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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洲墨妙亭及其镇亭之宝《先朝宝翰》的流转

通常所知,我国历史上有两家(座)墨妙亭,其一在浙江湖州,始建于北宋熙宁五年(1072),为黄庭坚岳丈孙觉(字莘老,1028-1090)所建。

通常所知,我国历史上有两家(座)墨妙亭,其一在浙江湖州,始建于北宋熙宁五年(1072),为黄庭坚岳丈孙觉(字莘老,1028-1090)所建。好古博雅的孙觉上任湖州知州后,多方搜集先贤汉唐碑刻等遗存,并建造亭阁加以收藏保护,这就是最早的湖州墨妙亭。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曾为此作《墨妙亭记》,并赋诗《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墨妙亭记》已成千古传诵的名篇。

其二在江苏太仓,为元代太仓名士兼书法家顾信(字善夫,1279-1353)所建。顾信为南北朝时期大学者顾野王(519-581)的后裔,曾任昆山州州务副使、浙江军器局提举等职,与大书法家赵孟頫交好,并从其学书,两人亦师亦友。据传顾信辞官归故里时,赵孟頫特为其书《归去来辞》和《送李愿归盘谷序》相赠。顾信奉为至宝,归乡后即勒石以志,并建墨妙亭珍藏之。当然亭中还藏有其他诸多法书墨宝。

以上两家墨妙亭后均遭损毁,遗迹无存,今存者乃为后世重建,尤其是太仓墨妙亭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所新建。

其实还有一家墨妙亭往往被忽视,即清代江苏长洲(今苏州)大收藏家顾沅(1799-1851)所建之墨妙亭。顾沅字澧兰,号湘舟,又称沧浪渔父,自幼聪颖好学,但不以仕途为志业,官至教谕,叙布政使。生平喜读书和收藏,其自家园林“辟疆小筑”中建有藏书丰富的“艺海楼”,另有“吉金乐石之斋”、“赐砚堂”、“古泉精舍”、“秘香阁”等,所藏古籍善本、金石书画等闻名江南。后又入手众多名贤画像和明清名家墨迹,特筑“墨妙亭”以藏之。顾沅死后,因太平天国战乱,顾氏家境日落,宏富的藏品也散出殆尽,藏书多为丁日昌所得,金石书画则四处散佚,园内各种楼阁名存实亡,最后甚至连遗迹也荡然无存。因此,顾氏墨妙亭今已鲜为人知。

多少有些令人意外的是,顾沅逝去数十年后,其墨妙亭中的遗物竟飘洋过海,到了日本。这件遗物即数十家墨迹荟萃《先朝宝翰》(又称《名人墨妙》),堪称顾氏墨妙亭中的镇亭之宝。从结论上讲,这一墨宝是由避难京都的罗振玉携出国门并转让出去的,现藏京都国立博物馆。

林则徐为顾沅所藏《先朝宝翰》题字


辛亥革命爆发后,于学部任职的罗振玉预感命运未卜,思量避难之际,巧遇大谷光瑞委派驻京本愿寺僧前来劝说其避难日本,加上京都大学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等友人也都来函力劝,遂决定去国东渡。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在此之前,应内藤湖南等人恳请,罗振玉曾出借300件自藏书画运往京都展出,如果借此机会就地售出,即可解决东渡日本的经费问题。1911年11月底,罗振玉携王国维及女婿刘大绅三家人,由天津乘船至神户,然后入京都暂居,由此开启了罗氏长达8年之久的异国寄寓时代。同时也成就了罗氏在甲骨文字、汉晋木简、敦煌文卷等领域的卓越业绩,尤其是领先于世界的以甲骨考古为主的“罗王之学”。

因在京都购地造房和生活、出版所需,形同寓公的罗振玉不得不出手大量自身藏品,尤其是书画碑帖等文物,《先朝宝翰》即其抵京都后不久出手的书迹墨宝之一。

这件墨宝为广岛富豪久野元吉所得。久野元吉(1875-?)号锦浦,又别署“黄裳簃”,出生于广岛县三原町一士族家庭。在罗振玉、王国维寄寓京都期间,久野元吉曾任西备银行总经理,为当地工商界著名人士。

