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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雷谈汉唐时期的古笔研究

在2022年出版的《古笔》中,苏州学者王学雷先生梳理了大量史料和考古成果,以呈现宋代以前毛笔的形态和发展,并由此探讨早期书法背后,毛笔这一书写工具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王学雷(章静绘)


在2022年出版的《古笔》中,苏州学者王学雷先生梳理了大量史料和考古成果,以呈现宋代以前毛笔的形态和发展,并由此探讨早期书法背后,毛笔这一书写工具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接受《上海书评》专访时,他进一步延展了书中所涉及的话题,并对汉唐书法传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古笔》,中华书局2022年1月出版


《古笔》里涉及的话题非常有意思:汉唐时期的古人所用的毛笔究竟什么样?然而,这个话题似乎一直乏人关注,相关的研究也比较欠缺,您是怎么想到要来“烧”这么一口“冷灶”的呢?

王学雷:“一直乏人关注”倒不完全是,只是我“特别关注”了一下,在“相关的研究也比较欠缺”的背景下,尽我所能地“弥补”而已。在我看来,尽管中国古代不乏“铅笔”“竹笔”“木笔”之类的制作,但在东亚地区悠久的书写传统中,毛笔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并且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完善的制作技术体系。在通常情况下,毛笔要与纸、墨、砚配合起来使用,构成所谓的“文房四宝”。而在实际的书写实践中,毛笔的作用是首要的。因而我们研究中国书法,关注的首先是“文房四宝”中的毛笔。只是,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变化,今天的人们对毛笔的了解已然日渐生疏,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中一直存在着一种“重道轻器”的风气,“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将“道”与“器”分出了高下优劣。即便到了今天,也有不少书法研究者爱谈“书法之道”或“笔墨”与某种“文化”的“关系”这样的宏大议题。可见他们对基础性的研究并不重视,这样,即便不是一说便错,也会使得所阐发的“大义”缺乏根基,虚无缥缈。我想,对毛笔这个传统书写中的首要工具,应该抓紧研究,而目前存在的研究不足和错误之处,也应该加以纠正。

说到资料,二十年前,我曾经在一家文博单位从事考古工作。每当野外工作结束之后,就要整理发掘出来的材料,我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逐一登记材料——绘制器物图,以及填写器物记录卡。这种卡片上面印有各种待填的数据格,比一般做读书笔记的卡片要大上许多,由于其面幅足够大,反面是一片空白,因此,我心想:何不利用它们干点“私活”?所谓“私活”,其实就是搜集、抄录各类本不属于这种卡片的其他资料,虽然被扣了一顶“不务正业”的帽子,这些资料却成了《古笔》一书的主要素材。

至于起念研究毛笔,那是在1997年至1998年间,苏州城南团结桥附近开办了一家三阳笔庄,经理是倪颂霖先生,与华人德老师相识,我称他老倪。老倪经常邀约一些书画家到他那里试笔,帮他把关,不时会叫我去。某一天,华老师对我说:“你经常到老倪那里去吧?他的笔很好。其实毛笔很值得研究,我假使再年轻十岁,一定会认真研究一下的。老倪那里你还得经常去去,对研究很有帮助。”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从此真的开始一篇篇地翻考古报告,一卷卷地读古籍文献,用心收集有关毛笔的资料,两年间,卡片积攒了厚厚的一摞,从中抽取一些,居然也发表了几篇论文。后来我辞去了工作,治学兴趣先后转移到魏晋南北朝和晚清书法史上,搜集资料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翻阅资料时,凡是遇到毛笔的资料都还会习惯性地加以收集,只是不再使用当年的那种卡片,取而代之的是随手可得的纸片。这些“竹头木屑”,有意无意之间,竟然鼓鼓囊囊地塞满了一马夹袋,最后也派上了用场。

您前面谈的,似乎颇有些以小见大,从毛笔一物窥见整个中国书法传统的愿望,偏偏这方面的文献记载也好出土实物也罢,都少得可怜,即便巧妇也不免兴无米之叹。对此“困局”,您采取的是怎样的研究方法?

