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来自美国芝加哥的布莱恩·林登（Brian Linden），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留学的外国人。他在中国30多年，求学、旅行、恋爱，最终带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再次回到中国，定居云南喜洲，致力于保护和修复中国（国家级）物质文化遗产。《寻乡中国》是林登在中国生活的回忆录，也是一个进入中国过去40年发展的入口。本文经授权摘自最近出版的该书，标题为编者所拟。
林登在喜洲
一个国家的文化，根植于人民的内心和灵魂中。
圣雄甘地（玛哈特玛·甘地）
在20世纪早期的畅销书《舆论》（Public Opinion）中，美国作家、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认为：“真实的外部环境过于庞大、复杂、变化无常，以致我们很难直接获得全部真相。”现代人希望为社会所用，表现得见多识广，退避到一种选择性的真实——“拟态环境”，即一种对世界主观且有失偏颇的简单解读中。媒介通过对信息的选择性输入与强调，塑造了我们与所处世自我创造的“象征性现实”之间的互动方式。
与中国35年的交往，帮我形成了关于中国“拟态环境”的个人理解，尽管我从这些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常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些误解是正常和良性互动的表现，也促使我不断调整对中国的认识。
然而，在中西方互动的关键节点，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却正日趋僵化。选择性报道和道貌岸然的傲慢塑造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而我的故事代表了另一种声音。
的确，我在这里受到的尊重和热情款待影响了我对中国的感受，但我的观点并非来自“信息孤岛”。我曾在世界上多个国家旅行和工作，最终选择了中国作为我的家。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儒家文化使所有远道而来的客人都受到相应的尊重，这种尊重有时甚至超过了我们在美国的身份地位。中国让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是名人，我们中很多人利用这种受之有愧的认可来定义中国，他们甚至从未离开过北京或上海的西方人舒适区。
抱着对既有价值观的道德优越感来到中国，某种意义上就拒绝了学习中国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难得机遇。西方世界对后启蒙时代的价值观非常自信，以致难以接受来自其他文明的挑战，尤其是价值观有时与西方不甚匹配的国家。我们过于注重差异，特别是消极层面，却对中西方无数相似之处视而不见。我们无法就所有个体应如何生活得出一个统一答案。我对中国的预言经常被证明是错的，这让我保持谦卑。然而，这些误解并没有使我远离中国，反而鼓励我更深入地探究我们彼此之间的分歧。
林登与家人的明信片，1987
以赛亚·柏林在短篇小说《刺猬与狐狸》（The Hedgehog and The Fox）中，阐述了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的思想：“狐狸广博，但刺猬精深。”柏林认为，狐狸对多元观念持开放态度，根据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采用不同的答案。刺猬则是一个伟大的理论思想家，就像古希腊的一元论者，坚持一种独特的视野。
我比较认同狐狸。尽管柏林后来开玩笑说，他从来没打算认真对待他的二分法。但我相信，仅凭一句格言，一种对世界的单一看法，无法获得人类经验和价值观的多样性。这句话在探讨未来中国到底是朋友还是对手时最为适用。
当全世界都在批评我的第二故乡时，中国街头治安稳定，医疗费用可以承受，乡邻把孩子们送进有政府补贴的大学读书，乐观主义无处不在。政府主导的国家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包括世界应用最广泛的高速铁路网，这激励着我们所有人。我的乡村伙伴们经济状况不断改善，生活日益富裕，还有20年前难以想象的政治和知识上的开放。
中文“自由”一词认为，个体自由与他/她的理性或更大的整体目标相关，换句话说，与整个社会相关。这种自由从集体视角出发，并未脱离社会存在的具体现实。中国文化崇尚家庭、尊重长辈、重视教育，中国人从这些关系中获得象征性的价值和目标。在中国，个体特征与共同的社会操守密不可分。
