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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北京的城市性格

虽然我在北京已经住了廿四年,它是我一辈子住得时间最长的地方,但“我爱北京”这四个字真的有点说不出口。

谁的北京?

虽然我在北京已经住了廿四年,它是我一辈子住得时间最长的地方,但“我爱北京”这四个字真的有点说不出口。为什么我对北京爱不起来?

大学时的暑假,许多同学都去北京旅游。我信了父亲的话:北京没必要现在去,那是你将来想不去都不行的地方。所以我拿着奖学金去了九寨沟、西安、敦煌、吐鲁番。

头一次到北京,是1994年参加北京电视台举办的“长虹杯”全国高校辩论赛。那时北京电视台还在魏公村,我们住在青年政治学院,每天步行经过外文大厦去BTV,走的路是还没有通车的三环。那时一号线还没全线通车,西段只到西单,地铁票一毛一张,公用电话也是一毛一次。

比赛后我去了北大。大概是在塞万提斯的铜像下面,我萌发了来北京读研的念头。实现这个想法,已经是四年后,北大百年校庆刚刚过去。

然而住在北京这廿四年,前七年在西四环中关村,后十七年在东五环外豆各庄,八通线上常常听人说“今儿进京的人真多”,大概我也不过是时常“进京”的一员。因此我看北京,总是有很强的疏离感,更近于历史而非现实。

北京与上海不同,晚清以降,北京从未像上海那样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商埠存在,工商业者和城市平民的生活也从未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过长的政治化历史严重地遮蔽和剥离了北京作为都市的存在,它的主要身份是高度政治化和符号化的“首都”。

美国历史学家施坚雅认为,19世纪晚期北京的中心地位不是来自人口众多和工商业发达,而仅仅是一个行政权力集中的首都。因此,主要由外来知识分子构成的北京中上层社会的群体认同,与其说是针对具体的城市“北京”,倒不如说是指向“首都”这个巨大的符号。顾颉刚于1925年“发现”了北京市郊的妙峰山香会后,不禁感慨道:“我们所知道的国民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作官的,一种是作师的。此外满不知道(至多只有加上两种为了娱乐而联带知道的优伶和娼妓的生活)。”

顾颉刚


北京的这种特性,一旦剥离掉“首都”符号,便可见得分明。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名北平,列为中央直辖的“特别市”,数年后再降为普通市,隶属河北省。于是名宦巨贾,十室九空,房价大跌,市面萧条。北平是没有工业的,迁都后剩留的商业,主要是围绕着大学、文化机构的种种,俗称“吃学生饭”。

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不是一个城市,是两个城市,它是一个叫“北京”的城市,上面叠加了一个首都。而首都本身就像一座“浮城”(如果今后分成中央政务区和以通州为中心的北京,这一点会变得更清晰),它悬浮在北京市民生活之上,消费着“首都”的种种,如政治权威、文化发达、金融便利等。近百年过去了,我在北京也住了廿多年,但感受仍与顾颉刚先生差不太多:有同学朋友在各部委的,大致知道“作官的生活”是怎样,“作师的生活”不必说,日日在其中打熬。

变化不是没有,至少应加上“作白领的生活”。而北京市民的构成,与当年比也大相径庭矣。民国、共和国,两次大移民入京;近二十年来,地铁与9字头公交上,坐满了背井离乡的外省青年。

因此,所谓“老北京”,只是一些怀旧与炫示的文化符号,胡同、四合院、鸽哨、爆肚、豆汁、空竹、风车……这些已不属于当下的生活方式,更像是对传说中的老北京的一种戏仿。

“北京”已成为一个暧昧而多义的词语。莫言说,他在北京待了那么多年,他的北京印象就是他家周围两公里的地方。贾樟柯也说过,北京之于他的印象就是“东三环”。总的来说,你在北京住在一个地方,你对北京的其他部分,不会产生出太多的认同感。对于在海淀读书的我,北京除了中关村学院路,尚有何物?对于一位白领,北京除了CBD、西单外尚有何物?对于一个北漂,五环之外才是更真实的北京。

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众多的面相,却没有哪个像北京这样多元而分裂。纽约是多元的,但有多少北京常住居民会乐意在T恤上标明“I LOVE BEIJING”?2001年,北京市民曾投票选出他们心目中的“北京新地标”,毫无意外,国家育场、国家歌剧院、央视新大楼均赫然在列,而有多少人是被外地亲友拖着拽着才初度见识了这些建筑的真面目?

