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权威战史中，上甘岭参战的美军中包括了空降第187团（或称一部），如军科所编写的三卷本《抗美援朝战争史》就称：“11月2日晨，……南朝鲜第9师第30团、美第7师2个营和空降第187团一部共5个营的兵力，对597.9高地攻击40余次。”（《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99页）在各种军史、战史、战例等资料中也有相同的说法。
近年来，对于美军空降第187团是否参加了上甘岭战役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提出第187团整个上甘岭战役期间均驻扎在日本的芦屋、雁巢，并未参战。对此，张嵩山在《解密上甘岭》一书（以下称“张书”）中专门予以了辨析，他认为，第187团是在上甘岭战役打响的当天和第二天，也就是1952年10月14日和15日的库底假登陆行动中，由美国远东空军第315空军运输师和第403运输机联队，分两批运往日本南部的。张书中分析了1953年6月被运回南朝鲜的空降187团人数和编制，推断第187团只被运走了两个营，还留下了一个营在朝鲜，并据此肯定该团有一个营参加了上甘岭战役的作战行动。（《解密上甘岭》，张嵩山，北京出版社，2010年1月，第224-225页）
本文想就美军空降第187团是否参加了上甘岭战役、参战的说法从何而来、所谓“空运五〇五”部队究竟何指等问题做一些探究和商榷。
空降第187团是否参战
空降第187团上甘岭战役期间的行动，与所谓库底地区的佯动作战有关。这一计划最初是1951年夏由当时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参谋长希尔海军少将提议，希望在朝鲜东海岸的库底附近来一次两栖登陆行动，与第8集团军配合将志愿军的补给通道切断。这一计划得到当时远东美军司令李奇微的批准，但被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否决了。（《1950-1953年美帝侵朝战争中的海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1961年6月，第203-204页）1952年9月“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为了对志愿军加强军事上的压力，又重新提出这一计划，但只是一次佯动，其内容是在元山以南的库底地区进行一次联合两栖作战，与之配合的还有第8集团军的地面攻击和第187空降团的空降作战。为了达到诱骗目的，只有最高级的指挥层才知道两栖登陆和空降最后不予实施。（《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第三册）》，空军党委条令教材编审小组办公室译，1963年6月，第657-659页）
张书中推论空降187团参与上甘岭战役的依据来自《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中译本，此书由美国空军大学研究所军史处富特雷尔博士、美国空军大学研究所所长莫斯利准将、美国空军军史研究员辛普森博士合作编写，1961年出版，1963年6月由空军党委条令教材编审小组办公室组织翻译了中文译本。根据该书所述，在范弗里特（美第8集团军司令）制订“摊牌作战”（即我方所说的上甘岭战役）之前，集中于大邱的第315和第403运输机部队的C-46和C-119飞机，已经与空降第187团进行了三天的空降训练，并拟制了一道准备在朝鲜东部新浦里附近实施空降突击的作战命令。10月9日以后的四天，大邱机场的第315空军师的C-46和C-119在洛东江的河谷进行了营规模的伞兵和重型装备的空投演习。10月14日至10月15日，空降第187团在实施空降作战的掩护下，被C-46、C-47、C-119等飞机运回日本。（《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第三册）》，空军党委条令教材编审小组办公室译，1963年6月，第657-659页）但从该书的叙述中，我们无法得出空降第187团只有两个营被运回日本的结论。
