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如何“搞砸”乾隆和马戛尔尼使团历史性会面的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两国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接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该事件的认知大抵是：“中英两国政治、经济结构截然不同，双方政府为了维护本国的社会制度和历史传统，采取了互不相让的顽强抗争态度。”

“乾隆开始对英国使团来访是持正面积极的态度，后来看到礼品清单很生气。这样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这和礼品清单的翻译有关。”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荣休教授王宏志发现，现有研究严重忽略了翻译在整个使团活动中的重要性。他从翻译角度入手进行了十几年研究，广泛收集原始材料，写出《龙与狮的对话》。该书以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为主线，着重介绍了在当时中英两大国尚未建立有效交往机制的背景下，译员、外交文书、礼品清单、国书与敕谕的翻译如何成为互动进程中最关键的要素。

6月10日下午，王宏志做客上海图书馆东馆，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带读者重回“龙”与“狮”首次对话的历史现场，揭秘翻译是如何“搞砸”乾隆和马戛尔尼使团的历史性会面的。讲座配以珍贵的档案图片，向观众分享了生动有趣的历史细节。

讲座现场

马戛尔尼使团是到达中国的第一个英国外交使团，是中英之间最重要的一次早期交往。当时广州一口通商不能满足英国对华贸易的需要。英国希望借助这次使团访华直接和北京对话，取消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的种种限制和禁令，打开中国门户，开拓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应该也希望借助这次访华，展示英国的国家实力，提升英国国家形象。

但马戛尔尼使团的这次行程，可谓基本失败。“马戛尔尼提出的要求，乾隆全部拒绝，一个都不答应。”此次使团以为乾隆祝寿的名义成行。起初乾隆对使团的到来十分重视，但双方会面后却十分不愉快。王宏志认为，这一方面与英国使团的“狮子大开口”有关，另一方面，也和翻译问题有关。

当时是18世纪末，中英之间还无官方沟通。为了顺利交流，双方都找了翻译。有趣的是，马戛尔尼使团寻找的翻译是一位中国人李自标，他是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一座修道院里西方培养的中国神父，12岁就离开中国去意大利，在当地生活了十几年，会熟练使用意大利文和拉丁文，但不会英文。而中国寻找的翻译却是一位欧洲人，是一位欧洲来华传教的传教士。

“英国使团带来的译员是中国人，中国派出去的译员是欧洲人，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其中产生了很多有趣，甚至是不可思议的碰撞。” 王宏志说。

首先，李自标不会英文，在翻译中需要进行二次转译。在会见过程中，李自标先将乾隆帝的话翻译成拉丁文，使团中另一位懂拉丁文的翻译再将拉丁文翻译成英文，马戛尔尼才作出回应。繁琐的翻译程序让乾隆很快就感到厌烦，他问使团中是否有人能直接翻译中英文。最后马戛尔尼使团推选的“翻译”是一个13岁的孩子。他是使团副使的儿子，十分聪慧，在旅途中和李自标学了不少中文。就这样，一个学了几个月中文的13岁孩子成为了“龙”与“狮”首次官方接触的翻译。

乾隆很喜欢这个聪明的孩子，还送礼物给他。但对使团带来的礼物、提出的需求，他大部分是不满。其中也涉及许多翻译问题。

马戛尔尼使团带来了丰厚的礼物送给乾隆。他们希望“让中国皇帝对英国的财富和国力留下深刻的印象”，营造两国地位平等的氛围。在经过商讨之后，礼品单中包含大量展示英国先进工业文明的礼物，包括天体运行仪等天文仪器，榴弹炮、迫击炮等武器，甚至还有两辆英国马车。

王宏志特别提到其中的天体运行仪，“这是英国人带来的最名贵的礼物。英国人的用意是让中国人知道西方科学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但可惜的是，当时译员并不懂天文学知识，将这件代表当时欧洲天文学最高水平的仪器翻译成“一座大架仔”。

