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能甄别好书与坏书吗？

“有可能甄别好书与坏书吗？”这个问题几乎就包含了一个肯定的回答。一位很有名的非国教派牧师写过一部短论，题为《有可能实现两全其美吗？》[1]。可是无论如何，世人总是（非常令该作者头疼）固执地称那本书为“如何实现两全其美”，尽管此书在市面上一直被（唐突地）视作“宾尼所著的最佳书籍”。

我们的世界透着庸俗之气，但它有一针见血的庸俗诀窍。按照该作者的观点，要是没有可能实现两全其美，一位成功的新教牧师几乎根本就不会提出这个问题来。同样，要是我准备用直白的否定意见答复我自己的发问然后下台就座，就必然会做点儿暗示，来强调如何才可以把好书从坏书中识别开来。

这首先真是件很不容易做的事情，但是困难不是借口。难道没有现成的论文来指导读者如何分辨好马和劣马么？甚至进一步说，既然人类的野心如此不自量力，是否也有论文指导如何煮土豆呢？——这可说是兼具高超的技艺和稀少的成就了。

其次，不只是任务困难，而且迫切需要精通此道。这件事真是需要重视。

……

就我本人而言，除了道德价值之外，我最想获得的，就是立刻拥有雄武、精致而又真挚的品味，这应该能让我随时随地欣赏文学艺术中真正的精彩之处，贬斥拙劣的意图和孱弱的表现力。永远对于诗歌或图画、雕塑中存在的价值充满激情，能够鉴别宏伟的、华丽的和只是虚浮的事物；对于神圣的淳朴和可笑的愚蠢，对于华丽的修辞和粗俗的装点，以及对于醇厚阳刚的口头或书面英语，和那种甜腻如棒棒糖般好像打算用来吮吸的语句，都感受得出其间的界限；体会到你自己试图怀着欣喜的钦佩之情，奔向一切高贵和隽永的事物，内心对一切虚浮、琐碎和不稳定的事物表示拒斥——事实上，这就是要品尝那棵曾被禁止的有关善恶知识之树的果子了。

但这只是要赞颂那尚未确定可达到的目标。什么是“好品味”？在我这里有我认可的界定。我认为伯克说的最好，他在关于“崇高与优美”的那篇论著中谈到这个问题。伯克在写这部书之后，就把“于人类有意义”的事业拱手交给了罗金汉侯爵、里士满大公和约翰·卡文迪许勋爵[2]。“对于品味这个词，我指的不过是一种才能，属于受到想象力完成的作品和优雅的艺术品之触动，或是对以上两者产生评判的精神才能。产生错误品味的原因，在于判断力的缺陷，这或许缘于理解能力的先天孱弱，或者更为普遍的情况是，这或许缘于缺乏适当且有所针对的运用，单靠这种运用就可以使判断力得以增强和熟练……众所周知，当我们由扩充知识、持久专注于我们的目标以及频繁的实践应用来改进我们的判断力时，品味也就得以改善了。有些人不采用这些方法，假如他们的品味抢先做好了决定，就会一直把握不好分寸，抢了先的理由是他们的专横与轻率，而不在于有什么隐秘的光芒在那刻驱散了他们心中的一切黑暗。”[3]

伯克说“产生错误品味的原因，在于判断力的缺陷”，在此我必须补充一下我的理解，即没有人天生具有成熟的判断力。你可能娘胎里出来就头戴绸缎帽子吗？这跟你生下来就胸中怀有美好的品味是一样的。出错误是自然的，走上正路靠的是规训。一代代的男童走进学校和大学去受教育，学会了打板球、划船，现在还学怎么打高尔夫。每一个世代都以惊人的忠实把同样老生常谈、根深蒂固的谬误翻刻到他们的样板里去。没有一代人避免得了这些谬误，但是每代人反而都要令人苦恼地被教导着将他们本该去做的事情丢弃不问，还要去做那些假如任由自便当然就会被丢弃不问的事情。带着各种谩骂，他们赌咒要丢弃天性并去实践技艺，挖出他们与生俱来的那些谬误，亲身运用被时间验证过也是条规所确立下来的方法。成效甚微，但有时恰好一位耐心的教师遇到了一位合格的学习者，于是经过辛劳的数月时间，也许是成年的演练，获得了仿佛完善的成绩，接着我们就看到出现了一个精熟的桨夫，一个完美的板球员，一个高超的高尔夫球手，我们怀着钦佩之情，观赏这些如此优雅、娴熟、巧妙的运动，赞叹着这种人为精心培育的结果：“他做得多么自然！”

