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复平：《菽园杂记》与“明代文人的精神生活”

【编者按】美国汉学家、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任何复平（Mark Halperin）在2006年出版的学术专著《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960-1279）》（Out of the Cloister: Literati Perspectives on Buddhism in Sung China）主要探讨宋代文人对于宗教的态度，尤其是佛教寺院和文人日常生活的结合，并对“碑记”这种特殊文体给予了关注；他在今年新出版的《菽园杂记》英译本，则是明代文人陆容（1436-1494）的笔记合集。陆容是一位江南地区的明代中期士大夫，在这个盛行“八股文”的时代，陆容的《菽园杂记》包罗万象地展示了明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有关政治、经历、司法、医药、对外交流等内容都来自作者的耳闻目睹。陆容不仅在书中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了细腻入微地记录和描摹，并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他的意见表现出在当时社会中典型儒者的视角。陆容的这部作品在海外汉学界鲜为人知，何复平的英译定名为A Ming Confucian's World: Selections from Miscellaneous Records from the Bean Garden，2022年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获得了北美汉学界的广泛关注。

近日，澎湃新闻特约记者对何复平教授进行了专访，谈及他的学术生涯、《菽园杂记》的翻译等，以下为访谈正文。

何复平教授

澎湃新闻：您于1997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博士学位，现在执教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主要研究宋代的历史、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研究，请问是因为何种契机选择中国历史文化作为您的专业？

何复平：我对中国历史产生兴趣不是因为某一个单独的“契机”，而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从越南战争到日本成为强大的经济体，有关东亚各类事情总是出现在新闻里。在我上大学时，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在西方文化（Western Civilization）之外，必须要修读两门文化类课程，每门课历时三个学季。[按：以加州大学系统为代表的美国西海岸高校大多实行的是一年三个学期的“小学期制”（quarter system），以一个季度为一学期，也称为“学季制”（quarter system），与美国大部分地区实行的“学期制”（semester system）有所不同。] 因此，我修读了远东文化课（Far Eastern Civilization）。为什么选这门课呢？其实是因为我的朋友们也选了这门课。担任这门课中国部分教学的是后来享有盛名的美国汉学家曼素恩（Susan Mann）教授，那时她还是一位青年教授。她的教学十分引人入胜。我还记得在一个风雪交加的下午，她站在大街上，给我的一篇论文提出建议。另一位带领我进入这一领域的老师是美籍日本历史学家Tetsuo Najita（奈地田哲夫，テツオ ナジタ），他所教授的有关德川幕府时期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课程非常精彩。有一次我在校园里碰见他，他对我说：“你真的应该在进入这个领域之前打好语言基础，这是很重要的。”奈地田教授眼光敏锐，在那个时候，他对我的了解比我对自己还要深。当我开始学习东亚语言的时候，我被深深吸引了，这也成就了今日的我。

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对中国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特别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上海。因为上海的文化融合、工人运动，以及这个城市和时代的活力使我对其产生了兴趣。我已经不记得为什么我的兴趣后来发生了转移，但是我记得当年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的著作《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很好地阐释了当时我所感兴趣的一些问题。

澎湃新闻：您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960-1279）》（Out of the Cloister: Literati Perspectives on Buddhism in Sung China）在学术界取得了极好的反响，请问您的兴趣是如何从宋代文人文化与宗教的关系转移到明代中期社会的？您是如何发现《菽园杂记》并且决定翻译它的呢？

何复平：一直以来，我都很想翻译“笔记”这种文体，因为它对中国社会的描摹是如此有趣和丰富，这是其他文体不能比拟的。我是如何找到《菽园杂记》的？大约在三十年前，我在东京神保町一家汉文书店盘桓时偶遇了这本书。在这本书的开头几页中，有一篇小文讲的是明代超度战死亡灵的佛教仪式，这和我当时的研究有关。这显然是一种缘分，所以我买下了这本书。我花费了多年时间撰写和宋代、金代、元代的道教文献有关的文章，因此在几年前，我决定做一些不一样的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今世界的方方面面——经济上的不确定性、机构和制度的衰退、气候变化、政治动荡——总是让我联想到明代的社会。