中文中的“自私”一词，与“自由”的第一个字都是“自我”的“自”字，并且第二个字“私”也表示“自我”。其含义显而易见——过多的自我。我们西方人在追求个人主义和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已经忘记了更大的整体。我们赞扬思想的多样性，却不愿接受相反的观点。我们忘记了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每个个体的生存都取决于其身处的社会结构。
中国和西方都渴望社会和谐。但是，西方在歌颂个人主义的同时，淡化了对社会整体的关注。中国也重视自由和个人价值，但并不以牺牲社会团结为代价。中西方用同样的色彩来描绘社会图景，但我们却强调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西方过于强调言论或行动的自由，而非犯罪、贫困或负担得起医疗保健的自由。在亚洲，人们通过理解自身与他人的关系来认识自己。在我看来两种方法各有千秋，却很少有亚洲以外的国家愿意尝试理解和欣赏这些差异。
我不能从一个单一的，适用于所有人的角度来看待世界。价值观并非不言而喻的真理，而是在特定时期创造的共同体和文化。中国有5000多年具有开创性的价值观，如果西方像刺猬一样过于自信和固执地批判这些传统，则注定会在外交上失败。
那些以刺猬视角看待中国的人，无法完全理解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巨大勇气。我认同这种勇气，它帮助我在竞技场上公平竞争。相比我在斯坦福的同学，我觉得中国人更有亲和力。早年与那些同学的交往并没有将我同化，反而让我更加珍惜自己自力更生的价值观。如果西方继续呼吁中国改变，中国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在两者之间看到了相似之处。
19世纪末，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赞扬了美国向亚洲的扩张，称美国有责任照亮世界上仍处于黑暗中的各个角落。他在《白人的负担》一书中宣称，教育和改造非白人国家是西方文明的道德与责任。
在过去的35年里，我亲眼见证了中国如何建立起它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和实力地位。吉卜林笔下的“白人的负担”精神，在今天仍然和他那个时代一样令人迷惑。西方世界应该正视中国的存在，而不是按照西方的臆想与中国互动。可能中西方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但是不断试图劝服对方可能永远无法彻底解决中美两国的世界观差异。
最终，我们只有认识到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挑战时，才能开始超越我们的“拟态环境”，理解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必要性。让我们以开放和务实的态度来应对这些分歧，做一只开放包容的狐狸，而非一只固执短视的刺猬，这样我们与中国的交往才能走得更远。
林登在接受媒体采访
建议：
与中国交往近40年后，我从第二故乡获得了很多灵感和期望。以下思考建立在对中国全然尊重的基础上，虽然这些愿景来自一个理想主义的“老外”：
1.中国的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瑰宝。在思考如何开发中国文化资源时，我们必须谨慎行事。我们经常草率地追求人造的矫饰，以期为本地社区带来立竿见影的直接利益。尽管所有地区全面发展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但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耐心和更好的规划，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制订长远解决方案，突出每个地区有形和无形的文化资源，而不必改变文化的“在地性”以迎合游客品位的反复无常，当地文化就受到保护与尊重。有思考力的游客希望体验真实的在地文化，而不想改变当地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刻意迎合难以调和的外部标准。
文化产业应以非政府组织（NGO）为核心，以企业的长期发展意识为辅助来开展工作，并应更多强调前者的重要性。文化企业家们经常关注资源的变现，用虚假的真诚来掩盖他们真正的动机（资本的逐利性）。这类策略只允许有限的经济利益流向项目所在地的社区，很少能确保文化资源得到有针对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开发。
