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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空传》:强制热血,不如直面现实的悲情

诚然,我们需要热血,但热血的前提是直面权力的残酷,而不是对生存困境的粉饰。是时候醒来了,哪怕孤身跋涉,也要勇敢前行,让这一路荆棘成为英雄主义的见证。

书迷等了十七年,终于等到《悟空传》被搬上大银幕。然而,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是,电影《悟空传》并不悲伤,甚至很热血很向上。两小时的华丽奇观,竟敌不过片尾的几行字幕:“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也只有这段小说原文,才能让书迷恍然大悟:原来这部电影也叫《悟空传》,是巧合吗?

比照原著,电影《悟空传》是丢了魂的。论反抗,活生生的“诸佛”变成了沉默不语的石像,石像有一个脆弱的代理人,名叫“天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旧天尊死了,杨戬成了新的,石像却永远都在,等级制度也不曾破毁。仿佛是一种暗示:在这个精神贫困的时代,孙悟空已无权与“诸佛”直接对话,他甚至没有在如来掌心负隅顽抗一下下的机会。如果孙悟空的反抗对象是虚假的,那么,他的少年气又有什么意义呢?强制热血的孙悟空倒真像个“老男孩”,他只能在涅槃之后自我安慰道:我还年轻,我不认输。

从“公路小说”到“魔幻大片”

《悟空传》是一部怎样的小说?

《悟空传》:强制热血,不如直面现实的悲情

电影《悟空传》剧照。

在2011年《悟空传》“完美纪念版”的序言中,今何在以“在路上”为题,如此劝慰读者:“我心目中的西游,就是人的道路。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的西游路,我们都在向西走,到了西天,大家就虚无了,就同归来处了,所有人都不可避免要奔向那个归宿,你没办法造反,没办法回头,那怎么办呢?你只有在这条路上,尽量走得精彩一些,走得抬头挺胸一些,多经历一些,多想一些,多看一些,去做好你想做的事,最后,你能说,这个世界我来过,我爱过,我战斗过,我不后悔。”

因此,今何在眼中的西游故事其实是“公路片”,而他笔下的《悟空传》也就是一部“公路小说”,其真正价值在于对世纪末中国青年精神状态的准确捕捉。政治虚无主义?抑或文化犬儒主义?恐怕没那么简单。大城市青年对于生活的失败感,必须结合社会阶层日渐固化的经济事实。今何在无非是想和我们探讨一个问题:注定没有结果的“奋斗”就是徒劳吗?如果“取经”一定失败,那么这条路还要不要走下去?重在过程,不问结果,这就是今何在对于“在路上”的重新阐释,也正是他对万千读者的殷切期望。

今何在将“西游”阐释为“道路”,这实在意味深长,其中至少包含两种意思:其一是时间的维度,即人生必将虚无,理想终将逝去,故“西游”的基调一定是悲观的;其二是空间的维度,即“在路上”的真义不在终点,而在道路本身,于是“西游”又被裹上了一层糖衣。今何在用所谓的“在路上”提醒读者:与其在“小时代”中渴求“大人物”,不如在“大悲观”中保持“小乐观”。这种化“大悲观”为“小乐观”的鸡汤逻辑,不仅是对“在路上”这一能指意涵的混淆,更是对1960年代历史文化语境的“降维”表述。显然,今何在的“公路”与凯鲁亚克的“公路”并不是一回事,孙悟空也并不是嬉皮士。我们必须明白,《悟空传》里的“路”是青年成长之路,这条路通向权力结构的中心,而非权力结构之外。因此,孙悟空的反叛是没有对象的,它无所附著,只能成为一种姿态。

从“公路小说”的角度看去,《悟空传》具有抗拍性,因为小说的故事性很弱。换言之,《悟空传》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情节结构,而在于抒情状态,如果非要改编成电影,那么它只能是充满独白臆语的意识流,怀旧、感伤、片断化、稍纵即逝。梳理一下谱系即可得知,《悟空传》的精神之父是周星驰电影《大话西游》,而《大话西游》的戏仿对象则是王家卫的《重庆森林》与《东邪西毒》。事实上,《悟空传》更像是王家卫风格的《西游记》,虽多了一层油滑皮相,却逃不过都市男女永远匮乏的创伤情感内核。

在这个意义上,郭子健导演的电影版本只是借用了《悟空传》的名字而已,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次全新的创作。我们不愿接受小说感伤情绪的遗失,正如我们必须接受电影亢奋情绪的过剩,毕竟,“公路小说”与“魔幻大片”遵循着完全不同的类型逻辑。或许,更应该提出的问题是:真的猛士,到底是那些相信未来的热血青年,还是那些“认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罗曼·罗兰)的疲惫中年?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勇敢”,小说选择了后者,而电影选择了前者。

魔法学校与少年热血

《悟空传》的剧作结构基本遵循了著名的“布莱克·斯奈德节拍表”,也就是经典好莱坞电影的金科玉律:前30分钟A故事(天庭魔法学校),30-60分钟B故事(花果山降伏妖云),60-90分钟遭遇困境(天兵天将镇压、悟空死去),90-120分钟解决困境(悟空重回天庭击败天尊)。如此的剧作结构既保证了电影对英雄主义的有效表达,但也必然导向热血激情的泛滥,只能说,电影《悟空传》选取了最为中规中矩的类型片模式展开叙事,足够仔细,却也足够保守。

