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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法名将刘永福的归国之路

抗法名将刘永福及其黑旗军,从中法战争结束到最终安置广州,前后扰攘近一年,归国之路十分艰难。

抗法名将刘永福及其黑旗军,从中法战争结束到最终安置广州,前后扰攘近一年,归国之路十分艰难。“岑毓英不欲处之于滇,李秉衡以不欲处之于桂,于是广东不得不独任其难。”两广总督张之洞费尽心思,将黑旗军改编为“福军”,刘永福也得授总兵一职。“福军”从撤退到安置,都有一个人相伴,此人是“戌戌六君子”杨锐妻兄孙鸿勋。

刘永福像


媒体与黑旗军传奇

刘永福为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当咸同内乱之际,曾加入反清队伍,嗣后受清军压迫,率队入越南以求自保。时值法国步步侵略越南,刘永福受越南国王之命起兵抗法,1873年于河内之战击毙法将安邺,1883年纸桥之战击毙法将李威利,名声大噪,历授越南三宣副提督、三宣提督。刘永福有勇有谋,迭获胜绩,颇受越人拥戴,华人更是引以为荣。

黑旗军传奇是近代媒体的产物,如无电报为之传递消息,无报纸为之大力渲染,僻处越南西北的黑旗军不会有如此之高的知名度。最早传播黑旗军消息的恐怕是香港英文报纸,中文报纸看到刘永福为国人争光,也迅速跟进。“中法战争爆发,港中华文各报,多互制战胜空气,大为社会所欢迎。时有《维新日报》者,尤觉杰出。”(《循环日报六十周年纪念特刊》第65页)香港《维新日报》、广州《述报》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创刊。《述报》同样大肆渲染刘永福、黑旗军,创刊号即刊登刘永福给法军的约战书、《法人述黑旗勇略》等报道,第二天头版登载《安南刘提督告示》。战争催生了媒体,媒体塑造了英雄,两者相得益彰。

《安南刘提督告示》


电报对刘永福、黑旗军形象的传播极有帮助。1883年张之洞还在山西巡抚任上,派候补道陈占鳌回广东打探消息,他的战争消息大多得自香港各机构所收电报、香港媒体。10月15日,陈占鳌禀张之洞:“兹于十四日在万安保险公司探得法兵屡为黑旗所败,偿请法廷拨救兵六千。”(《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7册第3049页)万安保险公司的消息,应来自越南方面的电报。

12月21日,陈占鳌禀张之洞:“兹于二十二晚在《维新报》馆探得八月十三、四等日,法军及所募土兵共万余名先后由河内起程往攻宣泰……法分为三队,奋勇直至宣泰城外,土垒二座已被法军夺去,前、中二队贪胜争功,冒死攻城。黑旗虽枪炮还击,乃战无多时,竟弃城而遁,法军前、中二队入城据守,已历二日,黑旗并不回攻。忽至夜分,号炮一声震天,黑旗环而攻之,火箭齐施,城中火光烛天,即斩关而入,法军梦中惊觉,仓皇失措,或遭焚毙,或夺路逃命,复为黑旗伏兵所截杀,计前中二队共六七千人,能冲围而出者十不得一,始悟黑旗弃城实以计饵之。……今港中洋人或得电报,或有密函,如出一辙,定为的确。”(《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2册第817-818页)这一场战斗,法军不太可能有六七千人参战,伤亡也不会有如此之多。《维新日报》夸大胜绩,纯粹是从报纸销量考虑。

香港、广州报纸喜欢渲染黑旗军胜绩,塑造刘永福的“偶像”形象,为报纸增加销量。1884年4月,《述报》不知从什么渠道得到一张刘永福照片,大量复制用来发售,每张“一中圆”。当时普通工人月薪大概10圆,王韬在香港理雅各处助理译书,脩金只有20圆。每张照片1圆,应该说售价很高。凡订阅者,则可免费赠送,这是报纸扩大销量的直接办法。

