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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唐云先生学画的日子

唐云(1910—1993),海上书画名家,擅长中国画、文物鉴定。唐云以其潇洒敦厚的人格魅力、深厚的笔墨功夫和清新俊逸的画风,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唐云(1910—1993),海上书画名家,擅长中国画、文物鉴定。唐云以其潇洒敦厚的人格魅力、深厚的笔墨功夫和清新俊逸的画风,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其人心胸豁达,狭义热肠,在上海书画界,受过唐云恩惠的人不在少数。对学生、弟子唐云亦悉心栽培,毫无私心。上海画家汪大文自少年时代拜唐云为师,一生受其指点。本文为汪大文对唐云的回忆口述。

据说,不少和我同辈的画家都曾希望拜唐云先生为师。唐先生书画造诣深、为人豪爽洒脱,尤其在收藏方面,自唐先生之后,能出其右者甚少。

拜师唐云先生送了一坛老酒

正式拜师前,我对先生已经非常熟悉。海上画坛,有很多老画家交往的佳话。钱瘦铁和唐云是其中一对。俩人志趣相投,互相欣赏,谈画论艺,形影相随。早前钱先生教我刻印作画时,唐先生在旁,常出言评论,对我提点一二。

我拜唐先生为师,是启蒙恩师钱先生的意思。1957年的一天,在我家客厅里,两位先生都在,钱先生对我说:“你山水画好了,图章也刻得不错,再去跟老唐学学花鸟,他的没骨用色很好,我有时也会用在山水画中。”钱先生这样说,很让人感动。他一心为我好,完全突破传统师门观念,一般人不会将自己的弟子让给别人,更别说入室弟子了。画坛旧事里,就曾经有两位声名显赫的海派画家,因弟子之争而翻脸闹僵,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1958年,唐云先生以没骨画法创作的设色纸本国画《棉花秋趣》


钱先生说这话时笑吟吟的,语态平和,将我推荐给他多年挚友,他很放心。唐先生听了,也哈哈大笑,爽快地说:“可以!”一口杭州话,声音很响,接着说:“拜师吧!拜师吧!”这就答应了。

这是我艺术生涯中第二次拜师,就在我家客厅,礼仪简单。我对着先生鞠了躬,比起之前跪拜钱先生,简朴许多。此时社会开始提倡移风易俗,很多人结婚都只鞠个躬、发几块糖而已,而且唐先生个性随意洒脱,不拘一格,对形式不那么讲究。

虽然唐先生随性,不计较,但我家总觉得太过简陋,心有不安。幸好他随口问我:“你家是不是有一坛酒?”我赶忙说:“有的,有的!”唐先生大手一挥,笑起来,说“明天送到我家去吧”。第二天,我父亲带着我,分乘两辆三轮车,我手里抱着那坛黄泥封口的老酒,送到了先生家。自此,我正式拜在唐云先生门下,有了第二位恩师。

拜师那年,我和唐先生分别处在做学生和做老师的最好年龄。唐先生四十七八岁,在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眼中,四十几岁的人已经很成熟、很权威,足够老了。如今我自己年近耄耋,看到四十多岁的人,感觉他们好年轻,真是风华正茂。

上海中国画院首批学徒听丰子恺院长(中)讲画,左起:吴玉梅、毛国伦、邱陶峰、丰子恺、陆一飞、姜大中、汪大文


多年后,随着我走过的路更远,见过的人更多,阅历更加丰富,回忆起钱先生让我拜唐先生为师的初衷,有了更深的领悟。这个决定,既有艺术角度的考量,希望我广泛学习,兼容并蓄,也有他不便出口的隐痛。这一年,钱先生因反对知名画家画檀香扇,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当时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经历过大风大浪,甚至在日本坐过牢。人生的坎坷经历,促使他考虑问题更加周全,他不想我受牵连,因是他的弟子而前途黯淡。与钱先生的落寞境遇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很多领导欣赏唐先生,同辈中朋友又众多,晚辈也都喜欢他,唐先生在中国美协也有影响力。首都有创作项目,时常征调他进京参与。1956年上海中国画院刚成立,他是首任副院长之一。上海美协成立,他当选副主席。所以有了这次钱先生推荐的拜师。

