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的喜，日本学者的喜

去年，京都大学教授宮宅潔出版了《ある地方官吏の生涯―木簡が語る中国古代人の日常生活》（臨川書店，2021年；下文简称《生涯》）。今年，武汉大学教授鲁西奇出版了《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下文简称《喜》）。

两本书的主人公相同，都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际一个名叫“喜”的地方小吏。两本书的旨趣也有一致之处，这不难从它们的副标题上看出来。两本书都大量使用简牍材料，同时灵活运用传世典籍，研究秦和西汉初地方社会的日常生活。因此，这一前一后出版的同题材著作，不由得让人产生比较阅读的兴趣。

笔者在这方面纯属外行，所以下文所述只是一个普通读者的读后感。

在缕述读后感之前，谨介绍两书的结构如下：

《喜》由序、正文、注释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共三章，分别题作《斯人》《黔首》《为吏》。《斯人》概述喜的一生，讨论了他的相貌（特别是身高）、他生活的城市、他的家庭、他的死亡。《黔首》着重讨论喜的社会身份，并由此出发探察秦的社会结构。《为吏》通过喜的履历详细讨论地方官吏的职务。

《生涯》除了前言、后记外，正文凡九章，借主人公的一生讲述古代中国普通人的经历和他所处时代的状况，举凡户籍制度、家族制度、乡里制度、教育制度、地方行政制度、裁判制度、婚姻制度、军事制度都有所论列。

主人公概况

喜出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十二月甲午（十九日）鸡鸣之时，比秦王政（秦始皇）大三岁。两年后（秦昭王四十七年十一月），他有了一个弟弟，敢；又过了九年，秦昭王五十六年，他又添了一个弟弟，遬（速）。二十七岁时（秦王政十一年），喜生下了儿子获；七年后，秦王政十八年，他生下了另一个儿子，恢；又过了九年，秦始皇二十七年，他有了一个女儿，取名穿耳。喜的父亲死于秦王政十六年七月十一日，母亲死于四年之后，秦王政二十年七月一日。十年之后，秦始皇三十年，喜自己也死了，终年四十六岁。（《喜》，页5）

喜生于纪元前二六二年十二月，与秦王政（即秦始皇）恰好是同时代人。秦王政即位时，喜十七岁。当时是战国末年，秦的东边尚有六国，即燕、赵、齐、魏、韩、楚，且各自为战。而到了喜四十二岁时，秦始皇已吞并六国，建立了庞大的秦帝国。

（中略）喜的卒年不详，但一般认为他死于纪元前二一七年（秦始皇三十年）。如此，喜安眠于地下，自然无从得知七年后秦始皇驾崩（纪元前二一〇年），也不可能经历此后的战乱。（《生涯》，7-8頁）

喜は紀元前二六二年の十二月生まれだから、ちょうど秦王政、つまり秦の始皇帝と同時代を生きた人物である。秦王政が即位した年に、彼は数えの十七歳だった。時は戦国時代の最末期で、秦の東方にはなお六つの大国（「六国」）、すなわち燕?趙?斉?魏?韓?楚が健在で、互いに攻撃しあっていた。だが喜が四十二歳になった頃、始皇帝がこれら六国を滅ぼし、ここに巨大な秦帝国が出現する。

（中略）没年は定かでないが、前二一七年（始皇三〇）ごろに他界し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もしそうであるなら、喜は七年後に起こる始皇帝の死（前二一〇）も知らなければ、さらにはそれに続く戦乱を経験することもなく、地下で安らかな眠りについたことになる。

从这两段对主人公的简介中，大约可以察觉两书在叙述上的差异。《喜》干净利落，《生涯》则细腻周到。如上述引文所示，两者都提及喜的卒年，但《喜》的正文径直说主人公死于秦始皇三十年，《生涯》则说没有材料直接表明喜的卒年，但学者一般推测他死于秦始皇三十年。《生涯》还指出，根据头骨的医学鉴定，可以推测死亡年龄在40到45岁之间。（201頁）也就是说，这与多数学者的推断大体相符。

那么，是不是可以就此说《生涯》比《喜》更严谨呢？如果读了《喜》的注释，就可以知道作者将很多推测都放在尾注了。比如《喜》也提到通过人骨鉴定推测喜的寿命（页288-289注9）。所以，读《喜》绝不能错过注释部分。由此通观两书，可以说两位学者的讨论都很精细，都充分考虑了历史的可能性，只不过在呈现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已。

毋庸讳言，有个别细节《喜》没有涉及。在谈论喜的儿女时，《喜》也注意到，主人公可能有妾（页52），“喜在其一生中娶过不止一位妻子也是可能的”（页54）。不过《喜》似乎没有提及“穿耳”母亲的生育年龄，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却很有价值的问题。《生涯》则说：

秦始皇二十七年，喜四十三岁，第三个孩子穿耳出生。穿耳有可能是喜的孙子，不过考虑到喜的长子获该年才十七岁，生儿似乎早了一点。那么，将穿耳当作喜的儿女更合理一些。不过，假定获出生时，其母二十岁，到了秦始皇二十七年，她已三十七岁了。因此，如果穿耳是喜的孩子，有可能喜的第二任妻子所生。（125頁）