《悟空传》:强制热血,不如直面现实的悲情

电影《悟空传》剧照。

纵观电影改编策略,还算有趣的一笔大概是导演把天庭改造成了魔法学校。孙悟空是来自普通高中的转学插班生,初来乍到,对重点中学的教学形态颇感不适,幸好遇到了校长的千金阿紫慷慨相助,两人一见钟情;阿紫的表哥杨戬是个优质学霸,还有海外留学经历,他从插班生孙悟空的身上闻到了情敌的不祥气息,但也没办法,爱情难论先来后到,他自己只能默默退出;天蓬本是个情窦初开的活泼男孩,却因为与阿月的早恋,导致了对方辍学,从此他变成了每天只知道复习考试并且也监督所有人复习考试的学习委员,冷静而压抑;卷帘是醉心于天文地理的技术宅男,即使暗恋阿紫也不敢表白,只能把火花暗藏心底,转化为日复一日的科研热情。

就这样,在剔除了“唐僧”之后,西天取经团队的内部关系发生了重组,徒弟三人成了魔法学校的同学,《悟空传》的前1/4也就成了校园青春片。在校园青春片的叙事逻辑中,学生的反叛对象往往是校长、老师或者家长,比如《我的少女时代》和《闪光少女》都使用了礼堂全员大会的场景,来呈现“少女怼校长”的仪式感。而在《悟空传》中,天尊就是那个重点高中的校长,她是孙悟空的死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机器,这里的“学校”是扼杀学生天性的监狱,以便让他们通过学习而坚信“天机”的存在。于是,孙悟空来上学的真正动机逐渐显露,原来他是要拆毁魔法学校赖以维系的核心装置“天机仪”,进而抵制虚伪的教育。孙悟空的反启蒙姿态,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本片的民粹主义立场。又或者说,民粹主义本就是ACG文化之“少年热血”的一副面孔,也是网络时代民主思潮的最重要表征之一。

对照小说,电影把斗争矛头指向“校长”显得有些避重就轻:难道束缚当代青年的“紧箍咒”仅仅是教育体制吗?这一笔太实了,格局也太小了,一下子弱化了原著竭力营造的悲怆命运感。电影逃离了中年悲情,进而放大了少年热血,倒更像是《悟空传》的前传。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少年热血呢?作为一个动漫术语,少年热血首先得是“少年”。其实,电影《悟空传》力图呈现的魔法学校空间反而确证了“热血”的少年属性:只有在少年身上,“热血”才是与生俱来、不言自明的,正如主演彭于晏永远充满孩子气的不羁笑容。这似乎是在告诉我们,孙悟空的反叛不过是一种青春期荷尔蒙冲动,总有一天,他会走向成熟,就像摆脱了情欲纠缠的杨戬那样,成为新的天尊,终于被体制收编。

因此,“少年热血”的本质并不是对权力制度的反抗,而是充满仪式感的自我疗愈。在原子化的社会生存状态中,少年们通过共同的冒险经历寻找共同体认同,冒险成员彼此形成种种“羁绊”,这是影片随后转入“花果山伏妖”段落的真正原因。或许是借鉴了《哈利·波特》的叙事传统,孙悟空进入魔法学校之前也深藏了一处精神伤疤,遍布焦土、百废待兴的花果山正是他的创伤之源,也是他不可抑制的乡愁所在。而真正杀死孙悟空的,不是天庭的枷锁或维持秩序的“天机仪”,而是阿紫告诉他,“花果山不在了”。孙悟空的梦想很简单,他只求在权力的阴影之下偏安一隅,但如果连这点空间都不给,那他只能反抗。

《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本是无法无天、随心所欲的,到了今天,他却连一座花果山都保不住。从积极自由到消极自由,这无疑是一次降落。

“逆天改命”的可能性

在影片结尾处,孙悟空终于摧毁了维护天地运转秩序的“天机仪”,但他胜利了吗?新的天尊继位了,而且还是曾经一起战斗过的好友,这种背叛难道不是更残酷的吗?孙悟空上天入地、九死一生,最终不过换来了在花果山安居乐业的生活权,这是不是很可怜呢?电影《悟空传》制造了一种“逆天改命”的假象,但斗争的结果不过是让孙悟空争取到了一块合法用地(花果山)。把消极自由再包装成积极自由,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修辞术,充满了自我安慰的夸饰效果。

睁开眼睛吧,看看周遭的残酷真相。只有破除英雄主义幻觉,我们才能洞悉当代“悟空”的真面目,或许,戴荃在歌曲中的描述是更为准确的:“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还是不安,还是氐惆,金箍当头,欲说还休。”在社会阶层固化的经济事实面前,当代青年如何才能真正“逆天改命”?我们迫切需要的,不是回头远眺花果山的怀旧目光,而是直面现实之后依然勇于改变现状的行动力。小说《悟空传》曾经引用德国古典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的《面包与美酒》,旨在重建悲壮而崇高的史诗气质:

待至英雄们在铁铸的摇篮中长成,

勇敢的心像从前一样,

去造访万能的神祇。

而在这之前,我却常感到,

与其孤身跋涉,不如安然沉睡。

十七年过去,《悟空传》的读者们是否仍在“安然沉睡”?又或者说,电影《悟空传》那肤浅的乐观主义反而让观众陷入了更深的催眠?诚然,我们需要热血,但热血的前提是直面权力的残酷,而不是对生存困境的粉饰。是时候醒来了,哪怕孤身跋涉,也要勇敢前行,让这一路荆棘成为英雄主义的见证。

强制热血,不如直面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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