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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传承,赓续文脉:古籍人才培养是关键

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发展。

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发展。今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意见就总体要求、完善古籍工作体系、提升古籍工作质量、加快古籍资源转化利用、强化古籍工作保障五个方面提出了十八条细则。四十多年来,古籍工作取得了怎样的成绩,新时代该怎样进一步创新发展。澎湃新闻采访了数位在沪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请他们谈谈各自的想法。

李国章,1938年生于福建,1962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1979年进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1994年至2001年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兼党委书记。2000年被评为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曾兼任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等。2008年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曾主持出版大型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续修四库全书》(共收古籍5213种,1800册),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合编《二十五史新编》(15册)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李国章先生

李国章先生

澎湃新闻: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贯彻落实,这个文件距离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发表已经四十多年了,您觉得相对于81年的《指示》,这次的《意见》有哪些变化和新的意义?

李国章:这次这个《意见》和1981年的《指示》比起来,显然我们是有基础了,有进步了。内容也比较深入,比原来的更加具体化,更加有启发性,比如特别强调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上海古籍出版社原来贴在会议室的八字宗旨叫团结、敬业、开拓、奉献,开拓就是要创新,不是按老的路子走。

1981年的时候百废待兴,那个文件表现的是国家对古籍整理的重视,专门发了一个中共中央的文件,因此影响很大。在那之后40年,我们在文件的指引下,做了很多工作,所以现在是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的,因此,比较起来以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创新会上去,对很多新方面,像数字化等的指导就更具体了。

第二个我想说的是,现在不光中央重视,地方也重视,因此每年从上到下都有大量的支持、资助,项目很多,有古籍小组的,有新闻出版署的,有上海市的,现在印发了这个文件,对古籍类出版社肯定是更有利的。但是我们做过都知道,古籍整理真正要搞好并不容易,有了有利的条件大家应该更踏实总结经验,动脑子创新。

澎湃新闻:这次的文件里还特别强调了要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传统,您担任社长这么多年,能谈谈这方面的经验吗?

李国章:说到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创建者和老社长李俊民先生。李俊老是一位老革命家,也是一位资深的编辑出版家。1954年,李俊民先生在新文艺出版社设立古典文学编辑组,后来原来在上海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迁往北京,上海就没有古籍专业的出版部门了。1956年,在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组的基础上就成立了古典文学出版社,李俊民兼任社长。当时全国总共只有105家出版社,因此,古典文学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成立较早的出版社。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简称“中华上编”)。1978年,在“中华上编”的基础上重新建社、定名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由李俊民先生担任社长。

李俊老一直认为:出版社的职责在于出好书,而这个关键在于出人,也就是出版社编辑。原来在古典文学出版社一直到中华上编的,有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型编辑,包括钱伯城、何满子、金性尧、朱金城等等。到了上海古籍挂牌的时候,编辑青黄不接,人手很缺,李俊老就决定登报向全社会公开招聘,不管学历什么的,谁都可以来报名,那次有200多个人来报名,择优录取了11名编辑,其中7位后来陆续被评为了编审、副编审。当然,后来情况就好了,高校开始输送古籍整理专业的学生,1981年起,李俊老就开始注意从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大学本科生中选拔人才,像赵昌平这些后来的骨干就陆续都来古籍工作了。

1981年的中央指示以后,我们社因为有基础,发展也比较快,而这也是与李俊民社长在培养人才方面非常重视分不开的。

因此,古籍的编辑为什么我们一直坚持招聘必须要考试?笔试的目的是看你整个的业务水平,而面试的目的不但是在专业业务上更落实一些,更主要是看你的意愿,是不是真的热爱,愿意不愿意坐冷板凳。因为至少在当年做古籍收入是很低的,工作又比人家要累。你要很有敬业精神才行。当然后来形势发生变化了,人才不断流动、输出也很好。我们上海古籍确实是培养了一批人的,这是因为你经过古籍工作的训练,起码有一点,你工作要认真细致,不知道的,你要去查,不能信口开河,都要有根据的,那么这一点培养起来了,做什么工作都有好处。还有就是这个专业确实是有门槛的,你要专业很好、有基础,不然这个事情你就搞不了。做古籍的编辑,知识的积累比人家重要。第二个工作作风、治学问的学风态度也要好,这一点我们出版社从李俊老开始基本坚持到现在,为什么我们能够出那么多人才到别的出版社去。锻炼人、培养人就是一步一步来,你如果能够在这里坐冷板凳坐得住,你搞别的工作肯定也能搞得好。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您在任期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出版项目《续修四库全书》,是您主持了这一大型古籍整理出版工程,历时八年完成,当时为什么要上这么大的项目?

