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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创办了《循环日报》?

香港《循环日报》是与上海《申报》并称的长寿中文报纸。这份报纸的创始人,长期被简化为王韬一人,这种说法很不合适。

香港《循环日报》是与上海《申报》并称的长寿中文报纸。这份报纸的创始人,长期被简化为王韬一人,这种说法很不合适。回到历史现场看,《循环日报》由中华印务总局创办,总局主要股东是香港华商梁安、陈桂士、冯普熙,王韬是他们聘请的主笔。这三个股东,当年都是香港商界、慈善界鼎鼎有名的华人领袖。

1874年《循环日报》报头

1874年《循环日报》报头

回到香港华商的历史现场

香港《循环日报》于1874年2月4日创刊,1941年被侵港日军勒令停刊,抗战胜利之后虽有两次续办,为时均不太长,至1963年彻底画上休止符。《循环日报》在抵制殖民势力压迫、反映华人呼声、推动中国改革、工商业发展等方面,厥功甚伟,业已载入史册。

陈鸣《香港报业史稿》有如此评说:“《循环日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家由中国人自集资金、自置设备、自主编辑、自立经营的中文日报,也是清末第一家识时务、求变革的先进知识分子评论国是、针砭时弊、鼓吹变法改革、提倡发展工商业的政论报纸,对清末同光新政、变法维新以至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都有思想影响。”

陈鸣对《循环日报》的评价,笔者大体赞同,唯对过分强调“知识分子”一条持保留意见。主流新闻史视角,多强调知识分子办报、文人办报、政治家办报,这个角度如果用来观察梁启超办《时务报》之类的案例是准确的,但用来给《循环日报》定位则不合适。香港早期中文大报《香港华字日报》、《循环日报》,上海《申报》等等,都是商业性报纸,这也是这些报纸得以长寿的重要原因。办报纸固然离不开文人,但资本筹集与经营管理更加重要。赤手空拳的文人无法创办报纸,有资本实力的商人(及群体)则可以聘请文人办理编务、从事撰述。香港早期中文报纸,首先是商业机构,政论、社论只是其内容的一小部分。

《循环日报》是中华印务总局下属机构,1873年2月总局初创时期有50名股东,从中选出的“值理人”(董事)梁安、陈桂士、冯普熙,都是当时香港商界、慈善界鼎鼎有名的华人领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王韬是中华印务总局股东。王韬自1874年该报创刊开始,前后当了约10年的主笔,中间至少有两次间断,1875年由副主笔洪士伟代为主持编务,1879年游历日本4个多月,秋后再恢复编辑工作。1882年赴沪养病,1884年起正式返沪定居。王韬离开后,《循环日报》继续正常营业了50多年。

率先对“王韬创办《循环日报》”提出质疑并加以学术论证的是学者萧永宏。他批评此前很多论著“将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的具体关系巧妙回避”“将《循环日报》的创办和王韬的个人作用混为一谈”。在仔细研究该报早期“告白”之后,萧永宏认为:“……对于有一定财力基础、热衷香港华人公益事业的港商梁安、冯普熙、陈桂士等人来说,他们出资组建中华印务总局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梁、冯、陈三人所担任的中华印务总局‘值理人’,实际上就是该局的股东角色。”(萧永宏《王韬与〈循环日报〉》,第49页)

据新加坡学者卓南生披露,1873年2月1日《中华印务总局告白》称:“余等同人特纠集同志五十名,承顶英华书院印书器具、铜钢阴阳字模、铅版大小各字,设立有限公司,创立印务总局。本公司凡50股,每股一千员,合本银五万员,先科银二万五千员,业于本月初四日妥议合同,彼此签字,定于即日开工。……本公司之设,原为专益唐人起见,所举值理三位,为梁鹤巢、陈瑞南、冯明珊,总司理一位,为陈霭廷,正主笔一位为王紫诠。此后拟即倡行日报,每日颁发。”(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增订新版,第230页)

公司股本5万元,分为50股,每股1000元,也即股东共50人,“值理人”应该是50名股东互选出来的公司董事。告白叙述顺序,梁安等三人在前,次及总司理陈霭亭,主笔王韬列在末位。萧永宏说梁安、陈桂士、冯普熙“有一定财力基础”,写法略显拘谨,实则这三人均可进入富豪之列。按当日通行说法,梁安等三人是“东家”,陈霭亭、王韬为“西席”,宾主位置不可混淆。至今没有证据表明王韬曾经入股。