为什么一定是《菽园杂记》这本书呢？个中原因有很多。首先，这本书来自15世纪，研究这个时代的学者相对不多，因此对我很有吸引力。在15世纪，中国似乎进入了一段休息期，而激动人心的变化更多发生在意大利和日本。有一次，我和一位研究清朝历史的学者谈起极少有人关注明代中期时，她毫不犹豫地说：“那（这个时段）就归你了！”不过这个学者不是曼素恩教授，哈哈。其次，我一直对历史学家埃里克·科克伦（Eric W.Cochrane）的著作《被遗忘的佛罗伦萨，1527-1800》（Florence in the Forgotten Centuries, 1527-1800）印象深刻，这本书讲的是佛罗伦萨在其最辉煌的历史归于暗淡之后的事情。这本书不仅令人着迷，也向我们展示了每个时代都值得被研究，而能否做好这样的研究，依赖于一位历史学家的学识和设想。因此，我翻译《菽园杂记》，也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展示一段看似平淡但却发人深省的历史。我期待这本译作可以出现在用英语教授中国文化历史的课堂上，并且我希望，这本书的包罗万象可以为明代与清代历史的教学提供充足的材料，就像“一站式购物”一样。

澎湃新闻：您目前主要的学术兴趣包括中国古代的父权制度（Chinese conceptions of Fatherhood），您在对《菽园杂记》的介绍中提到，对于明朝人来说，最重要的社会单位是家庭，请问《菽园杂记》对您对中国古代家庭制度的研究是否有所影响和启发？

何复平：我对中国父权制度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和对《菽园杂记》的研究是两个完全独立的项目，我并不确定会不会就这个话题写一本专著。不过陆容的确是一位非常贴心的父亲，在他的时代这是不同寻常的。不过，我对于中国父权制度的思索主要来自杨万里给他的儿子所写的信，我发现杨的家书里有一种富有魅力的直率，因此我猜想那个时代的很多家书都是这样的，但许多文集的编者将它们摒除在外，如果你用积极的眼光去看待的话，那些信写得很好玩。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中国宗教方面的专家，您指出《菽园杂记》中所描绘的宗教场景是与众不同的，尤其是文人对于佛教寺院的态度。请问这一视角是否是您的第一本专著《宋代文人的精神生活》的延伸？对《菽园杂记》的研究，是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明代文人的精神生活”的一种探索？

何复平：陆容是一个很有小脾气（crabby）的人，他对于宗教的态度在明代中期的学者中很有代表性，这让他的坏脾气很有趣。他们这一类人对于大部分佛教的东西完全没有耐心，甚至毫不在意。因此他对佛教的视角和大多数宋代和元代的文人完全不同，我所研究的大部分宋代和元代学者——甚至包括朱熹、黄震和吴澄——都或多或少地发现了佛教的一些可敬之处。陆容看宗教的方式让他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不过他的宗教观只是他的独到之处里很小的一部分。

澎湃新闻：您在研究中国宋代的“碑记”这一文体中取得了重大成就，碑记是一种非常正式、隽永的文体，而“笔记”则更加自由、轻松，与宋代廉价木板印刷的普及息息相关。在研究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中，您有什么心得？

何复平：有一些“记”被镌刻在石头上，成为了“碑”，但大部分没有。“记”作为一种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比较晚，而很多作者感到用这种文体创作更加自由，欧阳修是其中比较早期和重要的一个例子。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记”和“笔记”是非常相似的。而对于笔记和印刷术的关系，我和一些学者的观点不同，坦率地说，我怀疑这两者之间具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手抄本在那个时代也是非常流行的。

