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生活的经济解释》，熊秉元 著，东方出版社，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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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基米德与冰淇淋
这个学期，轮到我安排演讲课程，为大学部的学生们邀请嘉宾。我有意打破惯例，不以经济专业和学界为限，而是向各个领域伸出触角，三人行而有我师也。
当初邀请“沾美西餐”的董事长陈登寿，是因为认识多年来，他讲的两个故事长留我脑际：他曾到德国学习餐饮，在酒吧工作和实习。等他离开德国时，竟有两三个德国友人到机场送他——对生性方正内敛、自尊自傲的日耳曼人来说，这可不是件寻常的事。还有，他回国后，餐饮事业愈做愈大，很多“外交部”的宴席酒会，都请他安排。他曾提到，不只一次，在“外交部”的酒会里，大小官员们三五聚集，自顾自地聊天。对于已经屈指可数的友邦大使们，却往往弃之不顾，理都不理。
因此，我直觉上认为，登寿观察力敏锐，专业之外还有相当的热情。请他和同学们碰面，该是件有趣的事。没想到，他讲的故事不只有趣，简直是令人着迷和惊艳（fascinating）。
高中毕业后，他进入职场，在餐饮业打拼，而且业内渐有令誉。然而，他毅然放弃高薪，争取到德国学习餐饮的机会。在等签证的几个月空当里，他到西门町看电影，发现人手一个冰淇淋。他觉得闲着也是闲着，卖冰淇淋也不错。所以，在电影院门口的角落，弄了个小摊位。
冰淇淋一球八块钱，买的人多，但是要找钱很麻烦。他开始动脑筋，怎么样才能增加周转率。他想起初中学到的数学，球体的体积是圆周率乘半径的立方。用 5号冰淇淋勺，一升可以挖两百球左右；用小一号的勺，却可以挖四百多球。可是，在外观上，两种冰淇淋的大小相去不远。因此，他就推出前所未有的“两球十块钱”！既不用找零钱，顾客又觉得俗而大碗，结果大发利市。两三个月之内，他这个新手的业绩，就遥遥领先全台湾其他七八百位同行——两个月可以赚八九万块，当时可以在新店买一栋房子！他当然可以继续卖冰淇淋，数钞票。但是，他背着行李，一个人飞到人生地不熟，几乎是另一个世界的德国。到了之后在酒吧里任职，重新开始摸索。因为细心耐心又肯学，所以很快又有一片天。当然，他一直睁大眼睛，放大耳朵。
他发现，每个月总公司定期派人来盘点。一瓶酒通常容量 20.4盎司，可以倒 18杯上下。盘点时以目测估算酒的存量，再和营业额查核是否相当。目测费时，不容易精确，又干扰正常营业。登寿左思右想，想起初中物理的“阿基米德定理”（Archimedean principle）——酒瓶加酒的重量，减去瓶重（固定），就是酒的重量。因此，盘点时只要把酒瓶往秤上一摆，很容易就能掌握瓶里的酒量！
他用不甚流畅的德语，和负责盘点的犹太人比手画脚，口里不停地重复“阿基米德、阿基米德”——为了阿基米德，他还打长途电话回台湾，请教朋友这个名字怎么发音。
犹太人半信半疑地走了。两周之后，他被请到总公司做简报。他忐忑不安，怕德语词不达意。可是，当他踏进会议室时，所有公司的高层都站起来鼓掌，向他致意！
登寿的故事可以做很多引申，其中之一当然是他的工作态度——他不只是在做事、做人，他还一直在动脑筋，希望把事情做得更好！
“沾美西餐厅”在仁爱圆环附近，是台北最早的一家西餐厅。那儿的牛排好吃吗？我不是美食家，不敢置喙。但是，我知道，陈登寿的故事很好听，陈登寿这个人很值得尊敬！
善意的恶果
在那帧黑白照片的旁边，有简单的几个字：罗勃·山德佛，杀（人）而后被杀。
即使在《时代周刊》这个发行全球的新闻周刊里，偶尔出现几张咎由自取罪犯的照片，也算是见怪不怪。只不过，这一张有点特别——罗勃·山德佛是个“十一岁”的小男孩 !
