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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汗之城——元大都的修建

中统初元,忽必烈虽然仍以藩府旧址开平城为驻跸之所,但是,新王朝的重心,已开始向燕京转移。

大都的兴建

中统初元,忽必烈虽然仍以藩府旧址开平城为驻跸之所,但是,新王朝的重心,已开始向燕京转移。早在忽必烈居潜藩时,霸突鲁便向他提出过建议:“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忽必烈对此深为赞许。所以当他即位开平时,首先便以祃祃、赵璧、董文柄为燕京路宣慰使,然后才有中书省之立;随即又设燕京行中书省。1261年春将中书省与燕京行中书省合并后,又特令王文统、耶律铸和张易分省于燕。“虽分两省,其实一也。”忽必烈就是利用燕京作为依托,凭借中原、华北丰厚的人力、财力,击败了汗位竞争者阿里不哥。1263年5月,升开平府为上都,并随之在1264年8月颁布了《建国都诏》,在以上都为都城的同时,因“燕京修营宫室,分立省部,四方会同”,故改名为中都路,府号大兴。

中都左拥太行,右濒渤海,挟五关之险而凭临中夏,自古以来是华北通往辽东和漠北的枢纽,也是中原王朝防拒北方游牧民族南牧的重镇。辽在既得幽燕之后,就把这里定为五京之一的南京,与北宋争衡于华北平原之上。金初仍辽之旧。1153年海陵王把皇都从上京会宁府南迁到这里,对城市与宫阙进行了扩建,改名为中都。从此,这里始成为一代王朝的京都。

金元之际,燕京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城池宫殿,已完全无复旧观。在诗人们的笔下,只见“野花迷辇路,落叶满宫沟”,“可怜一片繁华地,空见春风长绿蒿”。

1261年10月,忽必烈始修燕京旧城,但这只是为防御阿里不哥南扰的临时措施。中统年间,忽必烈的驻地主要是在开平和隆兴的行宫等处。随着阿里不哥之乱的平定,采行汉法,建设新王朝工作积极开展,开平在地理上偏远,不适应新的政治需要的情况就显露出来;中都的地位日见重要。1264年2月,忽必烈开始修复琼华岛(今北海)。琼华岛山顶原有广寒殿,金元之际,为全真道徒所毁,忽必烈予以重建。1265年12月,渎山大玉海造成,敕置于广寒殿。1266年4月,五山珍御榻造成,也被安置在这里。当时忽必烈来中都度冬时,便是把琼华岛的广寒殿作为行宫的。同年12月,忽必烈决定开始大规模的两都修筑工程,而重点则是中都的重筑。他任命张柔、段天祐等行工部事,领导宫城的修建工作。为了便于运集材料,又“凿金口,导卢沟水以漕西山木石”。

新城城址的选定,与城池、宫阙的规划,包括“祖社朝市之位,经营制作之方”,是由刘秉忠总其成,并有赵秉温、赵铉等助成其事。金朝的中都城是在辽南京(原是幽州藩镇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城址在今北京市区的西南。刘秉忠完全撇弃金中都旧址,而另选其东北以琼华岛为中心的湖区及其四周的旷地作为新址。这样做的理由,可能是由于从工程本身来说,金中都城阙民居破坏严重,已不值得加以利用。如果在它的基础上进行重修,必多民居废址之累,反不如在东北面的旷土上新建,所徙民户总共才382户,便利于工程的进展。从地理条件来说,金中都供水主要仰给于莲花池水系,流量有限,不足以满足扩大后的宫苑用水要求;琼华岛所在的海子受玉泉诸水灌注,水源比较充足,且富有湖光水色之胜。从政治的角度考虑,成吉思汗以来的大蒙古国,横跨欧亚,迈绝前古。忽必烈被认为是所有蒙古汗国的大汗。因此,尽管时方用兵江南,金甲未息,土木嗣兴,然“属以大业甫定,国势方张,宫室城邑,非巨丽宏深,无以雄视八表”。著名的波斯史家剌失德丁也曾指出,忽必烈大建新都,为的是要张大声名。最后一点,也可能是蒙古风俗的原因。蒙古旧俗,“当一个斡耳朵曾在一个地方安置时,在它搬走以后,只要那里有任何曾经烧过火的痕迹,就没有一个人敢经过它曾经安置过的地点,不管是骑马还是步行”。蒙古人把废弃的古城遗址称为马兀八里,“马兀”,蒙古语意为坏或恶;“八里”,突厥语意为城。在亡金宫阙的废墟上来建新城,正是犯着蒙古人的禁忌。在这些原因下,刘秉忠在金中都旧址之外另觅新址,是不奇怪的。