先生们，如果你们想要找到那种有活儿干的自然之人[4]，必须到人生的地堡中去寻。在那里你会发现成群这样的人，正试图走到外面，又抱怨着他们（如其所感）遭受的厄运。他们的行为有生气，他们的言辞有力量，但是行为和言辞都不存在好的品味。

假如我们想要拥有好的品味，我们当然必须为此付出努力。我们必须学习榜样，必须遵循范例，必须比较手段，（除此之外）还必须将自然之人钉在十字架上。假如这些问题里有一件东西叫人畏惧，那就是所谓无助的大众心智。一幅色彩粗糙的阿尔伯特纪念亭石印图画，可以给一个无助的心智带来愉悦，但当有教养的目光投向一位伟大艺术家表现自然的画布时，那种愉悦获得的满足感是否可在深度上与之相提并论？

我想，大家都同意要学习榜样，这是指那些被证实可行的情形，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全人类的明理心智证实可行”（sana mens omnium hominum attestatur）[5]的情形。优雅的阿狄生也这么认为，他说：“文学品味就是辨识力，区别开一个作者令人愉悦的美好，和令人厌恶的瑕疵。假如一个人愿意知道他是否具备这种能力，我会请他读一遍经过了诸多不同时代和国家所检验过的古代名著。”[6]休谟说过同样的话。歌德也是如此，他对爱克尔曼曾言：“品味不是靠沉浸于中等水平的作品而是要靠观赏杰出的作品才能熏陶出来的。所以我只向你展示最好的作品，等你在其中扎下根基，你就有了衡量其他作品的标准，明白如何评估才不会过分。我给你看的都是每个类别里的翘楚之作，由此你可体会到不应轻视任何类别，只要天才人物做到极致，不论什么类别都令人愉悦。”[7]马修·阿诺德先生坚持相同的观点，并建议我们都去把荷马与维吉尔、但丁与莎士比亚、弥尔顿与济慈的只言片语都装进脑袋里，[8]我们经常会遇到有些情况需要我们推崇鄙俗、鼓吹平庸，凡在此时就可以低吟杰作里的段落，将之作为品味的滋养品置于呼吸之间。那位优秀的约翰·霍华德在他的监狱巡察中用的方法倒是有些可以把阿诺德引为同道，他让手下人身藏小型磅秤，在要求查验囚犯的伙食定量后，就突然拿出他这设备，让监狱长在他面前不得不承认所试图克扣掉的一两磅物资。阿诺德先生用以考验诗人的袖珍秤一直受人奚落，但我建议这方法值得采用。

依我看，我们可以由此设想分别好书和坏书的最佳方式，就是让你自己尽可能地熟悉某些伟大的文学典范。不要对它们感到畏惧。它们提供了最广大的选择，适合所有不同的心情。不需要用完全一样的方式喜爱它们。语言的困难严重阻碍了有些人，但是由于我们只是谋求自身受益，并不着急去指导世人，我们不需要把自己的关键教育拖延到能阅读索福克勒斯为乐之后。假如我们都能做到固然是好事，但正如能在罗马住上三天或是在雅典逗留三个小时要比一辈子没见过那些城市要好一样，能读耶博先生的《安提戈涅》译本总是要比根本连这个都没读过要好。对学者来说，瞧不上译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不列颠的平头百姓，他们最伟大的书就是一部多人完成的译著[9]，他们的日常祈祷语是从拉丁语里为他们译成英语的，假如碰巧不是古代语言的行家，或者精通一切现代世界的语言，那么以上乘译本为媒介，获得对那些文坛之霸主、写情之人杰其思维方式和表达模式的某些领悟也是美事一桩。但是，事实上，当你口袋里装了本《英诗金库》，书架摆上了《钱伯斯文学百科全书》这些卷册，只通晓自家英语的人才有了充裕的空间和权限培养一种品味，这应该可以十分明智地保护他免于沉迷在陶瓷废品上，或是用低俗的地摊货打扮自己，也不会让他在第二十八版里听信了什么骗子的鬼话。

