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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真的有大唐不夜城吗?

长安作为都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西周时,这里叫作“丰镐”,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马王镇、斗门镇一带的沣河两岸,是周文王所建丰京和周武王所建镐京的合称。

盛唐长安

长安作为都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西周时,这里叫作“丰镐”,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马王镇、斗门镇一带的沣河两岸,是周文王所建丰京和周武王所建镐京的合称。

“长安”这个名字出现得则比较晚,始于汉高祖刘邦时期。刘邦击败项羽之后登基称帝,但是国都定在哪里颇费思量。战乱多年,国家一片凋敝,只有洛阳等少数几个地方还像个城市;加上洛阳曾是东周国都,还有点基础,所以刘邦初步打算定都于此。但是一名戍卒娄敬(后因刘邦赐姓改名刘敬)站出来表示反对,他认为洛阳是一个四战之地,交通便利,但不利于防御,而关中地区才是王业之地。他说:“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这个建议得到了张良的大力支持。这段话有两层含义:第一,关中地区四面都有天险,进可攻,退可守,地势有利于掌控战略主动权;第二,关中地区农业发达,号称“天府”(这个词首见于《战国策·秦策》,指的是当时的关中),拥有这里就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要知道,娄敬说这番话的时候,天下刚刚平定,由于战争时期的利益分配,刘邦违心分封了许多异姓诸侯,他们正虎视眈眈,刘邦还没有做到真正掌控全局。刘邦也好,娄敬也好,张良也好,他们思维的出发点仍然是军事战略,关中地区的战略优势很对他们的胃口。于是刘邦听从了娄敬的建议,正式定都关中,从此奠定了一个辉煌大帝国的基础。

历史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长安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古都之一。中国历史上最强盛且享国绵长的西汉、唐朝均定都于此不是偶然的,地理、人口、经济优势使这里成为立都的首选之地。唐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文化重心也逐步向南方转移,加上关中地区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土地承载力下降,关中也就逐渐丧失了这种优势。

当时,对于刘邦来说有一个大难题,就是关中地区没有像样的城市可以做首都。秦都咸阳原本富丽堂皇,但是被项羽一把火烧了三个月,成了巨大的瓦砾堆。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新建一座都城。这就是汉长安城。当时的工程人员在渭水以南寻找合适的地点,发现了秦代长安乡周围地势很理想,这个名字太吉利了,新建的汉王朝需要的就是长治久安,于是这个乡名就上升为一个千年帝都的名称了。汉高祖驾崩后,他的陵墓叫“长陵”,汉朝第二个皇帝汉惠帝的陵墓叫“安陵”,合起来就是“长安”,可见他们有多喜爱这个名称。

但要强调的是,汉代长安城跟隋唐长安城可不是一回事,汉代长安城在隋唐长安城的西北方向,也就是今天西安市的未央区这个范围内。未央区为何得名?就是因为有未央宫。隋文帝时,汉代长安城宫室凋敝,而且地下水污染严重。要知道,从汉高祖刘邦到隋文帝这个时代,已经过去将近八百年,八百年来多少人在这里生活过。大量的生活污水污染了地下水,形成了所谓“肥水”。李健超《汉唐长安城与明清西安城地下水的污染》认为,“人畜粪便以及许多遗弃的含氮有机物经过微生物的分解,在雨水淋洗等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渗在一定土层部位累积下来,通过潜水溶解,并沿着潜水的流向向一定方向扩展”,导致水皆咸卤。(这里顺便说一下,隋唐长安城采取的生活污水排放模式与汉代没有本质区别,所以地下水污染在唐以后又逐渐出现。)因此隋文帝决定废掉原来的长安城,另选新址,修建新的长安城。以龙首塬为起点,向南铺开建了一座新城,就是我们所说的隋唐长安城。隋文帝曾经被封大兴郡公,所以这座新城也称“大兴城”,但人们习惯上仍然称其为“长安”。

