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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人之生死,见大宋之气象

在新书《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中,作家高洪雷以小见大,通过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反映出整个大宋的气象。

【编者按】在新书《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中,作家高洪雷以小见大,通过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反映出整个大宋的气象。在接受澎湃新闻访谈时,高洪雷谈到宋朝的文明程度令人称奇。宋朝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多个方面展现出的文化深度与历史厚度,都值得后人研究。这也促使高洪雷选择阿云案这一宋朝奇案作为切入点,向读者展现宋朝的法律体系与精神面貌,让读者感受到我国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

高洪雷,山东新泰人,生于1964年农历3月19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民族史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擅长历史类纪实文学、儿童文学创作,作品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出版,曾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丰子恺散文奖等多个奖项。


澎湃新闻:出版《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后,您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下一部作品或将聚焦海上丝绸之路,但这次先推出了宋史题材的《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在您的创作节奏中,这是机缘巧合,还是早就确定的穿插写作计划?

高洪雷:在创作《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时,我最初考虑使用《丝绸之路——从长安到罗马》这一标题。但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丝绸之路没有严格的起点和终点。长安往东延伸,可以到山东半岛的蓬莱。到了唐朝,遣唐使团队上岸的唯一道路,就是蓬莱(当时叫登州)。于是我萌生了从蓬莱开始写丝绸之路的想法。

写完陆上丝绸之路后,我开始着手准备写海上丝绸之路。这条线从青岛出发,途经扬州、宁波、太仓、广州、泉州、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再经马六甲海峡去往斯里兰卡、印度,最后通过波斯湾到达红海,也代表了古代的一条文明线路。

说到我这本新书,诞生纯属偶然。2022年疫情期间,我翻阅写作《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时当地赠送我的《登州府志》,读到许遵曾任登州知州,而且主持审理了中国法律史上不能不提的“阿云案”。阿云是一名登州民妇,年轻漂亮,母丧期间被许配给韦大。她听说夫婿相貌丑陋,不愿成亲。但又不能退婚,于是她就趁夜去韦大看护庄稼的棚子里刺杀他。过程中韦大醒来,在打斗中被砍断一指。韦大告到官府,查出凶手是阿云。许遵主审此案,此案还涉及到司马光、王安石等大人物之间的争论,并引发宋神宗关注。这段历史引起了我的兴趣,成为了我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本书采取章回体小说的写作手法,也是希望凸显这段具有悬念、环环相扣的历史故事。

澎湃新闻:近年来,“宋史”是热门题材,叫好又叫座。您认为,作家们为什么会倾注这么大的热情书写这段历史呢?

高洪雷:宋史近些年比较热门,但又与许多人的印象有着极大的反差。在我们传统印象里,宋朝软弱,在和周边民族的战争中都是失败的一方,朝廷内部也有着诸多腐败,有着高俅、童贯这样的人物。

但事实上,宋朝是一段被掩盖、被曲解、被误解的历史。我希望通过“阿云案”反映出宋朝的文明气象。比如,宋朝拥有完善的法律体制。从许遵在审理案件中多次引用不同的法条,到案件从县级移交州,再由提刑司审核,再到司马光与王安石同议此案,最后由宋神宗下诏判案,这些细节都反映出宋朝法律体系之严谨、细致与复杂。

另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宋朝科举制度的繁荣。在两宋300多年间,登科的人数竟超过10万人,是唐朝的10倍、元朝的20倍、明朝和清朝的接近4倍。可以说 宋朝通过科举制造就了一个文官时代。

此外,宋朝的商业发达程度也不容忽视。区别于过去朝代的重农抑商,宋朝鼓励发展商业,允许官员经商。宋朝的商业税甚至超过了农业税,这也证明了其商业的发达程度。

宋朝的特殊之处不止于此。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发明于宋朝;宋朝居民地位极为平等,被分为城镇“坊郭户”与乡村“乡村户”;民众收入较高;四大发明中的三项诞生于宋朝。这些历史都反映出宋朝的文化自信,相信读者也能从中感受到我们的历史自信。

《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


澎湃新闻:“以一人之生死,见大宋之气象”,这样的“微观史学”会不会成为您今后的主要创作风格?