既然如此，我们就从传统开始吧——追随那在宗教、法律和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传统。天赋可以偶尔藐视传统，但我假定咱们都没有什么天赋。我们可以认真地尊崇传统。一个人立志要做叛徒还是奴隶，这会是一个好问题；但我今晚不想谈论它了。对于典范的崇敬之心并不包含奴颜拜服的意思。

兰道尔有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我们因传统而崇敬，我们因任性而批判。”[10]

因传统而崇敬是一件可怜的事。实在要去崇拜葛柏尔古斯小姐的小说，也比假装崇拜奥斯丁小姐[11]的小说要好得多。要论与纯粹喜悦的精神的关联，没有什么比仿效的狂喜、虚拟的情感更难被接纳的了。假如某位经典作家侥幸成功，你却实在受不了他，或是对他的魅力像是施了法术一样无法触通，那么对此不发一言或许是最明智的。即便你发起了慈悲心肠，照着这位经典作家的大头就是一顿批评，这也不会伤害到他，倒对你有益。但是要让你的苛评成功，非有待一番细致的研究才行。还是放心吧，成为经典作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朽之路上有上千个陷阱，因为谁都会乐于邀得几个世纪的名望。岩石、积雪、雪崩、泥淖——你或许攀登得太高而头脑不适，你或许沉潜得太深而灵魂不适；你或许太聪敏而多少在耐性上有些不足，你或许太趋于潮流或是太特立独行；有成百条的道路通向被遗忘的渊薮。因此，当一位作家在普遍认可情况下逃脱了时代，从他的环境中幸存了下来，对于我们这些在世上才活过很短时光的孩童来说，去鄙视将该作家置于现在地位的那个伟大的文学传统，这是一件疯狂而又愚蠢的事。但是我再说一次，尊重传统并不是按照传统去崇敬它。

传统是最值得信赖的广告和最为明智的建议。啊，广告！确实这个词教人脸红。拉斯金曾在哪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因广告而买书，而是要听从建议。今天，很难区别这两者了。《泰晤士报》成功地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世纪辞典》塞进了多少个家庭？《每日新闻》有自家出版的狄更斯，《旗报》每天大肆宣扬英美文化混合体的骇人价值观，这些东西还被压缩进了二十卷精华汇编。这些新闻报纸的广告栏建议我们买因他们经营商个人感兴趣而在出售的书籍。他们的建议是广告，还是他们的广告是建议呢？

无论如何，你从文学传统那里得到的建议都绝对是公正的。因此我说，具体的传统都是合理的，想跟传统争吵的人还是省省吧，但一定要设法争取让你自己满意。我们因任性而批判；这是兰道尔的后半句。批评史是一段愁闷的历史。我们父辈人对于《拼凑的裁缝》，对于《铃铛与石榴》，还有对于丁尼生、马修·阿诺德和威廉·莫里斯的早期诗歌，对于《理查德·法弗尔的考验》[12]，都是这样无动于衷，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就看上去比我们的父辈聪明些吗？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继续努力，把那自然之人钉上十字架。如伯克所说，要想做到最好，就得依靠我们对知识的延展，依靠我们对目标的持续关注，再就是依靠经常的练习。

