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的开端是在1075年正月的山东沂州。平民朱唐告发前馀姚县主簿、徐州人李逢密谋反叛。提点刑狱王庭筠奉命前去调查，结果报告说李逢虽然有诽谤朝政的言论，但是没有谋反的行为。皇帝对这个结果感到不满，又派了权御史台推直官蹇周辅到徐州去调查。夏历三月初，蹇周辅上报了他的发现，结果却大大的不同了。他不仅得到了李逢的供状，李逢还牵扯上了太祖的四世孙赵世居。
有了蹇周辅的报告，调查的焦点转向赵世居。知制诰沈括（1029-1093）和同知谏院范百禄受命推勘李逢一案，查无“异辞”。案件被移交给开封府的一位推官。夏历三月初八，该推官会同宗正丞拘押了赵世居，查封了他的家产。
到这个时候，调查出现了两个方向。一个指向赵世居和李逢的关系。赵世居的罪名是收留李逢，阅读图谶，语涉悖乱。卷入其中的还有试将作监主簿张靖，翰林祗候、医官刘育和司天监学生秦彪。秦彪把《星辰行度图》交给了世居。张靖和秦彪，史料中唯此一见。关于世居罪名最严厉的指责出自权御史中丞邓绾（1028-1086）。邓绾受诏审查赵世居的往来书信。他这样写道：“李逢、世居之所以起意谋反，都是因为有图谶、祆妄书迷惑神智”；又说“多年以来，世居结纳匪人，议论军事，怀挟谶语，寻访天文变异、朝廷得失，伺机蠢蠢而动”。邓绾还报告，在世居的藏书中发现了一部《攻守图术》。
北宋皇帝及其陪葬宗室的陵寝
调查的另一个指向是赵世居的交游圈子，特别是那些跟他有书信往还的人。据司马光记载，世居喜好文学，结交士大夫，交游众多，颇有声誉。御史台的审查认为书信之中没有什么重要发现，就连邓绾也承认所有书信看来都是寻常往还。但还是有两位知州因与世居交往而受到牵连。其中的一位之所以受牵连，是因为皇帝认为他的信中包含了不该有的内容，但当王安石追问此案时，皇帝也没能给出什么具体的证明。另一位则是因为书信被发现时有惊恐表现。神宗的弟弟嘉王頵曾经请求让谋反者刘育作自己府上的医药祗应，也生怕因此获罪。
谋反者中最富于阴谋色彩的人物不是官员，是一个名叫李士宁的平民。此人在开封交游广阔，名动一时，很像是一个江湖骗子。让我们再来看看司马光的记载，他在《涑水纪闻》中专门写了李士宁一条，把李描绘成一个歪门邪道的家伙。他善说吉凶祸福，虽然目不识丁，却能够口头作诗。他的预言，司马光看做是异端邪说、甚至大逆不道，但却迷惑了许多人。李士宁周游四方，到了京师，在精英圈子里聚集了一大批追随者。他与王安石交往密切，安石作宰相，李士宁在他的东府中一住就是半年，每天和王安石的子弟交游。安石丁父忧，出居金陵（今南京附近），李士宁也随之前往。据说，二人的想法（“意欲”）变得非常接近。
李士宁的朋友中有不少宗室成员。早在仁宗朝，他就能出入睦亲宅。他提醒这些宗室，他们是太祖的造物，因而值得自己祝福。英宗的母亲去世，仁宗为她作了一首挽歌。士宁摘取了其中的四句，把这首挽歌改头换面，变成了世居要当皇帝的预报。据报，世居闻之大喜，重重地赏赐了李士宁。
李士宁与李逢毫无瓜葛，他的罪名是接受了赵世居的鈒龙刀，并且和李逢一样曾经与赵世居饮酒。对李士宁的指控为赵世居案增添了一层含义，当时的人们大多相信王安石的政敌，特别是吕惠卿（1031-1111）要借此案来攻击王安石。1074年夏历四月，王安石在批评新法的声浪中引退，将权力交给自己的门生、参知政事吕惠卿。然而，就在王安石不在位的八个月中，吕惠卿却疯狂打击变法派和变法的反对派，竭力巩固自己的地位。神宗感到警觉，遂于1075年夏历二月召王安石回朝。接下来是王、吕二人的斗争，其结果，到了1075年夏历十月，吕惠卿被贬，出知陈州（京西北）。
