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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晒出古籍碑帖“家底”,不仅是翁氏旧藏、北魏写经

随着上海图书馆东馆在浦东的开放,那些原本深藏库房的文献典册有了更多的空间进行展示陈列。澎湃新闻近日在现场看到,其中东馆7楼特辟“馆藏精品馆”集中展示部分馆藏菁华

随着上海图书馆东馆在浦东的开放,那些原本深藏库房的文献典册有了更多的空间进行展示陈列。

澎湃新闻近日在现场看到,其中东馆7楼特辟“馆藏精品馆”集中展示部分馆藏菁华,首展以“典册琳琅”为主题,系统展示从纸间书写到勒石传拓,从古代的雕版,活字印刷,再到近代的铅印、石印等技术更迭下的文化传播之路。重要展品包括北魏神龟元年写本《维摩诘经》、翁同龢旧藏宋刻本《长短经》、宋拓《许真人井铭》等。

展览现场,展厅中央8个中央环绕为圆形的单独展柜


尤记得每年11月,地处上海市淮海西路上图展馆推出的馆藏历史文献精品展,在限展两周的时间中门庭若市,人们埋首在低矮的展柜前,感受扑面而来的古韵。

据悉,上海图书馆现藏中外文献5700余万册(件),其中古籍善本、碑帖尺牍、方志家谱、西文珍本、名家手稿以及近代档案、图书、报刊等历史文献尤具特色,典册琳琅,称著于世。一直以来,由于上海图书馆展厅条件的局限,让上图所藏众多重量级古籍善本、碑帖尺牍无法长时间展示。随着上图东馆的开放,这一问题也得到完满解决。

展览现场


“馆藏精品馆”特辟固定展区、以“典册琳琅”为主题。首展以“古代写本、稿抄校本、尺牍信札、碑帖拓片、历代刻本、活字聚珍、地方志书、近代先声”八部分,共计展出70件馆藏精品,梳理出从纸间书写到勒石传拓,从古代的雕版、活字印刷,再到近代的铅印、石印等技术更迭下的文化传播之路。

八册典籍汇聚馆藏之最,梳理书写印刷线索

展览中,最为引人注目是展厅8个中央环绕为圆形的单独展柜,其中展出8卷典籍每一卷就意义非凡。其中,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写本的《维摩诘经》为敦煌遗珍,是上图最古老的藏品;《长短经》为宋刻孤本,是翁氏藏书中的至宝;《许真人井铭》是徐铉篆书代表作,且为北宋拓印、北宋装裱;《颜氏家藏尺牍》手稿中收录了名流手札700余通,勾勒出“曲阜三颜”的朋友圈;清代宫廷戏曲剧本《江流记》《进瓜记》是乾隆内府四色抄本,精美绝伦;明弘治活字印本《会通馆校正音释书经》是我国现存年代较早的金属活字本,成为印刷史的重要见证;清康熙刻本的《台湾府志》从废纸中抢救而得,为首部台湾地方志;1855年徐汇公学(徐汇中学前身)石印本《法兰文字》是一本法语教材,也是上海已知最早的全石印书籍。

《长短经》宋刻本


从现存最古老的纸写本到石印书籍,八册典籍背后承载了历史的更迭、文字文化的变迁。

来自敦煌藏经洞的《维摩诘经》是古代写本的代表。这边经卷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的最后一行题记清楚写着“神龟元年岁次戊戌七月十三日经生张凤鸾写”,也就说,它写于北魏神龟元年(518年),距今已有1504年。

《维摩诘经》北魏 抄本


据介绍,《维摩诘经》卷子装,存上卷。共384行,行17字,分19纸,首残缺。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之前,存世的宋以前的古写本较少,而在敦煌经卷中,书写于五至六世纪,且明确有落款的古写本更是凤毛麟角。因为其年代较早,这卷《维摩诘经》更多保留了隶书的特点,因此在书法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且对研究当时的造纸技术也具有很大的价值。

