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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式月饼北伐记(下)

粤菜馆开创广式月饼新时代传统饼饵店升级为茶居,楼下卖饼饵,楼下饮茶吃点心;再进一步就是茶楼茶室,一楼外卖地位相对降低,堂饮堂室相形重要;再后来是茶楼酒肆合流。

粤菜馆开创广式月饼新时代

传统饼饵店升级为茶居,楼下卖饼饵,楼下饮茶吃点心;再进一步就是茶楼茶室,一楼外卖地位相对降低,堂饮堂室相形重要;再后来是茶楼酒肆合流。所以,饼饵茶居之后,菜馆酒肆经营月饼渐擅胜场。后来声势最煊赫的冠生园,虽然食品工业的地位超过其酒楼菜馆,但他起家的却是茶居兼营宵夜馆。他1905年来沪,在竹生居学徒期满之后,学着竹生居与人合开了冠香宵夜馆:“义和居位于新舞台侧面,系新舞台茶房头目张君所创办者,二三层楼设改良茶茗,楼下粤菜,归我们办理,且定名‘冠香’,这是我最先手创的小事业。冠香的主要营业,当然是粤菜(俗称消夜馆),同时附售广式茶食莲子糖等,我们当时采用分工合作制,本人担任会计招待和营业设计,苏君则专理烹饪和进菜的职务。”(冼冠生《三十年来冠生自述》,《食品界》1933年第4期,15页)但给外人印象,则似乎糖果为主,因为他们的报章广告,是不及于粤菜的:“本号开设南市外马路戏园北首,自制蜜饯糖果,送礼茶食,每盒十件一角;外国饼干,每罐二角;广东香肠,每斤五角;中外罐头品物,无美不备。蜜饯莲子糖,适口香甜,美味装潢,精美送礼佳品,每元天平秤四斤。官礼品物,一应俱全,价廉物美,以广招徕,特此广告。”(《南市十六铺新开冠香蜜饯莲子糖批发》,《申报》1909年3月31日第8版)这么小本生意起家,却不吝广告费,正是冼冠生重营销的基因体现。

生产批发糖果,岂能少得了月饼?所以第二年冼冠生就把重心放在了月饼上:“本号仍增中秋佳节月饼,聘请名师选配,品料精良,巧制五仁、什锦、豆沙、豆蓉月饼每元四盒,加头、百果、五仁、金腿、玫瑰、冰皮、枣泥、莲蓉月饼每盒洋四角,百果小月饼每盒一角莲,子糖每元四斤,广东香肠每斤洋五角六分,中外罐头食品、蛤士蟆送礼品物一应格外公道,函购立奉。赐顾请至十六浦外滩新舞台北首便是。一设寗绍码头大达里口分号交易可也。”(《上海南市冠香号中秋月饼上市》,《申报》1910年9月8日第8版)“仍增”二字表明他们去年一创立即开卖月饼了,而“函购”之举则差不多属于独创,至少笔者未见第二家有此举措。

因为种种原因,当然主要是新舞台自十六铺迁往九亩地之后,冠香“顿失去了主要的顾客,以致营业不振,乃不得不停办”。(东白《冠生园主人洗冠生访问记》,《新人周刊》1934年第1卷第3期,第10页)但旋又与人袭用广州著名茶居陶陶居之名合开了陶陶居中西菜馆:“本居择于阴阳历二月十二日 三月十九号开幕,特设改良坐位,装璜幽雅,器具精良,聘请名师,烹饪中西酒菜,巧制西式食品,随意小酌,菜馆精美,招待周到,非敢夸口,请尝试之。” (《上海新开陶陶居中西菜馆》,《申报》1913年3月17日第1版)中秋月饼,仍是他们经营的重头戏,而且广式苏式兼营:“本居精制各种荤素月饼,豆沙、豆蓉、莲蓉、枣泥、南腿、榨菜、五仁、玫瑰、百果、椒盐、葱油、鱼翅、鸡丁、鸭腿等色,名目繁多,不能细录。广式每盒大洋二角半至五角,苏式每盒小洋八分至一角半,物美价廉,传播众口,如蒙赐顾,请至南京路西首陶陶居,无任欢迎。”(《(陶陶居)中秋月饼上市》,1915年9月15日第4版)

