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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胜利而种菜:欧洲社区园圃的盛与衰

社区园圃出现于19世纪末期的法国,是让社区居民从事园艺与农事耕作的园子。透过社区园圃,我们可以更加熟悉20世纪。

社区园圃出现于19世纪末期的法国,是让社区居民从事园艺与农事耕作的园子。透过社区园圃,我们可以更加熟悉20世纪。本文选摘自《菜园简史》,[法]弗洛朗·凯利耶著,卫俊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战时经济和社区园圃的全盛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百姓的食物短缺,尤其是那些被德国占领的区域,比如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问题更加严重。这时候,社区园圃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了,因为人们都仰仗它来养活家人。1916年,法国农业部委托法国土地与房屋联盟给百姓分发种子和园艺工具,鼓励他们种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拉第(Daladier)政府和维希(Vichy)政府也采纳了这项政策。1917年,军事工程部特许人们使用巴黎军事要塞脚下的非建筑区域种菜,于是人们在巴黎近郊建立了大量社区园圃。

在战争的后方,人们通过经营菜园贡献自己的力量,士兵、百姓 和儿童都参与到种菜活动中。南特市市政档案馆保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学生们的绘画作品。这些画记录了儿童们在战争期间的日常生活,以及老师们在此期间对他们的教育。里面有些画画的就是菜园,比如一名11岁的女孩描绘了学校里的菜园,南特市这所学校位于拉科利尼埃(La Colinière)大道,学校的校长介绍说,这幅画里画了卷心菜、花坛和园艺工具,以及许多药用植物,包括蜀葵、锦葵、薄荷、艾菊、鼠尾草、密里萨香草和洋甘菊。

《种植我们的菜园》(Cultivons notre potager),巴黎学生绘画比赛中的作品,1918年的海报,作者是路易塞特·耶格尔(Louisette Jaeger),私人收藏。
这张1918年的海报邀请战争后方的百姓们种植菜园。白色的背景、蓝色的卷心菜以及红色的胡萝卜呼应着法国的三色国旗。“菜园”的发音类似“祖国”,卷心菜那令人肃然起敬的蓝灰色也让人联想到前线士兵制服的颜色。


这画幅的主题以及现实主义风格突显了20世纪初菜园在法国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即使在城里也同样如此。1918年巴黎地区的海报《种植我们的菜园》中画了卷心菜,它既是菜园里常见的作物,也是战时人们努力种植的蔬菜,它那令人肃然起敬的蓝灰色让人联想到前线士兵制服的颜色。“菜园”之前的“我们的”也让人联想到“我们的国土”和“我们的祖国”。海报上画卷心菜、土豆和胡萝卜也有深意,它们是维持生计的菜园里最常见的作物,也是粮食供应不足尤其是隆冬时节,人们用来炖汤或做粥果腹的蔬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设社区园圃的速度逐渐加快,这场园圃建设运动在20世纪40年代达到了高潮。1912年,法国土地与房屋联盟管理着17825处社区园圃,这个数字在1920年增长到47000处,到了1927年又上升到59700处。1926年,在共和国总统加斯东·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1863—1937)的见证下,人们在巴黎隆重庆祝了法国土地与房屋联盟成立30周年,这一活动既证明了神父勒米尔工作的成功,也说明了政府对他的支持,政府也看到了社区园圃的社会效益。甚至连学校教科书都在讨论社区园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有75000处社区园圃在法国土地与房屋联盟处登记在册,到了1943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250000。在圣埃蒂安这个矿业城市,社区园圃的建设最早可以追溯到1894年,当时一位名叫沃尔佩特(Volpette)的神父希望改善矿工家庭的生活,带领大家建造了第一批社区园圃。在圣埃蒂安,社区园圃随后的数量变化趋势和全国的趋势相同:1894年有30个,1895年有98个,1906年有700个,1912年有850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1020个,1930 年有1800 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增加到了6000 个。圣埃蒂安的例子再次说明,食物短缺会促使大家建设社区园圃。