张书中进行推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根据《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一书记载，1963年6月23日，美军为应对志愿军即将发动的金城战役，将空降第187团从日本空运到朝鲜。这次空运，一共运输了1770.6吨的人员和物资，包括2257名伞兵。（《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第三册）》，空军党委条令教材编审小组办公室译，1963年6月，第851页）张书认为，“第一八七空降团编制有3500多人，从日本空运来的伞兵正好是两个营。这就印证了1952年10月间，运往日本的伞兵只有两个营”，由此推断出“从1952年10月到1953年6月下旬第一八七空降团应该有一个营留驻朝鲜”，但作者也承认“始终未能查到该营番号”。（《解密上甘岭》，张嵩山，北京出版社，2010年1月，第226页）以几个月后某次行动的规模来推断几个月之前部队的情况，很难说有多少可靠性。事实上，美方资料显示，这次空运是从6月21日持续到23日，共运送部队3252人和1770吨物资。（《The USAF in Korea：Campaigns，Units，and stations,1950-1953》, 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2001，pp.43；另可参见《The USAF in Korea:A Chronology，1950-1953》， 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2000，pp.94）
更直接的证据来自美7师档案材料“每日人员摘要”。根据这一摘要我们可以了解到，10月初美7师的序列中的确有空降第187团，如10月1日的人员摘要中显示，空降第187团编制人数四千余人（表1），直到10月4日，空降第187团均在序列中。但从10月5日开始，空降第187团就从表中消失了（表2）。如果库底佯动只调走了该团两个营，那么另一个营必然会在人员摘要中有所反映，但却没有，此后的人员摘要中也未再出现第187团。10月4日，正是克拉克批准实施库底佯动作战计划的日子。（《1950-1953年美帝侵朝战争中的海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1961年6月，第204页）这说明，空降第187团确实没有参加上甘岭战役。因而在美方统计的美7师“摊牌作战”的伤亡单位里也没有空降第187团。（《Korean Battle Chronology》，Richard E. Ecker，2005，pp.155）
表一 1952年10月1日美7师人员每日摘要
表二 1952年10月5日美7师人员每日摘要
第187团参战的说法从何而来
假如梳理一下上甘岭战役期间和战后的一些资料，我们可以发现，空降187团参战的说法最初是起源于缴获的敌人尸体上的符号标志（一说臂章）。
朝鲜战场上美军曾经两次使用第187团实施空降，第一次于1950年10月20日在平壤西北之顺安地区，第二次于1951年3月23和24两日在汶山地区，均对战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是配合地面进攻部队，降落于后方，抢占要点并切断敌军之退路。上甘岭战役前志愿军对美空降第187团的动向就颇为重视，因为侵朝美军空降部队只有这一个团，并估计敌人在秋季攻势发动时可能动用一个营至一个团的空降兵力。为此，第十五军在制订防御作战基本计划时，专门制订了一份“反空降作战计划”。（“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防御作战基本计划”，《上甘岭战役资料选编，第二册军事工作类（一）》，空降兵第十五军司令部编印，1980年5月，第35页）在9月底或10月初，第15军还俘获过空降第187团的士兵，因此在志司第35号敌情综合通报中有“空降一八七团俘供证实”等内容。（“志司三十五号敌情综合通报”，《上甘岭战役资料选编，第四册军事工作类（三）》，空降兵第十五军司令部编印，1980年5月，第6页）但不久后志司通报中又提到“空降一八七团七日发现在日本，何时去的不详”。（“志司三十八号敌情综合通报”，《上甘岭战役资料选编，第四册军事工作类（三）》，空降兵第十五军司令部编印，1980年5月，第13页）