そして始皇二七年、四十三歳になる年に三人目の子「穿耳」が生まれている。喜の初孫、という可能性もあるが、この年に長子の「獲」はまだ数えの十七歳なので、すこし早い。喜の子供とみていいだろう。ただし「獲」の母が二十歳で彼を生んだのなら、始皇二七年の時点ですでに三十七歳になっている。従って、「穿耳」が喜の子供であるのなら、喜は第二夫人を迎えていた可能性がある。

另外，在此必须提及的是，两书对喜的生日的推算存有差异。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十二月甲午，《喜》推算为12月19日，而《生涯》根据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推算为12月14日。我查了《颛顼日历表》（朱桂昌著，中华书局，2012年），秦昭王四十五年十二月甲午为公元前262年12月14日。不过，凌文超《秦代傅籍标准新考——兼论自占年与年龄计算》（《文史》2019年第3辑）认为，秦昭襄王四十五年十二月，实际上是公元前263年12月，比通行诸说提前了一年。倘此论可靠，则喜的生日也将随之改变。

秦人vs楚人

初读两书，恐怕都会留意两位作者对喜的身份的不同认识。

《生涯》介绍了中国学者关于墓主是秦人还是楚人的争论，而后保持中立，未下最终判断，只说喜是“比较富裕人家的长子”（16頁）。

而《喜》的态度截然不同。从该书副标题即可看出，作者认为喜是秦人。那么，《喜》凭什么认定喜是秦人呢？对此，书中有这么一段小结：

他（指喜——引注）自己及其家人的名字是秦式的，用秦的篆文书写；他研究和使用的《日书》虽然杂用楚、秦《日书》，但当以秦地《日书》为主。最后，他被葬在秦式的墓葬里。所以，喜终其人生，都是秦人，是秦的“民”（“黔首”）与“吏”。（页130）

也就是说，主要是根据秦人只称名的习惯、秦的篆文书写、使用秦地《日书》、采取秦式墓葬。这些当然都有出土文物为证。不过，《喜》并未就此打住，紧接着这样写道：

一个人的“身份”是由“外部世界”、从“外部”给予的，或者说是“强加的”，其自身是否“认同”、怎样“认同”这种“身份”，对他已被给予的“身份”，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页131）

然后，又从族属、地属、隶属、文属（文化属性）等方面讨论“身份”问题。可以说喜的身份是《喜》着重讨论的问题之一。这也回应了序言中的一句话：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喜是愿意做秦王政、秦始皇的“黔首”呢，还是更愿意做齐景公时代齐的“国人”？（页4）

这其实是自问自答：“当然，这不是喜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也许，它也是或应当是很多人的问题。”至此，喜是秦人还是楚人的身份问题，似乎从历史学问题转变成了人类学问题和哲学问题。

然而，就历史学意义而言，喜究竟是秦人还是楚人，还是值得追问的。

其他区别

在讨论男女结婚年龄时，《生涯》先检讨了《周礼》“男三十岁、女二十岁”这一理想的适婚期，接着引用《汉书》《论衡》等相关记载，认为汉代男性初婚年龄在14-20岁，女性则在13-16岁（127頁）。而《喜》在讨论男性结婚年龄时，以刘邦、陈平、张耳、英布等人为例，意在说明“秦汉时期，普通平民男子的结婚时间似乎并不早”（页52），但没有给出婚龄区间数；在讨论女性的生育年龄时主要运用了汉代的简牍材料，其结论为“秦西汉时期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一岁半左右”（页60）。由于秦的材料较少，便运用汉初的简牍文献讨论问题，这是两书相同的手法。

在讨论“傅籍”时，《生涯》基本上赞同中国学界的一般看法，即喜十七岁时因身高超出普通标准而傅籍（53頁）。《喜》则对传统的见解提出异议：“颜师古将‘傅’解释为‘著’，后人进而将‘傅籍’解释为‘著籍’，可能并不妥洽。”（页109）《喜》将“傅”与爵级联系起来（这种观点此前即有），认为秦时“傅”大约没有统一的年龄，因父亲爵级不同，其子傅的年龄也不同（页112）。并强调“傅”的意义在于成为“民”，即“黔首”。接着《喜》花了大量篇幅讨论“吏卒”、“黔首”、“徒隶”、“奴婢”等社会身份，进而估量秦的社会结构。

实际上，如前文提及的凌文超的论文所示，学界对于“傅”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所以《喜》关于“傅”的讨论，能否成立，有待学界的进一步检讨。

《喜》的作者曾长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所以书中对地理空间多有讨论（如《斯人》的“安陆城”、“一宇二内”，以及《为官》脚注98-101），而这是《生涯》相对欠缺的。同样的，《生涯》的作者专攻中国古代制度史，著有《中国古代刑制史研究》，所以该书打上了鲜明的制度史烙印，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大概因为《生涯》的着力点是生活史，“信仰”在书中多次出现。《喜》似乎更偏向地方政治史，基本上没提及“信仰”，尽管书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其实，《喜》的作者对民间信仰也作过深入的研究，可能是本书的写作取向导致他没有把重点放在这方面。