《先朝宝翰》为明代及清初近五十家名人书牍墨迹之集成,其中包括明太祖、宣宗皇帝,以及宋濂、宋克、詹希元、张三丰、沈粲、沈度、杨士奇、周鼎、杨荣、杨溥、李东阳、文徵明、祝允明、沈周、吴宽、方鹏、顾炎武、吴伟业、黄宗羲、黄宗炎、冐襄、宫伟镠、傅山、龚贤、王原祁、王时敏、王翚、王鉴、吴历、恽寿平、毛奇龄、姜实节、周亮工等书画家或官宦文人,因祝允明、王时敏、毛奇龄等人墨迹为两件或两件以上,故墨宝总计56件,原装为一帖,后改装成三卷。卷首有林则徐“名人墨妙”、何绍基“墨妙亭图”之题字,并配有黄均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所绘《墨妙亭图》,生动再现了当时顾沅府邸墨妙亭这一真实景观。

黄均画《墨妙亭图》、何绍基题《墨妙亭图》


卷末有李兆洛跋文,以及李佐贤、齐学裘、徐渭仁、冯桂芬等人的同观记,最后为罗振玉题跋。罗氏跋称,此墨宝本为苏州收藏家顾湘舟艺海楼之旧物,因其先后收集到明代名人肖像和书迹数百件,故特地于府邸建“墨妙亭”储藏之。后顾氏收藏的书籍、字画等不幸罹灾散失,惟书迹偶存人间,部分流入吴云之手。吴氏死后,罗振玉从其遗族手中购得诸多书画,《先朝宝翰》即其中之一。此卷后随罗氏一同渡海至日本,不久即落入久野元吉之手。由此可知这一墨宝流入日本的轨迹。

久野元吉得手后亦仿效顾沅,将墨宝收藏处命名为“墨妙亭”,并请王国维作《墨妙亭记》以记之(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三。另外,该《墨妙亭记》手稿曾出现在西泠印社2018年秋季拍卖会)。同时,罗振玉也特地为久野元吉刻制“黄裳簃”印(边款“锦浦先生是正,叔言仿汉”)相赠。

王国维书《墨妙亭记》手稿(西泠印社2018年秋季拍卖会图录)


《先朝宝翰》所收墨迹中,继明太祖和宣宗皇帝之后,排在第一的是宋濂楷书《送钱君允一还天台诗并序》,字体端庄沉稳,笔法精妙。接着是宋克书录李白诗《行路难》(前两首),最后以“克”字落款,钤“宋仲温”和“宋克私印”两方白文印,通篇字体端正优雅,凸现明初正统派书风。除宋克之外,还有“三宋二沈”(宋克、宋遂、宋广、沈度、沈粲)中的“二沈”书迹,尤其是沈粲书录《梁武帝草书状》长卷(计30行),章草体书法十分精妙。

《先朝宝翰》内沈粲书、《先朝宝翰》内宋克书


元末明初道士张三丰是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有关其生卒、事迹等亦是众说纷纭,难定真伪。其传世墨迹极为罕见,《先朝宝翰》中收录其行书墨迹:“囊中九转丹成,掌内千年桃熟。蓬莱昨夜醉如泥,白云横向山中宿。”款识为“三丰遯老醉笔也”。就字迹而言,笔法酣畅淋漓,潇洒劲逸。

《先朝宝翰》内张三丰书


杨士奇、杨荣、杨溥为有明一代功勋卓著的重臣,号称明代“三杨”,又因居地所处,分别被冠以“西杨”(江西)、“东杨”(福建)和“南杨”(湖北)之称。三人墨迹聚为一体实属难得,而《先朝宝翰》就收录了三人手迹,分别是杨士奇《与静学斋手札》、杨溥《五古诗》和杨荣《送张宗海归乡并引》。藉此可以窥知杨荣等人行楷俱法赵孟頫之复古书风。

《先朝宝翰》内杨荣书


作为明代重臣之一的李东阳在文坛、书坛也都颇具影响。《先朝宝翰》收录的是其楷书《联句四首》。从题识可知,为其与朱中孚、杨应宁等几位友人酬应之作。书迹笔力遒劲,风格清润潇洒。

沈周是吴门画派的开创者,也是元明以来文人画领域承前启后的书画大家。《先朝宝翰》收录其《赠姚丞》书札,即七言律诗二首,其一是与姚丞《读遗诏》诗的唱和之作,其二是为知己周鼎(号桐村)所作的挽诗:“周桐村发引,病弗能祖,遥挽一首:药物兼旬兀病身,挽輀独后北邙尘。江湖隔眼灯前泪,生死通心梦里人。古谊高怀留健羡,遒文细字忆精神。他时容展孤坟拜,风雨桐村宿草春。”书札最后题“老友沈周再拜”。从书札墨迹来看,沈周行书明显吸收了黄庭坚等宋代名家书法特长,而又不失独自风格,笔力遒劲,自然秀逸。该书札虽未署日期,但从周鼎(1401-1487)生卒年可知,当在1487年,沈周满60岁时,当时正在病中,以不能前去参加好友周鼎葬礼而痛心不已。《先朝宝翰》中也有一件周鼎书迹,名为《赠秀水令尹文旆诗》,行书潇洒飘逸。

