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 登录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
读书网-DuShu.com
当前位置: 首页新闻资讯书摘

统计学的方法在文学研究中使用要有限度

《王水照访谈录》一书是王水照先生与其弟子侯体健斟酌多年推出的访谈录,全书由12篇深度访谈组成

【编者按】

《王水照访谈录》一书是王水照先生与其弟子侯体健斟酌多年推出的访谈录,全书由12篇深度访谈组成,王先生从亲身见闻出发,追忆社科院前辈钱锺书、何其芳的学术人生与治学门径,畅谈宋代文学研究前沿论题、文章学的理论开拓与文献集成、词学研究与旧体诗词创作等等。本文即节选自该书《宋代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一章。

侯体健:我也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比如关于“文学社会学”、“文学传播学”、“文学心理学”的著作也不少,许多学者命之为“文学某某学”多数时候只是代表研究文学的一种方法、视野与角度,并不是要成立一个新学科。“文学地理学”这个词用得也比较广泛了,许多时候我们都只是把它看作一种方法与角度,没有人会怀疑文学与地理的密切关系,但若要将它提高到一个“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新学科的高度,至少目前来看还不成熟。这次赣州年会上,除了文学与地域,您对数据统计在文学中的运用,特别是在文学与传播课题中的应用也表示了不同看法。

王水照:我在赣州年会上对文学与传播、文学与地域研究中存在的现象,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在年会上也引起了一些讨论。最开始我还是有一些顾虑的,因为批评的对象都是很好的朋友,也都是晚辈了,一个是王兆鹏,一个是曾大兴,他们的学问都很好,在这两个领域都非常有建树,但是我考虑到这是一个学术问题,不是针对个人的,更不带有任何私心,所以到了临开会的最后几天才决定把这篇文章提交讨论。会议期间,王兆鹏送给我他写的《宋代文学传播探原》一书,这本书的前言是他和肖鹏的对话,内容很不错,谈到了文学传播这个课题的许多重要问题,可见王兆鹏对于文学与传播之间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我的论文主要是对《宋词排行榜》一书在统计学方法的使用上提出问题。会议期间我和兆鹏也交流了意见,我们基本看法一致,就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统计学是可以引入文学研究的,但这种方法的缺陷也很明显,需要不断完善。我曾经和日本学者保苅佳昭编译过《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该书前言我总结日本词学界研究方法,第一条就是统计法,从定量分析入手进而定性分析,我认为“这种方法有时不免发生肢解统一形象、破坏艺术感受的偏颇,但应承认,在文学研究的一定范围内仍是相当有效的”。比如题材研究,根据《全宋词》去统计某种题材是词人热衷的,某个时段有某些题材涌现的现象等等,统计出来的数据当然是有说服力的。

侯体健:“排行榜” 三个字本身就带有娱乐性质,这和王兆鹏先生所强调的学术性恰好形成冲突。其实王老师是在认真做这件事的, 不过因为“排行榜”三个字而引起了许多争议。网上曾经出现过所谓的“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红楼梦》竟然位居榜首,真实反映出传统文化精神在商业大潮中的失落,同时也说明“排行榜”确实是能迎合市场的一块招牌,出版社名之《唐诗排行榜》、《宋词排行榜》有抓眼球的目的。我也拜读了王兆鹏先生发表在《社会科学》上的文章《谈文学排行榜的评价指标与权重设置》,提到了典范性、美誉度、传阅度、名篇贡献率等指标,特别是要新增“名篇贡献率”,以让数据统计变得更为科学。但这个概念我感觉有点绕,怎么确定是名篇?这个标准很难说。比如吴文英的词,在词坛影响那么大,他究竟有没有名篇呢?如果名篇需要接受度来确定,恐怕吴文英就没有多少名篇,大众之中知道吴文英的人恐怕还没有知道朱淑真的多吧。

