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俞伟超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贡献

今年是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诞辰90周年，逝世20周年。

俞伟超先生作为考古学家，致力于对人类历史本原的探索。他主持了国内多处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并以多学科共同参与的模式开展了包括考古发掘在内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他组建了我国第一支水下考古和航空遥感考古队伍，填补了我国水下考古和航空遥感考古的空白，第一次将DNA技术应用在中国考古，积极倡导并推动我国环境考古工作的开展。

俞伟超先生

俞伟超先生（1933.1.4—2003.12.5），考古学家，祖籍江苏江阴，出生于上海。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57年回北京大学，师从苏秉琦先生，研究秦汉考古。1961年获副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5年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历任副馆长、馆长、学术委员会主任。

俞伟超先生作为考古学家，致力于对人类历史本原的探索。他以广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不竭的探索精神，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和规律，并以考古的方式，尝试解释人类精神世界。他主持了国内多处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并以多学科共同参与的模式开展了包括考古发掘在内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他组建了我国第一只水下考古和航空遥感考古队伍，填补了我国水下考古和航空遥感考古的空白，第一次将DNA技术应用在中国考古，积极倡导并推动我国环境考古工作的开展。

俞伟超先生致力推动考古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是为当之无愧的教育家。

在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期间，俞伟超先生全方位地推动学术研究和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关注博物馆的宣传教育工作，主持修改了《中国通史陈列》。

1992年三峡工程启动后，俞先生担任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组长，主持编制完成280万字的《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这是我国第一部、也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规划，为三峡文物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在规划的实施阶段，俞先生奔波于三峡，为三峡文物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

俞伟超先生对考古学学术体系有卓越的贡献，本文主要尝试从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角度，讨论俞先生的突出贡献。

谨以此文纪念俞伟超先生。

一、考古缘起

俞伟超先生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此时，国内从事考古研究工作的人寥寥可数。

随着新中国大规模基本建设开始，大量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被发现，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热情。地上地下文物的保护工作，也面临着与基本建设的矛盾，调查、发掘、研究、保护迫在眉睫。1952年，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考古训练班在北京大学开班，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也在此时成立。俞伟超成为训练班的辅导员，开始接触考古和文物保护，并担当学员的培训工作。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我们自命为新一代人，我们期望着这一代人创造一个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新的考古学领域，用自然科学精确尺度界定的类型学和地层学原理，特别是透过物质遗存探寻古代社会关系的奇妙，激发出俞先生的极大求知欲。”本身就对文化历史充满兴趣的“新人”俞伟超和“新学科”考古学在此时相遇了。

敏锐地寻求、吸纳新知识，开放地利用新科技而不迷失研究核心，以“古今一体”的领悟力，多角度地透物见人、研究人类社会，俞先生一生工作的风格，或许是在此时埋下的伏笔。

考古训练班名家云集，各学科的教师是顶尖学者也是实际工作的中坚力量。郑振铎、裴文中、梁思成、苏秉琦、梁思永、曾昭燏等先生为学员们讲授文物政策法规、历史研究理论、考古文物常识、建筑史、博物馆理论，经验丰富的技工传授田野技术和文物包装处理知识。全面而系统的文物研究、保护训练，开阔了俞先生对文物保护的认知。考古训练班应基本建设而生，为考古、文物保护事业“救火”的特点，将抢救文物、保护文化的使命感浸润到每位学员心中。

图/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50级学生毕业合影，前排左三为俞伟超（图片来源：《考古的“黄埔四期”——记1950年代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 ）

图/ 1986年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上，部分第一期训练班学员合影，左三为俞伟超（图片来源：《考古的“黄埔四期”——记1950年代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

二、田野初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务院提出“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两重两利”方针。这一方针影响了一代考古学者、文物保护专家的工作思路，也持续地影响着俞先生考古发掘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思路。

三门峡调查实践

俞伟超先生参与或主持过许多重要遗址的调查、发掘、整理工作。1987年，他与学生张承志谈到盘龙城遗址的重要发现时说：

“ 像那样的激动我也只有两次。还有一次是在三门峡，那是一九五六年初，我在那里搞栈道的调查。”