想想我们自己,在这个地方待着,是图什么呢?你可以想想,哪些你在乎的东西是首都的,哪些在乎的东西是北京的?假如有朝一日迁都了,你还会留在北京吗?问问自己这些问题,或许就能分清楚,到底你为什么选择了北京。

同时,北京城不是自然生长的城市,它的发源是兵营与堡垒,所以卫生条件、城市功能布局,还有历史发展、经济环境都先天不足。如果去掉“首都”这一层光环,北京还是一个吸引人的城市吗?它能胜过多少中国其他城市?

士农工商

从清末到新世纪,一百年光阴,万象幻灭重生,有些东西却寿于金石,不易湮灭。城市性格亦复如此,虽然人事已非,性格却总有或显或隐的传承。

描述城市性格,有多种进路,以我之见,最有效的还是“身份”。身份之中,有客观的限定,也有主观的认同。户口之有无,职业之分工,是显性的认定;归属感之有无,参与性之多寡,则是隐秘的情绪。前者大浪淘沙,与时俱变,后者如平坦的河床,默默累积亦默默存续,却范囿着整条大河的流向。

不妨依古法,分北京之民为士、农、工、商四类,分述其性格。

“士”列四民之首,在古时或为官本位的等级使然。如今则表现为知识者与媒体合谋,时常有“小众引领风潮”之举,以话语权及关注力而言,仍大部分掌握在这些人手中。

1949年之前,大部分“士”只是这座城市的过客,首都于他们只是“寓所”而非“住所”,住所留在故里,寓所则是短时之需。京中不乏三世以上的住户,仍恋恋于故里的情形,如清末《京话日报》主人彭翼仲,三世在京,房产亦夥,本人操着一口京片子,信函文字却每每署名“长洲彭诒孙”(诒孙是名,长洲是苏州属县),他们的地域认同绝不在畿辅之地。

总之,“士”与北京,精神上是疏离的,此地生活水平较高,气候不佳,区域过大,实在不是宜居之处。迫于个人发展的需要,不免以盛壮之年,孜孜于是。现代的“士”,因乡镇士绅社会的崩坏,已无退所,多半只好与此城相始终,但内心每怀乡愁,与“首都”符号下的“北京”格格不入,或自我构筑群落,制定内部通约规则,或离群索居,仅以单位为取食之地。

农 

北京不断外扩,旧日郊村尽入版图,但北京城市化程度若何?民国文人称北京为“都市里的村庄”,因为民间社会的行事规则,完全还是按照村镇里的熟人社会方式。熟人社会之内,按人情伦理办事;熟人社会之外,则损人利己不为恶举。里面没有现代商业伦理的空间,故而也谈不上服务意识。外来人氏辄曰“北京人个个是爷”,实则中国乡土社会,无不欺生,借此产生凝聚力与自豪感。

20世纪之前,北京的管理分内城外城,内城归步军统领管辖,外城由巡城御史治理,主司缉拿偷盗、排解纷争,兼及风化民俗。这与不算干部的村长所司,也差得不远。民众生活的垃圾便溺,当然不会堆在自家院里屋里,往道旁一倒,就算完了。京城大道,中有甬路,比街面高四五尺,“通通是土,且因为多年的腐败物质,都在土中,所以都是黑色,其脏无比,偶溅到衣服上一点,是永远不能去掉的”。下大雨的时候,街边简直就是个泥潭,老舍笔下的龙须沟,就是这么形成的,常有狗马羊鸡甚至小孩掉进泥沟里送命的事。皇皇帝都五百余年,就是这么过来的。这种卫生自治的情形,跟农村也委实差不多。

北京民居


四合院如今被称为“生态民居”,实则自农村原样移植,但这种移植是否科学,大可存疑。齐如山说当年有句话,叫“夏天不进京”,北京外城有一道城墙,已经窝风,城里还有皇城、禁城两道城墙,都比房屋要高,那还不热?四合院里,除了北屋住着舒服,东、西、南三面都有缺陷。张恨水听老北京俗语说“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来夏不凉”,所以四合院本身象征着科层社会的秩序,主人主妇住北屋,亲戚客人住南屋,西屋一般住用人,东屋做厨房,有时也住下人,等级分明。老百姓如将自住屋匀出来租住给官吏、学生等“上等人”,一定是让租客住北屋,自己在东西厢委屈委屈。

托首都的福,北京“吃瓦片儿的”成为一大行业,老住户多多少少有几间房,常常单靠出租就能过上小康日子。这也可以解释北京人为什么多有“爷”的脾气,因为他们不需要辛苦求职,干好干坏不过是一种补充。北京的出租房在国内都市中不算价格顶高,但性价比一定是最差的,房东往往什么都不管,家具大都烂糟糟,连装修都要租客自理的也不少。论及服务的产业化规模化,北京也是大城市里最差的,连锁超市大而无当,小型零售店少且差,乡镇式的早市倒是遍地开花。