多数新闻史著作不顾实际情况,硬要认定王韬为《循环日报》唯一创办人,充满浓厚的文人自恋色彩。笔者认为,商业性报纸创始时期的主要股东、经营者,重要性不下于主笔。萧永宏恰当地指出了《循环日报》股东梁安、陈桂士、冯普熙在香港的经济实力和公益领袖地位,但他的论述仍以王韬为中心。笔者觉得有必要跳出“王韬中心论”,从香港华商角度重加申述。

《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

《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

北京大学教授罗新说过,历史就是“遗忘的竞争”。时至今日,国人能记得的早期香港大商人极少。他们在记忆竞争中大多落败,原因复杂,不过笔者希望能稍稍加以挽回。19世纪香港华人领袖,除了黄胜、伍廷芳、何启以专业能力与英文能力而占据显赫地位,因商业成功而担任华人领袖的先后有:卢亚景、谭亚才(Tam Achoy)、何斐然(Ho A-sek)、梁安、陈桂士、郭松、李陞、罗寿嵩、冯普熙、何献墀、韦宝珊、何东、刘铸伯等。(参见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每个学者开列的名单容有异同,但梁安、陈桂士、冯普熙为华人争权益、积极投身公益慈善活动的突出贡献不容忽视。

《循环日报》的创办,标志着香港华商群体发展壮大与成熟。他们不满英文报纸的殖民视角,觉得依附于英文报业集团《中外新报》、《香港华字日报》也不理想。刚好,英华书院有一批印刷设备、中文铅字准备出售,黄胜在该书院供职,本人又是印刷专家,于是向梁安等华商提议,组织一家纯粹华资的印务公司,收购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和中文铅字,在公司下面成立《循环日报》,代表香港华商表达意见,与他们从事的公益慈善活动密切配合,争取华洋平等,抨击“卖猪仔”、拐卖妇女出洋的罪恶活动,进而对中国的工商业发展、改革提出建议。这是《循环日报》创办的真正背景。王韬因缘时会,被聘为该报“主笔”,宾主相处融洽,双方相得益彰。

“香港圣人”梁安

梁安(1829-1890),印名梁云汉,字鹤巢,祖籍广东顺德,世居广州西关龙津桥,约1840年代末移居香港,担任仁记洋行(Gibb, Livingston & Co.)买办多年,在香港从事华人公益慈善活动数十年。1885年,探花李文田从广州经香港回京供职,途中给张之洞写信,引用当时港人的公认说法,称梁安为“香港圣人”。(《赵凤昌藏札》第4册第437-441页)在他身后,再也没有哪个香港华人得到如此之高的推崇,与他有过接触的西方人,也都对他赞誉有加。1890年7月18日,梁安在广州逝世。(The Hong Kong Telegraph, June 19th, 1890; Hong Kong Daily Press, June 20th, 1890.)

“香港圣人”梁安

“香港圣人”梁安

领衔创办香港东华医院这一壮举,奠定了梁安在中国近代慈善史上的崇高地位。香港东华医院后来与广华医院、东华东院合并,合称“东华三院”,至今已持续运作100多年。香港史学家丁新豹称,东华三院“如今已经是一间现代化的大型社会服务机构,而且是目下华人世界同类型机构中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及服务最多元化的一所”。日本学者可儿弘明认为东华三院是亚洲数一数二慈善服务机构。

1869年,一些垂死病人按中国习惯被移置到广福义祠,遭到在港西人的猛烈抨击。这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典型案例。华人对垂死病人的处理方式,本与西方人有绝大差异。在港西人纯粹从自身立场出发,将习俗问题升高到道德审判,深深刺痛了居港华人。梁安挺身而出,与各界协商,达成成立一家中医院以处理华人疾病及临终问题的共识,组织成立医院委员会并担任主席,向各行华商募捐。1870年初,香港买办、行会商人共捐献47000元,得到港督批准,创立首个华人慈善组织东华医院。医院到1872年正式落成,由于完全按照中国习惯提供中医中药服务,受到热烈欢迎,1873年接待门诊数字为43074人次,1887年猛增到138461人次,几乎“户限为穿”。东华医院还为不幸病死者安排以中国方式下葬,消除了华人对身后尸体被解剖的恐惧。1872年医院落成时,梁安请王韬撰写《创建东华医院序》及两副对联。