——张承志，《诗的考古学——俞伟超张承志对话录》

三门峡漕运遗迹调查，是1955年开始的黄河水库考古队配合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项目之一。他于1956年初调查时，发现了大量汉唐题刻，激动地连夜给夏鼐先生写信汇报。夏鼐先生当即决定正式开展调查，由年仅23岁的俞伟超先生负责撰写调查报告。

图/黄河水库调查发掘合影 左二俞伟超；左三吴荣曾；左五刘观民；左七黄展岳（图片来源：《用生命铸就的考古情怀——读<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有感》 ）

俞先生在北京大学读研期间编写调查报告《三门峡漕运遗迹》，1961年正式出版。报告以漕运遗迹为线索，不仅记录文物遗存，还注重对历史环境的研究，结合文献记录，复原当时黄河水势变化、漕运需求、技术水平等，解释不同时期漕运遗迹出现的原因，推测当时社会经济文化面貌、人地互动情况。《三门峡漕运报告》是当年黄河水库考古队所发表的全部报告、简报中，唯一一本以漕运历史、文化为主题的专题性考古报告，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独特的地位。报告所反映的透物见人、复原社会历史的撰写理念，或许与俞先生1958年在北京大学经历的对考古学目的论“见物不见人”思潮的大批判有关。

图/攻读副博士研究生期间，苏秉琦先生的三位大弟子张忠培、俞伟超与杨建芳在西校门合影，中间为俞伟超（图片来源：http://www.majiayao.com/htmm/20181/21_3042.htm）

三门峡漕运遗迹调查和报告撰写，是俞先生实践自己考古研究理念的一次尝试，也是配合大型基本建设项目，在特定区域内抢救性调查记录文物的一次工作。相关遗迹虽已没于碧波之下，但他用详实的记录和严谨的研究，揭示并保存了三门峡库区的一叶历史。

图/左：《三门峡漕运遗迹》封面，右：三门峡全景（图片来源：《三门峡漕运遗迹》）

乌兰布和沙漠调查 

1963年的乌兰布和沙漠调查，缘起于侯仁之先生参与的沙漠治理规划项目，是为当时包钢的粮食蔬菜基地建设项目进行考察，研究此处汉代以来的人居情况和沙地形成原因等问题，探讨是否适合现代建设生活。

这是俞伟超先生早年参与的一项涉及多学科合作的科学调查工作。二位先生结合文物分布情况和水文环境现状，推测汉代以后自然变迁导致田野荒芜，而田地荒废加剧了沙漠化，建议相关部门注意发现和记录生产中遇到的古迹古物，以文物为线索考察流沙来源，为治沙和科学利用土地提供参考资料，引起了学界和相关部门的重视。

乌兰布和沙漠的文物调查工作为历史研究提供线索，同时解决治沙的现实问题。这样的工作思路，一方面是“两重两利”方针的体现，也突出地体现了俞伟超先生日后不断强调的“古今一体”，考古学研究是“为了今天”， “考古学的研究能为当代社会服务” 理念，文化遗产与当代人们是可以和谐共生，相互促进的。

而多学科视角、环境与考古研究结合，在俞先生日后的工作中也越发重要。

图/1991年河南渑池班村遗址留影（图片来源：《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怀念篇》）

三、三峡文物保护

三峡文物保护工程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其工作方式与保护理念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上具有开创性价值。俞伟超先生居功至伟。1992年4月3日，兴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决议被通过，计划于2003年开始实现分阶段蓄水。文物保护工作者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

图/ 1994年4月规划组在三峡库区调研（中间俞伟超、右一黄克忠）（图片来源：三峡文物保护研究）

三峡文物保护工程，首创了“先规划、后实施”的工作模式。“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 于1994年4月成立，俞伟超先生担任组长，文保专家黄克忠先生为副组长，考古专家徐光冀先生、古建专家傅连兴先生为领导成员。三峡文物保护工作时间紧迫、经费不足，俞先生四处游说，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呼吁加强重视文物保护，并筹措保护经费。