在“大石斋”做入室弟子

市三女中是我的初中母校,那时我画画已经小有名气,文科功课也都好,只是数学太差,既是因为我不喜欢数学,也是我在画画上花了太多精力的缘故。1957年毕业后,父亲并不勉强我继续读高中,他说:“女孩子就在家学画吧!”我父母一贯开通达观,这是我们做子女的幸运。

学校对面一条弄堂,弄堂里石库门排列,唐先生的家就在这里,江苏路中一村5号。拜师后,我每天准时过来学习。唐先生看似随性随意,教导我却格外严格。20世纪40年代他曾在新华艺专当过教师,带很多学生,现在就教我一个,所有的精力和用心都集中在我一人身上。

爱喝酒的唐云先生


按他的章法,我一早八点钟到他家,从一楼的厨房进门,直奔亭子间,每天如此,风雨不辍。唐家亭子间租住着一位老先生,姓袁,是冯超然的弟子。袁先生单身,民国时期曾在银行里做过事,学识好,修养深,教我古文,让我念唐诗宋词、读《古文观止》。唐先生这一代人坚持说,画要画得好,古文底子必须打扎实。如今我也这样认为。

一般学好早课,差不多九点钟,我上到三楼。唐先生的卧室兼画室就在这一层。先生到来前,我收拾画案、换水、磨墨、铺纸……做一切准备,这是入室弟子的本分。我那时年少,也常闯祸,唐先生砚台多,其中一方澄泥砚,我磨完墨后,没有及时将墨收好。后来因为放置太久,等我再去拿的时候,墨和砚已经粘在一起,密不可分了。这方砚台后来毁了。唐先生看到,有些心疼,倒没有过深责怪我,只说我浪费,暴殄天物。但是我很自责,这件事始终记得。

唐先生给自己画室取名“大石斋”。他大繁若简,用最朴素直白的表述,不饰装点。我也爱石,人在少年时代接触和喜爱的东西,有时会影响终身。大石斋布置拥挤又雅致,墙上挂着几幅画,都是唐先生的心头所爱。一幅石涛的荷花,题款“墨团团里黑团团,墨黑丛中花叶宽……”;一幅石涛赠八大的画“不勾新绿勾乾坤”;一幅八大的瓶菊;书桌后挂齐白石的册页;中间一幅三尺条幅,一老翁闲坐躺椅之上,应是罗两峰绘金冬心,附两句诗“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西风一日疏”,这两句诗悲凉的审美,真实又冷艳,一下子就入了我的心,一记几十年。

多年来,我国内国外,遍访名山大川,在各种机缘之下,收藏石头无数,闲暇时,玩赏这些造型各异的石头,会心生无限遐思。石者,集天地精华,每一块都不寻常,透过指尖的摩挲,好像有情感与人相通。后来我有了自己的画室,取名“神石轩”,致敬唐先生,表达与先生师徒相承之意。时光荏苒,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理解唐先生对石头的喜爱,这是一种人性的归真,而先生很早就已经进入了此种境界。

“东西用了才是自己的”

我在大石斋,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时,唐先生就进门了。见面后,我主动汇报一早所学。唐先生查功课,有时让我背一段,有时出一些题目让我答,若有差错,先生的脸色便有些严厉,所幸这种时候不多。在唐先生的教导之下,我虽然只读到初中,但古文方面的造诣,并不落后。

来唐先生画室最多的是各色朋友。唐先生朋友真多,海派画坛,交友最多、交游最广者非唐先生莫属。几乎每天都有人到访大石斋。大约十点开始,就听到楼梯上访客的脚步声了。我在这里见到的名家不胜枚举,画家并不多,倒是杂家来得勤,懂理论的邵洛羊、家世好会刻印的叶路渊、擅书法文采好的白蕉、精于竹刻的徐寿白、钻研碑帖的王壮弘,还有若瓢和尚……