由于空降部队具备高度的战略机动能力，因此志愿军高层对于失去踪迹的第187团究竟打算干什么，是否会突然参战充满了疑虑。尤其是当上甘岭战斗进入白热化争夺之后，美7师是否会使用第187团，亟需查明。10月27日12时，志愿军第3兵团在给第15军的作战指示中指出，“原配属该师之空降一八七团是否已担任了防守任务尚不明”，“如果一八七团再用于防守，则该师三个团均可投入进攻五圣山前沿的战斗中”。（“兵团作战指示”，《上甘岭战役资料选编，第二册军事工作类（一）》，空降兵第十五军司令部编印，1980年5月，第257-258页）第15军军长秦基伟则认为，经过半个月的大量消耗，美军为保住面子，可能再增加投入兵力，“果真如此的话敌人必须使用空降187团”，“那更说明了敌人没有二线部队”，“上述情况估计两天内即可证实”。（《本色——秦基伟战争日记（下）》，新华出版社，2013年12月，第904页）
秦基伟在10月31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上述的想法，现实似乎在第三天就拿出了有力的证据。据第12军的阵中日记，11月2日上甘岭597.9高地反击过程中，发现敌人尸体上有空运50部队的符号，怀疑是空降187团（阵中日记中注明“待查”）。（《十二军司令部上甘岭战役阵中日记（选录）》，1964年9月15日）第3兵团在11月5日发布的作战指示中，也提到“在一、二两日的激战中，在敌尸体上发现其符号空运五〇部队（是否空降一八七团尚未证实）”。（“兵团作战指示”，《上甘岭战役资料选编，第二册军事工作类（一）》，空降兵第十五军司令部编印，1980年5月，第318页）另据1952年11月16日第29师的战斗总结报告，“11月2日6时，美军个团（据缴获文件为空运五〇五团）及美十七团开始对我阵地进行试探攻击”。（“廿九师五圣山前沿597.9、537.7北山两高地反复争夺战斗总结报告”，《上甘岭战役调查资料汇集（二）》，高等军事学院战役教研室，1964年2月，第56页）第45师逐日战况中也报告：“二日八时”，“伪九师三十团及美七师两个营（符号为空运五〇五团）施放烟幕后车运至我阵前五百公尺，以一部开始攻击”。（“四十五师逐日战况”，《上甘岭战役资料选编，第三册军事工作类（二）》，空降兵第十五军司令部编印，1980年5月，第381页）同年11月，第45师在对于敌伤亡的考查材料中也提到：“缴获敌文件中发现有空运五〇五团番号”。（“四十五师关于敌伤亡考查材料”，《上甘岭战役资料选编，第三册军事工作类（二）》，空降兵第十五军司令部编印，1980年5月，第389页）
同时期或稍晚一些的材料中，或者未提及进攻美军的番号，或者提到的是“空运五〇五团”。由此可见，最初是在敌军尸体上发现了“空运五〇”或“空运五〇五”的符号，遂产生是否就是空降第187团的联想，但并未获得可靠的证据。
12月2日，秦基伟在第31师参加上甘岭战役情况汇报会议时，讲话中第一次提到：“这一段敌参战的是美七师两个营、伪九师三十团、伪二师两个营、阿比西尼亚营和空降一八七团一部（充步兵使用）”。（“秦军长在三十一师参加上甘岭战役情况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上甘岭战役资料选编，第三册军事工作类（二）》，空降兵第十五军司令部编印，1980年5月，第158页）之后第15军“上甘岭战役总结”中也正式采用了“空降一八七团一部”的说法，（“上甘岭战役总结”，《上甘岭战役资料选编，第八册战役总结类（一）》，空降兵第十五军司令部编印，1980年5月，第87页）自此美空降第187团参战遂成为定论，各种战史、战例中均采用了这种说法。
“空运五〇五”部队究竟何指
如前所述，空降第187团已经调往日本，所谓“空运五〇”或“空运五〇五”不可能是空降第187团。有些书中为强行将二者联系起来，称“第一八七空降团原为美国著名精锐部队第八十二空降师第五〇五团，属美军最早组建的伞兵团之一”，“空运五〇五团是该团早先番号，番号变了，臂章还没换”。（《解密上甘岭》，张嵩山，北京出版社，2010年1月，第219页）事实上，空降第187团隶属于空降第11师，二战期间始终在太平洋战场作战，与始终在欧洲战场作战的空降第82师下属的第505团毫无关系。该团符号上有187的数字标识（图1），也不会与其它空降部队的标识混用。
图1 空降第187团的标识