始建于隋初的长安,至唐时发展成一座雄伟的都市


隋唐长安城是一个比较规整的长方形,中轴线对称,严格的左右对称,棋盘状的布局,东西长9 721米,南北宽8 651.7米,周长约36公里,总面积是84.1平方公里(不包括大明宫的3.4平方公里),这些都是现代考古数据。我们今天看到的西安古城墙为明代所建,隋唐长安城比明代的西安城要大六倍。皇帝居住的宫城位于整个城市的最北端。宫城以南是皇城,皇城是政府机构集中的地方。整个外郭城有9座城门,14条东西大街,11条南北大街,而且有110个坊,当然坊的数量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前后有变化。此外,还有都会市(唐代称“东市”)和利人市(唐代称“西市”)两个巨型的市场。

唐代的城门有专门的管理者,定时开闭,而且有“入左出右”的规定,这是唐太宗时期宰相马周规定的。《隋唐嘉话》卷中记载:“旧诸街晨昏传叫,以警行者,代之以鼓,城门入由左,出由右:皆(马)周法也。”有的朋友可能会笑:说一句“靠右行”不就行了,入左出右不是一回事吗?以前有个笑话,说民国时期有个军阀,听说交通规则是靠右行,就问:“那左边谁走?”其实唐代这个规定中的“左”和“右”不是行人的左右,而是城门之左右。

在唐代长安城的平面图上,北面正中区域就是所谓的“宫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它的南面就是所谓的“皇城”,即政府机构所在地。除了西市、东市两个市场,剩下的棋盘状的格子就是老百姓住的地方。同时,注意比较隋文帝刚建长安城的时候,东北角并没有凸出来的一块,这是唐代贞观八年以后增建的。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把它扩建为大明宫。所以,看到古长安城平面图,无法判断到底是隋代的还是唐代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东北角有没有凸出来的一块,这是一个主要的区别。

唐代长安城的平面图整齐得像棋盘一样,白居易还写诗形容像菜畦,就是和菜地一样整齐,而且道路横平竖直:正东、正南、正西、正北。现在的西安,由于主城区就是老城区那一带,很多街道沿用的是隋唐时期旧街道的走向,因此横平竖直。做过首都的城市,一般街道都横平竖直。长安城有多少个坊?其实由于宫室设置的不同,坊的数量前后会有变化,一般在108-110个。

隋唐时期的建筑辉煌壮丽。比如说朱雀大街,按照《长安志》的记载,宽度达100步。古代是走两步相加,才叫一步。因此唐人说的一步大致相当于现在的160厘米。100步即160米。考古实测数据是朱雀大街的平均宽度为155米,跟文献记载的基本一致。现在北京的东西长安街平均宽度为120米,朱雀大街比它还要宽,可见当年有多辉煌壮丽。顾炎武写《日知录》时,就曾经称赞他所见到的唐代旧建筑的辉煌壮丽:“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弘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各地州县城池是隋唐旧址的话,城郭必然宽敞,街道必然笔直,建筑个体宏伟。宋代以下,一代不如一代。顾炎武处在明末清初,能看到的唐代旧址比我们多很多,他非常欣赏隋唐建筑。

另外,隋唐长安城非常繁华。长安城有100万人口,是整个东方世界的中心。当时长安城里的东市、西市繁华得很,都有上万家店铺,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很多还充满了异国情调,因为丝绸之路文明非常繁盛。这里还有李白最爱的胡姬酒肆,就是有胡人女孩子当服务员的酒馆。唐代的大城市,包括长安、洛阳,还实行坊市制度,沿用北魏以来的制度,将居民区与商业区分隔。这是重农抑商的一种体现:限制商品经济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坊市制度还伴随着宵禁。现在到西安,能够看到大唐不夜城,非常热闹,非常繁华,这可能是中国目前最好的公共演艺广场之一了。

西安大唐不夜城都市夜景


唐代真的有大唐不夜城吗?