高洪雷: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小人物的命运,以此反映整个大宋的气象。我之所以选择“微观史学”的写法,也受到了诸多著作的影响,例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斯蒂芬·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等。

在我看来,这种写法看似聚焦于小人物,实则传递更为沉重、厚重的历史。为本书作序的作家马伯庸也非常善于以小见大,采用微观史学的写作手法,比如《长安十二时辰》。对我个人而言,以“微观史学”的写作手法创作本书,是一种恰当的文学表现形式。

除了“微观史学”的写法外,我认为历史写作中的一个要点是要赋予历史表情。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文学表达非常值得关注,例如写到苏秦回家时他嫂子的前倨后恭、鸿门宴上每个人物各自的表情,都是作者的合理想象,让历史写作更加丰富、更加吸引读者。但作者必须意识到,这种写法需要以严格的考证为基础,不能在历史场景的描写上出错。

澎湃新闻:新书从“阿云案”着手,描写宋神宗时期的宋朝历史和政治变局,书名的关键词定位为“文明”二字。您在引言中也说到,通过研究这个杀人案,最终促使您把“文明”的帽子扣在了宋朝头上。您个人的突破对当下的宋史写作有何启发?

高洪雷:这个案件反映了宋朝的文明程度。宋朝皇帝对待文人较为宽容,大臣与皇帝辩论,甚至直谏皇帝都不必担心被重罚。

事实上,宋朝中前期的风气非常自由。此案中司马光和王安石就曾围绕此案应该重刑还是慎刑进行争论。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法官裁量权的问题。双方都围绕法条进行诠释,只是各自有着不同理解,因此产生了分歧,最后宋神宗一锤定音作出判决。这充分说明了宋朝君主以及大臣善于反思,以此形成完善、严谨的司法体系。这一系列行为,正是文明朝代的精神所在。

澎湃新闻:您以往多聚焦西域题材,这次重点研究了宋史文明。这种场域的变换是不是意味着您将来会进一步拓展创作题材和空间?

高洪雷:在下一步的写作中,我会更关注唐史,写大唐气象。事实上,中华民族每一次的大融合都是一次大复兴,特别是文化的融合会带来进步。

我认为中国古代最发达的时期就是隋唐,科举制度始于隋朝,而唐代的文化、经济、科技都处于最发达的时期。更重要的是,唐朝是历史上最为宽容的时期。李世民有少数民族鲜卑人的血统,所以他对汉人以及少数民族一视同仁。在这样的背景下,丝绸之路迎来了最发达的时期。

澎湃新闻:近年来,您的创作多以“山东”切题,这是身为山东籍作家的“私心”吗?今后,“故乡情结”在您的创作中会不会进一步彰显?

高洪雷:故乡是一块肥沃的文学土壤,但作者仅仅关注故乡,很容易把作品的格局写小。我之所以写“阿云案”,是因为它是中国法律史上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而它又恰巧发生在山东。

同理,我未来的写作不会局限于家乡,我想要写的历史故事必须具有典型性。例如我写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写到红海,是因为青岛琅琊港、板桥镇港、塔埠头港的悠久历史。青岛港琅琊港的历史比登州港更悠久,所以写海上丝路只能从青岛着手。在我看来,故乡情结可以有,但也不能太重,一定不能把格局写小。

澎湃新闻:海上丝绸之路的创作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方便透露一下更多的创作计划吗?

高洪雷: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完成,正在修改阶段,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推出。在这里我首次披露一下,我现在正在创作的书是写给孩子们看的儿童文学:《典籍里的中华文明》,一共六册,涵盖生活、制度、工程、科技等多个方面。未来我还想写一个唐朝的案件,目前还处在构思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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