来的人多了,空间就很局促,唐先生东西又多,画桌上已经放不下了。这张画桌是定制的,由他自己设计,中间只留可画三尺画的地方,画好的画被先生悬起来,挂在不远处,品赏修改。画桌两边均是他的随手玩物,五花八门,朋友亦可随手拿取赏玩,多是砚台、墨、纸镇、茶壶、印盒、竹刻,都很精美,艺术价值不菲。

唐云先生对汪大文收藏的这方竹节砚台非常赞赏


两张沙发上、桌上、椅子上也占得满满的,只余两把空椅子。唐先生自己坐一把,画画用,客人能坐的那把临窗而放,但基本来客都是站着说话。这是大石斋的独特一景。东方艺术交流叫“雅会”,西方称“沙龙”,据我的见闻,大石斋高朋满座,话题庞杂,畅所欲言,说是中国艺术雅集更合适。每每他和朋友谈到一物,便让我去找,我年龄小,凭借身形优势,有时需要爬进床底,拿出一方砚台或一幅书画。

大石斋收藏的书画以八大、石涛居多,杂件有秦代的美玉,几柄曼生壶我也常见,唐先生用它泡锡兰红茶,一边饮茶一边赏壶。这些藏品可以用三个字概括:“精”“真”“新”。唐先生见多识广,鉴赏力强,眼界高,品位佳,只有精品能入他眼,且必须品相好,不残破,没有明显瑕疵,多年来,他的藏品中,没有发现一件赝品,可见先生功力之深。很多画家都信服唐先生的眼光,跟着他买东西,他让买就买。如果自己去买,但凡有拿不准的,都会请唐先生给看看。

到了下午,唐先生如果没事,通常会带上我去古董店。一次,他与王壮弘先生同行,我们进一家店,看到一幅碑帖,宋代宣和藏本,帖上存有苏东坡弟弟苏子由的图章,套子是明代万历年间重制的,非常难得。两位先生对我说,是个好东西,可以买。买回来后,唐先生在上面题款,抬头写“大文小朋友……”如今,我翻开此帖,每每感慨万分,无比留恋在先生身边做小朋友的岁月,仿佛自己还没长大。

还有一次,我跟他去古董店,我们看到一个绿色杯子,道光年间的物件,他说好,买回来。回到家,先生倒上五加皮酒,色彩明快诱人,所谓“玉碗盛来琥珀光”便是如此吧。

跟着这样的恩师,慢慢我也喜欢上逛古董店,买一些好玩的东西。唐先生告诉我说,东西用了才是自己的,不用不是自己的。我深以为然,几十年来,无论在美国、在香港还是在上海,我玩砚赏石,生活趣味无穷。这是唐先生教我的达观态度,是一种境界,游刃有余、从容不迫,不为名利外物所累,进而可以推及到艺术态度上。

唐云先生的个性像李白

唐先生为师,当然会教我作画,怎样用笔,如何着墨,但更多的却是熏陶,一种建立在艺术技法之上、又高于方法的素养教导。那几年,我跟在先生身边,他作画,我拉纸头、裁纸,观察他的笔墨和构图;跟他学画花鸟,特别是他炉火纯青的没骨色法;听他分析点评那些传世古画的精髓;他各类五花八门的收藏从来不吝过手给我赏看,价值连城者亦在此列;他和挚友倾谈、交流,他的艺术观点、生活感悟、人生态度,让我比同龄画家更早开始接触艺术理论和艺术哲学。我在年轻岁月里能拜唐云先生为师,用句古话说,就叫“取法乎上”。

唐云在创作中


唐先生曾让我去买一本册页。他说,大文啊,我来帮你画,每次画一张。册页买来,先生果然践约,这本册页画得真好,幅幅用心,页页都是精品。后来钱先生看到,也画了一幅。谢之光先生看到,又画一幅。待全本画满,我去装裱的时候,想着唐先生的话,先生希望独自成册,便将他的画单独成集,首页是幅牡丹,洋红色用得极好,我常拿来看,叹为观止。