王水照:我个人还有一个看法,就是统计学的方法在文学研究中使用要有限度。文学是人文学科,而统计的基础在于数据,这种方法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个领域的作用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相对客观,统计的数据能说明问题,比如流行病学,你统计出来某个时间段什么病最流行,致死人数最多,这些需要大量统计,而且统计结果对研究非常重要;社会科学中,统计学的方法已经有局限了,比如颇为大家诟病的“大学排行榜”,排名在前的是不是就一定比后面的好?这里面还有许多问题。而在人文学科里,统计学方法就更需要斟酌考虑了。比如讲文学家的影响,苏轼受陶渊明影响,我们能统计的常常是显性的,“和陶诗”多少首这很明显,诗句化用、意境化用多少次也是能琢磨到的;但陶渊明的创作精神、思想态度、哲学观点怎么影响苏轼,这就只能是排比文献,逻辑推断,而无法统计,只能定性研究,不能定量研究,所以统计学的研究是有限度的。有学者认为统计学的方法研究文学,“指标的设置越多,越趋向科学合理”,这个观点当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指标设置还要看指标本身的科学度,如果指标设置不科学,那么越多其实是越不合理。比如同样是宋词选本,专家选本和普及选本性质完全不同,代表的影响力也不同,但从数据统计来说都是同样一票;再如因为时代背景关系,宋词作品的影响也不同,抗日战争时期,恐怕没有哪一首词的影响力比得上题名岳飞的《满江红》。

而且我非常担心的是,花了大量的力气去统计数据,究竟有多少学术价值,有限的学术资源是否会因大量的数据统计工作造成浪费?这个资源既包括一般的学术资料,更包括人工、智力资源。文学地理研究里面也有类似问题,比如籍贯研究,一个作家的籍贯当然很重要,唐圭璋先生的《宋代词人占籍考》就是很好的文章,我们从中能看出词人大致分布在南方,词是“南方文学”,对我们认识词的传播甚至词的美学特质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是籍贯的统计也就止步于此了,如果再要花大力气去研究籍贯与文学的关系,就没有太多学术价值了。比如我常说欧阳修的例子,他籍贯是江西庐陵,生在四川绵阳,他有一定的庐陵情结,但是一定说庐陵带给他文学很大影响,身上有江西文学的特点,那就没法说了,因为他一生只去过一次。又比如我是浙江馀姚人,在馀姚念书成长,馀姚属于浙东,有很强的学术传统,但是我的学术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这三个单位的学脉,谁如果说我的学术受浙东学术的影响,那肯定是胡说的。所以,我十分希望学界把有限的资源用到刀刃上,不要做一些价值不大(当然不是完全没价值)的工作。

侯体健:先生谈的这些问题,我也深有同感。比如一篇谈家族文学的文章,列出了非常详尽的家族、姻族网络,七大姑八大姨都列上去了,我和朋友开玩笑说,被研究者本人生前可能都不清楚这么些复杂的亲戚关系,而这些关系对于说明文学问题毫无价值。当然,或许有史料价值。就是感觉好像大家在使用某种方法,或利用某些资料时,迷失在方法和资料本身之中,甚至可以说是沉醉其中,而忘记了初心。您曾经总结说这是“理论的晕眩,数据的狂欢”, 精准而到位。

王水照: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考虑,如果这样的数据统计一直在做,形成一定的数据库,可供我们使用,谁的眼光独到,或许也能从中发现一些重要的现象。比如我们复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哈佛东亚系联合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以及包弼德他们开发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等,在研究宋代士人的交游网络上就很有用,从中可以发现许多课题。另外我也看到一本《宋代江西文学家考录》,因为我们已经有《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的电子资料检索库了,这本书相当于把宋代江西籍作家小传汇编在一起而略作增补,价值有限,但如果有人做宋代江西地域文学研究能从中获得一些新数据,倒也不失其资料意义了。

《王水照访谈录》,王水照口述,侯体健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7月。

热门文章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