王学雷:说到实物材料,宋代尤其是明清以后,留下的实物确实很多,可谓写不胜写,相较而言,研究汉唐时期的古笔,就处在“饥饿”状态之下了,不过,这样头脑可能反而更清醒一些,能够抓住某个议题深入思考下去。我研究的无非是“物名”或“器械”之类,属于“名物学”的范畴。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中华名物考》中有说:“所谓名物学,就是把物品的名称与实物对照起来研究,弄清楚在历史等各类书籍中出现的禽兽草木以及其他物品的名称。”我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一则是搜集考古发现的毛笔实物的图像资料,将它们聚拢在一起,从中探求它们的演变规律及制作细节。二则是择要辑录、梳理古笔的文献资料,指明版本,予以校勘、注释。这些文献记载之中,许多都是通过堆砌华丽的辞藻,用文学性的语言来称颂毛笔的作品,例如蔡邕的《笔赋》,又如成公绥的《弃故笔赋》等。而我更看重的是这些文献中物质性的、技术性的内容,在这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韦诞的《笔方》及传王羲之所作的《笔经》,对制笔技艺有着相当专业的记载,几乎可以纳入中国科技史的范畴。当然,《笔赋》之类的文学作品中,由于先要描述一番笔的形制,也客观细致地说明了毛笔的某些细节特征,有助于我们从“名物”上加以理解。

曾经读过胡宝国先生的《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一文,其中谈到:“与玄学盛行的魏晋时代相比,南朝的学术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士人群体对哲理性质的问题较少讨论,而对知识领域的问题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追求渊博、崇拜知识的风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确实是南朝的一大特色,因此也产生了相当多的名物著作,如陶弘景就有《古今刀剑录》。可惜的是,关于毛笔,文人留下的大多是玄远抽象、堆砌辞藻的记载,这可能还是受到“重道轻器”传统的影响。《笔方》《笔经》之类的纯技术作品在此后一直未见流传。

《古笔》上半部由各篇论文组成,涉及不同的专题,能不能请您从整体上谈谈思路构成?在您看来,对这些议题的讨论,还有哪些进一步探究的可能?您自己比较满意的是哪些?

王学雷:我着眼的是汉唐古笔的制作形态,具体而言,是先从整体,再到笔的各个部分,都做了专题性的论述。其中有三篇是关注东晋的毛笔及晋唐毛笔的制笔工艺。自东晋起,纸张代替竹木简牍成为主要书写材料,就此摆脱了窄长的书法空间的限制。过去在简牍上只能单一地书写小楷,而到了纸张上,就出现了中楷字还有连笔的行书,书写的字体变得多样了。由于字体变大和用笔加长,要求制作出更精良的笔锋,提高毛笔的蓄墨量。我在《东晋束帛笔头考》《晋唐毛笔制作中的“缠纸法”》就考证和论述了东晋的束帛笔头,指出束帛笔头的出现,主要是为了适应退笔头的需要,并且有利于储墨。至于晋唐毛笔制作中为何采用“缠纸法”,在笔柱根缠纸,是为了起到“欲其体实,得水不化”的作用。而《蠡测“二王时代”的笔》这篇,则是对东晋造笔的一个总结,我从东晋的书法字体的发展入手,论述字体与用笔的关系。由于字体的变化,要求毛笔有相应的改进,“缠纸法”和“削管”等新制法应运而生,可以从中厘清相传王羲之所用的毛笔的笔毫的相关问题,也进一步揭示了晋笔的制作特征。我推测,王羲之用的毛笔不是鼠毫,而是兔毫——东晋的毛笔制作,用的大多是秋天的兔毫。

对我而言,不少我感兴趣的议题都因为实物和文献的不足,不能过度悬测,有待新的材料和出土文物的出现。不过,对我有把握的议题,一旦选定,就会做到底,争取把这个题目说“死”,以后哪怕出现新的材料,不过是给我搭建的框架提供一个佐证,相当于多添一块砖,不会产生什么本质上的改变。当然,我对自己的要求如此,实际上不一定能做到。像《东晋束帛笔头考》《晋唐毛笔制作中的“缠纸法”》这些文章,我已经穷尽目前能够掌握的材料来讨论了,确实做到“底”了。而像《蠡测“二王时代”的笔》,之所以叫蠡测,就是因为不想说得很死,和其他的一些篇目相比,肯定是为后来的研究者留有余地的。在我看来,这篇是勾连材料比较好的,对毛笔的制作技艺之外的材料用得比较多,依靠字体的发展,还有整个书法史的发展趋势,用逻辑方法去推测二王时期的制笔技术,揣摩二王父子究竟怎么用笔。二王到底用什么笔,今天无法看到实物了,只能通过我个人的书写经验和对书法史的掌握程度加以判断,进行一些推测。读者可以从中有所启发,或许能够激发更好的想法。

《江苏江宁县下坊村东晋墓的清理》(《考古》1998年第8期)提供的东晋束帛笔头照片


东晋束帛笔头复原示意图


东晋束帛笔头插入杆腔示意图


书中很有意思的一点,是通过日本人所使用的笔来推测唐朝古笔,能请您谈谈这个话题吗?