李国章:我刚刚主持工作的时候,古籍社的经济很困难,钱差不多都花完了。出版局当然支持我们发展,但是也没有钱,而且各个社都很困难,要去贷款也很难,所以只有靠自己。当时有人也提出是不是试试搞一点少儿的东西,搞教材也行,但我觉得要让古籍社以后能立于不败之地,能够发展,还是要坚持专业优势。而且我们有搞《四库全书》的经验,有自己的古籍印刷厂,有编辑力量,我觉得是完全可行的。

其实最早是1992年,经过反复的选题论证,我们有了做《续修四库全书》的构想。但是当时要实施,确实困难很大,一来这个项目选目和选好底本很重要,单靠出版社的编辑力量难以完成;第二,最困难的是资金问题,出版这种特大型丛书需要大量资金。1994年6月,我们获悉宋木文(新闻出版署原署长、时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在北京酝酿编纂出版《续修四库全书》的方案,编纂班子已基本落实,而深圳市南山区政府愿意投资这项出版工程。我们讨论后,我马上给宋木文打电话,表示愿意承担这个出版任务。7月在北京龙泉宾馆就召开了《续修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工作委员会和编纂委员会,由宋木文担任工作委员会主任,主编请版本学家顾廷龙担任,傅璇琮先生(时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中华书局总编辑)主持编委会日常工作,后与顾老一起担任全书主编。还聘请了饶宗颐、任继愈、程千帆、钱仲联等28位著名学者做学术顾问。会议还确定了全书的投资方案,由深圳市南山区政府投资三分之二,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担全书出版任务并投资三分之一。

《续修四库全书》的编委会中有不少版本目录学家,全国各主要图书馆也都参与和支持,为了选择最好、最早、最为完整的底本,必须对稿本、抄本、批校本与刊刻本进行对照比较,慎重抉择,还要对缺卷残页进行配补,工作量之大、工作难度之高确实是难以想象。在长达6年半的时间里,负责资料收集和底本借阅的水赉佑等编辑,奔波于国内各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藏家共115处,还联系了部分海外图书馆及私人藏书,查阅图书15000余种,最后用书单位82家(不包括国外及私人藏书)。同时,因配补而用的图书达1800种,补配约12000页。

由于征订数量不断增加,预收款当时就采取滚动式经营的方式,陆续投入编纂、发稿、印刷制作流程,大幅度减少了投资的压力。全书各项成本支付预计8000万元,实际支出超过1亿元,由于采取分批出版、边售边投的模式,实际投资1050万元,其中深圳市南山区政府出资700万元,上海古籍出版社出资350万元。全书出齐后即陆续收回投资款,成为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进行大型出版项目运作的成功案例。2002年3月,终于完成了全书出版任务,《续修四库全书》一共1800册,收书5213种。

澎湃新闻:最后我们回到这次的《意见》,它是全国性的一个原则性文件,那么上海具体要怎么做?上海的出版界要如何应对,才能够继续保持古籍整理高地的地位,想听听您的意见。

李国章:我的想法是这样,上海从过去到现在,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都是重镇,除了北京以外,就是我们了。不光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有好几个出版社都已经在古籍整理方面做得很有局面了。特别明显的,比如中西书局做的出土文献项目。所以,我的想法第一个是,上海不要自己跟自己抢跑道,做古籍整理稍微有点差异化,这样就能强化每一个对外的优势,比如中西书局做出土文献这块儿,上海书店做上海本地、包括近现代的一些文献资料,上海书画出版社坚持书画社的优势,出书画类古籍。这不光是为了避免恶性竞争、抢跑道,其实你心里要清楚,你有没有能力去做。那么怎么样去统筹呢?这就要说到我第二个想法,我是建议上海古籍整理小组尽快恢复。这个小组在王元化先生去世以后,需要有一个人牵头来做这个事儿。之前,我专门写过文章讲王元化先生对上海古籍整理小组的贡献,这个要尽快恢复,然后才能把上海搞古籍整理的力量整合起来,这一点真的很重要,然后才能更好地发挥我们的专业优势,分配资源,不能为了争取补贴,你每个都要去报,做古籍整理没有那么容易,有些你真的是做不了的。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小组,上海古籍出版界大家步调就能比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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