唐先生擅花鸟,挂起来宜室宜家,且他画得好,名声响,求画的人很多,上至达官,下至芸芸小辈,唐先生很少计较。他在美协时很忙,有时上午接待任务结束,风风火火赶回单位,刚一落座,汗还没擦,茶没喝一口,有年轻人凑过来,说:“唐先生给我画两笔吧!”他总是欣然答应,很少推诿。

这是他为人豁达豪爽,唐先生骨子里有执剑仗义的侠客精神,对待朋友从来肝胆相照。江寒汀先生身后,家人窘迫,他送钱应急。潘子云先生生病,他又拿出几十元。此类善行比比皆是。他和若瓢和尚交好,俩人的这段交往佳话,很像佛家说的因果互报。唐先生年少时曾受过若瓢和尚的帮助,此恩惠他念念不忘,1949年后,和尚生活困难,唐先生报恩,时常接济,我曾见他送一幅六尺大画给和尚,让他卖掉贴补日用。若瓢和尚不拘俗礼,有时外出用餐,唐先生就笑对他说:“戴顶帽子,行走方便!”

如果要找位古人对应,唐先生个性很像李白,一样的天赋异禀,才华出众,一样的闲情雅趣,个性洒脱,也都爱聚友,爱喝酒。来画室的朋友,常被他留下来一起吃午饭,家里是否有准备,他从不考虑,偶尔惹得师母措手不及。有时一顿饭,边吃边聊,能从中午吃到日沉西山。三四只菜总有的,最常见的是毛豆和咸菜,但一定会有酒,经常让我去附近小店买酒。装酒的容器很特别,是只葫芦。

唐先生喝酒,除了早餐,餐餐必备。他喝白酒、喝绍兴老酒,也喜好喝白兰地。我跟先生学画时,是他爱喝白酒之际,有时乘酒兴作画,一挥而就,神思敏捷,落笔生花。他说喝点酒,画画没顾虑,下笔果断,洒脱流畅。

有一次,他怂恿我也喝点。我那时年少,没喝过酒,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喝,听老师的话,喝了一汤匙。据在场的人说,白高粱酒一入肚,我立刻脸上发红,一红到底。酒释放了我的天性,那天我很高兴,话特别多,偶尔还语出惊人,引得唐先生不时哈哈大笑。自此以后,我知道自己喝不了酒,如今每到席间拒酒,便常想起当日情景。

另有一次,唐先生要把自己养的一只鸟送给我。绿色麻雀大小的一只,头上生了疮,关在笼子里。先生给的,我就带回了家,用心照养。那时我还在房间里养鸡。鸡和鸟相处日久,鸡学会了鸟叫,鸟学会了鸡叫。一鸡一鸟,整日叫嚷不停,吵得家里不得清净。有一天唐先生在,我对他说,鸡学鸟叫,一天到晚吵得不行。说话时他正和钱先生喝酒,就让我把鸡叫过来。他用筷子夹豆干,在酒里泡过,逗弄鸡跳着吃,鸡昂着头一回两回,几根之后,就没了声音,醉了,跑到旁边睡觉去了。唐先生多有趣啊!

父亲将我拜托给唐云先生

唐云先生与我父亲早年就认识,相处得很好。两人同年生,都属狗。有一年过年,唐先生给我父亲拜年,送来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我父亲的名字。他在纸上画一只鸡、一条火腿,几枝腊梅,还有一坛酒,都是拜年礼品。可惜这幅画毁于“文革”。

汪大文日常创作的国画小品


遗憾的是,我父亲早逝,1959年间过世。古语说,为师者,如父如兄。老人家驾鹤西行后,唐先生作为我的父辈,待我这个小弟子一如自己的子女,教导我,照顾我。我心里同样视唐先生为父,尊敬他,爱戴他。这是我们的年龄差和师徒之情使然。多年来,我每忆及父亲过世前的情景,总有一种冥冥中宿命安排之感,仿佛父亲将我托付给唐先生一般。这种想法,让我在数十年里,哪怕很少和唐先生见面,心理距离都无比亲近。