《述报》告白


1884年,云贵总督岑毓英上奏朝廷:“吏部主事唐景崧与刘永福共事最久,深知其为人,屡与臣言其视财太重、待下寡恩、毫无纪律,恐至覆事。”(《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一册第91-92页)得旨:“现在和战局势未定,所有刘永福一军,著该督暂行羁縻,听候谕旨。”刘永福以“客军”驻扎越南,为筹饷百计经营,对钱财锱铢必较是这支军队的生存之道。岑毓英攻击刘永福“视财太重”,未免饱汉不知饿汉饥。

8月20日,兵部尚书彭玉麟致函张之洞,认为朝廷对刘永福仅云“加恩录用,仍是虚浮不实,恐不足服刘之心而出死力。弟拟尊处挈敝衔飞电总署代奏,当此用人之际不妨破格,纵不予刘以实缺,似宜立予实衔,请以提督记名简放并加花翎,以慰刘之心”。彭玉麟还说,朝廷疑刘永福,主要是岑毓英奏折所致,“可不冤哉?”(彭玉麟函,载《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5册第1935页)经彭玉麟、张之洞奏请,朝廷才给刘永福“记名提督”的头衔。

停战令的传达

1885年春,中法双方议定停战,黑旗军势必要撤退回国。“福军”归国过程中,时时处处见到杨锐妻兄孙鸿勋的身影。清代官场师生关系十分重要,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所赏识的学生,后来有不少人进入其幕府,最著名的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其次则是王秉恩、宋育仁等。

孙鸿勋,字雁臣,四川绵州(今绵阳)人,杨锐妻兄,“短小精悍,工于谋略”,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将其调入尊经书院,乡试不第,“援例以州判投选”。杨锐在张之洞督幕,推荐孙鸿勋才堪任使。(民国《绵阳县志》卷七)1885年初,慈禧太后通过总税务司赫德,指派英国人金登干(中国海关驻伦敦代表)前往巴黎,与法方签订中法停战简约。停战协定签订后,中方十分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向刘永福传达停战撤军命令?

中法战争停战时的形势是:法国占据澎湖、基隆,冯子材、王孝祺、苏元春诸军驻扎谅山一带,岑毓英率领的滇军、刘永福黑旗军在越南西北部的馆司、保胜附近,中方两个集团相距甚远。中法双方达成的条件是:法军从基隆、中方从越南撤军后,法国再交还澎湖。驻扎谅山的军队好办,此时广西已开通电报,很快就接到停战令。困难的是岑、刘两军,所处皆崇山峻岭,云南又不通电报,要把朝廷命令传达到,无论走哪条路线都费时颇久。法方要求在黑旗军离开保胜入中国境之后,方才交还澎湖,这就使刘永福处于尴尬地位。

此次议和,实际是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按慈禧授意,指令金登干在巴黎谈判而达成,李鸿章不得与闻,但饱受骂名。赫德与总理衙门磋商,决定派粤海关税务司吴得禄(F. E. Woodruff)与两广总督所派传令官,从香港乘船出发到河内,再水陆兼程,深入越南西北部,搜索前进,寻找岑毓英、刘永福驻地,以传达停战令。张之洞的传令官就是孙鸿勋;给孙鸿勋当翻译的,是鼎鼎大名的英语学者邝其照。

这次赴越南传达停战令,是充满危险的任务。在停战令到达双方之前,中法军队之间处在交战状态,越南还有很多游击队对中、法都不满,不时打冷枪。

4月21日,吴得禄、孙鸿勋、邝其照一行5名官员,各自带着自己的仆人,从香港登上轮船前往越南。他们在河内与法军首领会面后,中方雇船上溯红水河,寻找滇军、黑旗军驻地。抵达端雄后,他们探悉有华军驻扎在阿琏,相距四十里,派人送信,相约于中间某地点相会,方知华军大营札于馆司,但不披露距离多远,怕法军得到情报偷袭。4月29日,一行抵达浪泊,见到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弟弟岑毓宝,次日,孙鸿勋、吴得禄二人乘马携带公文,往馆司见岑毓英传达停战令。孙鸿勋在岑毓英传令完毕后,很快也见到刘永福。

台湾时期的刘永福


刘永福归粤

刘永福4月底已接到停战、撤军的命令,但要到6月25日才率部撤入云南文山县的南溪,为何迟迟其行?原来,黑旗军长期以越南保胜为基地,有颇多产业要变卖,部属之外,还有阵亡者家属要抚恤,需时颇久。就在刘永福拖延不决的时候,孙鸿勋再次来到刘永福行营劝说,这次走的是广西、云南陆路。