不过当时并不是所有社区园圃都是在神父勒米尔的组织下建立的,除了隶属于法国土地与房屋联盟的社区园圃,还有其他援助组织(包括教会和民间组织)以及雇主建立的社区园圃。例如20世纪20年代在贝尔福(Belfort)建立的社区园圃,30年代由标致(Peugeot)公司在蒙贝利亚尔(Montbéliard)建立的社区园圃,以及由法国铁路局家庭健康组织(Santé de la famille des chemins de fer fran?ais)管理的铁路工人社区园圃等。总体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区园圃总计约为60万,其中25万隶属于法国土地与房屋联盟。

1940年8月18日国家颁布了一条法律,征用那些尚未被使用的城市土地用来种菜,这条法律一直沿用至1952年。1940年11月25日颁布的另一条法律委托法国土地与房屋联盟给所有新建立的社区园圃发放补贴。许多公园因此被改造成菜园,例如巴黎市中心的卢浮宫卡鲁塞尔(Carrousel)花园。1941年2月15日的《插画》(Illustration)杂志用了两页篇幅介绍巴黎的菜园,并配上了著名插画家安德烈·佩库(André Pécoud,1880—1951)所画的七幅彩色插图,插图分别表现了卢森堡公园(jardin du Luxembourg)里的菜园、格拉蒙特酒店(H?tel de Grammont)里的菜地、一个种了菜的网球场,以及在塞纳河畔、阳台上以及屋顶上用箱子种菜的景象。

《巴黎的菜园》(Potagers de Paris),1941年2月15日的《插画》杂志上的文章。1941年2月15日,《插画》杂志用了两页篇幅介绍巴黎的菜园,并配上了插画家安德烈·佩库所画的插画,这些画描绘了一系列田园牧歌式的巴黎景象,如同一片乐土,甚至不由让人想起法国歌手夏尔·特雷(Charles Trenet,1936)一首歌里的歌词:“欢乐就在这里,你好啊燕子,欢乐就在这里,就在屋顶上方的天空里……”然而实际上此时正是1941年的隆冬时节,巴黎已经被占领,局势灰暗,巴黎人民每日都要为食物供应问题发愁。


战争期间,法国国家救济会(Le Secours national)编订并分发园艺手册,推荐人们种植热量高的蔬菜以及可以替代肉类的含氮蔬菜。1942年,拉罗舍尔(La Rochelle)社区园圃协会成立了一处家庭合作社,专门生产罐头。1944年,图尔昆地区6100个社区园圃保证了大约25000名百姓的日常饮食供应。因为战争导致食物短缺,资源主要通过配给分发,菜园和小型家庭养殖业甚至滋养了利润丰厚的黑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也是社区园圃发展的鼎盛 时期,这说明在资源匮乏的经济条件下,家庭菜园对于百姓生活至关重要。在更古老、没有大量历史资料记录的时代,想必情况也是如此。1942年,在为小学二年级编写的教科书《应用科学和实践活动》中,第74课指出:“5公顷的菜园足以为5至6人的家庭提供蔬菜。”

菜园与宣传

维希政权推崇人们在土地上的耕耘劳作,它认为菜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所以会利用菜园进行政治宣传。维希政权将自己的意识形态贯注到社区园圃中,它在社区园圃中发现了种种贝当(Pétain)政府所看重的东西:在土地上的劳作,对社会主义的反对,以及对家庭的维护。

在那些被遗弃的、管理不善的菜园里,杂草丛生,原本应该被精心照料的果树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打理,土地被肆意踩踏,花朵凋零衰败,这些都反映了菜园主人在物质或者道德上的不足。相反,在那些生机勃勃的菜园里,果蔬丰茂、鲜花锦簇、土壤肥沃,这些都说明菜园主人工作认真专注,把一切都打理得当,想来他的家庭也是井井有条的。

1941年 9 月的《法国社区园圃》杂志上,约瑟夫·德·佩斯基杜(Joseph de Pesquidoux)写的这篇社论劝导人们要认真工作、把菜园打理好、把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条,这几点都是维希政权民族革命(la révolution nationale)所推崇的。