我父亲过世那年,我去报考上海市美术学校。这所学校虽然也简短叫过美专,却不是1912年刘海粟先生创办的那所。大名鼎鼎的上海美专,在1952年院校调整时已经搬离上海。这是一所中专院校,1959年春天刚刚成立,是当时上海唯一一所专业美术学校,第二年陈逸飞去读的时候,已经升级为本科。

我去报考的美专在淮海中路,原鸿英图书馆二楼。画家汤增桐主持校务,准备招收六十名学生。我本来很有把握,因为一直手不离笔,非常刻苦。意外的是,后来打听结果,说没有考取,因为出身不好。那时无论是考学还是招工,影响结果的因素很多,阶级出身是关键的一条。

我想,既然没考取,那就安心在少年宫继续画画吧。但是我很幸运,我考试的事情很多人都在关心。上海市美术学校的上级单位是文化局,唐先生交友广,有熟人,据他得到的消息说,录取名单里有我的名字。一天晚饭后,唐云先生来到我家,我家住愚园路十羊泾。那天傍晚,他走上楼,要把好消息告诉我卧病的父亲,也是惦记我父亲的病情,要探望一下。我父亲有严重的高血压,那几天发病,连续吃中药后,已经开始出现不适,一直拉肚子,但我们都没警觉,他仍然坚持吃药,此时情况变得非常严重,人已经虚脱在床。

据唐先生后来说,他和我父亲有两句对话。唐先生看到我父亲,说“大文考上了”,接着问:“你认得我吗?”我父亲看他,回答说:“你是唐云!”这是我父亲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后来我每每想起当日情境,总觉得这是上天的安排,父亲像是把我托付给了唐云先生一样。

拜师程十发

因为出身问题没有考取上海市美术学校之后的第二年,唐先生推荐我进入上海中国画院。画院的成立历经波折,1956年才正式挂牌,能进画院是一种官方认可,第一批画师更是地位尊崇,海派画家都以能成为第一批画师为傲。除画师外,考虑到梯队建设,后继问题,1960年画院首次招收学徒。唐云先生对办公室主任邵洛羊说,这个女孩子画得很好,很有前途,出身不是问题,出身她又选择不了,不该由她负责。唐先生思维敏捷,话说到了点子上。一年前我报考美专落选就是因为出身问题,他为我解释,强调画院收徒,应重点看是否画得好,有没有潜力和前途,值不值得花力气培养。

唐先生画好,又任副院长,是个有分量的推荐人。画院信任他,很重视他的意见,就派人去市少年宫外调,了解我的情况。了解下来,知道我曾经为西哈努克、金日成、苏加诺等国际友人现场表演,并赠画他们,说明我画得很好,能代表上海青少年绘画的较高水平,而且政治上能过关,否则不会让我参与接待外国元首。

唐云先生为人民大会堂创作布景画


就这样,1960年,我成为上海中国画院的首批学徒。我们这批共五个人,看得出是精挑细选。能进画院大门并不容易,陆一飞是正泰橡胶厂的工人,当时已经入党。邱陶峰年龄最大,也来自工厂。吴玉梅从松江农村广播员的岗位上来,比我大一岁。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红色出身。毛国伦十七岁,年龄最小,进画院前在大同中学读书。我没有职业,也一早离开了学校,身份算社会青年。幸好唐先生有威信,人缘又好,人家给他面子,我才没有重蹈一年前的覆辙。

很多人以为唐先生费尽心力将自己的入室弟子推荐进画院,是为了方便自己继续教导。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我进画院后,唐先生做出一个决定,他推荐我拜程十发先生为师,去跟随程先生学人物画。先生对我说:“现在宣扬新风尚,艺术要为大众服务,画画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了,人物画最有前途,你有天赋,跟钱老学过山水,跟我学花鸟,再去跟程十发学学人物……”