绰号“黏糖”（因为喜欢吃黏黏的甜食）的山德佛出生在芝加哥贫民区一个破碎的家庭里。母亲生了八个子女，无业、吸毒、靠领社会救济金度日，已经离婚的父亲正在监狱里服刑。“黏糖”从小就是问题人物：偷、抢、骗、混，无所不来，逃学的时候比上学的日子多，在警局的档案已经是厚厚的一叠。他奉帮派之命开枪教训别人，结果流弹射死了一个路过的小女孩。在警方强力动员扫荡之下，帮派决定要除掉他这个烫手的山芋。于是，两个年龄和他相仿的帮派分子把他诱骗到一个废弃的地下通道里，然后，有人对着他的后脑勺儿开了两枪。
这则社会新闻当然马上掀起一片责难和讨论。到底是环境出了问题，还是小男孩和他的家庭出了问题？从这个事件里，一般社会大众又得到什么体会、学到什么教训？
稍微想想，在目前的时空环境里，即使没有天灾人祸，社会上也总是有一小群不幸的人。这些人或者是生理上或心理上和常人不同，或者是遭逢变故，或者是在经济起伏下受难，结果不能自保。这些人的困难无法靠“市场机能”来解决：因为市场机能只提供报酬奖赏给那些“正常人”，因为那些人具有能为市场机能所接受和回报的某些“有价（格）的禀赋”。在市场机能无能为力的情形下，这些少数的弱势者只好向“非市场”的途径求助。在农业时代，“非市场”指的主要是妯娌乡亲、慈善人士的捐输；在现代社会里，“非市场”指的主要就是“政府”所提供的安全网。
由强而有力、资源丰富的“老大哥”向社会上的弱势者伸出援手，当然是再好不过了。然而，善意并不必然等于善果。一方面，这些弱势者每个人的情况际遇不同，需要针对情况个别处理。可是，政府的福利措施只能一视同仁地制定出一些概要的指标，因此，接受扶助的人不一定真正受惠。另一方面，政府的措施目的在救急，让暂时受困的人有重新站稳脚步的机会。可是，这些凭空而降的支持反而诱发了一些“自愿性”弱势者，这些新的弱势者无意自立，因为自立之后就得不到白吃的午餐。结果，救急措施“创造”出一些终生，甚至是世代相传的弱势者——“黏糖”的妈妈十五岁生第一胎，十年级时辍学，从来没有正式地工作过 !
这么看来，政府的社会福利措施等于是“创造”和“支持”了一个生生不息的“生态体系”。这个体系里的各个部分环环相依、共存共荣。在这些弱势者手中握有选票，而政客和行政官员都有各自“业绩”的考虑下，很难想象这个生态体系会有什么釜底抽薪、立竿见影的变革。
因此，如果说“黏糖”的死有什么启示的话，应该不是在这个小男孩个人的福祸上斟酌，而应该是由这个事件中联想到，一个社会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所选择方式的合宜与否。社会大众可以试着通过“政府”这个工具来处理社会问题。但是，所能希冀的成效应该是有限的、局部的。
而且，不能忽视的是，政府的措施也可能诱发出新的、更麻烦的问题 !“黏糖”的死很可能会很快地被淡忘掉，直到下一个“黏糖”被杀时……
作品简介
《生活的经济解释》，熊秉元 著，东方出版社，2017年6月
无论社会是否已上轨道，人就是人，只会关心跟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事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斯，在研究了各个社会的兴颓枯荣后认为：长期来看，决定一个社会能不能繁荣富庶的，不是有没有英明的领袖或先进的科技；历史上的赢家，往往是因为在那个社会里的大多数人具有较好的世界观。
经济学“巨侠”熊秉元念兹在兹，希望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能够拥有更好的思维方式，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掌握经济学的思维方法，直接诉诸特定读者的切身利益，以经济学的眼光观察生活中的大小事，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掌握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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