澎湃新闻：明代的笔记数目繁多，其中记载了大量历史琐闻、民俗风情等内容，请问您认为《菽园杂记》有何独到之处？

何复平：第一，在陆容同时代的文人中，没有其他人写出了如此宏大的笔记。第二，陆容所写的内容比其他文集作者更广阔——其他人主要关注朝廷、正史、上层政治、文学作品、研究学问和评论诗歌。举例来说，叶盛的《水东日记》值得一读，但是里面的内容不是太长就是太短，不适合作为教学的材料。第三，陆容本人的声音（personal voice）有强烈的个人意志，他总是在力陈己见。有趣的是，这些内容在传播更加广泛的版本中（《四库全书》版和后来出版的中华书局版）往往不得而见，只有在《国朝典故》收录的版本中，这些相对比较激烈的声音才被保留下来。我的翻译选择了这两个版本的内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本“新”书。

澎湃新闻：您将这部英译的作品命名为“A Ming Confucian's World”（“一位明代儒者的世界”），请问在您看来，这是怎样一个世界？除了您在对《菽园杂记》的介绍中提到的明代科举考试和官僚制度的变化发展外，作者陆容的身份、地域和时代，如何影响了他对世情百态的勾勒？

何复平：是什么让陆容成为陆容的？显然不仅仅是他的时代、地域或阶级。他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我原来想把这本书的英译命名为“一位好奇的儒者的笔记”（Notes of an Inquisitive Confucian），但别人建议我说“明代”这个关键词应该出现在书的标题中。至于这本书中的世界是怎么样的？我想十个读者会给出十一个不同的答案！我们只能说，陆容笔下的世界令人惊诧的复杂。

澎湃新闻：您在为《菽园杂记》所撰写的介绍中提到，在中国历史上，非官方的历史学家（unofficial historians）大量存在，陆容就是其中的一位。在陆容以前的许多历史学家，为陆容的作品提供了典范。请问您认为陆容的《菽园杂记》，如何体现了中国这一“非官方”史学传统的影响？

何复平：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正如你所说的，“非官方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宽泛的领域。我会说陆容并不一定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位传统意义上“写历史的人”。是的，我们可以在书中找到很多例子，证明他试图去纠正历史记载中的一些事情，但是传统历史学家不会像陆容一样，用大量的篇幅去介绍铜矿的开采，或者京城时下最流行什么款式的衣橱。

为什么陆容会去写作这样的题材呢？因为他爱发牢骚（grouchiness）。他实实在在地对他身边世界的一切细节抱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很有可能一直保留着记笔记的习惯。为他作传的人说他总是在起草公函，但只有一小部分保留至今。举例来说，在他写到采矿的时候，里面的细节如此明确而具体，让人感觉他一定是在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就把它们付诸笔端并保留了这些笔记，后来他把它们找了出来，并收入了他的选集。

澎湃新闻：您的《菽园杂记》英译本是一个选译本，您将原本无特定逻辑顺序的笔记分为五个部分——“社会生活”（Social Life）、“家庭与性别”（Family and Gender），“政治和政府”（Politics and Government），“神祇、鬼怪和僧侣”（Deities, Spirits, and Clergy）、“知识、技术和自然世界”（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the Natural World），请问您在归类和选择时，秉承怎样的甄选原则？为什么有些章节没有被选择和翻译？

何复平：我的选译原则主要基于在美国大学里中文教学的实用性，所以一些在翻译中会流失本来意思的文字不会被选入；其中一些有关琐细礼仪的章节，可能会让很多二十一世纪读者失去兴趣，也没有被包括进去；冗长的、容易让人走神的章节没有被收入。我希望选择时表现出观点的多样性（diversity）。有些时候，陆容赞美了明朝的开国者，而有时他持批评态度。有时候陆容喜欢周忱（明朝初年名臣），有时候又批评他，而有些时候他甚至欣赏一些宦官和外国人，这些内容都会被选入我的译本。

在海外汉学界，英译的中国文化经典层出不穷，然而想要创造出一部高质量的作品，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澎湃新闻：请问《菽园杂记》是您的第一部较大规模的翻译作品吗？您是从何时对翻译整部的古代文学作品产生了兴趣？

何复平：是的，《菽园杂记》是我翻译的第一本书，不过我的学术文章中经常包括大段的文本翻译。我从1980年代在台湾就开始进行翻译工作，那几年里，翻译帮助我还清了助学贷款。在我的科研中，很多时间都被用于做翻译，因为我必须在抓住文本的意义之前看到它们被翻译成英文后读起来怎么样。