在中国，许多商人认为承担社会责任是政府的职责，企业应专注于利润的最大化，不应受任何社会问题的影响。美国很多经济学家，尤其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非常支持这一观点，他认为社会责任的概念对一个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具有高度的破坏性。35年来，中国商界一直受弗里德曼的价值观影响。现在是时候摆脱这种错误的二分法，逐步将社会责任纳入社会企业的使命。“慈善”一词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爱”，它应该在健全的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我指的不是那种表面化的只让捐赠者的品牌和声誉受益，而与受赠者关系不大的伪“慈善”。
2.建筑遗产影响着每一个人。我们无法回避构成我们社区有机整体的建筑。在这方面，建筑代表了人类最具包容性的共同文化体验之一。我们可以不阅读海明威，不听巴赫，甚至不欣赏毕加索的画作，但无法对构成社区发展环境的建筑视而不见。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非本土建筑对社区和社会结构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如建筑学家保罗·戈德伯格（Paul Goldberger）所言：“建筑的建造与其注入我们情感反应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建筑既可以让我们感受，也可以让我们思考。当头顶上的建筑给我们带来喜悦、悲伤、困惑和敬畏感时，它就开始起作用了。而展示宁静、兴奋甚至恐惧时，它就变得越发重要。建筑无疑是我们社区理念最伟大的物质象征。”
19世纪的英国学者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认为，几个世纪以来的古老建筑是美的最佳体现。他认为：“建筑最大的荣耀不在于它的石材，也不在于它用黄金打造。它的荣耀属于它的时代。”对拉斯金来说，建筑之美应该能延续几个世纪，成为我们共同智慧和传统的纪念碑。
美国并没有遵循这一路径。事实上，建筑保护是非常不美国化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国神话，建立在边疆为美国提供无限领土和资源的观念之上。我们用尽了东部资源，就向西部扩张。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城市化扩张来征服和重新占领自然。只有发现太平洋沿岸已无土地可扩张时，我们才觉察到危机。
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等学者认为，古老的历史建筑是居民的地方感和社区感的宝贵来源。雅各布斯在1961年出版了一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这些建筑的保存使得社区的社会结构得以留存。社区从周边的建筑遗产中得到了慰藉。
我担心中国更倾向于学习19世纪美国的做法，而不是拉斯金和雅各布斯的理念。中国用大量的闲置资金，取代了美国的资本扩张和无尽的增长潜力。我们正在改变自然景观，因为不断增长的财富提供了无限的资源与扩张需求。周围环境的变化，使我们难以对任何事物产生情感依恋，除了新的、时髦的东西。一个项目失败了，会有更多资本去追逐其他项目。我们犯下的错误依然存在，并困扰了物质现实环境几十年。
物质世界似乎已不再遵循构成中国社会基础的儒家法则。孔子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寻求稳定，他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理解并接受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人只有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才能被识别。按照孔子的观点，我们都有责任在社会等级制度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们正越来越远离这些文化准则，进而失去了作为中国人的文化特质。
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人生而为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他们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坚信，其作为中国人的本质先于自身存在。然而我担心的是，我们将自身的文化精髓视为理所当然，其实是在冒险。我相信存在先于本质，我们每个人不过是对所处社会环境的反应。我们必须去发现我们的本质，包括我们的“中国性”。
中国的自然环境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难以在这个新社会中认清自己。我们以为这种发展进化是有益的，但恰恰相反，它把我们从自身的文化原型中剥离出来，让我们在各种随机性的风尚基础上重塑自我。脱离了文化原型和建筑实体的提醒，我们注定只能从变幻莫测的社会潮流中汲取自身的本质。