东华医院筹建期间推选梁安连任3年主席,1872年正式落成后进行改选,由13名值事(后称总理)组成董事局,从总理中推选主席一名;总理每届任期一年,由各行会推选。有限任期制、轮换制是东华医院一项十分完善的制度,对防止腐败、提高各行业商人的参与积极性有极大帮助。“东华三院”后来虽曾有过挫折,总体来说业务不断壮大,与其一开始形成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广州博济医院院长、美国医生嘉约翰(J.G. Kerr)对东华医院横空出世予以特别的重视。1872年,他在广州博济医院年报中有如下评论:“这个医院的建立反映了以下事实:华人……表示他们自己可以以本身的方式管理自己的慈善机构,不必外国人施以援手。”东华医院的管理制度、服务理念受到西医院的启发,同时也带有与教会医院竞争的意向。香港华人慈善事业的起步阶段,即呈现出十分强烈的民族意识、自主意识,以及对中华文化的持守。自1872年建成投入后二十多年里,东华医院只用中医中药为华人服务,要到1896年港府干预才开始增设西医。

香港东华医院从一开始就没有将服务内容局限于本地医疗,而是为海内外华人提供多方面的帮助。历次广东省内水灾,东华医院均不遗余力捐钱捐物,距离较近的灾区甚至派出专人运载粮食前往赈济。1877-1878年间,华北发生百年未遇的“丁戊奇荒”,东华医院善董不分畛域捐集巨资,贡献突出,经李鸿章上奏朝廷,由光绪皇帝御赐“神威普佑”匾额。这是香港第一次获得御赐牌匾。

东华医院大堂

东华医院大堂

1879年,梁安与黄筠堂、冯普熙联合上书港督,强烈要求委任伍廷芳为定例局(后称“立法局”)议员,次年得以实现。梁安为人谦退,又十分愿意奖掖后进。港府原本希望梁安出任此职,他极力推辞,推荐年龄更轻、精通法律的伍廷芳。伍廷芳入局,是香港华人进入立法机关的第一次。梁安在争取香港华人话语权、维护华人权益方面一直不遗余力。同年,梁安向东华医院倡议设立贫民义学,次年实施。

华人自来都重视叶落归根、入土为安。香港身处华工出国的主要通道,华人领袖觉得有责任帮助处理华侨灵柩归葬问题。东华医院成立后,成为华人全球运棺网络的中心,与海外华侨同乡组织协作,在香港迎接灵柩然后协助分运到各自的故乡落葬。顺德人旅居海外者众多,一旦客死他乡,若无亲属照料,魂魄难安。1876年,梁安领衔创立旅港顺德绵远堂,募集资金在香港设立义冢,后来又在顺德大良设立怀远义庄,选择将同乡先友下葬于香港义冢或停厝于怀远义庄。

梁安从事外贸工作多年,痛感中国利权操之洋人,与顺德同乡、福建船政大臣黎兆棠商议,尝试打破洋商对中国外贸的垄断,在英国创办华资公司,用中国轮船运载茶叶、丝绸、瓷器等土产前往伦敦直接销售。1881年,肇兴公司成立,梁安驻港担任总经理,派刘绍宗(刘学询之父)常住伦敦。此前未有中国人在伦敦创办大型企业的先例,这家公司可以说是开了中国经济史的先河。因当时风气未开、环境所限,肇兴公司受到英商集体抵制,未能真正打开销路,但其开拓精神仍令人钦佩。梁安在肇兴公司这一冒险事业中,亏折大量本钱,1883年申报破产,这是他晚年不再活跃的主要原因。

了解梁安、陈桂士、冯普熙对华人公益慈善事业的深度参与,才能理解他们创办中华印务总局和《循环日报》的动机。名为“自由港”的香港,洋人、华人权利待遇不平等,劳工阶层不能享受基本的医疗福利,卖猪仔、拐卖妇女出洋等罪恶活动猖獗,深深刺痛了华人领袖的心。《循环日报》的创办,正与华人领袖的社会公益活动息息相关。

梁安1873年初领衔创立中华印务总局并计划创办《循环日报》,笔者认为有两个重要契机:一是英华书院刚好有一批印刷设备、中文铅字出售,二是梁安1869年起担任东华医院筹建期间的主席3年,到1872年卸任,摆脱了医院的繁忙事务,得以专心致志从事印务总局的经营管理。

“保良局之父”冯普熙

保护妇女儿童,在今日来说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在当日香港,则由民间慈善组织保良局主要担当这项任务。冯普熙是保良局的创始人和灵魂人物。梁安创办的东华医院,与冯普熙为主力的保良局合作无间,被称为“东保一家”。