人们在菜园里工作的照片也会成为维希政府进行政治宣传的素材。在一张1941年5月21日拍摄的照片中,9个人排成一列正在马提尼翁府(l’h?tel de Matignon)的花园里挖土,要把花园变成菜园。这张照片除了表现了集体工作以及在土地上耕种的主题外,还选择了马提尼翁府这个别有深意的地方,因为它象征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制度,这样就反过来映衬了维希政权所倡导的民族革命。这张照片附带的说明也很有意思:“人们在这里播撒下种子,收获的果实将被送往法国国家救济会,煮成汤送与百姓。贝当元帅希望我们能够充分利用每一块土地,德·布里农先生(M. de Brinon,维希政府在巴黎的总代表)为了满足贝当元帅的期望,做了将花园改造为菜园的决定。”

另一张照片里,加尔什(Garches)大草地也被改造成汽车工人们的菜园,这个菜园甚至还被冠以“元帅菜园”之名。工人们拿着各种园艺工具,有人拿着铁锹、有人拿着浇水壶、有人拿着锄头,正迈着雄赳赳气昂昂的步伐从菜园入口走进去,入口处有块印着“元帅菜园”的牌子,牌子上还有贝当的肖像以及法兰克战斧(francisque)的标志。这张照片拍摄于1943年 6月,照片的标题似乎在毫无疑义地宣告着国家复兴的胜利步伐:“几年前人们还在这里义愤填膺地示威,如今此处已经建成一座宁静的菜园。”

不过并非只有维希政府会利用菜园进行政治宣传,英国政府也把菜园作为政治宣传的素材,不过宣传的主题却是通过种菜发起对德军的全国性反击。英国政府提出一个口号:“为了胜利而种菜”,并鼓励百姓将草坪、花坛、广场以及公园改造成菜园,种植蔬菜,再养一些家畜,以缓解家庭食物供应方面的窘迫。英政府会把园艺知识印成小册子发放给民众。面对德军的轰炸,留在伦敦种植菜园,就是对敌军的反抗,就是残酷环境下对于生活的重视。英国画家艾德里安·艾林森(Adrian Allinson,1890— 1959)在1942年画了一张人们在圣-詹姆斯广场(Saint-James square)种菜的场景,这幅画的标题就是“为了胜利而种菜”(Dig for Victory),圣詹姆斯广场位于伦敦西侧一个富裕区域,但此时人们已经把广场上的草坪换成了菜地,里面种了卷心菜和爬架的豌豆,菜园周围还围了一圈木栅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有140万名英国人参与了种菜行动。

艾德里安· 保罗· 艾林森(Adrian Paul Allinson),《在圣詹-姆斯广场,为了胜利而种菜》(Dig for Victory, in Saint James’Square, huile sur toile)布面油画,1942年,伦敦,威斯敏斯特市档案中心(City of Westminster Archive Centre)。在所有参战国家中,人们都在后方种植菜园,既是为自己国家取得战争胜利贡献力量,也是为了解决经济匮乏时的食物短缺问题。在被德国人轰炸的伦敦市中心,种植蔬菜也表现了人们在恶劣条件下对日常生活的重视。


《为了胜利,发起一场种植菜园的战争,在你的厨房门口生产维生素 》(War gardens for victory.Grow vitamins at your kitchen door),由斯特彻 - 特朗印刷公司(Stecher-Traung LithographCorporation)印刷的海报,纽约州罗切斯特(Rochester),约1939—1945 年, 现藏于华盛顿国会图书馆(Bibliothèque du Congrès)。


社区园圃的逐渐消失

从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社区园圃逐渐减少:1943年时有25万块社区园圃,到了1950年减少到15万块,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就只有15万块。战争结束后,法国3/4的社区园圃都渐渐消失。在巴黎以及里昂的城市与郊区,20世纪末社区园圃的数量只有战争刚结束时的十分之一。在中等城市,比如拉罗舍尔,战争刚结束时的社区园圃有949块,到了1974年就只剩下166块。不只是社区园圃这一种菜地的面积在减少,从1962年到1975年,法国菜地的总面积减少了29%。社区园圃的逐渐消失,与法国农业人口数量的减少有很大关系。到了1954年,法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27%,到了1975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10%。