后来由于“先施永安相继成立,无异把全市顾客,都集中于南京路,五马路商业便受了极大的影响,不久,市房翻造,许多商店,不能继续”(冼冠生《三十年来冠生自述》,《食品界》1933年第4期,13-14页),他的陶陶居也宣告结业。此后,“蛰居九亩地,研究食品及食谱,得夏月珊援手,拼凑数百元,开设冠生园,专售果汁牛肉,陈皮梅等,推销游戏场内,并运销港粤,营业大振。又承郑正秋、孙雪泥、薛寿龄诸先生加入,合作奋斗,至今资本达五十万元,支店遍本外埠”(润身《冼冠生先生成功史》,《兴业邮乘》1935年第36期,13-14页)。

前两次创业,他是粤菜先行,这一次却是饼饵先行。在根据地上海如此,在外埠亦然。比如另一经济重镇天津,一经北上,就渐夺广隆泰之席,如《大公报》天津版1931年9月12日第5版广告《二十世纪大贡献之冠生园科学炉焙中秋月饼》称其月饼:“无生熟不匀之弊,各省人均配胃口。美术盒装不加费,送礼饷客最名贵。改良广东莲蓉月每盒四只洋七角二分,豆沙月每盒七角二分……尚有鸡丝、鸭腿、老婆、五仁、旦黄、杏蓉等种月饼,尚有著名小月饼分豆沙、百果二种,送礼自食,亦颇名贵。秋节礼品,花色万全。”

再到后来,广隆泰与冠生园的连镳并轸的竞争之下,风卷残云,连代表南派的稻香村,都改营广式月饼,则天津月饼市场,诚可谓广式一家独大了:“本号特聘广东名师,精制超等改良月饼,与众不同。料质丰富,科学炉焙,为他家所不及。送礼自用,均极相宜。尚祈各界仕女惠顾品评比较,方知言不谬也。天津法租界天祥对过明记稻香村启。”(《超等改良月饼》,《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9月3日第11版)

有市(场)才有戏。以前,在小农经济时代,即便在通都大邑,人口也都有限,商业也不会太发达,这从酒菜馆业的发展历程也可见一斑。早期不仅没有跨区域的酒菜馆,即便北京这样的首善之区,大型酒楼也是到近代才出现,传统的酒菜馆都是相对小型,王公贵族自拥家厨,稍大场面是上门到会,或者借助各省会馆。像广州这样在上海崛起之前的商业都市,大型茶楼酒楼同样是近代以来的产物。而月饼的讲究,不仅与茶楼酒肆发展同步,而且大有赖于茶楼酒肆的制作,尤其是在五口通商之后上海这样五方辐辏的发达市场体系之下,以及天津这样辐射整个华北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之中。

冠生园与广隆泰之外,加盟演出天津月饼市场竞争大戏的新角色,乃是新兴的粤菜大酒楼广州亦乐园餐馆:“本园特聘粤籍名师,精制中西点心,科学烤炉,物质优美,与别不同。价格从廉,请诸君尝试,方知言之不谬也。改良月饼、百果小月饼、著名特别莲子月饼、中秋月饼。开设法租界天祥后门对过泰隆路。”(《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9月4日第13版)由此也可见酒楼业与月饼业的互为倚重与双向奔赴。冠生园则更有笑傲同侪之势——《试看今日冠生园,竟是中秋月饼秋节礼品的大本营》(《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9月4日第13版)。

