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处境与日本人无异，老百姓都把我们当作敌人看待，因之全线不能控制。”这是内战中后期国民党新闻人员发出的哀叹。在抗日战争中，国军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尚能打出不少胜仗，但是到了内战，面对装备比较落后的解放军为何就屡屡战败？其实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的政治工作之间的差异。
1947年底，形势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高层的军政首脑们终于意识到国军在政工方面的种种弊端。年底，国防部新闻局在南京召开团以上军队新闻工作检讨会议，并在孝陵卫进行了一次心战宣传品的实验。与会人员针对部队军心涣散、士气消沉，政工人员长期懈怠等问题，认为“现行制度，实不足以应付来日大难”。为此，国府对政工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试图力挽狂澜。
邓文仪
1948年2月，国防部新闻局改组为政工局，仍以邓文仪为局长。同年4月，为配合总体战，政工局的使命被定为：“在充实军队政治工作，瓦解‘匪军’之作战意志，加强绥靖与政治工作，实施军事、政治、经济总体战的方略，借以集中力量，达成‘剿匪救民戡乱建国’的使命。”
国民党意识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时，形势已非常不乐观，时任政工局局长的邓文仪也认为“改组工作在实效上说已经是迟了”。此外，改组后的政工局之地位也并没有比新闻局时期高多少，政工人员仍在充当幕僚的角色，处处受制于军事长官。例如有的政工人员为遏制部队贪污现象，改善军民关系，于1947年下半年开始在部队中推行四大公开（人事、经理、意见、赏罚），结果因触犯军事官长的利益而被迫去职。内战后期，国军部队在军事长官的带领下成建制投降倒戈的现象层出不穷，政工人员起不了丝毫作用。这一点与共产党部队中的政委比起来可谓天壤之别。
更要命的是，国军政治工作长期不受重视，大多数政工人员消极怠工已成习惯，事到临头要改组已积重难返。部队从官长到基层士兵，无不将政工人员嘲讽为“卖狗皮膏药的”。邓文仪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无奈地说：“因为这时我们的工作早已失去主动，只有被动地应付，防制敌人的发展，不能主动的彻底打击敌人，当时环境的危急，工作的艰难，真非笔墨所能形容。”
1948 年1 月，解放军某部宣传队在辽宁白旗堡给当地民众演秧歌剧，打出的横幅上写着“活捉蒋介石”
为了挽救危局，内心焦灼的蒋介石也曾想效法中共搞土改，1948年甚至拟定了《土地改革方案》，并于秋季招收了一批大学毕业生，成立土改工作队。这个方案以北平南苑进行为试点，“基本要点是没收不在乡的地主土地，在乡地主实行二五减租”。但一经实施即马上引发一些实力派的激烈反对，例如拥有土地的李培基就曾在傅作义的便宴上不满地说：“共产党闹土改，怎么你们也闹土改呢？”
种种利害关系、人事纠葛，注定了国民党在大陆搞土改失败的结局。军事上屡屡受挫，社会矛盾持续激化，在风雨飘摇的1948年5月，政工局发出“执行铁的党纪，贯彻党的命令，整肃党的阵容，树立新的作风”的呼吁。这话乍一看与解放军“党指挥枪”的原则很相似，但二者收到的实效却是云泥之别。因为在国军中，除了早期的党代表时代，党部一直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党组织极为松懈，官兵对党的意识淡薄。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工局的呼吁是苍白无力的。1949年，南京政府土崩瓦解，结束了其在大陆的统治。败退台湾的前夕，部队中竟有官兵将中华民国国歌（《三民主义歌》）中“一心一德，贯彻始终”的歌词改成“离心离德，贯彻始终”来唱，士气低落程度可想而知。政工局最后的努力终究未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只是为这个政权在大陆崩溃前，送上一曲最后的挽歌。
20世纪60年代，已败守台湾十余年的“国防部”印制了一本《国军政工史稿》，在这本书中，国民党全面反思了大陆时期军队政工建设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作战部队在“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的灌输方面或“无从实施”，或“亦无效果”。也承认内战失败前，政工局最后的努力“故法良意美，只以部队长执行不力，导致军事失败，良非偶然”。最后得出结论：“军事既已解体，政治工作更是无能为力，纯粹走走过场而已。”（文/周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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