俞先生深知三峡是“数万年来积累的古文化宝藏”，而已开展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规模小，对该区域的历史文化认识极为有限，三峡工程“强人识古”，需“在现代化工程巨轮下，抢救三峡的历史文化遗产”。

文物调查，摸清家底，是当务之急。他组织了全国30所院校和科研机构的300多名专业人才，历时三年，走遍三峡库区22个区县，编制了文物清单。

“文物清单”是一份详细的文物调查资料，包含内涵描述、价值研究。以此为基础，规划组梳理的三峡库区文物的十大价值，是三峡库区文物的从远古至近现代的整体文化线索。以价值研究为基础，开展三峡库区文物的保护规划编制工作。

图/ 俞伟超先生和规划组专家一起考察三峡文物保护规划工作（右二俞伟超）（图片来源：网络）

俞先生深知，无法保留全部的文化遗产。到三峡文物保护工作开展时，“两重两利”的文物保护方针，已在我国践行了近半个世纪，俞先生认可这一方针。“在我们的国家，地下到处有古文化遗存，如果全要保护，势必无法进行工程建设。但如果一味破坏，一个忘掉或者轻视自己历史的民族，一定会性格软弱，精神空虚，没有理想，只知追求物质享受。不要以为得到的物质丰富就一定强大、愉快。人所需要的物质享受，如果得到基本满足却被人讥笑没有文化自尊心，恐怕只会羞耻难忍。”并认为

“ 当人们的知识、技术、能力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冷静地思考，应当怎样处理这些矛盾，求得平衡，保证人类的持续发展。”

——俞伟超，《三峡地区的古文化》

他认为“人类在一定的环境中生存，必定在发展中，形成一套相应的技术，并决定其群体结构和活动方式，还制约着对事物的看法。三峡的文物古迹一定隐含有当年的人地关系。”“（建设破坏的）不仅是古文化遗迹，往往还有对人们有利的生存环境。”环境影响文化，独特的文化传统滋养现代文明。强调保护人与物的关系，要使古代文化遗产、遗产环境继续与现代生活紧密联系。

在俞先生为首的文物保护规划组的共同努力下，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有序编制，并遵循了如下原则：

① 最大限度地抢救，力争把损失减少到最小。

② 重点保护，重点发掘。

③ 移民迁建区文物保护的力度应当加大。

④ 尊重文物保护科学的客观规律，有利于工程建设和库区的发展。

⑤ 注重科学保护，确立全局、长远观念。

⑥ 注重文物原有的环境风貌和历史文化传统。

经过跨学科专家团队反复论证，评估保护对象，制定了三峡文物保护措施。对地下文物采取考古发掘、考古勘探、登记建档保护措施，其中考古发掘分为了四个级别。对地上文物的保护，制定了原地保护、搬迁保护、留取资料三种方案。

对价值突出的白鹤梁、张飞庙、石宝寨三处遗产以专题的形式，制定了单项保护规划：

白鹤梁题刻价值与环境紧密相关，论证推翻了切割保存、另建场馆的方案，而采取了就地保存、建设水下博物馆的方案。云阳张飞庙的重要价值突出体现在其与景观环境的密切联系，并且是云阳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采取了在长江新城南岸，尽可能重现原址环境的迁建方案。石宝寨同样是与周边景观环境、民俗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化遗产，通过库区蓄水后浪高分析，最终选择了就地围堰保护方案。

图/ 三峡张桓侯庙（张飞庙）临江段俞伟超先生雕像，雕像所用花岗岩石为三峡大坝的基石，寓意中流砥柱、三峡文物保护的奠基（图片来源：江阴纪事公众号）

他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不止步于特定物质遗存，也不静止于分期的片段叙事，强调三峡文化遗产“是古代中国文明整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很有自身特点的系统。”要保护这个系统，必须保护民族民俗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俞先生主持编制了《民族民俗文物保护规划报告》，并为文化展示编制了《博物馆建设规划报告》。最终形成了包含基础资料、经费概算在内，共计53本、280万字的《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规划报告》于1998年9月获专家论证通过。