物理修复已经成为我们每个项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梁思成认为：“对各个时期的文物建筑，我们都有责任进行重修与维护……尽可能地延续其生命。”我也非常赞同这一观点。整个世界都应该保护和修复人类的建筑文化遗产，它是我们的“乡愁”与归属感所在，是我们精神场域的守护者。我希望利用有形的伟大，来唤起人们对各地区社会文化资源的敬意。梁思成再次申明：
“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更是民族文化的象征，
但它不属于单一的国家或民族。
它是整个人类智慧的结晶。”
林登拍摄的河北孩子，1985
3.提高对驻旅游地招商引资企业的要求。例如，地方政府应颁布一项规定，要求酒店每间客房至少配备一到两名本地员工。这项规定将重新平衡招商引资企业对本地社区的投资，并有助于摆脱目前只重视豪华硬件、非本地化设计和各种花哨噱头的商业模式，所有这些在几年内就会被不可避免地淘汰。我们需要保护本地社区的在地性。它们才是每个地区文化旅游产业的灵魂。
在亚洲许多地区，存在于街道、建筑景观周边的社会生活，比建筑实体本身更能准确反映本地社区的文化。食品摊、小商贩和购物者经常聚集在这些建筑物前，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文化活力仍显而易见。然而在中国，我们却经常把这种市井的活力从社会生活中剔除，使得林立的建筑赤裸裸地呈现在人群面前。如果没有这些活跃在周边社会环境的人，建筑物就会暴露出自身的不协调。浮华的设计成为追求关注和声望的范式。与过去的联结，无论是对社会还是个体而言，都变得无足轻重。
中国原有的文化非常经典，永远会吸引经验丰富的旅行者。威尼斯、佛罗伦萨、巴黎和圣达菲等热门旅游地，依托其自身的文化完整性而成为旅游业的成功典范。游客去这些城市旅行，并非为了体验如同自己家般的舒适感，而是为了感受前人令人惊叹的艺术成就。这些旅游胜地的许多酒店，都坐落在拥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建筑里，通常窗户不大，管道也陈旧，我们很难真正将之称为豪华舒适。相反，这些酒店的“奢华”体现在描绘另一个与今时迥异的时空的能力上。到访这些地方的旅行者，会欣然接受偶尔的不适，而不是仅仅寻求奢侈的体验。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了 “烦”（sorge）的概念（因为要与世界打交道，就难免劳神）。这个概念要求我们在整个“存在”（Da-sem）的过程中，融入诸如管理和可持续性等价值观念。通过追求这些价值，我们也将看到人的存在与环境密不可分；我们的进化只有通过理解自身与周围万物的共生关系才能发生。
林登和妻子瑾妮在延安，1987
4.鼓励当地人分享他们对社区未来的希望和担忧。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这样的讨论平台，我也经常参与其中，但企业经常想尽办法回避相应的建议。
旅游产业的发展舞台远非一幅空白的画布，而是建立在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基础上。如果不能把当地人民的欲望和需求纳入发展模式，将会导致没有灵魂的表象和社区的分崩离析。
有学者分析了“喜林苑”（林登创立的酒店品牌——编者注）的发展模式。比如加里·席格伦（Gary Sigley），以我为研究对象，总结了我建立联盟、明确任务、调配资源以及适应持续谈判需要的能力。正如席格伦所说：“林登是‘模范外国人’的一个典型案例，他提醒我们，在文化遗产行动主义领域，我们不应假设‘行动主义者’总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主体，或者‘行动主义’必然表现为一种对国家公开抵抗的形态。”
诚然，我一直有意识地在中国体制内尝试处理边缘问题，避免直接面对土地所有权和签证等往往不明确的问题，努力将我的价值观与中国的价值观相融合。这种尝试需要耐心和毅力，但它可以带来实质性的长期变化。这种改变通常接受面更广，因为它是为应对现有挑战而产生的。
现在，我通过分析和研究每个社区的愿景和需求来处理潜在的项目。尤其是，我避开了已经成熟的旅游市场，因为在那里我们的模式几乎没什么社会影响。相反，我关注那些旅游业刚刚起步需要帮助和领导力的社区。政府合作伙伴也承认，我们项目的无形资产，如文化自豪感以及对当地就业机会的贡献，比大型游泳池和浴缸等很少有人使用的硬件更重要。我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和促进周边社区的信任，而不是寻找最新流行的短命而老套的设计。
这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典型路径形成了鲜明对比。随着当时中国旅游业的爆炸式增长，商人们离开沿海地区，去复制大城市里的“老城区”和典型的时尚酒店。他们的目标通常是短期收益，很少关注其发展造成的对环境、社会和文化的破坏。房地产公司推动了许多此类项目。作为建造豪华酒店或修复古老村庄的回报，开发商获得了大片土地，他们将在这些土地上建造别墅或公寓等房地产项目。