刘永福见到孙鸿勋,提出了几个条件:一、求带旧部三千人入关;二、请给木质关防,以资统率;三、历年军士战殁者家属皆加收养,约有数千家,义难弃之,此项丁口求为安置;四、历年出力伤亡将士,乞张之洞奏请奖恤;五、积年炮械甚多,乞为设法运致;五、保胜险要,拟令其子通判刘成良留守其地,以固滇防。刘永福很多要求都不切实际,孙鸿勋一一加以开道,终让刘永福认清现实,改变主意。比如带回国的兵数,张之洞只含糊答应“五营”;儿子刘成良继续留守保胜的方案,直接被张之洞否决。考虑到大炮等运输困难,刘永福答应将辎重留给云南,作价十万两,岑毓宝口头应承,但在接收之后却没了下文。刘永福将辎重作价“十万两”,等于坐实了岑毓英说他“视财太重”的指控。

张之洞在奏折里面毫不隐讳:“岑毓英不欲处之于滇,李秉衡以不欲处之于桂,于是广东不得不独任其难。”岑毓英,广西西林人,镇压云南少数民族起义起家,对刘永福早有看法。刘永福对岑毓英也无好感,不愿留在云南。

从民情、地理来说,最合适安置刘永福的省份是两广交界地区,但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对刘永福出身“盗匪”、曾经起兵反清极为反感,担心再出乱子;更为现实的考虑是:养兵十分费钱,而广西一贫如洗,这一支归国的“黑旗军”,每年要消耗广西很多银子,实在供养不起。李秉衡也宣称广西不要这支军队。岑毓英、李秉衡的算盘都很精,他们算准了,好大喜功的张之洞一定会独力担承。

刘永福借口“夫役难雇,途中粮米难购,稍有延候”。他的拖延让朝廷大为不满,函电交驰。一直拖到农历八月初,“福军”才从云南起程,往广西方向开拔,九月间行抵南宁,在此等待朝廷进一步命令。就在“福军”滞留南宁的时候,孙鸿勋又及时赶到。

张之洞自命“八表经营”,就算只是两广总督身份,对这件事关国家脸面的事,也乐意出钱出力。张之洞的考虑是,刘永福多次打败法军,两毙法国名将,若战争结束未有妥善安置,将为法人所笑。他最初拟将“福军”安置在上思、钦州一带,这是从水土这一点考虑,但后来又怕离越南太近,担心黑旗军惹事。刘永福提出在南宁安置,被张之洞否决。张之洞认为南宁“此地滇桂枢纽,商民辐辏,尤非屯兵之所,桂省官民皆不谓便”。

1885年8月9日,张之洞上奏妥筹安置刘永福事宜:“该提到粤之期计已不远,必须及早筹定办法,以期经久无弊。惟朝廷所以处刘永福者,必兼安插、保全、任使三义而有之,乃为周妥,俾该提督得尽其长,而国家得收其用。查安插之地,臣原议欲处以思、钦者,为其乡土所在,且欲资以捍边也。今桂岸通商已许,以永福处此,其部下与越人太习,出入莫禁,声气相通。设越民稍有不靖,必为法人借口,衅隙滋多。臣愚熟思,惟有处之琼州,则一无窒碍,而于海防甚有益,似于安插、保全、任使之道,均尚有合。反复思之,无逾于此。惟望朝廷优异矜全,显以作天下忠臣勇士之气,而隐以固孤危难守之琼。”张之洞的意见,是将“福军”安置在海南岛。

不久,奉旨批驳:“琼州孤悬海外,选将驻兵诸宜审慎。刘永福到粤后,着张之洞传见,详加察看,将其性情才略究竟何如,所部勇丁是否安静守法,据实电奏,候旨定夺。”朝廷否决了将福军安置于海南的方案,担心刘永福重新造反,海岛易守难攻,让张之洞先行察看再说。