新 《冠生园中秋月饼》,《礼拜六》 1946年 第42期


转瞬到了抗战胜利之后,天津月饼市场,仍是广式月饼当家,从报章广告,即可窥见。寿康公司率先广告,直称“中秋节送礼珍品! 寿康广东月饼”(《大公报》天津版1946年9月6日第1版)。进而自诩“本市唯一月饼专家”(《大公报》天津版1947年9月25日第1版)和兴食品公司则称中秋礼最全,而以月饼为最。(《大公报》天津版1946年9月6日第1版)苏式酒家稻香村十余年不改本色力推广式月饼,最堪记忆:“送礼请到森记稻香村去买:特备广东月饼、改良月饼、金华火腿、洋酒罐头。”(《大公报》天津版1946年9月6日第4版)还特别强调:“严禁假凤虚凰滥竽充市:想买真正地道广东月饼,请到绿牌电车道。”(《稻香村广告》,《大公报》天津版1947年9月27日第1版)仿佛只有广式月饼才是正宗月饼,仿佛只有稻香村月饼才是正宗广式月饼。真是一件十分有意味的事。老牌的最负盛名的粤菜馆北利安当然也不会缺席此月饼盛宴:“北安利首创,一年一度供献改良月饼,错过须待明年。质料名贵,与众不同。”(《大公报》天津版1947年9月25日第1版)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在天津最著名的《大公报》上做广告的,几乎纯是广式月饼,则广式月饼,雄霸天津,自不待言。

上海加冕广式月饼

从某种意义上说,广东人吃广式月饼,有什么好说的呢?外人说好才是真的好。外人说好的最佳坐标点,则非上海莫属。上海是新的文化中心和传播中心,更是远东最大的经济中心,也是一个五方辐辏的移民城市,上海的接受度,几乎可以等同于全国的接受度,事实上也影响到全国。

广式月饼早期在上海的发展前已有述,但早期并非人人关心,更不会人人记得,因此最值得详述的,当然是民国中后期。

上海粤菜馆在北伐胜利之后进入鼎盛时期,广式月饼也是这样。《上海常识》1928年第41期有篇不才的文章《月饼》说:“上海地方的月饼,约可分为三种,就是广式、苏式、宁式……从前销路,推苏宁两帮为巨擘,广帮只少数粤人嗜之而已。现在则不然,要算广式最时髦……所以我料不久苏宁两帮月饼,或须同归淘汰,而要让广帮独占鳌头了。”前述徐珂说“先施公司之月饼,有一枚须银币四百圆者;冠生园亦有之,则百圆。惟角黍有一枚须银币五圆者。先施、冠生之资本,粤人为多,购月饼、角黍,亦大率为粤人,否则且骇怪且咨嗟。珂谓此固足以见粤人财力之雄,丰于自奉。”不才的《月饼》也说:“惟有广东月饼,售价极昂,殊非一般寒素人家所能染指。像今年冠生园的‘貂蝉拜月’,与业已停闭的马玉山的‘白帽果子蛋糕月饼’,一饼之价,取值百元,怎不令人可惊呢!……而苏宁式者,每个只售二三角而已。”这是什么价位呢?当时广州大同酒家最昂贵的一大盆大裙翅,也才六十元;北京谭家菜的鱼翅席,起初每位也四元,一席最多也就三四十元。这里,详作者徐珂之意,当然不是强调月饼的地方特色,而是强调月饼的昂贵,而这月饼的昂贵,当然是其品质,否则就谈不上“丰于自奉”了。而买广式月饼的“大率为粤人,否则且骇怪且咨嗟”,这一方面是因为粤人确实有钱,清初以来,对外贸易,长期是广州一口垄断;近代以后,虽然扩大到五口通商,但从事洋买办的赚钱活计,基本上还是粤人揽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内地人不像粤人这样舍得,至少不舍得把月饼做得这么讲究昂贵。与“食在广州”在晚清民国经由上海风靡全国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像徐珂这样的名士,是非常有说服力有号召力的,他编撰上千万字的经典名著《清稗类钞》,对全国各地的民间历史风俗包括饮食民俗,有很详尽的收集,是非常有代表性能说明问题的。