王安石结束退闲回到开封的时候，李逢案的调查刚刚开始。司马光没有记载吕惠卿借此案攻击王安石，因此李焘对这种说法也持怀疑态度。但是，不管吕惠卿的做法如何，单是与李士宁的密切关系就已经让王安石处境被动。可能正是由于这层关系，王安石主张对赵世居案的涉案人员的处理要有所限制。而神宗却希望扩大打击面。两人为此进行了争辩。比如，神宗指责大理评事王鞏说“世居似太祖”；王安石则引用杜甫“虬髯似太宗”的诗句，反问说这两句话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王安石建议对赵世居要按法律惩处，但对世居的妻儿老小要宽大处理，对其他涉案人员则要谨慎。关于本案的潜在影响，他的意见是：
如果我们处理这个案子时，从重处罚监司，厚赏告密者；那么，我非常担心，这样一来，诬告之门大开，小人借此谋求赏金之利。相关官员为避免祸及己身，将会牵连他人。我愿陛下深刻反省。当今的风俗，有太多的人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枉杀无辜，诬陷别人全家！
王安石的请求只部分奏效。李士宁受到杖脊，流放湖南，也许是王安石的干预救了他的命。其他人的运气就没有这么好。赵世居被允许自杀。他的子孙免于死罪，但遭到监禁；他们名字中的宗室排行字被取消，从皇家族谱中除名。世居的兄弟、叔伯、侄子都遭到降级处分，妻子、女儿、儿媳则被迫在禁寺中出家为尼。
王安石
在其他主要谋反者中，刘育凌迟处死，他的妻子流放广南，为军员奴婢。张靖腰斩，他的父母、妻子遭到杖脊，流放广南。秦彪流放湖南，限制居住。所有被指控与世居交通的官员，降级的降级，停职的停职。王庭筠，那个最初判定李逢罪名为无根之谈的提点刑狱，遭到弹劾，上吊自杀了。
大宗正司的官员也遭到了惩罚。知大宗正事赵宗旦因未能觉察李逢的出入而降级，同知大宗正事赵宗惠则因借兵书给世居而降级。大宗正司的几个低级官员也受到了降级处分。
以我们距离宋代的遥远，已经无法判断李逢、赵世居的罪名中究竟有多少真实成分。关于赵世居，除了邓绾的一句“出处架结”意欲谋反以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有什么反叛在策划当中。但是，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1075年的春天，弥漫着一种驱傩捉鬼的氛围，赵世居的熟人朋友和所谓的“同谋”就成了这场游戏的牺牲品。
这一事件的突发性向我们展示了开封和北宋中期宗室难得一见的一面。第一，事件揭示了大宋朝廷对待宗室的无情铁腕，与宗室们习以为常的脉脉温情形成鲜明对照。只要威胁到皇位，即使只是象征性的，皇帝也会随时报以激烈反应。我们无从了解宗室对赵世居命运的感受，但可以想象他们必是感同身受。第二，李士宁这样一个人物的成功令人深思。当然，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会有很厉害的江湖骗子，但是李士宁（还有李逢）如此轻易地进入宗室诸宅，却表明朝廷将宗室孤立于社会之外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第三，贯穿这一事件的种种记录的一个主题是书面文字的力量，特别是当它与谶语、天文、兵书联系起来。事实上，邓绾在报告了世居的恶行之后，紧跟着就建议禁止流传、搜集并焚毁图谶文书。皇帝接受了他的计划，下诏命令两月之内，凡主动上交此类书籍者无罪，告密者赏钱100贯，犯禁者处以死刑。这一事件给人造成强烈的印象，是政府没有能力对人的行为管得太宽。在开封四海一家、商业繁荣、文化发达的氛围中，想要有效控制书籍的流通或者人的活动，都不大可能。朝廷所能做的，只是抓住一个狠狠地处置一个，希望能收到一点杀鸡给猴看的效果。
（本文摘自贾志扬著《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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