图/ 2002年11月俞伟超先生带病参加“三峡工程重庆库区二期水位重点考古项目汇报会”（图片来源：《用生命铸就的考古情怀——读<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有感》）

图/ 俞伟超先生在奉节鱼腹浦考古工地现场（图片来源：网络）

规划实施阶段，俞伟超先生继续为三峡的文物保护而奔忙，推动其科学开展，绝不因工期紧而放松学术要求。

在确定展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他引入了水下考古、环境科学、遥感科学的综合团队，获取丰富历史信息，三峡地区的考古文化认识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为今日的长江上游地区文明研究、遗产保护提供了基础。

他晚年的多篇论著，将研究视角投向了三峡地区及与之环境密切的江汉平原、成都平原，呼吁学者加强合作，揭开长江上游古史文化之谜。他希望学者们科学省慎地利用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想法。

三峡文物保护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思想与程序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重视保护前期调查、以价值评估为核心、先规划后实施、环境与文化传统都要保护等重要的保护理念，直接反映在2000年发布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内容中，对二十一世纪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图/ 重庆三峡博物馆展墙，俞伟超先生自己的笑容也与古今万千人文、自然景观一同，汇入江水奔涌（图片来源：马蜂窝网）

四、公众教育与文化自信

俞伟超先生任职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期间，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博物馆事业发展。他首先明确了历史博物馆的定位——中国古代文明的殿堂，社会文明教育的基地，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中国通史陈列》与华夏之路

1988年起，俞先生主持推动了《中国通史陈列》修改工作。

这次陈列设计工作，以考古学家的专业视角，充分阐释最新学术成果，传递真实历史信息。同时，强调美学价值，挑选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文物，陈列设计要有艺术感。博物馆的建筑、设施也都要给观众美的享受，成为“人民美育的课堂”。

俞先生要求博物馆展陈不能孤芳自赏，要为公众服务，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

而通过博物馆的讲述，最终他想传递给公众的，是这样的信息：

“ 历史前进的方向是由许多复杂因素决定的。但回顾中国历史的已往过程，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共同体，具有深邃的智慧、强大的凝聚力和汲取其他民族优点的勇气，尽管遇到过若干次的挫折、伤痛甚至迷惘，终是会复苏过来而再度兴旺发达。

如果看到了中国历史的这些特点，无疑将尊重和爱护这些特点，使其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俞伟超，《历史拉近了，文物活络了——在《华夏之路》中找寻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

 立足自身与放眼世界

俞伟超先生在考古学研究上竭力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博物馆文化交流工作上，也是如此。通过参观访问建立起来的联系，促进了中国博物馆和国外博物馆间的合作与交流，极大地推动了博物馆展览和保护的现代化进程。

国际交流，不限于技术方法，更是文化的交流。强调珍视自身文化独特性的同时，进行文明比较与交流，立身世界文明之中。

俞先生开创的水下考古事业，拓展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工作范畴，而海洋文物自身就具有自信开放，联通东西的特性。俞先生是“南海1号”沉船发掘的第一任领队。长期关注包括“南海1号”在内的水下文物保护事业，2003年，病中的他得知“南海1号”将筹建博物馆，欣喜撰文《商船战舰，东西辉映》，表达水下文物对人类认识自身历史、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同时突出了博物馆在文化保存与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图/ 中日联合中国南海沉船调查学术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会议（图片来源：网络）

结语

俞伟超先生是位饱含深情的历史研究者，从他一生的工作中，我们能感到他对文化的热爱，对探寻历史的执着。他不仅仅将历史视为消亡或与今日无关的故事，而是由古代联想当代，由当代共情古代。“愿天下有情人珍惜祖先们经历的历史沧桑”。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但愿在今后三峡的风光中能够多留一点童年的心态，是“因为童心太天真，令人感动。”

愿今日从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我们，都能保持诚挚的童心。

图/ 1994年俞伟超为苏秉琦八十五华诞题字（图片来源：摄于北京大学塞克勒博物馆）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清源文化遗产”微信公众号，本期编辑：胡玥，排版：韩依琪，策划：张荣，审核：郝国胜、吕舟  原文有注释，此处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