《维摩诘经变》也是敦煌艺术中反复出现的题材。维摩诘是佛教传说中的一位居士,后世的“天女散花”这则佛教典故就出自于《维摩诘经》。

如果说北魏抄本《维摩诘经》带着书写者的某种情愫,那么乾隆内府四色抄本《江流记》《进瓜记》则是“写本”的另一种极端,它工整克制精美,若非注明为“抄本”几乎会被认作是印刷本。所用四色,曲牌名用黄字、曲文(戏曲的唱词部分)用墨字、科白(戏曲角色的动作和道白)用绿字、场步注脚则用红字。卷前标明演出总时长“两个时辰又四刻”,内封上钤盖了三枚乾隆印章。

《江流记》《进瓜记》清乾隆内府四色抄本


《江流记》《进瓜记》取材于唐僧取经的故事,可谓《西游记》前传。大约民国时期,这两册曲本从清宫散出,被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小云收得。尚小云又将它们赠给以收集戏曲文献著称的藏书家周明泰,并附信一封。周明泰把这两册古籍和尚小云来信收纳在书函中。1949年,周明泰将自己珍藏的戏曲文献典籍捐赠给了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此后合众图书馆并入上海图书馆,此书在上图珍藏至今。

《长短经》宋刻本


八册典籍中《长短经》和《许真人井铭》来自宋代,均为孤本。《许真人井铭》是徐铉篆书代表作,徐铉早年间与韩熙载齐名,在江东有“韩徐”之称。且其工于书法,喜好李斯小篆,精文字学,尤其擅长篆文和籀文,精纯奇绝,气质高古。与他的弟弟徐锴合称“江东二徐”,《许真人井铭》收录在徐铉的《骑省集》中。

《许真人井铭》宋拓


所谓“井铭”,即是刻在井栏上的铭文。该铭文原刻于江苏句容茅山玉晨观内的井栏之上,宋以后原石毁佚。上图所藏《许真人井铭》,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是宋拓本中的稀缺孤本,还在于它的装帧形式仍然保留着宋代的装裱式样。

据介绍,拓本共计11开,册高39.3厘米,宽22.7厘米。碑文6开半,帖芯高32厘米,宽16.6厘米。在旧拓本首页,宋装旧书页浮置于新制底册上,由中缝及四角的丝线固定。此册外包有蓝色布套,楠木面板刻有赵之谦楷书,详细讲述了拓本的流传过程。

《许真人井铭》,吴湖帆以泥金小字题写“天下第一北宋拓北宋装,四欧堂墨宝之一”


在拓本的展开页上,吴湖帆以泥金小字题写“天下第一北宋拓北宋装,四欧堂墨宝之一”。

并在册尾跋有:“吾家所贮汉唐宋诸碑帖以此真北宋初拓为最古,见唐拓诸本亦不可信,无此古也”!可见得到拓本后,吴湖帆难掩心中的喜悦。

《台湾府志》蒋毓英编修


另如《会通馆校正音释书经》、《法兰文字》记录了印刷方式的更迭和文化的交流。《台湾府志》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废纸中抢救而来,直到1975年上图重检故纸时才得以重见天日。在这本蒋毓英编修的《台湾府志》发现之前,中外学者都认为康熙三十一年高拱乾撰修的台湾府志》为最早。上图的这一发现改变了学界的认定,其中一些资料在其他志书中未曾记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萧远淡雅的纸间学问

除了中心这八件展品,展厅中仍有不少值得细细品读的文物。比如入口处“纸间书写”板块展出了《文徵明诗文稿》,虽只打开一页,足见其书法流丽。目前上图藏文徵明诗文稿共七册。据清乾隆九年(1744)文徵明六世孙文含跋,其中三册文稿大约作于嘉靖十六年丁酉(1537)至十八年己亥(1539)也就是文徵明69至70岁时;后四册诗文稿有文徵明自题“甲寅、己卯、丙辰”六字,也就是嘉靖三十三年(1554)至三十五年(1556),文徵明85至87岁期间。