“喜林苑”珍视历史建筑，我们对这些建筑的精心修复和重新利用，提升了当地人的文化自豪感。“修旧如旧”的确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而且永远难以复制中国五星级酒店的奢华。然而，我愿意接受修复过程中的无数挑战，这足以显示我对这个村落及其文化遗产的承诺。我不会为迎合城市旅游市场而改变本地文化，村民们为此感到骄傲。“喜林苑”的街坊邻里是我们在地项目的基础，他们与我共存共荣，而非形同陌路。如果他们成功了，我和“喜林苑”也就成功了，这种成功不仅仅意味着经济效益，还包括社会效益。
这种创造性的商业模式，使我能够以3:1的员工与客房比来创造就业机会。然而，仅有工作是不够的，我一直不断努力为社会作出更多贡献。我没有接受私人投资，而是与重视“喜林苑”使命的地方政府合作。作为回报，他们帮助“喜林苑”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迅速成长，同时帮我们获得财务收益的最大化。地方政府的投资给了我时间来完善“喜林苑”的发展模式，在社会影响层面不断尝试，并发展成一个更具可持续性的社会企业。
耐心是文化旅游业取得长久成功的必要条件。中国不应放弃对土地的崇敬。中国的地方感根植于农村地区，中国的软实力源自其自身悠久的历史文化，而不仅仅是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新潮事物。尽管中国40年来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但我认为，中国应该运用在其自身5000年辉煌灿烂的历史中积淀的智慧和文化价值，自豪地与世界进行互动。
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承认，中国并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但西方也不应该道貌岸然地指出中国面临的挑战，却拒绝承认中国已取得的令世界瞩目的社会和经济成就。我之所以选择在中国生活，是因为感到自己在这里的使命，或许能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关系——中美关系，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只要中国人民欢迎我，我就会待在中国。
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否定了关于语言、自我和社区观念的普遍性。罗蒂一直在质疑自己的观念——“终极词汇”（final vocabulary），因为认识到其他观念也可以同样具有效力和说服力。就像罗蒂笔下的“反讽者”一样，我永远不会将自己对中国的看法等同于“事实”本身，因为我完全理解说出来的观点可能很快改变，或被证明是可疑的。这就是多元主义的乐趣，即认识到我们对世界的解释无法脱离特定时间、地点以及所处的狭隘文化参数而独立存在，我们无法就所有生命应该如何生活做出一个简单的推论。即使我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这个国家，我对这个国家的预判也经常被事实推翻，这让我保持敬畏与谦卑。这些误解并没有让我远离中国，反而鼓励我进一步深入思考和探究彼此之间的共性与差异。
我常常觉得自己像西西弗斯一样，每天都努力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但每次马上要成功时，某种无形之力就又让它滚落下来。中美两国的每日新闻常常演变成相互批评和琐碎的相互指责。我们希望中美两国之间能够保持友谊并彼此尊重。这正是我来到中国的原因，也将激励我在这里继续努力。世界不应忽视中国在40年改革开放中所表现出的积极因素。我们希望未来中美两国能够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建立务实的新型大国关系。
尼采认为，一个人应该树立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并在追求这些目标时从容赴死。他知道“没有比为追求伟大的，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牺牲更好的人生目标了”——中美两国是否可能实现长久的友谊与和平？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我毕生都致力于实现这一理想：这个美好愿景不但可能，而且为了地球的长远利益必须实现。我的故事本身，就是为使中美两国能团结友好所做出的努力。
《寻乡中国：林登的故事》，【美】林登/著 辛露/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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