筑城工程于1265年正月正式开始。工程的指挥与组织者除张柔(1266年死,由其子弘略代)、段天祐、王庆端、刘思敬、谢仲温、高觿外,还有两个色目人野速不花和也黑迭儿。史载也黑迭儿“受任劳勚,夙夜不遑,心讲目算,指授肱麾,咸有成画。太史练日,圭臬斯陈;少府命匠,冬卿抡材;取赀地官,赋力车骑,教护属功,其丽不亿。魏阙端门,正朝路寝,便殿掖廷,承明之署,受厘之祠,宿卫之舍,衣食器御,百执事臣之居,以及池塘苑囿、游观之所,崇楼阿阁,缦庑飞檐,具以法。故役不厉民,财不靡国,慈足使众,惠足劳人,功成落之,貤赏称首”。可知在新城的兴建上,回族人民的先人也是做出了卓越贡献的。

工程的进展十分迅速。1267年4月,新筑宫城。1272年2月明令改中都为大都。3月15日宫城竣工。5月,初建东、西华门与左右掖门。1273年9月,初建正殿、寝殿、香殿之周庑翼室。1274年正月,宫阙告成,忽必烈御正殿接受朝贺。其年4月初建东宫,11月起造接延春阁南之大殿及东西殿。1281年开掘城壕。1285年2月,“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1287年全部工程告竣。这一浩大的工役是由社会经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严重破坏而初见恢复下的北方军民共同负担的。

宫阙和城市

大都城坐北朝南,呈一个方整的矩形,南北较长。全城的中心点在积水潭(今什刹海)东岸的中心阁,南濒旧金口河废道(今东西长安街)。以中心阁为基准,向南至旧金口河,向西尽积水潭为距离,向东与北两侧对称展开,以确定全城的四至。周围总计28600米,分设城门11座。正南居中为丽正门,左为文明门,右为顺承门。东面居中为崇仁门,南为齐化门,北为光熙门。西面居中为和义门,南为平则门,北为肃清门。正北之东为安贞门,之西为健德门。城墙夯土筑成,外傅苇帘,以防雨水侵蚀。城内区划方整有序,“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全城区分为五十坊。商业区主要集中在城中心区的钟、鼓楼和城西的羊角市一带。有米市、面市、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驴骡市、段子市、皮帽市、帽子市、鹅鸭市、珠子市、沙剌(意为珊瑚)市、铁器市、柴炭市等。又有所谓“穷汉市”,羊角市附近还有人市。1281年5月,忽必烈曾下令“严鬻人之禁”。在人市上公开贩卖人口可能就是从这以后废绝,但人市的坊楼则一直保存。

皇城居全城的正南而稍偏西。环绕皇城的城墙称作萧墙或阑马墙,周围约二十里。宫殿主体分布在从城南墙的正门丽正门直通钟鼓楼、中心阁的正南北中轴线上。皇城南向的正门为灵星门。灵星门外至丽正门之间是广阔的宫廷广场,左右两侧为千步廊。入自灵星门,前面横着三道白玉石桥,河水从西面太液池东流过来,桥北便是宫城。宫城周围九里三十步,南向三门,居中的正门为崇天门,左为星拱门,右为云从门;宫墙东西两向分别有东华门和西华门,北面是厚载门。宫城大体可划分为前后两大组建筑群。前部为大明殿,其正门为大明门,南与崇天门相值。大明殿是皇帝登极、正旦、寿节与朝会的正衙。“青石花础,白玉石园磶,文石甃地。上籍重裀。丹楹金饰,龙绕其上。四面朱琐窗,藻井间金绘,饰燕石。重陛朱阑,涂金铜飞雕冒。中设七宝云龙御榻,白盖金缕褥。并设后位。诸王、百寮、怯损益。这段记载也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鲁布鲁乞所记巴黎工匠威廉为蒙哥所制的银树。兴隆笙之制,无疑也是从银树演变而来。丹墀之前,忽必烈还特别从漠北旧居之地引种来一种莎草,名之曰“誓(或作思)俭草”,用心是要“示子孙无忘草地”。