王学雷:我在书中也引用了日本僧人空海的《奉献笔表》。这是他从唐朝回到日本之后,特意上的一道表。其中除了提到真、行、草书所用毛笔之外,还有专门的“写书笔”。正如薛龙春老师在《古笔》序言中所说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敦煌唐人写经,在技法上常常是万无一失的,即使是赵孟頫、文徵明这些后世的名家都无法做到,这与当时专门用于抄写典籍的写书笔就有关系。到了晚清时期,内藤湖南这样日本汉学家写的七言诗,就是拿着鸡距笔这种类似唐人的书写工具来写的,所以当时的中国学者一看他的字,就会惊叹高古有如唐朝人的字。日本对唐朝的文化本就推崇备至,记得以前去京都金阁寺,我看到有个夕佳亭,用的是陶渊明诗“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典故,路边的指路牌是用毛笔写的“夕佳亭”三字,简简单单的一块木板上竟然是很纯正的“唐人书法”,这让我很是感慨。再加上日本的文化是相对保守的,比如他们对档案文献的保存就很细致,再比如日本回流的中国古籍往往触手如新,最多不过褪了一些色,气息却很雅致。中国传到日本的很多东西,几百年都保持过去的形制,一直不变。所以,他们用的毛笔几乎可以说是唐朝古笔的复制品,基本上是亦步亦趋。这与他们的民族性格应是很有关系的。

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出土的唐代毛笔,从形制上来看,与日本正仓院所藏的某些“唐笔”较为接近。


内藤湖南书法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您对古人使用兔毫和狼毫的历史沿革的考证,能请您简单谈一谈吗?

王学雷:宋代以前的毛笔基本上用兔毫制作的,之后狼毫笔逐渐兴起,因为狼毫主要产于东北东,西北等地较缺乏这个材料。现在的人用兔毫不多了,画画的人还用,写字的人不怎么用了,多用狼毫、羊毫或兼毫。现在的考古报告当中将发现的汉唐古笔都判定为“狼毫”,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所以我才写了一篇《出土“狼毫”笔存疑》。比如2006年常州常宝钢管厂宋墓当中出土的毛笔,收藏单位的图录说明中说它的笔头是狼毫所制,我特意向制笔名家李小平请教,他的制笔经验极为丰富,按照他的理解,这所谓的“狼毫”其实是兔毫,因为在墓室棺木中存放的时间长了,笔毛颜色发生了变黄的情况,即便兔毫中颜色最深的纯紫毫,存放两年之后也会泛红,很像小孩子的头发颜色,存放十年之后,颜色会明显变淡。宋墓的笔至今已近千年,颜色完全有可能变淡,接近于狼毫的黄褐色。撰写图录说明的人可能对制笔不了解,凭日常经验看到这个颜色,就判断是狼毫,当然,有些考古报告比较严谨,比如1954年出土于长沙左家公山十五号楚墓的毛笔,特意请老笔工来鉴定,得出了是兔箭毫的正确结论。但是,仅凭颜色就将不少出土毛笔判定为“狼毫”,我持保留意见。对古笔研究而言,不仅存世的材料稀少,许多材料的准确性也要打些折扣,使用时需要多多留心。

1954年出土于长沙左家公山十五号楚墓的毛笔,据老笔工观察,笔头为兔箭毫。


您在书中也提到,宋以后,中国书法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有一种批评观点认为,这是中国汉唐以来书法传统的割裂,您对此怎么评价?

