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狂热主义和达尔文狂热主义——以《冰血暴》为例

英国医生和临床神经科学家雷蒙德·塔利斯（Raymond Tallis）发明了“神经狂热主义”（Neuromania）和“达尔文狂热主义”（Darwinitis）这两个术语，借用它们来理解当今人类对自身的误解。神经狂热主义认为，通过逐渐对中枢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运作机制的深入了解，我们就可以认识自我。达尔文狂热主义是对神经狂热主义的一种补充，它从我们生物机制悠远的过往出发，试图让我们相信，如果能重构人类与其他物种进行生存斗争所形成的适应性优势，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当今人类的日常行为，也许那还是唯一能合理解释的方式。神经中心主义是神经狂热主义和达尔文狂热主义的结合，认为只有在研究大脑的同时考察其演化史，我们才能理解作为精神性生物的人类。

关于达尔文狂热主义，精彩的电视剧《冰血暴》中有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例子。由比利·鲍伯·松顿（Billy Bob Thornton）出色演绎的变态杀手罗恩·马尔沃被一个警察认出，遭到了临时拘捕。然而，马尔沃在被拘捕之前早已想出绝妙的一招：在一个教会网站上展示自己是一名牧师。于是他很快获释，因为警方相信教会网站上的信息。当马尔沃走出警察局，前面提到的那位知道他真实身份的警察问他怎样调适自己的行为——明明是杀人犯却伪装成有良知的牧师。马尔沃以反问作答：人类为什么能区分出那么多种绿色？警察被问得一头雾水，后来他用这个问题问自己的未婚妻。未婚妻这样回答他：我们之所以能准确区分不同的绿色，是因为在狩猎采集时代，人类必须从灌木丛和茂密的森林中识别出天敌与猎物。自然选择让我们具备了分辨各种绿色的能力。这一回答似乎无懈可击。没有自然选择和我们的生物机体对色彩谱系有意识的识别能力，我们这种物种可能就不存在了。

然而，马尔沃并非单纯引用生物学事实。实际上他想表达的是，他是一个猎人，这无疑是想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指出，我们都是猎人和杀手的后代，因此他的谋杀行为代表人类的自然需求，是合情合理的。因此，他倡导一种原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主张也是一种哲学立场。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之间的每一种人际行为都可以用演化生物学中生物种类的生存策略来理解、解释和辩护。我们的所作所为受到行为模式的驱动，而这些行为模式最终都根植于我们的生物属性，而非来自与生物学无关的伦理反思。

《冰血暴》第一季剧照

尽管达尔文主义最初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某些基本理念实际上出现得更早。古希腊人就曾经探讨过它们，比如，柏拉图的主要著作《理想国》第一章中出现的古代哲学家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就将正义定义为“强者的利益” 。19世纪上半叶，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曾特意以一种原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模式描述人类行为。比如，他认为，浪漫的爱情以及许多其他社会行为和过程，本质上受人类的性欲驱动，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求偶行为。在叔本华的表述中，这种想法还伴随着明显的厌恶人类，尤其是厌恶女性的倾向。说得温和一点，叔本华不擅长与异性相处。

我们发现，类似这样的看法在今天的流行文化和科学中随处可见。尤其是，生物科学被用来解释人际关系中的人类行为，甚至所有人的日常行为的基本结构。我们确实希望生物学最终能揭示出人类只不过是一种动物，并且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天真到相信我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动物范畴。也许，在看到我们对待其他动物的不良行径之后（把它们关在动物园里供我们观赏；在炎炎夏日的晚上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吃着用动物的肉制作的烧烤美食），我们既希望人类属于动物范畴，又很庆幸人类偶然成了一种精神性生物。顺便说一句，人类很可能是唯一担心自己在动物王国中的地位的物种。据我所知，这也是我们是唯一能做出以下行为的物种的原因：用机器搅碎动物肢体，把它们的肉灌进它们的肠子里做成香肠，然后讨论如何用最佳方式将香肠烤成美食。就其复杂性而言，这一行为远远超出了我们在动物王国中发现的其他动物的残忍行为，它服务于人类所创造的肉食消费文化，这种文化使得我们食用的肉看起来不像是真正的肉，因为香肠是高度加工制品，当消费者享用它们时，其材料来源已变得模糊不清。

本文摘自《我非我脑：21世纪的精神哲学》。

《我非我脑：21世纪的精神哲学》，【德】马库斯·加布里尔/著 王培/译，重庆出版社，2022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