宫城的后部是以延春阁为主体的另一组建筑。南面正门为延春门,内为延春堂,其门庑殿制,大略与大明殿相同,“甃地皆用濬州花版石甃之,磨以核桃,光彩若镜。中置玉台床,前设金酒海四,列金红小连”。堂之上一阁高耸,即延春阁。自东隅循级而上,“虽至幽暗,阑楯皆涂黄金龙云,冒以丹青绢素。上仰亦皆拱为攒顶,中盘金龙。四周皆绕金珠琐窗。窗外绕护金红阑干,凭望至为雄杰”。延春阁之北即宫城的北门厚载门,辟有御花园,栽植花木。

延春阁之西,通过园坻(今北海团城)而与太液池西岸的太子东宫有舟桥相连。太液池北即金之琼华岛,1271年改赐名万岁山。“其山皆垒玲珑石为之,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若天成”。山顶即广寒殿。太液池两岸垂杨,碧波数顷,锦鳞游泳,芙蓉盛开,金水河自和义门附近引玉泉水灌注,是皇帝和后宫放舟游弋的好地方。

宫殿之外,又在齐化门里修建了太庙,平则门里修建了社稷坛。整个城池、宫殿、社庙的布置,都一准《周礼·冬宫·考工记下》所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原则。宫阙的风格、形制以及它们的命名,都本于汉制。城门、坊名都从《易经》命名。但殿内的陈设又多保存蒙古旧制;宫廷内的仪式典礼,也是蒙汉并存。这都表明,在改行汉制与沿行祖制上,忽必烈是经过悉心安排,以求各得所当的。

大都人口号称十万户,在当时世界上,它的巨大规模与富赡壮丽,是很少有城市能与之相比的。黄仲文写过一篇《大都赋》,其中说:“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榭,选九州之秾芬。招提(庙宇)拟乎宸居,廛肆主于宦门。酤户何泰哉,扁斗大之金字;富民何奢哉,服龙盘之绣纹。奴隶杂处而无辨,王侯并驱而不分。庖千首以终朝,酿万石而一旬。复有降蛇搏虎之技,扰象藏马之戏,驱鬼役神之术,谈天论地之艺,皆能以蛊人之心而荡人之魄。是故猛虎烈山,车之轰也;怒风搏潮,市之声也;长云偃道,马之尘也;殷雷动地,鼓之鸣也。繁庶之极,莫得而名也。若乃城之外,则文明为舳舻之津,丽正为衣冠之海,顺则为南商之薮,平则为西贾之派。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今天我们读起来,当时的繁华景象,仿佛仍在眼前。大都也是当时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和欧、亚、非各国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九服修职,五等协虑。陛敶璧马,庭列圭币。或以象寄通诚,或以鞮译达志。东隅浮巨海而贡筐,西旅越葱岭而献贽,南陬逾炎荒而奉珍,朔部历沙漠而勤事。孝武(汉武帝)不能致之名琛大贝,登于内府;伯益(传为《山海经》一书的作者)不能纪之奇禽异兽,食于外御。”西方人把大都称作汗八里,意即大汗之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旅居在中国达17年,大多数时间是在大都度过的。他在口述的回忆录里,对大都的城池宫阙作了动人的描绘。他说:大都的皇宫诚“向所未见”;宫中大殿之广,“可谓奇观”,其“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大汗所藏杓盏(酒器)及其他金银器皿数量之多,非亲者不能信也。”“汗八里城内外人户繁多”,“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稍后的西方旅行家鄂多立克、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都他等也都为大都的富庶繁华惊叹不已。