在延展我们的知识时，我们必须专注于典范，无论是书籍或图画，大理石或砖瓦。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扩宽我们的视野，始终以不停歇的比较来运用我们的理智。最重要的，我们必须始终警惕偏见，也不要让自相矛盾的想法束缚了行动的自由。

我再回到休谟那里。“只有将强健的鉴赏力和精细的感觉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得以改进，在比较中获得完善，并且消除了所有的偏见，批评家才能算是文艺作品的鉴定人”；他还说，“一个有正确品味的人却没有强健的理解力，这种情况是罕见的”。

假如阁下想要知道如何分别好书与坏书，就让你自己变得富于理智，获得强健的鉴赏力。你可以——尽管不太可能——背熟荷马，让维吉尔随身陪伴你，让所有高贵、合宜及壮丽的伟大典范都摆上你的书架。要是你还不具备理智，无法幸福地将强健的鉴赏力和精致的感觉结合起来，那么你就无法在繁多而又拥挤的作者群中体会到好与坏的区别；你将属于那类人，他们更喜欢克利夫兰而不是弥尔顿，更喜欢蒙哥马利而不是济慈，更喜欢穆尔而不是华兹华斯，更喜欢塔珀而不是丁尼生。[13]

理智是可以获得的。通过发动思考，我们能增加我们的思维高度。精敏也是可以获得的。好品味值得追求，这会让世界变得更有趣。

对于住在卑贱监狱里的大多数，

总是顶着太阳热辣辣的目照，

终日无精打采地埋头辛劳，

卖命给些什么无聊的差事受苦，

再梦想不到牢狱墙外的光景。

而且，年复一年都是如此，

由贫瘠的劳力做出的新鲜产品

出自他们疲乏的双手，永远

都还没临近那歇息之时。

愁闷慢慢占据他们心间。

而当他们试图要扫荡

那涌起的哀思潮流，

死亡业已来到他们的牢房，

困厄，眼前茫然，终不得赎救。[14]

这卑贱的监狱，无聊的辛劳，致命的愁闷，假如他有能力，谁不愿意从中逃脱？举止文雅的品味，受过教养的眼光，对于文学怀有的纯粹热情，都是我们随自己所愿走出去的关键。但即便在此时也必须警惕单纯意义上的鉴赏力。“品味，”卡莱尔说——我很高兴在结束前可以提到这个伟大的名字——“假如它表示的不是一种微不足道的鉴赏力，那就意味着对于真理和高尚的一种普遍敏感性，对于一切美、秩序和良善都具有一种分辨的知觉，都怀有热爱和尊崇的感情，无论是在何处或无论在怎样的形式和技艺中，都能发现这些内容。”[15]

华兹华斯的牧人迈克尔，他

总是独自一人

被包裹在数千重云雾的中心

从山中雾起，到登顶雾散。[16]

显然与许多《爱丁堡》或《季刊》的评论家相比，迈克尔对于真理和高尚具有着更强的敏感性。但是他的热爱，如华兹华斯所呈现出的，是一种盲目的热爱，而他的书籍，不算《圣经》之外，是绿色的山谷和涧溪。

谈论书籍是无害处的，阅读书籍也没有危害，但是假装膜拜书籍是愚蠢的。

屈从于这瞬息浮世，将你双目

从文辞上移走片刻，才是明智。[17]

因此，要分别好书与坏书，就是一件麻烦的工作，第一要有强健的理智；第二要有通过学习和对比获得的知识；第三要有细腻的感觉。这些才能虽说是有部分得自天意所赐，却也可以靠自身而获得，总是无法明确实证的。这些才能还可以避免偏见——政治偏见，社会偏见，宗教偏见，非宗教偏见，还有对你无法自主的出生地的偏见，对你因缘际会而能就读的大学的偏见，对你由遗传所致情形的一切偏见，对你成长过程中为自己考虑所做的选择的一切偏见。假如你具备了上述的几样才能，假如你能甩脱这些偏见，并试着活在笼罩这个时代的云雾之上高一点的地方，哎呀，那你就走运了，你对一个已故作家的评判可能十次有九次都是正确的，对于一个在世作家七次或许也就有三次会看走眼，这出错率应该不能更高了。理由嘛，我再说一次，想要把好书和坏书辨别开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注释