澎湃新闻：您的《菽园杂记》英译本参考了许多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古代典籍，请问您在这个翻译项目和您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与中国的学者有怎么样的交流？在您的研究领域，您认为中西方学者的研究有哪些差异呢？

何复平：在这本书的翻译中，我受到了很多中文学术成果的影响，如杨国祯和陈支平的《明史新编》等，还有有关《菽园杂记》的本身的学术研究，是这些研究让我意识到了本书其他版本的存在。至于和中国学者的交流，因为目前我大部分时间不进行海外旅行了，因此建立直接的联系比较困难。我的记忆力没有那么好，因此当中国学者开始出口成章、引经据典时，我很受震撼。我曾经可以复述莎士比亚作品中一些长篇独白，但最近几年它们开始从我记忆里溜走了。

我认为中国的学者对于官方的历史是极其精通的，对于来源和出处都能做到如数家珍。但我猜想很多西方的历史学家会对官方政策的实行持怀疑的态度——在1900年以前的中国，很多来自政府的法令和指示，在地方上是难以推行的，或是地方上对这些内容进行了很大的修改，而官方并不知道。当然，很多中国历史学家也是以此为前提进行研究的，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不喜欢进行笼统地概括。

澎湃新闻：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您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哪些地方的处理是您认为最为满意的，是否有什么遗憾？

何复平：对我来讲最具挑战的是那些有关采矿业的章节。因此在我的译本中，只保留了一段有关开采白银的记述。这一段对我来讲非常难译，但是一位专攻明朝的历史学家告诉我“坚持就是胜利”。我曾经求教于中国技术史专家葛平德（Peter John Golas）教授，他撰写了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关于采矿业的分册。他非常亲切友善地回复了我，说他已经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但是非常希望能够再次开始中国方面的研究。非常遗憾的是，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生命就是如此无常。

没有哪些很确切的地方是令我感到特别满意的，不过我得到了陆容文集的微缩胶卷，从而得以从另一个角度更多的了解陆容。

至于遗憾，我想总有一些章节是有价值，但是没有被我列入的，不过就是这样子，就好像我的翻译毫无疑问会有一些缺陷，这是不能避免的。

澎湃新闻：翻译作为海外汉学学者科研和写作的基本功，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请问您对于青年学者提高翻译能力有什么建议？

何复平：这也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首先，我建议翻译者在他们的母语和目标语言的范围内广泛阅读，因为辞典中的定义常常是很有局限性的。通过查阅资料，已有的优秀翻译可以提供帮助，将自己的翻译和好的翻译进行对比也会带来很多启发。

其次，翻译一定会有一些流失，就好像是一句意大利名言“traduttore, traditore”翻译成英语就是“translator, traitor”（翻译者就是背叛者）。显而易见的是，即便是逐字逐句的直译，也会失去一些东西，就好像这句意大利名言本身，前半句和后半句都是四个音节，形成对偶结构，并且它们的区别只有一个元音，而原文中这些优美的特质在英译中都被改变了。翻译成英语后，前半句变成了三个音节，后半句变成了两个音节，读起来很奇怪，元音和辅音也必须改变。另一个例子是我的研究中“父权”这个词和它的英文翻译fatherhood。“权”这个词代表了权力、权利和所有权。而在英语里，fatherhood中的“hood”表意则太过宽泛，仅仅代表了“作为父亲”这一状态（the condition of being a father）。这个状态可能包括的情况是：当你的儿子成为青少年后，他确信你作为一个父亲，对这个世界毫无概念，因此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你这一点。这一可能性存在于“fatherhood”这个英文单词中，但却和“父权”这个词语毫无关系。

最后，如果可能的话，一定要与作者交流。陆容的作品中有一个章节是关于土地税的，里面的一些内容不仅让我、也让两位一直专门研究明代经济史的专家很困惑。陆容不能向我们提供任何帮助了，这是很让人遗憾的。这个章节很长，但很显然对于陆容来说非常重要。当已故者不能向我们提供任何帮助时，我们可以向已经在世并且在这些文本上花费了很多时间的人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