“乾隆一开始很期待使团的礼物，还交代不要怠慢这些英国人，看到礼物清单后的反应可想而知。” 王宏志认为，其中翻译不对称造成了巨大的问题，“英国人在礼品单中把自己写得很夸张很伟大，但乾隆看到翻译后的版本是失望的。”

双方文化差异也带来很大问题。马戛尔尼特意带了两辆马车送给乾隆，他觉得中国马车太颠簸，英国马车更为舒适。但中国大臣看到马车立刻和英国人说：“你们认为皇帝会让车夫坐得比自己还高吗？”后来，这两辆马车一直放在圆明园，皇帝从未乘坐。

诸如此类的问题，让双方的沟通交流既不顺畅也不愉快。在国书、敕谕等方面，则出现了双方各说各话，同一份文件材料，中英文版本截然不同的情况。

王宏志在故宫军机处找到了当时英国国书的中译版，其内容和英国的国家档案馆外交部档案中的另一份中译版完全不同。英国版是李自标等人来华前翻译，总体忠实于英国的态度立场，是以一个强国的身份和清政府平等对话，“英国国王称呼乾隆叫‘兄弟’，这是欧洲国王与国王之间的通用称呼。”故宫军机处保留的版本则风格完全改变，整个翻译完全站在中国朝廷角度，把英国塑造成一个前来朝贡的小国角色，态度十分卑微。

乾隆交给使团的礼物单同样出现类似问题。欧洲的传教士贺清泰不敢将乾隆“天朝上国”的姿态翻译出来，在翻译时就弱化了这类说辞。他如实把这些改动告诉了马戛尔尼，说自己“加进了一些对英国国王表示尊敬的说法”。

双方就英国使团送来的是“礼品”还是“贡品”也进行了激烈的争执。中国官员说是“贡品”， 李自标坚称是“礼品”。“这看似是小问题，但背后包含的意思绝对不小。因为这是英国的‘定位’标准，如果是礼品，双方是平等交往的关系，如果是贡品，英国就成了朝贡的小国。” 王宏志说。

《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

经过各方面角力和一系列“误会”，马戛尔尼使团无功而返。关于这次历史性会面，一个普遍的看法是清政府失去了一次拥抱西方工业文明的机会，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不可自拔，最终导致鸦片战争爆发。

王宏志并不完全赞同这一说法，“从新发现的资料也就是军机处档案中乾隆处理这件事的记载来看，乾隆在那时已经对英国起了戒心。”英国使团本该从天津港离开，但他们的船先行离开，使团从北京从陆路南下，到广州登船。乾隆特别派了大臣陪同使团南下，表面是重视尊重使团，实则是一种监督。大臣每天写奏章报告使团的一举一动，甚至有资格调动当地军队。

对马戛尔尼使团和英国而言，这次访问亦影响深远。有使团成员感到遭受很大侮辱，作出这样的描述：“我们像乞丐一样进入北京，像囚犯一样留在那里，像难民一样离开。”由于使团获准从陆路南下，有充裕的时间观察中国，因此，马戛尔尼使团最大的成果是获取很多有关中国的第一手资料，甚至勘察了中国沿海水域，绘制地图，建立有关中国的全新知识。

王宏志指出，这次马戛尔尼使团深入中国内地的行程改变了整个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在归国后，很多使团成员都写回忆录，描述他们“眼见为实”的经历，其中很多对中国的描述都相当负面。他们描写了中国内地一些落后地区的景象，这和此前传教士对中国正面而美好的描述很不相同。

“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外交方面，我们一直非常吃亏。包括像《南京条约》这样的不平等条约，英文版是英国人做的，中文版也是英国人做的。不平等在最原始的一步已经开始，就是沟通，语言上已经开始不平等，因为一直以来我们没有培养及格的译员，所以非常吃亏。”王宏志希望将近代史中的翻译作为一个课题一直做下去，为近代中国翻译史、中英外交史研究提供独到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