况作了详尽梳理。此间特别肯定了《燕丹子》作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的性质。另外,还就《燕丹子》的文本整理、佚文考索和异文甄录作出考述,指出孙星衍辑本之《平津馆丛书》辑本最佳,并讨论了孙星衍校勘《燕丹子》的方法及得失。叶岗还对《燕丹子》的佚文作了清理,对诸家的辑佚成果作出甄别和重要补充。

最后两章论述《燕丹子》的文学成就和小说史地位。前者包括主题、人物形象、艺术风格,后者论证其为杂传小说的典范、民族化小说文体的确立及题材类型化小说的开创。前者我很欣赏的是对《燕丹子》复仇主题的揭示和论证,指出是以公羊学的复仇观念作为其思想基础的。复仇是战国流行的普遍而深刻的思想观念,有关故事和传说在《战国策》等文献中随处可见。叶岗的论述加深和拓展了我们对复仇观念及风气的认识。另外对士的论述也颇精彩,表达了叶岗的小说观、小说文体观、小说价值观,并高度评价了《燕丹子》的小说史地位。《燕丹子》确实是杂传小说的典范,它和战国《穆天子传》等早期杂传小说成为此类小说的源头,对后世具有示范性,并成为唐传奇的先声。而从叙事文体上看,《燕丹子》有明确的主题意识,注意描写人物,表现人物的情感和性格,叙事清晰而曲折,具备鲜明的悲剧风格,显然要比《穆天子传》成熟得多。

读罢叶岗《〈燕丹子〉研究》,我的感觉是此书将文本研究和历史、文献、考据结合起来,视野开阔,联想丰富,纵横捭阖,收放有度,且考证翔实,论述精到,是一部“打深井”之作。学术研究以创新为贵,此书大大扩展了已有的思路和眼界,将《燕丹子》研究提升到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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