元大都示意图


两都制度与上都概况

在着手兴筑大都城的同时,忽必烈又对上都城宫阙进行了增修。上都城北枕龙岗,南濒滦水,“四山拱卫,佳气葱郁”。皇城呈正方形,边长1400米。在它的西面和北面又各附有外城,外延800米,因而全城呈一个东南包括皇城在内,四边各为2200米的正方形。皇城南北各一门,东西各二门,外城之南、西各一门,北二门。宫城在皇城的正中而稍偏北,东西宽570米,南北长620米。南及东、西各一门。史载门有明德门、御天门、复仁门、东华门、西华门之名。殿有鸿禧、睿思、鹿顶、楠木诸名。宫城内最主要的建筑要数大安阁。大安阁是移取汴梁的金南京熙春阁的材料所筑成。熙春阁高二百二十二尺,方四十六步有奇,建筑极为工巧,素以“瑰伟特绝”著称。金亡后,南京的宫殿摧毁殆尽,独熙春阁存。忽必烈把它不远数千里移迁至上都重建,改名大安阁。因为上都宫城之内,不作正衙,故即以大安阁为前殿,重大的典礼都在这里进行。

由于全城的东南部地势低平,水沼错落,许多重要的建筑都是就水或填水建成。据剌失德丁记载:在上都的兴建中,就低洼水泉之处,“彼等决定涸之使干。其地产石一种,可以代替木炭。彼等聚集大量此种石与木炭,以小石、破砖及大量之熔锡与铅置其上,填湖塞泉,直至坚固。彼等填筑至高与人等,筑台其上。因水既封压于地下,故由草地不远之它处喷出,而成许多泉水。彼等于台上依契丹式样(汉制)建成宫殿”。袁桷也记:上都“殿基水泉涌沸,以木钉万枚筑之,其费巨万”。这些木桩,有的至今仍历历可数。

为了促进上都的繁荣,1265年5月,忽必烈诏令:诸人自愿徙居上都永业者,复其家,免征商税、酒醋诸课,惟盐课仍旧。1270年5月,又从尚书省建议:“上都地里遥远,商旅往来不易,特免收税以优之,惟市易庄宅、奴婢、孽畜,例收契本工墨之费。”1283年7月,敕上都商税六十分取一。这些规定对上都商业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官府需用万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可知当地的商业已相当发达。手工业也是匠局林立,1293年中书省的一份报告说,上都工匠达2999户。他们都是为宫廷和官府的需要服务的。

在上都附近还有东、西凉亭和失剌斡耳朵等建筑。凉亭也称凉楼,突厥语作秃思忽,意为供行者食饮之所。失剌,蒙古语意为黄。这个帐殿当因装饰色黄,故名,“深广可容数千人”。这些都是仿照哈剌和林的设置,遵依蒙古旧俗而设的。

并建两都的制度是从游牧风俗发展变化而来的。蒙古国大汗在漠北时期的斡耳朵,随水草天气而迁徙:春天,他们弋猎于和林以北之地;夏天,迁至月儿灭怯土之草地;秋天,射猎于阔阔脑儿与乌孙豁勒之间;冬尽则避寒于汪吉河一带。忽必烈即位之后,也仍然保留春猕秋猎、避暑趋暖的习惯。每年4月春暖草青,忽必烈便携同他的后妃、侍从,从大都来到上都避暑。百官诸衙都分司相随,上都便成了朝廷的行都。元朝皇帝在这里除了例行的政事和行猎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民族仪式和活动。夏秋两季举行蒙古传统的祭天仪,皇族之外,他人均不得参加。在诸王贵族的忽里台上,皇帝大行宴享、横赐,还要宣颂成吉思汗的扎萨(法令)和必力格(箴言)。八九月里,凉秋既届,这一行人又返回大都住冬,可见两都制度的实行,除了维持蒙古旧俗之外,在政治上也还有联系与镇抚草原诸王宗戚的作用。

(本文摘自周良霄著《忽必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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