在写作体例上，两书也有不同。《生涯》没有注释，但附有参考文献；《喜》的注释长达六十页，《斯人》有242条注，《黔首》有170条注，《为吏》有115条注，可以说作者相当大一部分精力耗费于此，必然是专家注目之所在。

不同的历史观

俗话说，于细微处见精神。本文权且以一个看似微末的细节结束这场比较阅读。对于墓葬的发掘，《生涯》认为：

可以说，墓葬就是死者在地下世界的“家”。因此有各种随葬品，以便墓主舒适地生活。喜的墓也不例外，他的棺材里放有许多随葬品。喜在墓中有时可能会想起年轻时的事情，从而再度学习文字和法律，累了就玩六博棋消遣，并参照日书占卜第二天的运势。他的地下生活，大概很愉快罢。直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土木工人无意中毁坏了他在地下的“家”。（228-229頁）

墓葬とはいわば、地下世界における死者の「家」である。だからなるべく快適に過ごせるよう、さまざまな副葬品が死者とともに埋葬された。喜の墓も同様で、多くの副葬品が亡骸とともに棺に治まられていた。この墓のなかで喜は、時には若い時分のことを思い出し、改めて文字や法律の勉強を初めてみたり、それに疲れたら六博棋を取り出して、ゲームで一息つくとか、日書で明日の運勢を占ってみたりして、地下での生活を楽しんでいたのだろ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土木工事の作業員がうかつにも、彼の地下の「家」をつき壊してしまうまでは。

与之相较，《喜》这样写道：

喜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的人之一：他的墓历经两千多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并且得到了尽可能科学的发掘，墓葬资料也得到整理与相当充分的研究。喜向后人或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我们也因此得以“复原”或想象他的形貌、家庭、情感，以及死亡，并讲述他的故事。（页6）

大而言之，这显著的差异象征着两位作者不同的历史观（无好坏、优劣之分），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影响了他们的取材和叙事。

走笔至此，大约可以说，中日学者同场竞技而俱有收获。多年之后，也许会成为学界流传的一段学林掌故罢。

附记

这篇读后感写于7月初，《喜》尚未上架之时，因自觉很不成熟，故一直未投稿。今天，读到“司马少”发表在个人公众号上的评论——《鲁西奇的〈喜〉，一本硬伤累累的烂书》。我跟鲁西奇老师颇有过从，但并未就此避讳，照样在朋友圈转发了这篇批评，同时附了一段感言：

一本书出来应该有各种批评（说好话也叫“批评”）。这篇评论主要谈《喜》的硬伤，是必要的也是有价值的。不过就此断定“一本烂书”就有点过甚其辞——我更愿意理解为一种“标题修辞”，这样容易引人注目。不过，我相信好的读者（特别是专业学者）仍然需要读这本书，并反复考量其得失。

坦率地说，我并不完全赞同《喜》所蕴含的历史观——然而，对我来说，这大约正是《喜》的价值和魅力所在。有的东西并不需要读者和作者观点一致才有价值，相反，差异之处更有待于揣摩和把玩。只是有的读者恐怕未能深切体会《喜》的内涵，当然作者也要为此承担部分责任——行文过于隐晦，而没有和盘托出。但如果仔细读《鲁西奇、罗新谈秦吏“喜”与他的世界》（《上海书评》2022年7月24日），大致不难捕捉作者的心思（惭愧的是，限于学力，上文也只是略略提及，未能深入讨论）。如果有机会跟宮宅教授的著作对照阅读，这种感觉可能会愈发强烈。

对于一本书的评价（其实也不局限于书），我时常想起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言里的一段话，“批评该有分寸，不要失掉了适当的比例感。假如宋诗不好，就不用选它，但是选了宋诗并不等于有义务或者权利来把它说成顶好、顶顶好、无双第一，模仿旧社会里商店登广告的方法，害得文学批评里数得清的几个赞美字眼儿加班兼职、力竭声嘶的赶任务。”同样的，如果一本书有硬伤，是不是就定为“烂书”，或许还需要综合考量，谨慎判断。

这两天恰好在读村上春树的《作为一名职业小说家》（職業としての小説家）。他在开篇写道：有时候为了一句话而绞尽脑汁，然而成书之后也未必有读者对此击节叹赏。——有时候，我挺替认真的作家、学者难过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不犯错，也不意味着那些书都完美无缺。我只是希望自己是一个不错的读者，尽量不辜负作者的一番心血。就《喜》而言，在很多方面我显然不具备与作者“对话”的能力，比如我完全没有摸过简牍，也缺乏相关训练，但有的地方又分明感觉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而那正是我珍视并期望付诸努力的。

另外，我也很欣赏那句话——“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最后，征得鲁老师的同意，谨将他的留言附录于此：

谢谢佳荣。谢谢大家。我认真读过了。书印出来，就是公共知识，读者怎样评论，都是好的。人家认真读了，挑了毛病，费神写出来，不容易。我确实错了的地方，就承认，有机会改正并感谢。不错，或者可以两存的地方，也不用辩。谢谢关心。

2022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