广式月饼有极其昂贵的,更多的是价廉物美的,只有这样,才能广泛占领市场,满足各层次顾客的需要。酒菜馆业也是这样。这也是我一再强调的一个观点,即一个菜系,必须要有精致高端的引领者,也有各层次的雁行者;粤菜之有谭家菜、太史菜,湘菜之有谭府菜,川菜之有姑姑筵等,无不如此。从晚清直到抗战前夕,广式月饼一直都有非常昂贵的。比如全面抗战前的最后一个中秋,《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9月30日第15版有一篇刚鲍申的《上海月饼的种类》说上海月饼之贵,全属广式:“冠生园有一个月饼,名为‘众星拱月’价值一百元,先施公司有一个月饼,名叫航空赏月,价值一百元,永安公司有一个‘永安岁月’,价值七十元。新新公司也有一个‘众星拱月’,价值七十元,泰康公司最贵的月饼价值八十元,名叫‘蟾宫攀月’,这些,都是他们的代表作品。”但是,他又说,大众化的月饼,也是广式为主:“至于普通的月饼呢,广式到底是后来名上,不但名词风雅,而且种类众多。计有豆沙肉月,蠔黄品月,莲蓉肉月,百果咸肉月,双簧莲蓉月,五仁月,枣泥月等等,苏式月饼的名词就老实多了,分做鲜肉,南腿,三鲜,猪油夹沙,葱油南腿,五仁百果,清水玫瑰等数种,不但名词没有广式月饼的风雅,而且种类也没有广式月饼众多。”

上海最近之多:中秋月饼:《民权画报》  1912年9月


冠生园虽然做很贵的月饼,但老板冼冠生自己却并不以为然:“我第一个感触就是中国人的心理有点莫名其妙。譬如以月饼来说罢。月饼的材料无非是面粉、白糖、芝麻、杏仁、莲心、豆沙等等。每个月饼所费的材料是有限的,但我们为什么卖得很贵;每个月饼甚至有三块钱、五块钱的呢?这因为我们不卖这样的价格,如果卖了一二毛钱一个,那就没有人来买了。一般摩登男女以为价格贱了是不时髦,他们情愿到外国糖果公司去买其他东西来送礼了;这是很显见的。”(东白《冠生园主人洗冠生访问记》,《新人周刊》1934年第1卷第3期,第10页)真是有点得了便宜不卖乖的味道。甚至连传统广式月饼的花色款式也加以批评:“广州月饼花样甚多,不合理的也是很多,例如烧鸭月饼,禾花雀月饼,总觉得并非月饼的好原料。在四五十年以前,贵族阶级大都购买红绫月饼,白绫月饼,胭脂花月饼,工笔花月饼,但仔细研究它的口味,许多是甜咸不匀。”(冼冠生《月饼研究》,《食品界》1933年第5期,第5页)他的批评也并非没有道理,关键是他有他的底气——以实际行动改变或者说“纠偏”。

广式月饼种类之丰富,前面举了1888年怡珍居之例,这里我们还可再举安乐园酒楼1928年的一个广告为例以资说明:

安乐岁月每座三十元,幸福岁月每座十元,流霞醉月每座五元,团圆好月每盒一个二元,胜利日月每盒二个一元,珠江夜月每盒四个一元,三潭印月每盒四个一元,蚝黄肉月每盒四个八角半,金腿肉月每盒四个八角半,蛋黄莲蓉月每盒四个八角半,银河夜月每盒四个八角半,莲蓉肉月每盒四个八角,莲蓉素月每盒四个八角,冰皮莲蓉月每盒四个八角,蚝豉肉月每盒四个八角,鸭腿肉月每盒四个八角,枣泥肉月每盒四个七角半,枣泥素月每盒四个七角半,麻菇净素月每盒四个七角半,冬菇素月每盒四个七角半,苏蛋肉月每盒四个七角,五仁咸肉月每盒四个七角,五仁甜肉月每盒四个七角,豆蓉蛋黄月每盒四个七角,香蕉肉月每盒四个七角,椰丝肉月每盒四个七角,豆沙肉月每盒四个五角半,豆沙素月每盒四个五角半,豆蓉肉月每每盒四个五角半,豆蓉素月每盒四个五角半,冰皮豆沙月每盒四个五角半,冰皮豆蓉月每盒四个五角半。(《安乐园酒楼月饼品名价目》,《申报》1927年8月28日第19版)