唐先生做这个决定完全是为我着想,当时山水画和花鸟画已经非常边缘。为个人前途考虑,当然是画人物画前途光明,但我是个女孩子,没有父亲,不到二十岁,人生阅历简单,想不到这一点。退一步讲,即便当时能想到,让我放弃师门,主动转投其他老师,我也不能做。这些唐先生都为我考虑到了。因为唐先生的决定,不久有了我的第三次拜师。

很多年后,我回忆起当时决定我艺术走向的这个节点,无比感慨。在我的艺术道路上,唐先生承前启后,他接手钱瘦铁先生,又亲手将我交给了程十发先生。钱瘦铁的山水、唐云的花鸟、程十发的人物,使我接受到中国画的全面学习和熏陶。每忆及此,总感先生德义,高山仰止!

在画院很少见到唐云先生

画院初创,地址在白崇禧以前的公馆(汾阳路150号),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十年光阴。当时名家汇集,院内出入者皆是声名显赫的画坛大家。白公馆高大开阔,地上几层辟为画室和办公之用,宿舍在半地下室。我们这些新招录的学徒,就住在这里。我和吴玉梅一间,那间没有窗,面积也不太大。陆一飞是学生组长,独自一间。吃饭有食堂,当时正逢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我记得西安过来两位教师,来交流学画,和我们同吃同住,因为饥饿和营养不良发生了浮肿。我还好,周末能回家,改善一下伙食,安然度过了困难时期。现在回想起来,才醒悟那几年生活多么艰苦,但在当时并不觉得,既是因为年轻,初入画院,一切充满希望,也是人在困境中的坚韧有时超过想象。

虽然同在画院,却不能常常见到唐先生。唐先生非常忙,美协那边事情多,又兼着展览部的工作。我记忆深刻的一次,是和吴玉梅从大楼梯走上去,老先生们正在大厅开会,坐成一排,院长丰子恺居中,左右是唐云先生和王个簃先生。我们崇拜这些大师,心情激动,从佣人走的小楼梯进去,将这些老先生们再看一遍。

我晓得他们是来看新人的,就是我们这些学徒,商量拜师的事情。那天我在院子里遇到一个人,肚子大,戴宽边眼镜,后来知道是吴湖帆。画院里常见到的还有贺天健、王个簃,他们都有职务,是副院长,经常过来开会。女画家也见到过,吴青霞、周炼霞、李秋君、陆小曼、陈佩秋。对周炼霞印象最深,她人有点胖,学识真是好,教过我们古文。

这之后不久,画院组织我们拜师,陆一飞、邱陶峰两个年龄大些的,跟随吴湖帆、贺天健先生去学山水。吴玉梅拜唐云先生为师。我和毛国伦的老师是樊少云、程十发两位先生。拜师后,我与唐先生的直接接触就更少了,但我总盼望能见到他,一者有我父亲过世前,我的心理归因,觉得父亲把我托付给了唐先生,由此我心里生发出对唐先生的亲情。又有两年多时间作为入室弟子,与先生朝夕相处,我对他的熟悉和信任。有时吴玉梅说起唐先生的时候,我总用心听,还会打听一下先生的情况,如果能见到,那就更加高兴,心里很温暖,觉得自己在画院有亲人,很安心!

汪大文(右)回国后去探望恩师唐云(左)


1981年,我去美国。回国后我去中一村看过唐先生。之后他搬了家,我也去过。明显感觉先生老了。后来有一次,程十发先生跟我说,唐云先生不大好。当时唐先生已经住在华东医院,两日后传来先生过世的消息。据说是他潇洒惯了,不愿留在世间苟延残喘,亲手拔掉维持生命的医用导管,一挥衣袖,决然而去。我听后很悲痛,因为熟悉而了解,相信这是一种唐云式的死法,是先生的个性。

(本文由汪大文口述,上海市档案馆馆员魏松岩整理,原文刊载于《世纪》杂志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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