1.作者是托马斯·宾尼（Thomas Binney，1798-1874），英国公理会牧师。此书是一部青年读物，销量很高，初版当年（1853）达三万册之多。

2.作家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1728-1774）曾在文章中略带开玩笑性质地讥嘲伯克，说他是“为宇宙而生”的人，“业已放弃了于人类有意义的事情”。这里提到的罗金汉侯爵是当时的英国首相，与另外两位贵族人物都是影响很大的政治家，也都是伯克的朋友。

3.这段引文零散见于伯克《论崇高与优美》的第二版导言中，这篇导言题目即《论品味》。

4.这里的“自然之人”（natural man）一般有“正常人”的意思，但这里作者显然语涉双关，强调是未经过严格教育，品味保持天性状态。

5.这段话似出自15世纪日耳曼哲学家库萨的尼古拉斯所著《纲略》（Compendium，1463）的第1章。

6.这是阿狄生发表于《旁观者》杂志上一组论“想象力之愉悦”的著名文章里的一篇，见于第409期（1712年6月19日）。

7.《歌德谈话录》，1824年2月26日。参考朱光潜先生译文。

8.参见阿诺德《批评文集》（Essays in Criticism，1865-1888）一书，特别是首篇文章《诗歌研究》（“The Study of Poetry”）。

9.指《圣经》的英王钦定译本。

10.这句话出自兰道尔的最后一部拟想薄伽丘与彼特拉克两人的对话录著作《五日谈》（Pentameron，1837），原话出自作者笔下的薄伽丘形象，与此处引文略有不同：“我们因传统而崇敬，我们因任性而斥骂。”（We admire by tradition; We censure by caprice.）

11.原文作Miss Gabblegoose`s novels，就此人名查不到任何相关线索；因此怀疑作者故意记错人名，应该改作Miss Gobblegoose，这是英国戏剧作家蒙克里夫（William Thomas Moncrieff，1794-1857）所创作的一个闹剧人物。

12.《拼凑的裁缝》（Sartor Resartus，1833-1834）是托马斯·卡莱尔写的一部小说，或根据书中虚构的一部书名而译作《衣服哲学》；《铃铛与石榴》（Bells and Pomegranates，1841-1846）是罗伯特·布朗宁写的一部结构复杂精巧的诗集；《理查德·法弗尔的考验》（The Ordeal of Richard Feverel，1859）是乔治·梅瑞狄斯的一部长篇小说。

13.约翰·克利夫兰（John Cleveland，1613-1658），17世纪英国玄学诗人，在世时非常受欢迎；罗伯特·蒙哥马利（Robert Montgomery，1807-1855），19世纪英国诗人，他的诗集曾遭到麦考莱在《爱丁堡评论》发文予以猛烈的抨击和讥嘲；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1779-1852），19世纪爱尔兰作家，曾有“阿纳克瑞翁·摩尔”之誉，他是拜伦的好友，据说因处理拜伦回忆录的方式不当而遭到非议；马丁·法考尔·塔珀（Martin Farquhar Tupper，1810-1889），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作家，他写的无韵体哲理诗集《谚语哲学》在英美世界大受欢迎。

14.出自马修·阿诺德诗《一个夏夜》（“A Summer Night”）。

15.卡莱尔此文题为《德国文学的状况》（“State of German Literature”），发表于《爱丁堡评论》1827年10月号。

16.出自华兹华斯的田园诗《迈克尔》（Michael），参考杨德豫先生译文。

17.这两句诗出自约翰生博士的《人生愿望的虚幻》。

本文节选自英国政治家、散文家奥古斯丁·比勒尔的《以饱蠹楼之名》。

《以饱蠹楼之名》，【英】奥古斯丁·比勒尔/著 张治/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