广州本地,也是当仁不让,可略举一例,以管窥豹:“涎香茶楼(广州永汉路):合桃丹凤月、杭仁莲蓉月、宝鸭穿莲月、五仁罗汉月、金华火腿月、凤凰西山月、银河映秋月、榄仁椰蓉月、火鸭鸳鸯月、南乳香肉月、金凤腊肠月、东坡腾皓月、金银叉烧月、杭仁豆蓉月、玫瑰上甜月、上豆沙肉月、什锦上咸月、上品果子月、莲子蓉月、芬芳椒盐月、五仁香月、豆沙罗汉月、五仁咸月、豆莲罗汉月、豆蓉肉月、冰片莲蓉月、豆沙肉月、冰片豆蓉月、豆蓉素月、莲蓉素月、双凤莲蓉月。”(刘万章《广州月饼的名称》,《民俗》1928年第32期)

至于市场占有率方面,《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9月30日第15版也即同一版面,还有一篇楚人的《上海的月饼市场》,有过描述:“现在,上海市场上占最大的势力的,就是广式与苏式两种。尤其是广式的月饼,更是雄视一切。说起来也是相当有趣的,在三十年以前的上海月饼市场,差不多是苏式月饼的天下,不但没有广式月饼的地位,别人谈也不谈到广式月饼。后来,经过冠生园,及永安、先施、新新三大公司的努力,方才有今日的地位。到现在,还超过苏式月饼,上海的市场,差不多已经被广式月饼所独霸了……广式月饼的代表者,自然以冠生园及三大公司为最出名。而苏式月饼,以老大房、稻香村为代表的。”殊不知,天津稻香村早被挤迫得专卖广式月饼了呢!

营销是王道

前面谈天津的广式月饼的时候,就已经能让人感到粤人在营销上能出奇招,上海粤菜馆更是特别重视特别擅长营销,比如冼冠生1934年礼聘自己的嫡系老乡、电影皇后胡蝶拍摄月饼广告,广告语“唯中国有此明星,唯冠生园有此月饼”(《礼拜六》1935年第605期;亦见《胡蝶与月饼》,《美术生活》1934年第7期),则至今仍堪称经典。更经典的是蒋介石也变相成了他们的最佳广告代言:

本埠冠生园食品公司制造月饼,素以用料名贵,烘焙得宜,蜚声于时。去年秋间,蒋委员长当驻节武汉之日,曾派员向该公司采办月饼数万盒运往犒赏将士。彼时该公司以蒋委员长造福人民,劳苦功高,并另制大月饼一座,送呈行营慰劳,深得蒋委员长之嘉许。近日金风送爽,又届月圆时节,蒋委员长仍循旧例采购较昨年数量更多之月饼,运往成都,作犒军之用。(《蒋委员长采购月饼犒剿匪将士》,《申报》1935年8月29日)

在外人看来,营销正是冠生园及广式月饼独霸市场的王道利器:“广式月饼,因为制作者头脑清新的关系,特别注意于报纸的宣传,以及装璜等等,以引起顾客的注意,比如,冠生园每年必定发起一次专车赏月,这就是很好的生意经,而苏式月饼,既不注意于宣传,同时,在制造上,更墨守成法,装饰也不考究,所以,广式月饼就占了后来居上的优势。”(楚人《上海的月饼市场》,《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9月30日第15版)