话说回来,唐代真的有大唐不夜城吗?真的有,但是一年只有那么几天,就是上元节前后三天。其他时候一到傍黑,城门关闭,坊门关闭,赶紧回家,晚上金吾卫要上街巡逻。市场也是这样,有坊市制度,正午开门,日落宵禁前就得关门,大大限制了商品交易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但是每到上元节这几天,不宵禁,因此热闹得不得了。大家逮着这个自由的机会去狂欢,男女杂游。据说有的还戴着面具,就跟狂欢节一模一样。这个上元节还曾经引发唐中宗时期三千宫女大逃亡。但是这样的制度没有延续多久。为什么?因为坊市制度和宵禁有点太不近人情。人是社会性动物,交换是我们的本能。坊市制度将居民区和商业区分隔,居民区里连个针头线脑的买卖都不能进行,所有买卖都只能到东市西市去,太不人性化了。 

这样的制度并没有维持太久。首先,坊市制度是只限于长安、洛阳还是全国城市普遍实行,值得怀疑。扬州等商业城市很可能就没有严格执行,扬州城内普遍设置坊可能晚至罗城修筑时。也就是说,扬州城与长安、洛阳的管理制度并不一致,市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其次,即便是在长安、洛阳,坊内进行的商品交易活动也是屡禁不止,还开辟了各种食店、逆旅、商肆,甚至砖瓦场,连坊墙也被商人破坏,以方便通行。这种破坏至唐后期已经形成燎原之势,坊市制度逐渐瓦解。除此之外,还有城外草市的兴起,这种自发形成的市场不受城郭的限制,更加自由。 

到了五代,坊市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北宋初年想恢复旧格局,但也只是浅尝辄止。自发形成的草市围绕大都市鳞次栉比地出现,城墙不再是居民身份的限制,城郭内外居民身份等同。

既然没了限制,中国商人的“996”工作制就开始了。早在唐代,夜市就已经出现。“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王建《夜看扬州市》)“沿溜入阊门,千灯夜市喧。”(卢纶《送吉中孚校书归楚州旧山》)“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杜荀鹤《送人游吴》) 

宋太祖规定开封未到三鼓(晚上11点至凌晨1点)不得宵禁,大大延长了商业活动的时间。宋仁宗正式废除了宵禁令,此后开封等大都市相继出现早市和夜市。《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挥麈后录》卷六记载:“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春明退朝录》也说:“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于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冬冬鼓,惟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冬冬鼓,是则京都之制也。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唐代负责巡夜的是左右金吾卫,宋敏求的这段话是在说宋代宵禁制度的消失,也可以说宋代工商业经营的时间是自由的。 

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的是曲江池和大雁塔等。 

曲江池在长安城东南角,原本是汉代开凿的一个人工湖,是一大片水面;到了隋文帝修建大兴城时,它作为名胜被保留下来。隋文帝比较迷信,他觉得曲江池的“曲”字不够吉利,因此给它改名叫芙蓉池。

曲江池风光秀丽,而且周边的名胜古迹非常多,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大雁塔、乐游原、青龙寺等。杜甫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描写的也是这里。在唐代的曲江池、兴庆宫这些有水的地方,到了端午节还会举行赛龙舟的活动,唐穆宗就曾经亲临现场观看赛龙舟。这里的“赛”字最早并不是“比赛”的意思,而是“酬答神恩”,就是报答神灵。所以,赛龙舟原本是古代祭祀活动中的赛神活动。“赛”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后来引申出“竞技”的意思,包括为了祭祀河神而往江里投粽子。江绍原、闻一多都写文章考证过:端午节的民俗,吃粽子也好,赛龙舟也好,原本跟屈原没有关系。屈原投水自杀后,人们同情他,才把这个民俗和他联系在一起。 

还有个长安人都不想错过的盛景,那就是进士们的曲江宴饮。《国史补》记载:“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曲江大会在关试后,亦谓之关宴。宴后同年各有所之,亦谓之为离会。”也就是说,进士们考中后,要去慈恩寺塔(大雁塔)题名,然后在曲江亭举行宴会。

本文整理摘编自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赓哲教授的新作《烧尾:于赓哲说唐才子才女》

《烧尾:于赓哲说唐才子才女》,于赓哲/著,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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