北京的社会生活方式,基本上可以视为乡土社会的孑遗。

工 

北京自来没什么工业,有的只是一些小工艺,如锡器、铜器、缝纫、裱褙之类。20世纪80年代以来说得出来的首创,大概只有中关村。这个号称“中国硅谷”的高科技区域发展到21世纪初,看上去还是一个超级攒机工场,因此苹果公司的中国首家体验店不放在这里而设在三里屯。中关村给人的感觉是货品齐全,但创意欠奉,既无法提供高档的科技消费体验,也比不上深圳华强北的眼花缭乱,无奇不有。

这让人想到北京的工艺。北京的工艺,也是托赖五百年帝都,招致了天下的能工巧匠,讲雍容,论精巧,无不执全国之牛耳。不过,北京工艺以老字号祖传手艺相标榜,其好处在不走样不离谱,其坏处亦在无革新无创制。自明以来,北京是世界上格局最方正、街道最平直的城市,但凡有条斜街,一定要在街名上标明,如烟袋斜街、樱桃斜街。这当然是因了北京不是依山傍河而建,而是人工设计以成的“八臂哪吒城”。这种建筑格局,投射在居民心理上,一定是严谨整饬而不尚变通。

规矩多,人必得压抑自己,好面子,肯耗财买脸。可要是耗不起财,提不足劲,又当如何?这就逼出了北京人的两件脾气,一是“京油子”,甭管多重的话,他能绕着把它化解喽,或是绕着弯子骂人,表面上还是恭维你,你要不知道他本意,可得猜上老半天;另一件是“说大话,使小钱”,《正红旗下》写旗人好面子又穷,种种行径,让人好气又好笑。

商 

北京人一向以街道平直宽阔自傲,齐如山回忆,清末民初,北京的大街便“可以并行十辆汽车”,但这不是合理的城市格局,因为不利于商业。

自清末入民国,北京的大街一直在缩减之中,而且越是商业发达地区,如东四、西单,大街的窄化速度越快,谁为之者?商家花钱与地方官串通所致。齐如山感慨:“从前的地下泄水沟,都在大街两边,现在有许多地方,都在各商号柜台之内去了。像朝阳门、阜成门等处,有几段大街还相当宽……这就是因为各该属商业永未发达的关系。”

老北京解决这种矛盾,是将“胡同”与“大街”截然分开。你想,妇女小孩子,不让他们上大街,那么生意买卖不在大栅栏的铺子里,就在东安市场、隆福寺里,大街宽点窄点,有什么打紧?

老北京的商家,出了名的和气生财、童叟无欺。北京商家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人际关系稠密而多次博弈的基础上的。入民国后,旗人生活困苦异常,其中有个原因,是许多旗人在清朝时靠赊账度日,他的抵押品是皇家定时发给的“铁杆儿庄稼”,一旦朝廷倒闭,旗人也就失去了抵押品,又素无谋生的技能,多仁义的商家也不能拿钱打水漂玩儿。

老北京商业的一个好处,是不贪多好强,比如“大酒缸”,卖酒不卖菜,宁愿把生意让给隔壁饭馆;二荤铺,总是老老实实卖面食;东来顺已经做到三层楼那么大,还是除了炮羊肉、涮羊肉,别的一概没有。在北京,限于步行可及的九城内,商铺们各安其分,各擅胜场,无形中构成了行业规范与分众消费,它的竞争是通过年资门槛实现的。那时的外国人、外地人,都承认北京住着“舒服”,因为不用动脑筋,一切都是现成的,甚或做学问也以此处为佳,因为不仅往来商户固定,而且四季分明,何时该穿么、该吃什么,都有定规,完全不用操心。比如说服装时尚,一定是上海的妓女先兴起来,很快传染本地的摩登仕女,一年后传到北京的妓女身上,再两三年,传到北京富贵人家的姨太太身上。至于大家闺秀、正室太太,永远不理会潮流,出门身上的衣服总得带着樟脑味儿才好,有香水味就会被人说是姨太太。这是北京守旧的一面,但守旧本分未尝不是好事。

概言之,北京的城市性格,是“大而正”,唯其大,可以兼容并包,对它不满的人也可以自筑天地,日复一日地过下去;唯其正,有着农村式的内向与固执,外国的、南方的、时尚的、新潮的,思想也好,器物也罢,很难动摇这座城市的根本。它已立在华北平原的幽州故地八百余年,还将继续屹立下去,直到水涸地陷、风沙掩埋的那一天。

(本文选摘自《城史记:我读过的十座城市》,杨早著,后浪·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23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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