《先朝宝翰》内沈周书


除沈周之外,《先朝宝翰》还收录了其学生辈文徵明、祝允明等人的手札墨迹。文徵明书迹是赠元洲礼部《南楼诗》,为其擅长的行书体七言律诗。祝允明则是《与梅南书》和《与禹平书》两通书札。另外,收录的吴宽及其侄吴奕的手札对了解和研究“吴门书派”书风及其传承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先朝宝翰》中收录的不独是书画家墨迹,且有一些著名学者的手书,其中,作为一代宗师的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学者即其代表。他们的手书墨迹其价值不仅仅限于书学和书法,而且还在于学术思想。黄宗羲书迹是《赠簮雷诗》,行书体五言绝句。诗曰:“吾处万山中,瀑布挂窗户。布算青松间,铿然尝夜午。娱耳有天乐,侍侧唯雕虎。不嫌景过清,所得岂训诂。读书五十年,横身牛角苦。山居读书乐,此言不敢吐。乃知才分殊,相去宁百武。赠簮雷道兄。”落款为“姚江八十翁黄宗羲”,钤“黄宗羲印”(白文)。可知为其年八十之作,其晚年山居读书之情景和心境跃然纸上。《先朝宝翰》中,还有其弟黄宗炎手札墨迹,为书于“丁巳仲秋”(康熙十六年,1677)的《赠子启诗》。

《先朝宝翰》内黄宗羲书


《先朝宝翰》中,顾炎武书迹题名为《亭林先生致稼堂札》,同时还收录了顾炎武继嗣祖父顾绍芾两通书札。顾炎武成为一代大学者和思想家,与顾绍芾的悉心培养和引导分不开,其祖孙二人墨迹聚为一体,使人能够一同观赏,亦可谓快事。

傅山传世墨迹多为草书或行草书,少有行楷。而《先朝宝翰》收录的正是其行书五言排律,曰:“夕炤明山馆,冰心抱水湄。花神夭措弄,腐货肯成褫。睡觉千愁扰,皈依一念痴。团瓢尼也得,托钵佛当知。抚此韶华日,还非破衲时。画眉教姊妹,临镜暗参差。地步留微别,风流不久离。字曾零碎识,书许断连窥。好运三年盼,情人旦暮期。了心无后悔,把滑为渠私。蛱蜨俱飞过,鸳鸯独立池。今宵同被锦,明日誓披缁。”最后款识为“吾玉说孤庵行迳,代有此艳体”。钤“傅山之印”(白文)。吾玉,即山西省宁乡名士王珸,吾玉为其字,入清后隐居柏窊山,精通医理道术,傅山曾多次前去造访,并与其交游或诗文唱和。傅山诗文集《霜红龛集》中,有《乙卯中秋同王珸、王璟、胡庭、儿眉、孙连苏游宁乡柏窊》《连日与离石王吾玉汎论无题八首书示连苏》《吾玉说孤庵行径代有此艳体》《赠西席宁乡王吾玉红友孤庵听吾玉说若人再排斯怨二十六韵》等诗。《先朝宝翰》中的这一墨迹正是其中《吾玉说孤庵行径代有此艳体》排律,只是个别文字稍有差异。“吾玉说孤庵行迳”中的孤庵,则是王吾玉“红友”,名为阎雪梅的名妓。傅山排律自注云:“孤庵,临县名妓,阎雪梅字也。初欲披剃为尼,不克,后力蕲从良,事珸不三年,珸殁,自经以殉。尝见先生手帖一纸云,近闻孤庵死事,雅为太息者累日,侨人五言长律二首,尚恨知此人不尽。又叹以彼聪慧志趣,生得其地,视古名媛烈女奚异?”由此可知,这一排律是傅山代友人王珸为殉节的孤庵而作。从字迹来看,字体参差,不拘一格,正体现了其自然率真的性格。