王学雷:其实就宋代来说,它是整个时代都与以前的时代形成了割裂,书法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方面的体现。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宋代兴起了金石学,因为要靠金石学来追溯、还原以前的时代。这种割裂当然会带来书写工具的变异,也就导致了书法样貌的变异。不过,大家也依然公认,宋人的书法是立得住的,宋四家不就写得很好吗?我想,还是要开放、包容地去看宋人书法,因为它是宋朝,它不是汉唐,假设没有这个“割裂”,宋人也无法做到完全和唐人一样。不妨拿汉代举个例子,与商周相比,汉代小到文字,大到制度文化,都完全不同。难道因为与商周不同,就要否定汉代吗?汉代儒生号称要复古,也并不是因为汉代礼崩乐坏了,而是托古为新。汉人也创造了独属于自己的艺术样式和风格。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汉人是很“俗气”的,并不如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高古”。你看汉砖、瓦当上的文字,往往是赤裸裸地、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要追求富贵、追求长生、追求享乐的愿望,例如“大富贵宜子孙”“长乐未央”之类,其实就等于今天一个人穿金戴银,时间拉开了距离,也涤荡了俗气。在我看来,宋人确实与之前形成了割裂,可是,如果不与前人分道扬镳,宋人也难以体现自己的价值所在,可能还是重复着前人的东西。

您出身于书香门第,又师从华人德、孙晓云这样的名师学习,能否请您谈谈您的学书经历,以及您自己喜欢的作品是什么?

王学雷:记得小时候过年拿了压岁钱去买字帖,就巴望着年初三苏州古旧书店能够开门。经常心急难耐,年初二就去看,有一次居然开门了,特别的高兴。有时候碰到初四、初五开门,就很失望。以前流行的文物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的字帖,印刷质量和今天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我祖父当时买了一套,我几乎天天跑到他那里去看,后来他给我买了一套,我开心极了。祖父开始教我写字,学的是《麻姑仙坛记》,后来华人德老师告诉我说,他小时候也学这个。祖父拿了我的字给华老师看,华老师给了我很大鼓励,又告诫我不要一味学《麻姑仙坛记》,容易写得很黑很闷,让我也学点别的,后来我就学了隶书,写《张迁碑》。起初我学书,是以汉隶为主,不过,我很快就感到这不是我真正的兴趣所在。有一位朋友要给华老师写传记,我写了一份材料,其中就提到,只有背叛老师,你才有可能成功。其实华老师也背叛了他的老师王能父先生,王先生喜欢写赵孟頫、文徵明,华老师开始也写这一路,后来感到不过瘾,想要走出自己的路,就取法碑学。我学碑时间久了,感到自己悟性有限,也觉得有些乏味,读了孙晓云老师的硕士生以后,就跟随孙老师试着写帖。这可能更适合我,不过,以前写碑的感觉还是丢不掉,于是我试着把两者稍微糅合在一起,找找新的感觉。一次孙老师看我写的行书,说掺入些魏碑或者墓志很有味道,获得了肯定。就此而言,我也背叛了华老师。华老师不以为忤,还和我开玩笑,说我好比王羲之跟着卫夫人学书。至于书法作品,我喜欢唐代的墓志小品,就是那种拙拙的味道,当然很漂亮的作品,像《王居士砖塔铭》这种,我也觉得很好。

《古笔》上卷最后三篇论文是谈文献和引用问题的,其用意是什么?文献有多重要?

王学雷:很明显,我是通过一些毛笔研究的具体例子,揭示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文献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释读理解及引用上。各种学科的研究中都不免会有文献问题的产生,但文房四宝研究最为严重,所以我说是“重灾区”(当然,这是依据我个人阅读经验而得出的)。其实,发现这些问题之前我是做了功课的——就是下卷的“古笔文献辑释”。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光锻炼了我的古文献阅读理解能力,也为发现古笔文献研究引用问题做了铺垫。并且还可作为一项“成果”放在书里,增加书的“内涵”和体量。毛笔研究中的“重灾区”正是靠此发现的。文献的重要性亦于此可见。

除了汉唐时期的古笔研究之外,能不能谈谈您其他的研究兴趣?

王学雷:薛龙春老师编了一本《中国书画研究集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专门给梁朝竟陵王萧子良的《篆隶文体》做了笺注,这本书收藏在京都山科的毗沙门堂,是关于花体字的著作,记载的都是仙人书、云龙书、虎书、蛇书之类其实不入流的字体,但是从中也可以窥见南朝看重知识、喜欢以渊博相夸耀的时代风气,也可以研究当时贵族的审美。此外,我还一直在研究晚清苏州书法家姚孟起。这是一个研究近代书法教育和书法传播史都很值得关注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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