其实广告营销也体现在包装装潢上,这在前面我们已经多有间接说到,这里再专门说说杏花楼月饼的包装;据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说:“上海杏花楼,以月饼著名,饼匣有画,很工细,先出于杭稚英手,后出于李慕白手。”(郑逸梅《先天下之吃而吃》,上海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都是名家手笔。其实“杏花楼”三字,更是出自末代榜眼朱汝珍之手。冼冠生也认为花色多样和注重包装,是广式月饼制胜之一道,江浙月饼就成了他的反例:“江浙月饼,花色欠多,甜味过浓,装潢随便,炉焙也很简单,年来江浙月饼,销路的逐渐落后,可说是当然结果,否则价格低廉,合乎一般人的购买力,岂有不纵横国内之理。”(冼冠生《月饼研究》,《食品界》1933年第5期,第5页)

此外,借重文士名流以为鼓吹,是上海粤菜馆传统的营销手段,当然也是广式月饼的营销手段,尤其是安乐园。早在1926年,著名作家周瘦鹃在一篇《宴罢归来》(《上海画报》1926年第151期,第2页)里说:“饼圆如月,藕大似船,中秋佳节又至矣。武昌路安乐园酒家,以善制广东月饼闻,特举行一月饼大会,柬邀新闻记者大嚼。会设三楼既既厅,佐以粤中女闾歌曲,繁弦急管,别有风趣。愚与天笑、士端、介民、文农四君同桌,尝饼至十余种,窃推莲蓉为个中翘楚,豆沙次之。其柬中有‘天上月圆,人间秋半,黄花未熟,尚迟醉菊之期;玉宇初凉,已过浮瓜之候’等句,亦可诵也。”莲蓉、豆沙,至今仍是广式月饼最经典的款式,不愧是名家品味。到民国末年,安乐园犹维持此雅风于不坠,如著名作家包天笑说:“(民国十八年九月六日)晚,虹口之安乐酒家(广东菜馆)请客,每年八月,至月饼上市,必宴客一次,当筵并召粤妓侑觞,彼等谓之‘开厅’。”(包天笑《钏影楼日记》,《茶话》1948年第20期,第59页)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优势是营销的基础。较早说到的是《大公报》天津版1932年9月5日第11版凌霄的《旧都百语》:“中秋在即,月饼满街,这是干果铺,南果铺,饽饽铺,以及广东铺子,苏州铺大家抢着做的一笔生意。以馅子分者,荤素两大项之下,荤的里头,有火腿焉,鸡绒焉;素的裹头,有豆沙焉,有枣泥焉,有山查焉,有白糖焉。以做法分者有翻毛焉,有提浆焉。以地域分者有本地月饼,姑苏月饼,山西月饼。惟有广东月饼,不但广东饭馆,广东客栈,广东点心铺大卖特卖,即苏州老板的南果店,山西老板的干果店,亦要特别挂块牌子上写广东月饼四个大字,他们本店自制的苏州月饼,本地月饼,反而无此优待,在这里可以看出‘广东’的一切的伟大来。其所以能够如此伟大者:(一)头大,体格敦实魁梧,每个月块头饼约当别的月饼四倍有余。(二)每个的价钱是两角,至平凡者亦须一角五仙。(三)外层皮子硬而光亮,甚为壮观。(四)馅子名目特多,如豆蓉,莲蓉,五仁,桃仁等,内容甚为丰硕。虽然是如此的望实俱隆,不是中人以上的人家,很难尝到它的好处。买一个起码是一角五分钱,在普通过‘八月十五’的老百姓们要尝尝味儿,谈何易?”