《先朝宝翰》内傅山书


另外,明末清初影响较大的诗人吴伟业、宫伟镠,以及有“明末四公子”之称的异色文人书画家冐襄、诗书画皆精的周亮工等人的书札也均有收录。

有“四王吴恽”之称的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六位清初画家,又称“清六家”,他们承继了“元四家”和明代董其昌以来的文人画风,被看作是清代正统画派,在绘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其影响深远。《先朝宝翰》收录了六人的书札墨迹,其中王时敏书札三通,其他人各一通,由此可大体领略六大画家的书法风格。除“四王吴恽”之外,还有龚贤、姜实节、宋曹等书画家的书札。

顾沅入手的《先朝宝翰》上有丰坊、项元汴、朱之赤、陆时化、缪曰藻等名家收藏印,顾氏入手后又钤有“艺海楼收藏经籍书画金石记”(朱文)、“艺海楼所藏印”(朱文)、“顾沅所藏”(白文)、“顾沅私印”(白文)、“长洲顾沅湘舟审定”(朱文)、“湘舟心赏”(朱文)、“湘舟所藏”(朱文)、“湘舟”(朱文)等鉴藏印,转归吴云后,又有吴云“归安吴氏二百兰亭斋鉴藏图书”(朱文)等收藏印,可谓传承有序的名迹。

《先朝宝翰》无论是在收藏还是在学术层面,都有很高的价值,尤其是对书法演变、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李兆洛在跋文中也曾提及,“湘舟顾君集有明一代之书牍墨迹合为册,通三百年,凡五百辈,上自帝王卿相,下逮幽人逸士,声名赫奕者,藉以想见丰采;传流寥落者,藉以表见姓名。不务鉴赏之能,但加甄录;不加甲乙之品,自得风流。岂惟朽骨尽蒙荣造,亦使僦目皆得发矇。一朝风气之所趋,与其随时变转之迹,征而求之,风会大概可见焉。夫《法书要录》《金薤琳琅》《书画舫》之类,收储非不富也,而徒辨字画之工拙,计传流之远近,则犹是骨董伎俩耳。何如此搜葺一代,得其通变之理,以为翰苑上下古今之助哉?”

不过,后来久野元吉又介博文堂将此墨宝转售给上野理一(1848-1919),时间约在1916年初。内藤湖南同年1月19日致上野氏书简提到,“据博文堂言,君欲购墨妙亭旧藏明清名人书册。该帖为小生所见同类品中最精良者。其书法之妙,及作为历史参考品之价值,均远在犬养氏旧藏明贤尺牍之上。特别是明太祖、宣宗名臣三杨之墨迹、宋景濂小楷书(是殊妙绝)、三丰道人书、顾炎武、黄宗羲二大学者及四王吴恽之书(其中黄氏书此外殆不可见、吴历致王石谷尺牍实知其为天主教徒之确证,堪称最珍者)等自不待言。即便是极普通之祝枝山、文徵明、沈石田书,亦远比他处所见者优,特于祝枝山尺牍,可称所有祝书中第一。祈购下。将来作为各方面之参考,小生亦可大得裨益。”并同封附有对部分书家或旧藏者之说明(内藤湖南1916年1月9日致上野理一氏书简,《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函中“犬养氏旧藏明贤尺牍”,是指犬养毅于1913年游上海时购回的明代名人书札,后精选出数十件,以《明贤尺牍》之名影印出版,罗振玉特为此题“明贤尺牍”四大字。另外,从这封私信,我们也不难想像,当时在如同顾问的内藤湖南指导下,上野理一是如何不断从罗振玉处获得其藏品,并逐渐形成其独特的“上野有竹斋中国书画收藏”(简称“上野特藏”,可参见京都国立博物馆编《上野有竹斋蒐集中国书画图录》)的。上野理一死后,经由其嗣子上野精一之手,该“上野特藏”中的丰富藏品捐赠给了京都国立博物馆。因此,其中的《先朝宝翰》也一直藏于该馆。

朝日新闻社社长兼收藏家上野理一


寄寓京都期间,罗振玉与王国维除互相勉励或合作,在诸多学术领域取得惊人业绩之外,还在金石书画鉴赏和传播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当然,出售金石书画本身,不禁令人扼腕)。就《先朝宝翰》辗转流入日本藏家之手来看,二人通力合作,或撰文(王撰《墨妙亭记》),或刻印(罗刻“黄裳簃”印),犹如上演学术式双簧,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如此,不仅给书画本身增添了附加价值,而且也对“传古”志业不无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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