冯普熙(?-1898),曾名冯照,字明珊,英文作Fung Po-hei、Fung Chew、Fung Ming-shan,广东东莞人,毕业于香港圣保罗书院(St.Paul’s College),曾为香港壳洋行(A.H.Hogg & Co.)、有利银行(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and China)买办,1869年参与发起创办东华医院,1872任东华医院总理,1873年投资中华印务总局并任值理人,1879年与梁安等发起成立香港保良局,连任三届保良局总理。(王杰、宾睦新编《陈兰彬集》第1册,第342页脚注)

香港开埠以后,迅速成为广东人出洋的主要口岸,大量人口由此出发前往南洋、北美等地经商务工,但也催生罪恶的贩卖人口活动。男性劳动力被诱骗登船,前往新旧金山开矿、建设铁路,俗称“卖猪仔”;年轻女性被诱骗、拐卖到外地、外国,很多被迫从事卖淫营生,叫做“卖猪花”。为刹住“卖猪花”罪恶活动,营救被拐卖女性,1879年梁安与冯普熙等联名向港府申请创办保良局,对被拐卖妇女进行实质性救助,并争取到港府授权,派出探员到准备离港的远洋客轮检查有无被拐卖妇女,一经发现即刻加以救援,具有一定的“民间执法”性质。据统计,仅1887-1895年间,该局即查出被拐妇女5543人,或专人护送回省内各县,请当地善堂协助资送回家;少数无法遣回者,通过东华医院加以妥善安置。这些早期社会问题,港府无能为力,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梁安、冯普熙及志同道合的华商来加以解决。

冯普熙与王韬保持了长期的交谊。1872年,冯普熙秘书“南海忧时子”读了冯普熙所作《答中外强弱论》一文及王韬所作《答〈强弱论〉》,指出“紫诠(王韬)主兴利,冯君主除弊,二者相须为用”。(萧永宏《王韬与〈循环日报〉》,第209页)显见冯普熙、王韬此时不仅交往密切,而且对中国如何转弱为强等大事有过坦诚的讨论。1879年春王韬游日本,出发前的4月6日晚上,冯普熙特地设席饯行。(田晓春辑校《王韬日记新编》下册,第524页)1893年,冯普熙从香港给王韬邮寄燕窝二斤,并表示愿意为王韬刻书“醵赀助刻”。(陈玉兰辑校《弢园尺牍新编》下册,第497-498页)

保良局

保良局

陈家祠创始人陈桂士

陈桂士,字瑞南,广东新会人,世居广州西关,在香港经商20多年,为香港东华医院、广州爱育善堂创始人之一,后回到广州,主持爱育善堂的慈善救济事业。1888年,他采用十分高明的手段,集资百万,用6年时间兴建起扬誉中外的陈家祠。王韬以海外逋客身份定居香港,得到香港华商无私帮助。《普法战纪》书稿写成后,陈桂士、冯普熙帮他筹集印刷费用,陈桂士为该书作序。(陈桂士事迹,笔者此前已有所铺陈,见“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谁创办了陈家祠∣陈瑞南篇》。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122989)

总司理陈霭亭

《循环日报》筹备期间聘请的总司理(总经理、社长)陈霭亭,也是《香港华字日报》的创始人,王韬在加入《循环日报》之前,曾在《华字日报》发表多篇文章,由此推测,陈霭亭与王韬早有交往。

陈霭亭

陈霭亭

陈霭亭(1847-1905),原名陈善言,又名陈善贤、陈贤、陈言,字慎于,广东新会人,1850年代广东洪兵起义时,随家人移居香港,入圣保罗书院习英文。1871年初,陈霭亭受聘英文《德臣西报》任副主笔,司理翻译事宜,3月11日创办《中外新闻七日报》,确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新闻原则。他在该报发表评论称:“然华人居港者现以英俊鳞集……但无自设之新闻纸,则凡有要事关涉华人者,每欲传达而究不克自专,此中关系实非浅鲜。故西人恒冀华人有志之士,自设一新闻纸以便记录,且得藉扩闻之益。”陈霭亭借西人之口,代表港人表达了华人自主办报的强烈愿望。7月14日,陈霭亭发表《创设香港华字日报说略》,提出华人报纸须以“华人为其主宰”,宜“讲求泰西之事”“知其政治之得失,悉其民情之向背”;创办华人主宰的中文日报,可以“佐中治而验外情”。随后,陈霭亭将《中外新闻七日报》改为《香港华字日报》。