稍后上海《机联会刊》1935年第126期飞天的《谈月饼》也做了很好的比较:“‘广式’所以抬头,‘苏式’所以落后的原因来,不外是下列的二种原因:(一)‘苏式’的制法陈旧,不知改进;(二)‘苏式’的配味简单,不能适合各省人的胃口。而‘广式’却相反的,制造合理。”合理在哪?“‘广式’月饼的原料,计有杏仁、瓜仁、麻仁、合桃仁、湘莲子、金丝密枣、金华茶腿等数十种;据他们的负责人告诉我,这些原料,都是先期向产地采办的,而在制造以前,经过一番严密的拣选,拣选之后,就从事配味的工作,配味的工作真是一件非常吃重的工作,严谨地,小心地从事,一钱一两,都有限度的,配好之后,还要经过一番严格的审查,审查完毕,才推上焙炉,从事焙制。”从而得到“‘各省人均合胃口’的好誉”。制法方法,最主要的就是采用机械焙炉烘制,避免生熟不匀之弊。但为什么其他派式不采用呢?因为他们的月饼本来就没有太讲究,皮多馅少偏薄,用不着:“因为‘广式’的月饼,形式比‘苏式’的月饼大而厚,非经过火力均匀的焙炉烘制,不能尽‘生熟均匀’的能事,这种焙炉,烘出来的月饼,便是无生熟不匀之弊,而且出货还迅速,现在普通的制造家用唐炉焙制的多,但是用唐炉显然有二种缺点:一、火力太大,月饼易焦;二、青炭燃烧有碍卫生。”

后出的张亦庵先生的《苏广月饼》(《新都周刊》1943年第28期)可视为对此的很好的补充说明:“广式月饼,馅的部分所占甚多,皮的部分所占甚少,大约是四与一之比。苏式月饼则馅占约五分之二,而皮占五分之三。所以吃广式月饼,几乎等于完全吃饼内之馅,其表皮,不过是绝不重要的一层包护其内层的东西。苏式月饼吃起来表里并重,殊无轩轾。然而称作‘冰皮’者,饼皮不作焦之色而洁白如冰雪,品质特别柔软,然仅限于某几种馅之月饼始有之,非一切月饼均可得而冰皮也。”

优势之下,无论在何地,广式月饼都是首选中的首选。比如著名学者吴宓先生1941年10月5日日记说:“独入市,在谷香斋(华山南路)买月饼($6)。归而芹(滇黔绥靖公署宪兵司令部政训主任,陆军中校,徐德晖,心芹)来过,留赠冠生园月饼一匣。”(《吴宓日记》第九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3页)陆心芹可是达官贵人啊,能成为他的礼物,也可见广式的冠生园月饼的身价。再如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先生在1945年6月26日的遵义日记中说:“月饼中放冰糖,终年有售,不及下江,更不及广东之佳。”(《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48页)又如著名作家夏衍先生在重庆时,更将广式月饼作为孩子们的最佳中秋礼物:“(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农历中下午三时:赶着坐马车进城,到Y兄处取了一笔稿费,化三千元买了六个广东月饼,为了博得孩子们的高兴,这算是最低限度的点缀了。”(夏衍《归来琐记》,《大公报》天津版1946年5月19日第4版)

八月十五:摩肩继踵竞购月饼《益世画刊》1946年 第17期


即便解放后,广式月饼在上海也是地位不减。且不说至今赫赫有名的冠生园、杏花楼和新雅,像由历史悠久的利男居发展而来的一定好食品厂,也努力把广式月饼发扬光大,在1986年上海市中秋月饼评比中,该厂生产的海球月饼,被评为第一名;1991年被命名为市名特企业,1993年被国内贸易部认证为“中华老字号”企业。(《上海饮食服务业志》第一篇《饮食业》第七章《名店名师》,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6年版)不过郑逸梅老先生在文章中仍然写成利男居,可见广式月饼如何深入一代人之心:“在过去,新雅、功德林并不供应月饼。本市较有名的大三元、利男居、杏花楼等数家,如今大三元已不存在,利男居屈居次要,唯杏花楼仍保持领先。在月饼中,广式之所以能压倒群雄,关键在于一是保质期长,二是经得起碰撞。而苏式、潮式、宁式,在此二项上处于不利地位。”(郑逸梅《先天下之吃而吃》,上海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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