《文徵明诗文稿》


按文徵明曾孙文震孟的说法,文徵明“生平诗文稿甚富”,但到他晚年.爱好其书法的收藏家经常买通文家仆人将文徵明手稿偷出收购,传世者“百分不能及一”,可见上图收藏的这七册晚年诗文稿之珍贵。

另一件重量级展品是《瘗鹤铭》水前拓本。《瘗鹤铭》原刻在江苏镇江焦山西麓崖石上。宋时被雷击崩落长江,石碎为五,北宋时,水退始现。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冬,原苏州知府陈鹏年募工移置山上,后砌入焦山定慧寺壁间。现存焦山残石计五块九十三字。所谓水前拓本即指康熙五十一年之前拓本。据介绍,水前拓本的传统鉴定方法是:中上石首行“未遂吾翔”之“遂”字走字底之长捺尚存,“吾”字第二横划及“口”部可见.“翔”字可见“羊”,部右点。

《瘗鹤铭》水前拓本


对于《瘗鹤铭》的时代和作者前人辩说纷纭。宋苏舜钦诗云:“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亲传瘗鹤铭。”认为是东晋王羲之所书,也有人说是唐人顾况书,还有人以为是唐代王鑚书。宋著名金石家黄伯思考为梁陶弘景书,明清学者多从黄伯思说。

《瘗鹤铭》水前拓本


《瘗鹤铭》字体厚重高古,萧疏淡远。原文就崖书石,故其行之疏密、字之多寡、大小俱不雷同,参差错落而有奇趣。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六朝气息。《瘗鹤铭》的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为隋唐以来楷书的风范。黄庭坚书法得力于此,认为“大字无过《瘗鹤铭》”。另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宋拓仰石本,为落水前精拓本。

除了看拓本本身外,看后世的题跋作诗也是一道学问。比如上图藏宋拓本《嘉祐石经》,卷后有清中后期校勘学家丁晏《丁巳夏余得北宋二体石经寄都中何子贞大史为赋长歌依韵奉和诗》,“二体石经”是《嘉祐石经》的别称,因为其用篆、真二体书写。卷后咸丰七年(1857)中秋何绍基的题跋中,将《嘉祐石经》与王羲之的《兰亭序》(昭陵兰纸)和《开成石经》类比,以现在的角度看是一篇书法评论。

上图藏宋拓本《嘉祐石经》


《嘉祐石经》后,何绍基的题跋


首展中,还能看到多本来自不同地区的宋版书。宋人偏重稳重庄严的楷体,因此当时已经很有影响的几位唐代书法家便广受推崇,欧阳询、柳公权、褚遂良、颜真卿的书体得到广泛使用。但各地因为推崇的书法家不同,所使用的书体风格也不尽相同。通常来说,浙江刻本多用欧体,字整体偏瘦,笔力险劲,意态俊逸 ;福建刻本多用柳体,字体方正,骨力遒劲,结体严紧 ;四川刻书多崇尚颜体,用笔肥厚粗拙,金健洒脱;江西地区的刻本则兼而有之, 吸收了各地的不同特点。

《北西厢记》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何璧刻本


展览也涉及了公众喜闻乐见的题材。比如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何璧刻本的《北西厢记》,并展示了首页“摹仇英笔”的崔莺莺像;清康熙十八年(1679)刻套色《芥子园画传》,显示了中国传统套色木刻技艺。

《芥子园画传》清康熙十八年芥子园刻彩色套印本


展览临时展区首展展出建馆伊始重要的藏书捐赠者——金山姚氏旧藏善本,藉此向以姚光先生为代表的众多捐赠者表达崇高的敬意。 未来还将选取更多有意义的主题,定期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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