11月7日,张之洞札委孙鸿勋“襄理福军营务”,让他第三次进入“福军”行营,最重要的任务是监视刘永福,催促“福军”启程。表面上,张之洞说是担心“福军”不熟悉官场习惯,实际上是怕刘永福再度造反,或者部署出现哗变、骚乱。刘永福当然明白朝廷、张之洞的疑虑,一路上对福军约束很严,给沿途官民留下了良好印象。

在朝廷举棋不定的情况下,刘永福先将“家属并部下眷口送至宾州安置”,做出“求田问舍”的姿态,“福军”则在南宁等候消息。张之洞见刘永福已入掌握,随即改变条件,将原答应的“五营”改为“五底营”。清代一营500人,一底营200人,即实际给刘永福带兵1000人,另外亲兵100人,总共只得1100多人。张之洞深知,一离开保胜根据地,“福军”就虎落平阳,这时改变条件,刘永福只有被迫接受。左思右想,思钦方案不妥当,海南方案被朝廷否决,张之洞最终选择把这支军队放在眼皮底下,编入总督直属的督标。他还在广州城内豪贤街尾为刘永福安排了公馆。(1886年1月23日《循环日报》)对照新旧地图,豪贤街尾大概是如今豪贤路小学的位置。

豪贤街尾示意地图


“福军”于1886年1月18日从梧州乘船出发,1月26日开抵广州。张之洞在东门外十五里之龙泉岗(可能即东郊燕塘)为刘永福修建了军营。1月27日,《循环日报》报道称:“刘渊亭军门……所部已于二十、二十一等日由三水西南海口到禅山,星夜分坐拖船及河头船到省,其军兵俱穿天青羽绫及黑色羽纱号褂,内有两广督标福字前后左右营各字样,计其船约有二十馀号。闻军门在天字码头登岸,省中河道及岸上聚观者几如堵墙云。”

为安抚刘永福,必须尽快授以总兵实缺。张之洞以李扬陞“年力就衰”为由,让他辞去南澳镇总兵,腾出总兵位置给刘永福。在广州安家后,刘永福在沙河修建了刘氏家庙,离军营不远。刘永福后移任碣石镇总兵,赴台湾帮办军务,乙未抗日保台一役中力战无功,含恨内渡,这是后话。

广州沙河刘氏家庙 康志斌摄


孙鸿勋的结局

孙鸿勋历尽千辛万苦,三次前往刘永福行营,最终劝服刘永福,伴送到广州安置,实际负责“福军”的改编,使桀骜不驯的“黑旗军”转化为朝廷经制之师,维护了清廷的国家信誉,其功足述。若刘永福这位著名的抗法英雄,归国后未得适当安置,被岑毓英、李秉衡压制而再次起兵返越,中法和约由此无法履行,将给清廷带来极大麻烦。据张之洞事后奏报,孙鸿勋三次历险劝服伴送刘永福,“航海赴越,深入法营,由河内至馆司,传旨者一次;由河内再上至兴化县,被土寇击回者一次,由龙州取道越边,行荒险无人之地,出开化,抵南溪者一次;由粤送饷赴百色,相待送同来者一次;崎岖瘴毒,炮火艰危,由越往者,从人被害,由桂往者,士马多忘,人人皆病,仅乃得达。”

不久,张之洞在海南“剿黎”,派孙鸿勋率领“福军”一部赴海南。在定安岭门,孙鸿勋有滥杀黎人之举,张氏闻讯惊骇,发电报斥责:“初鹰军务便思籍端多杀以为功,此非常之谬,大失本旨。琼功以辟土兴利,抚峒安民为上,不在于多杀人,极须猛省痛改。”1888年张之洞论功行赏,给他一个防城知县署缺,1891年“以乖张任性,并短交代”被两广总督李瀚章革职。孙鸿勋大概又通过张之洞奏请“开复”,李瀚章不给转咨到吏部,遂病死于粤。

像孙鸿勋这样的内地读书人,考不上举人功名,不怕死不怕吃苦,有肆应之才,只能到边疆才能寻找到出路。无论是深入滇桂、越南崇山峻岭,还是海南瘴疠之区,孙鸿勋都毫无惧色,奋勇争先,由此得到张之洞赏识。不过一代天子一朝臣,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对张之洞所信任的小官小吏,往往加以排斥,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低阶官员的升降黜陟,往往在大吏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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