另外,因为一说到菜园人们就想起了贫穷、古老和农村,所以战后重建的“光荣三十年”中,步入现代社会的法国人对它很反感。战争过后,菜园依然还实施配给制、靠菊芋和芜菁度日的苦日子,以及战争时期的黑市这些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不讨人喜欢。与此相反,消费社会里的超市更加被人青睐。环境部长罗伯特·普亚德(Robert Poujade)在20世纪70年代也这样说:“人们在艰苦时期才种菜园,它落后、粗俗,让人联想到家庭的贫穷,以及不稳定的生活。”的确,家庭收入越少,人们越会用更多土地来种菜。菜园太容易让人联想到古老、陈旧又过时的欧洲农村。高楼林立的美国式生活中又哪有菜园的身影呢?而且因为维希政府曾经利用菜园进行过意识形态宣传,所以此时法国人更拒斥菜园了。

战后重建以及快速城市化的进程逐渐吞并了城市与郊区里的社区 园圃。土地部门常常收回原本借出去建设社区园圃的土地,转而用来建造道路、学校、体育场馆、停车场、购物中心和集体公寓等。城市规划者和开发商也不喜欢社区园圃在这些建筑物和场所旁边格格不入的样子,尤其是那些用废旧材料、木板、波纹铁皮和塑料布制成的破旧棚屋,容易让人联想到穷人居住的棚户区,营造出贫困和不安的氛围。1952年,社区园圃改名为“家庭园圃”,是不是改名者在试图抹去社区园圃的无产阶级色彩和神父勒米尔时代赋予它的政治内涵?会不会这仅仅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而进行的语汇调整?

人们在自己家里经营的菜园也岌岌可危。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许多公寓出于美观、健康以及气味方面的考虑,直接禁止人们在公寓里种菜或者饲养牲畜。每家每户的土地上都不能出现兔棚、鸡舍、卷心菜或者韭葱。花园里的草坪、灌木丛和花丛都只能是观赏性的,不能替换成有实用性的作物。即使是那些有独栋住宅能够种菜的家庭,也会把不体面的菜园悄悄藏在屋子后面,屋子前面则安排了精心维护的花园,以便把仔细修剪过的草坪认真打理过的树篱、盛开的玫瑰以及观赏性的灌木展示给邻居与路人看,让他们看到屋子主人的干净利落。

在社区园圃逐渐减少的同时,人们种植的果蔬品种数,以及市场上销售的种子、菜苗和果苗的品种数,也都大大减少。20世纪90年代,种子公司和苗圃提供的蔬菜品种数量只有20世纪50年代的1/5。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国家农业科学研究院(INRA)放弃了那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古老果蔬品种,转而挑选和培育那些更能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品种,以满足基于产量、形状、颜色和保质期的标准化生产过程。“金冠(Golden Delicious)”苹果统治市场的时代到了!

人们认为菜园已经过时,只有农村人以及城里退休的老人才会种植菜园,而社区园圃也在推土机以及城市发展浪潮的冲击下必然走向灭亡。然而,20世纪70年代,政府、媒体和学界又重新开始对菜园感兴趣。1979年,在环境部的大力支持下,人们召开了一场研讨会,专门研究家庭菜园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也是在70年代,伴随着新兴的环保运动的开展,园艺爱好者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人开始研究、收集和保存濒临灭绝的古老果蔬品种。20世 纪70年代,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出现了一种新型城市菜园——邻里菜园(又被称为共享菜园)。比如在纽约“绿色游击队”(Green Guerillas)运动中,居民为了应对北美城市中心的衰落和荒废,决定清理城市荒地,用来建设邻里菜园、种植蔬菜。不同于他们的预期,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无论是在西欧还是在北美,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菜园又重新焕发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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