从1873年2月1日起,陈霭亭担任中华印务总局总司理,可认为此时即开始进行《循环日报》筹备工作,至1874年2月4日《循环日报》创刊,3月13日起此职改由黄胜出任。此前新闻史学界觉得此事难以理解。实情可能是:《循环日报》筹备时期,需借重陈霭亭的报业经营管理经验,陈氏并无长期为《循环日报》工作的打算,毕竟与《华字日报》存在利益冲突,纯属短期客串。恰在此时,发生了日本侵台的大事,陈霭亭受沈葆桢、黎兆棠之命,前往福建、台湾协助办理交涉,也就顺理成章的离开《循环日报》。

陈霭亭并不满足于主持舆论,更重视实务。他长期以来主张对海外华侨实施领事保护,引起清廷重视。1878年,陈兰彬担任驻美公使,以陈霭亭为随员。陈兰彬向美国总统递交国书,由陈霭亭担任翻译。(陈兰彬《使美纪略》,《近代中国》第十七辑,第416页)1879年,陈霭亭出任驻古巴领事,1884年调古巴马丹萨领事,两年后升驻古巴总领事。驻古巴期间,陈霭亭以国际法为依据,据理力争,大大改善了古巴华工的待遇。

陈霭亭回国后,被李鸿章派往洋务企业重镇开平煤矿,出任会办,后应盛宣怀之招入轮船招商局。陈氏家族是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幕后功臣,陈霭亭兄弟陈栋灿、陈致祥、陈猷等在募股方面出力甚大,陈猷(陈辉廷)为招商局服务四十年,长年担任招商局商董、总董,后升至总办。(卢子骏《潮连乡志》)

王韬只是聘用的主笔

只有了解梁安、陈桂士、冯普熙的经济实力与公益慈善活动,才能明白,他们三人发起成立中华印务总局、创办《循环日报》,是以雄厚的资本、广泛的人脉资源、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为后盾,兴办一份站在华人立场、维护华人权益的中文报纸。

王韬原籍苏州,早年在上海协助传教士翻译《圣经》,因上书太平天国将领而遭到清廷通缉,流亡香港。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对他照顾有加,带他游历英国;回香港后,王韬主要是协助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教会给他支发薪水。从日记来看,王韬花钱缺乏节制,并无多少积蓄。可以肯定,他没有足够资本投资创办《循环日报》。另一方面,王韬不谙粤语,在港并无乡亲可作依托,在人际网络方面缺乏优势。

王韬

王韬

《循环日报》创办初期,反复刊登《中华印务总局告白》称:“本局倡设《循环日报》,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纸馆可比。是以特延才优学博者四五位主司厥事。凡时势之利弊、中外之机宜,皆得纵横无所拘制。”告白语意甚明,《循环日报》由中华印务总局创办,纯属华人资本,局内事务“皆我华人操权”;为营业兴旺,延请“才优学博者四五人”,这四五人当中,总司理陈霭亭、正主笔王韬包括在内。

王韬后来在自传中说:“癸酉,香海诸同人醵资设印局,创行日报,延老民总司厥事”。(王韬著、楚流等选注《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1页)“诸同人”应理解成梁安、陈桂士、冯普熙、黄胜等人,“延”字即聘请之意。故而,这段历史比较准确的说法是:梁安等香港华商集资成立中华印务总局,在总局下面创设《循环日报》,聘请王韬担任主笔。总局给王韬提供了理想的发展机会。

总局除办报外,还承接各类印刷业务,出版中文书籍。郑观应早年著作《易言》,就是由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出版。《中华印务总局告白》列出报纸在海内外各埠的代理人、代理处22人(处),绝大多数都是商号,只有两个是日本横滨的个人,另外“汕头、宁波、上海、镇江、九江、汉口、烟台、天津、日本长崎、神户等埠俱轮船招商局代理”。这纯粹是一个商人网络,很容易判断出是散布在各口岸的粤商,看不出王韬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的痕迹。招商局各分局为《循环日报》代理发行,应该是陈霭亭的功劳,他有几个兄弟都在招商局总局及分局工作。

旧时香港商界有一句老话:“想让一个人破产,就劝他去办报。”意思是办报纸最容易亏钱。办报不仅仅是文化事业,首先是风险很高的商业创业活动,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和高效的经营管理。《循环日报》是众多香港华商共同创设的平台,王韬的才能正是在这个平台上才得到充分发挥。只突出王韬一个人,对《循环日报》众多创办人并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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