对于志愿军来说，通过缴获敌符号、证明文件、密息和俘供，证实敌军往往使用部队代号，“如九六三八为伪二师，八一〇六部队即该师之十七团”等等，（“上甘岭战役侦察工作总结”，《上甘岭战役资料选编，第八册战役总结类（一）》，空降兵第十五军司令部编印，1980年5月，第156页）故此当获取有“五〇”或“五〇五”标识的符号时，结合前述对空降第187团去向的猜测，判断可能是该团参战，也是正常的思路，不能用事后诸葛亮式的眼光去苛责。
“空运五〇”或“空运五〇五”究竟何指？一种猜想认为可能是属于美军运输机部队的人员。美军在朝鲜战争期间的运输机部队中，虽然有番号为“五〇”的部队，即第314运输师下属之第50运输机中队，驻地在日本的芦屋，但在飞机未被击落的情况下，个人在前线步兵攻击过程中被击毙的概率几乎没有，故此这种猜想应该难以成立。另一种猜想是美军第82空降师第505团的个别士兵补充到空降187团，由于某种原因留在战地参战。美军空降部队的符号（有的材料上说是臂章）上大部分均有“Airborne”的字样，这个单词可译为“空降的”或“空运的”，盖因按照美军空降部队的常规，“除空降部队以外，由航空机运送与着陆的各单位，都称空运单位”。（《美国空降部队的使用（缴获材料之一八）》，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出版局译印，1951年8月，第2页）如果缴获的标识符号中既有“airborne”又有“505”，那似乎就可以认定是空降第505团的人员了。但是，如前所述，空降187团战前已经调离前线飞往日本，如果是补充人员，应该是随第187团行动的，没有理由留在前线还参加了11月2日的步兵攻击行动。另外，第505团的标识是“panthers（黑豹）”（图2），在缺乏对敌军编制标识（尤其是远离前线位于美国本土的部队）了解的情况下，前线部队依此能确定被击毙者属于空降或空运部队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图2 第505空降团的标识
另一种猜想认为，该名被击毙的敌军来自于美7师所配属的神秘单位——第505军事情报排。从美7师人员每日摘要中看，该师附属的第505军事情报排很可能佩戴有“505”标识的符号。这种军事情报单位直属于美军作战情报中心（CIC）或陆、海、空军，一般以分遣队或连、排的方式附属于作战部队，进行战术情报、反情报、电子侦察等任务。该排有可能是由美空军所派出，他们的标识上也可能带有与空军相关的图案，容易被误解为是空降部队。从战前美7师每日人员摘要中我们可以看到该部队及其番号。
从某些材料中反映出，11月2日实施攻击的美军部队战术动作有所不同，“以一部开始攻击，大部分散构筑工事，步行机毫无暴露，队形疏散行爬进，轻炮火特别厚密，攻击不成退回冲锋出发地摆上对空布板。每次攻击炮火准备达一小时，正式攻击五次，连续三十次冲锋，以十二时十六时为最激烈”。（“四十五师逐日战况”，《上甘岭战役资料选编，第三册军事工作类（二）》，空降兵第十五军司令部编印，1980年5月，第381页）阵中日记也有类似的反映。（“阵中日记”，《上甘岭战役资料选编，第四册军事工作类（三）》，空降兵第十五军司令部编印，1980年5月，第205-206页）从这种谨慎小心与以往不同的攻击动作，似乎有搜集我方战术特点和战术动作的目的，这也是美军军事情报单位的任务之一。
因缺乏原始资料，现在已经很难确认该“五〇五空运”部队的标识究竟来自何方，笔者以为上述第三种猜想或许更符合实际。但不管怎样，空降第187团整体或一部并未参与上甘岭战役，这是可以确定的。之所以造成其参战的误判，既有战役指挥员急于落实对战役走向判断的因素，也有战场上缴获敌人物品的巧合。这一误判并未对战役结果发生影响，不足深责。
从情报分析的角度来看，“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德]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7月，第68页）要求情报分析百分之百的正确，是不现实的，只要在各种不确定和模糊性之中，能把握住总体的方向和确定性就可以了。这一点，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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